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科层制与男同性恋 part1

男同性恋

科层制

资本主义

part 1

作者| DAVID F. GREENBERG & MARCIA H. BYSTRYN

译者| 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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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早期的

遗留问题

”

13世纪末，经院哲学家重新将鸡奸定义为一种“反自然”（"unnatural"）的罪，其严重性远远超过其他性悖轨行为，如乱伦和通奸。中欧和西欧的君主一度将鸡奸定为死罪，许多城市颁布了专门的市政法规来反对鸡奸。这些措施都是新近才被提出的，它使得欧洲在多元性取向方面的包容度远不如中世纪早期。虽然，这些条例同时禁止了同性与异性的性悖轨，但在执法上却更多指向同性恋，而非异性恋违法行为[1]。

反鸡奸条例的执行总是断断续续的，且在实践中往往不像法律条文本身看上去的那么严厉。据记载，15世纪晚期的西班牙有许多人因此被判死刑，但其中绝大多数死刑犯都获得了减刑。在具体执法上，只有多重犯罪的同性恋者才会被处决[2]。在英国，1533年颁布的亨利八世法案规定，“凡被认定有鸡奸或兽奸行为的”应当处以绞刑，然而，8年后，当伊顿公学的校长承认与他的一名男学生和一个仆人发生过性关系时，他甚至没有受到起诉。虽然他的确失去了校长职务，但之后又在圣公会中谋得了要职，还在西敏寺得到了校长任命[3]。该法颁布后作出的第一起死刑判决发生在将近一个世纪以后，也就是1631年。这起案件并不只涉及同性合意性行为（consensual homosexuality），它还牵扯到了轮奸，被告人还是国王的政敌。在18世纪早期以前，没有英国普通人的定罪记录登记在册[4]，这表明当时并没有大力执行这一条例。在17世纪或18世纪，绝大多数被定罪的人也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几个小时的戴伽示众（pillory），这也是法律许可范围内最高限度的惩罚了[5]。考虑到17世纪同性性关系在欧洲宫廷里的风靡度，政府不愿在政治上过多压制也是不难理解的。

注：

这篇论文的早期版本于1978年提交给社会问题研究学会。我们在此感谢B. Richard Burg、Nancy Chodorow、Jeff Escoffier、Meredith Gould、Stephen Murray、Nicole Rafter、Daniel Resnick、Christine Stansell、Peter Stearns、Dennis Wrong以及纽约人文学院性别互助研讨会的成员们的评论和建议。

1.M. Goodich (1976), "Sodomy in Medieval Secular Law,"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 295-302; M. Goodich (1979) The Unmentionable Vice: Homosexuality in the Late Medieval Period.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ABC-Ctio; A. Gauthier (1977), "La Sodomie dans le Montreal: Aurore; D. Roby (1977), "Early Medieval Attitudes toward Homosexuality," Gai Saber 1: 67-71; J. Boswell (1980), Christianity, Social Tolerance, and Homo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F. Greenberg and M.H. Bystryn (1982), "Christian Intolerance of Homosexualit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8 : 515-548.

2.H. Kamen (1968), The Spanish Inquisition. New York: Mentor, p. 201.

3. H.M. Hyde (1970), The Other Love." An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Survey of Homosexuality in Britain. London: William Heinemann.

4.Ibid., p. 40.

5.V. Bullough (1976), Sexual Variance in Society and History. New York: Wiley, p. 476.

同性性关系在17世纪及18世纪的法国，德国以及俄国的贵族间也很普遍。虽然这种越轨行为未必得到他人的认可，但只要双方足够谨慎行事就不会受到过分注意。欧洲宫廷放荡的氛围对于婚外情总是出奇的宽容，只要没有丑闻传出，无论是同性恋还是异性恋都可以享受到这种待遇。不可否认，虽然奥尔良公爵菲利普对同性恋与异装的癖好确实受到了法国宫廷的公开谴责，但却并没有造成像法王路易十四私生子事件那样大的丑闻[6]。1623年，法国诗人泰奥菲勒（Theophile）由于鸡奸罪而被判处死刑，但判决后来又被取消了。他的同性情人“律师先生”（Des Barreaux）继续担任地方治安法官（magistrate）与文学赞助人，之后又在同性恋身份人尽皆知的情况下，担任法国最高法院（Parlement即法国大革命前的最高法院）顾问[7]。虽然平民未必能享有这种豁免权，但在17世纪的欧洲，同性恋者只有在暴露公共丑闻，陷入政治阴谋或涉及性暴力事件时才会面临起诉。

这一时期的通俗文学也没有表现出对同性恋的恐惧。在英国，保罗·班扬（疑为作者笔误，《天路历程》的作者应为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一部反映17世纪清教思想的著作——对于同性恋并不十分在意；复辟时期的戏剧只是对此报以道德上的冷感[8]。而法国18世纪与19世纪初主要面向贵族的色情文学也并没有将异性性行为与同性性行为区别对待[9]。

注：

6.A.L. Rowse (1977), Homosexuals in History: A Study of Ambivalence in Literature and the Arts. New York: Macmillan.

7.M. Daniel (1957), Hommes du Grand Siecles: Etudes sur l'Homosexualitsous les Regnes de Louis XIII et de Louis XIV. Paris: Arcadie, p. 14.

8.B.R. Burg (1983), Sodomy and the Perception of Evil: English Sea Rover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ribbea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pp. 13-20.

9.H.L. Marchand (1933). Sex Life in France: Including History of Its Erotic Literature. New York: Panurge Press.

美洲殖民地的情况也十分类似。虽然按照英国法律，鸡奸在许多情况下都会被判处死刑[10]，但当它们被告发时，绝大多数案件要么被忽视要么被从宽处置[11]。

这种惩罚措施立法上的严厉与执法力度上的宽松以及社会公众漠视并存的局面到了现代却发生了转变。笔者试图在本文中简要阐述这些转变的本质，对其做出解释并提供证据证明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绝大多数证据涉及的是19及20世纪英国与美国的社会现实，但如果有关于其他社会的相关文献，我们也会使用。由于现有的证据具有不完整性与无定论性，因此我们认为本文的解释是推测性与临时性的。但是，这种解释大体上与现在人们所熟知的社会对同性恋的观感相一致。

笔者认为，有两种事物的发展在塑造现代社会对同性恋的独特反应时尤为重要[12]：竞争性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及科层制在社会组织中的广泛应用。这两种事物的发展，其影响是矛盾的，但他们的最终结果都是在加强主流人口对同性恋的反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虽然缓和了人们的这种态度，但也只是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

注：

10.V. Bullough, op. cit., pp. 507-508, 519-522; L. Crompton (1976), "Homosexuals and the Death Penalty in Colonial America,"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 277-292; J, Katz (ed.) (1976), Gay American History: Lesbians and Gay Men in the U.S.A. New York: Thomas Y. CroweU.

11.B.R. Burg (1983), op. cir., pp, 38-40.

12.本文的论述只关注男同性恋。即使在文中省略了限定词，希望读者也能够理解。现代世界的女同性恋概念最近被L. Faderman讨论过, Surpassing the Love of Men. New York: Morrow; and G. Chauncey (1982), "Female Deviance," Salamagundi 58-59: 114-146.

“

自由竞争时代的

资本主义与同性恋

”

在18世纪与19世纪之交，英国及其殖民地大部分关于经济行为的管理法规都被废除了[13]，而此时小规模、具有竞争力的商业企业数量稍具规模。美国独立战争以后，鸡奸虽然仍属犯罪，但死刑处分却作为英国酷刑废除运动的一部分而被废止了。在英国，针对鸡奸罪的死刑处罚只在1861年被降低为终生监禁。因鸡奸而被起诉的情况在这两个国家都是不常见的[14]，一方面是因为这条法律的适用范围受到司法解释限制，鸡奸罪的判定只限于肛交一条，另一方面是因为被告人不能在缺少另一方性行为实施者证词的情况下被判犯有重罪。同性恋者对个人隐私最低限度的保护通常都足以使其免于起诉。

可能有些人会期望资本主义的兴起能给同性性行为带来更大的社会容忍。与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相适应的自由放任学说主张让公民在彼此不受伤害的情况下自由订立契约，这看似意味着一种非强制性的性取向多元主义政策（tolerance of non-coercive sexual diversity）。在现实中，一些公众人物（如伏尔泰和边沁）的确呼吁废除禁止合意性同性性行为的法律，他们论述道，合意性同性性行为是无害的[15]；大革命之后颁布的法国1791年刑法典将合意性同性性行为从刑事犯罪中剔除。

注：

13.D. Humphries and D.F. Greenberg (1981), "The Dialectics of Crime Control," pp. 209-254 in David F. Greenberg (ed.), Crime and Capitalism: Readings in Marxist Criminology. Palo Alto, California: Mayfield.

14.H.M. Hyde (1970), op. cit.; R. Hamoway (n.d.), "Medicine and the Crimination of Sin: 'Self- Abus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Unpublished paper.

15.J. Bentham (1978), "Offenses Against One's Self: Paederasty,"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 389-405; L. Crompton (1976), op. cit.

然而，在19世纪，不论是法国，英国还是美国，同性恋都是被高度污名化的，而在英国和美国的法律中针对同性恋者的条款仍然十分严苛。新的资本主义秩序通过激化男性间的竞争，培育反对性表达的自制精神，推动劳动的性别分工，支持家庭至上的意识形态，以及通过医学术语对这一越轨的重新阐释，助长了对同性恋群体的歧视。

为了能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取胜，企业家必须有竞争力，有进取心，且不受竞争对手和雇员的情感关系影响。因为市场只关注利润。在美国，独立战争后的民主意识通过向全社会（除奴隶和妇女外）开放竞争，以及通过使成功看似只是个人性格的一种结果，增加了竞争的激烈度，强化了失败的象征意义。

关心子女前程的父母，会试图把子女的性格塑造成他们认为最容易在竞争中取胜的那种类型。虽然家长在这方面的努力总是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而且每个人的情况不同，结果也难以预料，但是，我们有理由假设，这种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成效，它使得子女的性格与职业前景之间大致上产生了某种粗略的对应关系。

基于这种假设，19世纪初的中产阶级父母在养育孩子时会更倾向于培养他们的自我决断与竞争性品性，而不鼓励诸如情感上的表露与依赖性这种可能会使他们在竞争中失败的特质。托克维尔在1831年访问美国时，曾注意到美国男孩身上那种不同寻常的独立程度，这应该要归功于这种教育方式[16]。如果是这样的话，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模式就会贬抑或排斥男孩之间情感上的亲密性与性关系。

注：

16.E. Pessen (1969), Jacksonian America: Society, Personality, and Politics. Homewood, Illinois: Dorsey pp. 90-92.

“

资本主义与

自我约束

”

既然资本主义企业是劳动密集型企业，个人储蓄是资本的主要来源，那么雇主必须尽可能限制自己的消费，否则他们将耗尽他们的资本，企业也会倒闭。这种趋势到了19世纪初变得更为明显，英国、美国与西欧逐渐增多的注重效益的（productive，下文还会详细论述19世纪资产阶级的性道德，在他们看来，同性恋是unproductive的，与此处相对）经济部门开始将相对廉价的大批量生产的商品置于工人与资本家可控的范围内，然而城市数目的增长却使小城镇中非正式的社会控制力要远逊于之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扩张所需要的消费限制只能通过内部控制来实现。为了满足这种需要，小资产阶级形成了一种高度自律和节俭的道德观念[17]。

禁酒运动就是资产阶级强调节俭自制的结果之一[18]。这种观念在性方面也有类似的体现。男性身体内的能量被认为是限定的，有人断言，为了性而过多释放这种能量会耗尽其他需求所需的能量供应，从而导致乏力和昏睡。射精被描述为一种对精液的“消耗”[19]，这个比喻对于那些从《穷查理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ack）中学到“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a penny saved is a penny earned"）的人来说是可以理解的。伊丽莎白时代的一本性爱手册曾向男性推荐手淫是增大阴茎尺寸的一种方式，但现在手淫却在青少年中受到了严重压制，而成年男性则被强烈要求不要“自虐”（"self-abuse"）[20]。夫妻之间的性行为次数应尽量减少，有些婚姻指南建议性生活每个月不宜超过一次[21]，且都应出于生育的需要。婚前贞洁变得更为重要。在临近世纪末的时候，美国各地开展了反对卖淫的运动，并通过相关法律，禁止销售或使用避孕用具。

注：

17.关键因素是阶级,而不是一些宗教的发展如新教伦理的发展,我们在E. Barber的评论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观点,在法国,即使是在使中产阶级得势的革命之前，在任何的情况下,资产阶级都反对18世纪宽松的性道德。无论是信仰天主教的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加尔文主义者。The Bourgeoisie in Eighteenth Century Fr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 79.

18.D. Humphries and D.F. Greenberg (1981), op. cit.; H.G. Levine (1979), "Temperance and Women in Nineteenth Century United States," in Research Advances in Alcohol and Drug Problems, vol. 5 New York: Plenum.

19.S. Marcus (1964), The Other Victorians: A Study of Sexuality and Pornography in Mid-Nineteenth Century England. New York; Basic Books, pp. 21-23.

20.G.J. Barker-Benfield (1976), The Horrors of the Half-Known Life: Male Attitudes toward Women and Sexual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J.S. Hailer and R.M. Haller (1974), The Physician and Sexuality in Victorian America.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pp. 97, 124-131; R. Hamoway (n.d.), op. cit.; R.P. Neumann (1975), "Masturbation, Madness and the Modern Concepts of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8: 1-27; T. Szasz (1970), The Manufacture of Madness. New York: Dell, pp. 180-206.

21.J.S. Hailer and R.M. Hailer (1974), op. cir.; W.S. Johnson (1979), Living in Sin: The Victorian Sexual Revolution. Chicago; Nelson-Hall.

可以肯定的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们对性表达的拒斥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性行为也并不总是符合贞操手册与医学典籍中的理想标准[22]，但是日记，私人信件以及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都表明，这种宣传是有影响力的。重点在于不是中产阶级受众是否遵守了这些自我约束的准则，而是他们认为自己应该这样做，并试图这样做。

意识形态上对性快感的排斥就其本身而言是有价值的，其结果必然导向对卖淫、手淫以及避孕的谴责——所有这些都是“非生产性”（unproductive，或者可以理解为无结果的）的性表达形式。同性恋也被以同样的逻辑排斥在主流社会之外。因此，到了18世纪末，就在对手淫的恐惧成为儿童医学著作的一个突出主题时，英国的中产阶级父母开始更加关注如何防止他们青春期的孩子变成同性恋。更昂贵的寄宿学校的出现使年轻人有自己的床位成为可能，而不是共用一张床。在18世纪70年代以前，这种问题似乎没有引起任何关注[23]。

注：

22.C.N. Degler (1974), "What Ought to Be and What was: Women's Sexual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 w 79: 1467-1490.

23.L. Stone (1979). The Family, 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 1500-1800. Abridged Edition.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p. 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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