他撑起了中国近代医学的半边天，却被亲手创办的医院拒之门外

作者：SME情报员

来源：SME科技故事

网络上广为流传着这样一篇微小说：

“等我读完医，我就回来跟你结婚”。她听完心里咯噔一下。她想，这大概是最委婉的诀别了。

想必大多数人读完会一头雾水，医学生们却可能早已痛哭流涕了。

原来当我们在抱怨紧张的医患关系时，我国医生培养制度正在进行一次革命。

那就是，建立和实行“5+3+X”住院医师规划化培训制度。

也就是说，要想成为一名合格的医生，至少需要忍受8年以上的求学煎熬。

这一制度无疑令许多想要学医的人望而却步。

但它是国际医学教育的普遍做法，也标志着我国现代化医学教育又迈上了新的台阶。

然而，你可能想象不到在20世纪初时，中国人还没有一家由自己创办的现代医学院。

直到一位叫颜福庆的医生出现才打破这一尴尬的局面。

他是获得耶鲁大学医学博士的第一位亚洲人。

他先后参与组建了湘雅学院和中华医学会，培养了一大批一流的医学专家。

中国消化病学奠基人张孝骞，热带病学家应元岳，以及中国微生物学家汤飞凡等都是他亲自培养出来的。

发现病原体的汤飞凡

他毅然辞去了协和医院院长的高薪职位，筹建了一所属于中国人独立自主的上海医学院。

他四处募资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医事中心，开创了历史先河。

当时英国《大陆报》以权威的口吻评价道：这所中国医学院具有重大意义。它能比肩欧美同类的医学中心，它将成为中国的新骄傲。

可到了晚年，他却被自己亲手创办的医院拒绝救治，最后悲惨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颜福庆的塑像

颜福庆，于1882年降生在一个清贫的牧师家庭。

在他8岁那年，父亲就因感染伤寒去世了。

长期饱受病魔缠身的母亲只好将他过继给伯父颜永京。

所幸，身为上海圣约翰书院创办人的伯父，给他提供了很好的教育。

而他也从小就立志当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并顺利考取了圣约翰大学的医学院。

圣约翰大学创建于1879年，原名是圣约翰书院，图为当年圣约翰大学办公楼。

毕业之后，他志愿报名当上了一名矿医，前往南非多本金矿为华工治病。

当时矿下的条件艰苦恶劣，矿工们不断遭受钩虫病、肺病等疾病的折磨。

他无奈地看着自己的同胞受难的同时，也深深感到了自己医学能力的不足。

为此，他决定继续深造，并于1906年考入耶鲁大学医学院，成为全班所有学生中唯一的黄种人。

除了苦心钻研医学知识之外，他也跑去餐馆刷盘子、图书馆当管理员、四处卖茶叶来赚取学费。

四年后，他从全班25位学生中脱颖而出，荣获了耶鲁优秀博士毕业生称号。

而他也是历史上第一位获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

耶鲁毕业照，最后一排左三为颜福庆

学成归国后，他应邀来到了长沙雅礼医院，当一名临床医生。

这是一所由美国医生胡美受雅礼协会*指派创办的医院。

虽说已经创办了五年，但医院却一直饱受冷落和质疑。

由于只有胡美一位美国医生，加上当时中国人认为西医是奇方异术。

所以，就算当时医院的费用很低，当地的百姓们大多不愿前往。

*注:雅礼协会是耶鲁校友建立的非盈利组织，是美国最早推动学校与中国合作的组织。

美国医生胡美

如此愚昧落后的观念早就让胡美束手无策。

但主刀外科医生的颜福庆很快扭转了这一局面，得到了当地人的信任。

由于西医药效好，见效快，加上他精湛的医术，越来越多人找颜福庆看病。

可他却发现明明比胡美付出了一样的劳动，拿的薪资却比胡美低得多。

这引起了他强烈的不满，也看清了中国人所受到的不平等对待。

他一边竭力反抗，一边为极度落后的医疗水平感到忧虑不安。

左为胡美，右为颜福庆

在他看来，国家强大的基石在于百姓拥有健康的体魄。

可凭借他自己一个人又能救助多少人呢？

虽说那个年代也有所谓的医学院，但培养的大都是被西方人看不起的“江湖医生”。

他便决定按西方标准创办医学院，培养更多的医学人才。

很快，颜福庆就找到了一个天载难逢的好机会。

这段故事至今在医学界被传为一段佳话。

一次湖南都督谭延闿患上了大叶性肺炎，一直高烧不退。

无奈之下，家里人只好请颜福庆上门诊治。

他上门后量了下体温发现并无大碍，开了药方就告辞了。

次日，谭延闿的病情就有了好转，不久后就痊愈了。

当这位总督大人打算重金酬谢颜福庆时，他便借机提出自己兴建医学院的计划，并获得了鼎力支持。

在政府和雅礼学院的通力合作下，1914年湘雅医学专门学校正式成立。

年仅32岁的颜福庆出任第一任校长，胡美担任掌握教育权的教务处主任。

可当时中国现代医学几乎是一片空白，教学工作举步维艰。

得益于耶鲁求学的经历，颜福庆参照美国甲种医学院的科目来设置课程。

与如今的医学培养制度不同，他采用长学制7年，其中两年医学预科，五年本科。

为了解决没有中文教材的窘境，他直接要求所有的科目一律采用全英教学。 

一直以来，学医的课业都比其他专业更为繁重。

当时的湘雅更是严格到了近乎“变态”的地步，还面临着极高的淘汰率。

据说第一届招收了18名（一说30名）学生，毕业时只剩下10人。

除了医术上的教导之外，颜福庆更注重学生医德的培养。

他要求湘雅的医生一定要人品好，有爱心，能发自内心地去关心每一位病人。

事实上，大多数医生只是将治好病作为自己的责任。

颜福庆却教导学生，医生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是要预防疾病的发生。

在他看来，要在源头上预防疾病的发生，才能为更多的人谋福利。

在医学院初创之时，他便亲自开授公共卫生学，提供学生防疫的意识。

他还呼吁自己的学生们，免费去宣传医学知识，为那些贫苦孩子体检，建造卫生公厕。

正是在这些教学理念下，湘雅医学院培养出了我国第一批现代医学先驱。

到了20世纪初期，湘雅医学院是中国最具规模的现代医学院，赢得“南湘雅”的美誉。

可好景不长，北伐战争的爆发殃及了长沙，当地政府下令驱逐所有的非湖南人。

颜福庆不得不逃离自己亲手创办的湘雅医学院，来到了北京。

1927年，他应邀到当时北京协和医学院，担任副院长一职。

但无论是湘雅还是协和，这两所学校都是靠着外国人的支持建立，中国人始终不能掌握话语权。

当颜福庆意识到这一点之后，便一心念着兴建一所完全由中国人创办的医学院。

为了实现这远大的抱负，他毅然放弃了协和的高薪职位，转而回到了上海。

靠着筹建湘雅医学院的经验，颜福庆获得了当地政府的支持，创立了上海医学院。

同时，他还说服自己的堂兄颜惠庆，将上海红十字会总医院改为教学医院。

他也多次说服沪上工商名人叶子衡捐出花园，改建成上海第一所肺结核医疗院。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中国人自主独立创办的医学院，形成有了一定的规模。

可当1929年，颜福庆前去拜访美国美国的医学中心后，仍发现中国距离美国的最低医学标准都仍有相当大的距离。

一回国，颜福庆立即开始着手筹建中国第一个医学中心。

完成建设医院的计划后，他立即向社会发出创建的倡议，开始了艰巨的筹款工程。

自此之后，颜福庆天天找好目标，挨家挨户进行“乞讨”筹款。

无论严寒酷暑，他都要带着算盘，手里拿着厚厚的账本，四处游说政界、金融界、以及卫生界人士捐钱，只为建立和美国同等水平的医事中心。

几乎全上海人都知道这位瘦削的中年人像着了魔一样四处找钱搞医学。

在他锲而不舍的努力下，6年后他终于建起了中国人梦寐以求属于自己的医事中心，涵盖了上海医学院、药学院、护士学校、公共卫生学院和中山医学院等教学医院。

1937年4月1日，上海中山医院新院舍揭幕，吸引了各界名流前来参加落成典礼。

而这庄严的场合上，颜福庆讲道：“我们认定学医的人，就要有牺牲个人、服务社会的精神。服务医界，不存在升官发财的心理。如在医学院或医院服务的同仁，皆有这样的决心，则医学事业，定有更大的进步。”

在场的人无不被他这番慷慨激昂的话所打动。

可他并未止步于此，建成医事中心、培养医生仅是事业的一部分。

颜福庆在推动建立中国公共卫生防疫系统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已逾70岁高龄的他，仍旧继续自己的教学工作。

他激动不已地说：看到医学教育有远大的前途，我觉得深受鼓舞，我不退休了！他想为新中国的医学发展奋斗一辈子。

颜福庆培养的学生名单

可谁曾想到，就是这样一个为中国现代化医学发展奋斗终生的医学家，前方等待他的却是一场苦难。

一场轰轰烈烈的浩劫突然降临后，他不久后也被挂了莫须有的罪名。

原本身体还算硬朗的他被折磨得骨瘦如柴，经常卧病不起。

但他坚决不屈服，始终保持着自己作为医学家的尊严。

1968年的一天，他因支气管炎呼吸困难复发而病倒了。

家人赶忙将他送到他自己亲手创办的中山医院就诊，却被拒之门外。

当他们要求借一个氧气筒给老人吸点氧时，也被无情地拒绝了。

此时，颜福庆只好叹了口气，无力地说：“我们回家吧…”

话音未落，他紧闭的双眼就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1970年的冬天，他隔壁的一座墙意外倒下了，88岁的颜福庆也随之倒下了。

当家人询问他是否要去医院的时候，他竟摇了摇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等他们再次询问时，老人已经没了反应，离开了人世。

8年后，1978年12月29日，上海的一个公墓大厅才举行颜福庆骨灰安放仪式。一位30年来为颜福庆理发的王师傅放声大哭。

这位撑起了中国近代医学半边天的医学泰斗，却以如此悲惨的方式陨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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