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彼岸进发 ——纪念苏维埃国家诞生100周年

银河

1918年7月10日，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根本法）》（简称苏俄宪法），确立了以《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 为基础的工兵农代表共和国。

苏维埃政权是巴黎公社的继续，列宁吸取了前辈们的知识与经验，他以高度的历史自觉，领导着苏维埃运动。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斗争精神，他坚决抵制普列汉诺夫的庸俗气质：

“1850年，马克思自己否定了自己在1848年认为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的社会主义幻想 。在1866年，他刚开始看见新的政治危机在日益增长的时候，便写道：

‘我们的庸人〈指德国自由派资产者〉终究会了解到，如果没有一次推翻哈布斯堡和霍亨索伦王朝的革命，结果又会引起一场三十年战争……’

这里丝毫也没有幻想即将到来的革命（这次革命是从上面发生的，而不是象马克思所期待的那样从下面发生的）会推翻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这里十分明确地指 出，这个革命只是推翻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君主制度。而他对这个资产阶级革命具有多么大的信心啊！这位了解资产阶级革命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有巨大作用的无产 阶级战士充满着多么强烈的革命热情啊！

过了三年，在拿破仑帝国崩溃的前夜，马克思指出法国发生了非常有趣的社会运动，他非常高兴地说道：‘巴黎人为了准备去从事即将到来的新的革命斗争，又在细心研究他们不久前的革命历史经验了’。马克思描写了在评价这段历史时揭示出来的阶级斗争以后，得出结论说：‘整个历史的魔女之锅就沸腾起来了！什么时候我们那里〈德国〉也会这样呢！’

这正是俄国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向马克思学习的地方。他们因怀疑论而软弱无能，因书呆子气而麻木不仁， 他们惯于念忏悔词，很快就厌倦革命，象盼望节日似的盼望葬送革命，渴望用宪法条文来代替革命。他们应该向无产者的这位理论家和领袖学习对革命的信心，学习 号召工人阶级把自己的直接的革命任务坚持到底的本领，学习那种决不因革命暂时失利而灰心丧气的坚韧不拔的精神。马克思主义的学究们以为这全是伦理的空谈，全是浪漫主义，缺乏现实主义！不，先生们，这是革命理论和革命政策的结合，不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马克思主义就会变成布伦坦诺主义、司徒卢威主义和桑巴特主义，马克思的学说把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谁把冷静地肯定客观 情况的理论曲解为替现状辩护，以至于尽快地使自己去适应每次革命的暂时低潮，尽快地抛弃‘革命幻想’而去从事‘现实主义’的小事，那他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就是在那些仿佛最平静的、如他所形容的‘田园诗般的’时期，或如《新时代》杂志编者所说的“死水一潭的沉闷”时期，也能够觉察到革命即将临近，而启发无产阶级去认识他们所担负的先进的革命任务。而我们俄国那些把马克思庸俗化的知识分子，却在最革命的时期教导无产阶级采取消极的政策，采取‘随波逐流’、悄悄支持时髦的自由主义政党的最不稳定分子的政策！马克思对公社的评价是他给库格曼的书信中的精华。拿这种评价来和俄国社会民主党右翼所采用的手段对照一下，是特别有益的。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以后，灰心丧气地喊道：‘本来就用不 着拿起武器’。他居然还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说马克思在1870年也曾阻止过革命。是的，马克思也曾阻止过革命。但请看看，普列汉诺夫所作的这种比拟，正好表明普列汉诺夫和马克思有天壤之别。在1905年11月，即第一次俄国革命高潮的一个月以前，普列汉诺夫不但没有坚决警告过无产阶级，反而公开说必须学会掌握武器，必须武装起来。 而一个月以后，当斗争已经爆发的时候，普列汉诺夫却又毫不分析这次斗争的意义、分析这次斗争在整个事变进程中的作用以及同以前斗争形式的联系， 就马上扮作一个悔罪的知识分子说道：‘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1870年9月，即在公社成立半年以前，马克思已在有名的国际宣言中直接警告过法国工人，说实行起义是蠢举。他事前就揭露了以为1792年的运动可能再现的民族主义幻想。马克思不是事后，而是好几个月以前就说过‘用不着拿起武器’。当他自己在九月声明中认为毫无希望的这件事情在1871年3月开始实现的时候，他又采取了怎样的态度呢？马克思是否利用这一点（象普列汉诺夫利用十二月 事件那样）来专门挖苦自己的对手，即那些领导了公社的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呢？他是否象一位女训导员那样唠叨说，我曾经讲过，我曾经警告过你们，而现在你们看，你们的浪漫主义，你们的革命狂想，搞出了什么名堂呢？他是否也象普列汉诺夫教训十二月起义的战士那样，用什么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类自鸣得意的庸人的说教来教训公社活动家呢？不。马克思在1871年4月12日给库格曼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我们希望每个俄国社会民主党人，每个识字的俄国工人都把这封信当作座右铭。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说成是蠢举，但到了1871年4月，当他看见人民的群众运动已经起来的时候，他就以参加者的态度，对这个标志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前进一大步的伟大事变表示莫大的关切。他当时说，这是要打破官僚军事机器的尝试，而不是简简单单把这个机器从一些人的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他讴歌蒲鲁东派和布朗基派所领导的巴黎‘英勇 的’工人。他当时写道：

‘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历史上还没有过这种英勇奋斗的范例’。

马克思最重视的是群众的历史主动性。要是我们俄国社会民主党人从马克思身上学到怎样来估计俄国工人和农民在1905年10月和12月所表现的历史主动性，那该多好啊！一方面是半年前就预见到失败的一位深思熟虑的思想家竭力推崇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另一方面（指普列汉诺夫——银河注）是毫无生气的麻木不仁的迂腐说法：‘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这岂不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吗？马克思当时虽然流亡在伦敦，但他却以他特有的全部热情对待这一群众斗争，并且作为这一斗争的参加者来批评那些‘奋不顾身的’、‘冲天的’巴黎人所采取的直接步骤。现在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那些在1906—1907年大骂革命浪漫主义的现实主义的聪明才子们，在当时不知会怎样讥笑马克思！他们看到这位唯物主义者和经济学家，这位空想的敌人赞扬冲天的‘尝试’时，不知会怎样嘲笑他呢！那些套中人看到这种所谓暴动意图和空想主义等等，看到对冲天的运动所作的这种估价时，不知会怎样掉泪、冷笑或表示怜悯！而马克思丝毫没有象绝顶聪明的鲍鱼那样害怕讨论革命斗争最高形式的技术问题。他讨论的正是起义的技术问题。是防御，还是进攻呢？——他写道。好象军事行动就在伦敦附近发生似的。接着他自己解答说：一定要进攻，‘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这是在1871年4月，在伟大的流血的五月的几个星期前写的…一个是（指马克思——银河注）当起义者开始了冲天的‘蠢举’（这话是1870年9月说的）时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另一个是（指普列汉诺夫——银河注）当在1905年12月必须用武力来抵抗敌人夺取我们已经赢得的自由的初次侵犯时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马克思继续从技术上提出批评说：‘第二个错误是中央委员会〈请注意，这是军事指挥机关，是指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过早地放弃了自己的权力……’马克思善于警告领导者不要举行尚未成熟的起义。但他对待冲天的无产阶级，却是以实际的顾问，以群众斗争的参加者的姿态出现的，因为群众不管布朗基和蒲鲁东的荒谬理论和错误怎样，终究把整个运动提到了更高的阶段。他当时写道：‘不管怎样，即使巴黎的这次起义会被旧社会的豺狼、瘟猪和下贱的走狗们镇压下去，它还是我们党从巴黎六月起义以来最光荣的业绩’。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他为这一业绩而写的一部著作，至今还是‘冲天的’斗争的最好的指南，同时也是自由派和激进派的‘瘟猪’最害怕的东西。普列汉诺夫为十二月事件写的一部著作，却几乎成了立宪民主党人的福音书。是啊，难怪普列汉诺夫把自己同马克思相比。库格曼在写给马克思的回信中，大概是表示怀疑，认为事情没有希望，说必须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而不要采取浪漫主义态度，——至少他是拿公社，即拿起义同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和平示威相比较。马克思立刻（1871年4月17日）对库格曼作了严厉的驳斥。他写道：‘如果斗争只是在有极顺利的成功机会的条件下才着手进行，那么创造世界历史未免就太容易了。’

马克思在1870年9月把起义叫作蠢举。但一旦群众举行了起义，马克思就愿意同他们一起前进，同他们一起在斗争过程中学习，而不是打官腔，教训他们。他懂得，谁想事先绝对确切地估计成功的机会，谁就是有意欺骗，或者是不可救药的书呆子气。他最重视的是工人阶级英勇地奋不顾身地积极地创造世界历史。马克思 观察世界历史，是从正在创造历史，但无法事先绝对准确地估计成功机会的那些人们的观点出发的，而不是从瞎说‘本来容易预见到……本来就用不着拿起……’等等的小市民知识分子的观点出发的。同时，马克思能够理解到历史上常有这种情形，即群众进行殊死的斗争甚至是为了一件没有胜利希望的事业，但对于进一步教育这些群众，对于训练这些群众去作下一次斗争却是必需的。我们现在那些冒牌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滥引马克思的话，只愿仿效他估计已往而不愿仿效他创造未来，他们完全不能理解，甚至根本反对问题的这种提法。普列汉诺夫在1905年12月后开始‘阻止……’时，根本就没有想到问题的这种提法。而马克思正是提出了这个问题，同时丝毫也没有忘记自己在1870年9月认为起义是蠢举这一事实。他写道：‘资产阶级的凡尔赛恶棍们要巴黎人抉择：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工人阶级在后一场合下的消沉，是比无论多少领导者遭到牺牲更严重得多的不幸’。我们对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教给我们的真正无产阶级政策的教训的简短介绍就到此结束。俄国工人阶级已一度证明，并且还将不断证明，它有‘冲天的本领’。

马克思还从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虽然它没有达到目的）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任务。马克思认为对《共产党宣言》必须作的唯一‘修改’，就是他根据巴黎公社战士的革命经验作出的：‘…特别是巴黎公社已经证明：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 。这段引文中的话，是两位作者从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中借用来的。总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巴黎公社的这个基本的主要的教训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所以他们把这个教训加进《共产党宣言》，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修改。”［1］

斗争是时刻进行着的，在最风平浪静之时，也要看到革命趋势。先考察下注定失败的革命，对待它，普列汉诺夫像一个满身尿味的保姆。他把工人阶级的失败当作是不得了的事情。但当注定失败的斗争开始时，已经知道结果的我们难道还要跟着资产阶级去镇压吗？不，我们应该热烈参与，并把这次历史事件当作实验的小白鼠。记录、分析、指挥、歌颂、为下一次的胜利作准备。但是普列汉诺夫却不这么做，他只是在那儿唉声叹气。的确，我们越鼓舞，死伤可能就越多。但又有什么关系呢？是谁自愿去斗争的呢？是谁抱着无知的希望去斗争的呢？不去顺从和支持他们，才是在伤害他们，才是最违背他们的意愿。但是，马克思并非完全站在那些盲目无知而满怀希望的群众的立场上，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这次革命是个蠢举。

不提列宁的失误、不提苏维埃政权的官僚化资本化、不提苏维埃运动彻底失败的结局。仅仅从过程上看，列宁与其同伴（布哈林、托洛茨基…等人）的实践，实在是一次意义远高于巴黎公社并且属于全人类的伟大壮举。

十月革命不仅向后人强调了主观实践的重要性，而且也通过苏维埃制度说明了个人存在的类本质（Gattungwesen），写出了《走向社会存在的本体论》的socialism匈牙利哲学家卢卡奇说：

“按照列宁的观点，进入社会主义的本体论跳跃由一个社会的和具有社会意识的工、农业劳动人口所组成的联盟组成，该联盟为了提高他们的物质与精神生活，通过他们自己的劳动和经验达到有意义的合作的类生活（Gattungsleben）……列宁把共产党员礼拜六（Communist Saturday）的出现看作通过社会人的自发的自我行动而超越过去的统治（社会主义是现在支配过去——银河注）的愿望表达……列宁对民主化的承诺是很明显的，即使他的民主信念并不总是被正确地理解，但由于其个人的类存在（Gattungswesen）的社会人类起源论的宗旨，在俄国之外也有很大影响。请允许我呼吁读者关注我的文章《共产党的道德使命》，它阐述了列宁关于共产主义星期六的准确观点，尽管当时我对马克思主义的诠释被唯心主义偏见所感染（指《历史与阶级意识》的观点——银河注）……为了表达一个令人极其不愉快的事实，我们必须同时承认，广大群众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知识分子的自发的同情心在1917年的时候要比今天强大得多。很容易就能找到原因，1917年以及接下来的几年，帝国主义世界的许多人感到——从阿纳托尔·法朗士到一般的男女工人——苏维埃发生的一切都归因于他们自身的类（Gattung）解放，俄国发生的一切都是为了与自己有关的事情，与他们自身的人类自我救赎有关的事情所作的斗争……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头几年，运用了人们对上演这场巨大的世界历史剧的热情，它所引发的激情超出了共产主义者的范围。这场革命打开了一片新的历史视野，新的人类开端的可能性。人们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许多人纷纷回应这场革命带来的可能性，将世界的、物质的生活同有内在意义的生活结合起来，他们相信自己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为了证明这一点，只需引用布洛赫的诗歌《十二》就足够了。他们相信，这场革命，将人的类存在（Gattungswesen）的合作本性的千年梦想，变得更接近实现了。”［2］

列宁一直都清楚观念因素的本体地位，他不会像庸俗马克思主义者那样轻视每个人的目的论行动。列宁带着伟大的激情作出反应并揭示出他政治主张的人道主义基础，他把自己个性的自由发展与对类（Gattung）的最高命令的自愿完成统一起来。尽管他有针对苏维埃经济不发达等缺陷的毫不妥协的现实主义，但他从不放弃对未来的承诺，这就是列宁对苏维埃政权的态度。

自从人类历史进入资本时代后，工具就达到了极端重要的地步。像以往历史那样撇开工具的革新与工具的社会化，去进行社会化（例如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已然是不可行的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写道：

“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人的全部精力极度紧张起来。只要可能，它就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当它不能做到这一点时，它就把它们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然性质的最后一点痕迹。它把自然形成的关系一概消灭掉（只要这一点在劳动范围内可能做到的话）；它把这些关系变成金钱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化大工业城市（它们像闪电般迅速地成长起来）来代替从前自然成长起来的城市。凡是它所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了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商业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第一个前提］是自动化体系（机器——银河注）。［它的发展］造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说来，私人［所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制度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大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并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与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所不堪忍受的东西。【——这种占有首先受到必须占有的对象所制约，受到自己发展为一定总和的生产力所制约、受到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所制约。——】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适应生产力和交往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的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到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限的生产工具和有限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限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所有的生产工具。在过去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应当受每一个个人支配，而财产则受所有的个人支配。现代的普遍交往不可能通过任何其他的途径受一个个人支配，只有通过受全部个人支配的途径。”［3］

《资本论》指出，无法被缓解的经济危机，只能是生产力（尤其是社会性的固定资产）发展至使私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不被可调和的结果。当生产工具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私有制（私人所有制）与不能容忍旧的社会分工时，世界也就变得支持无阶级了，工人专政国家才会有光明的未来。

这篇纪念文是笔者草草写成的，有很多事情都没谈。最后我们引用一段话作为结尾吧：

“而哲学，作为一种强有力的修辞，作为一种叛逆常识的玄想，才能联合普罗大众发挥能动性，才能开出革命的可能。但离开科学的哲学，必将成为玄思者短暂的歇斯底里。”［4］

注释：

 ［1］列宁《马克思致库格曼书信集俄译本序言》列宁著。

 ［2］卢卡奇《民主化的进程》。

 ［3］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

 ［4］Exens《五月风暴纪念：有上街的结构，无结构的上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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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