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科层制与男同性恋 part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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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同性恋

科层制

资本主义

part 3

作者| DAVID F. GREENBERG & MARCIA H. BYSTRYN

译者| 那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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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与同性恋

科层制（bureaucratic forms）在社会组织中的广泛应用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之一。笔者认为，科层制在塑造社会对同性恋的态度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科层制影响社会规范的执行方式；它们可能与某些不受科层官僚节制的社会关系发生冲突；它影响儿童的社会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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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的

本质

”

20世纪初，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描绘了理性官僚制（ideal bureaucracy）的特征[43]。在他的描述中，理性官僚制是在官方界定的管辖范围内运作的，这些管辖范围“通常是由规则——即法律或行政法规——限定的”。发出命令的权力同样“受到规则的严格限制”。政府机关的管理与公职人员的私人事务截然不同:“科层制将官方活动与私人生活领域隔离开来。”科层制下，行政机关的管理要遵循一般规律:

现代职务的执行受规则约束，按其本质可以这样说明理由，即例如现代科学理论认为：通过法令在法律上赋予一个机关拥有处置某些特定问题的权限，并非通过对具体个案发布具体命令来授权它处置问题，而仅仅是抽象的规定——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同例如世袭制里一般占有统治地位的规定方式形成极端的对立，世袭制处理所有未经神圣的传统确定下来的关系时，都是通过个别的授予特权和恩宠方式……（P198，p.s.这段引文的译文参考了马克思·韦伯《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林荣远的译本）

注：

43.M. Weber (1946), From Max Weber: Essays in Sociology. Trans. by H.H. Gerth and C. Wright Mill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196-198.

行政管理遵循这种一般规律——这种规律规定了科层官僚的权利和义务——意味着，处理政务应依据非个人的客观的目的，而不是凭一时的兴致、主观确定的标准或个人的偏好。官员忠诚的对象是科层组织，而非特定的上级，征聘和晋升都必须基于客观存在的功绩[44]。

科层制的这些原则与氏族社会的原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氏族社会中，忠诚是对一个氏族或世系的；而在封建社会，忠诚建立在封臣与封君纵向关系的基础上。封建社会，封臣宣誓效忠于他的领主，而不是服从于领主的政府部门。封建王国世袭统治者的管理层由国王的家庭成员组成，王国的行政自然受到家庭成员和封臣对领主的忠诚度的影响。分封给廷臣的土地是国王自己的世袭财产，不受普遍标准的评判。

注：

44.M. Weber (1968), Economy and Society, vol. 3 Guenther Roth and Claus Wittich (eds.). New York: Bedminster Press, pp. 95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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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

对社会的控制

”

总的来说，社会控制的形式在不同的社会中是迥乎不同的，以科层制为组织原则的社会和以血缘关系或封建关系为基本组织原则的社会，其实施社会控制的方式并不相同。科层制下的行政管理，法令不是由利益受损的一方来执行，而是掌握在全体领薪水的全职管理人员手中，他们可以被部署在一场持续和有组织的镇压行动中，而科层人员自己不需要有太多参与感（commitment）。此外，执法机构拥有的用于监督和起诉的资金通常远远超过个人可获得的资源。

现代许多针对同性恋者的重大起诉都是由教会和国家的科层组织来执行的。因此，当西班牙宗教裁判所在1451年开始受理鸡奸案时，对同性恋者的迫害就加剧了。相比之下，在意大利，宗教裁判所并没有将司法管辖权扩展到鸡奸罪，据一些旅行报告称，意大利的同性性关系是相当公开的[45]。在法国，路易十四时期建立的巴黎警队，拥有庞大的秘密线人网络，这极大地增强了国家查出未被举报的的同性恋者的能力。当时的警方档案显示，他们利用了这种能力对数百名同性恋者进行了记录[46]。1981年8月，麦克唐纳发布了一份关于加拿大皇家骑警的报告。该报告指出，骑警近年来一直在更大范围地保存同性恋者的档案。大规模地将同性恋者驱逐到纳粹灭绝营是不可能的，除非通过一个科层组织来完成。警察在公共场所通过诱捕执法的方式逮捕同性恋者并对其提起诉讼的行动——这是二十世纪英国和美国盛行的一种执法模式——也得到科层组织的大力协助。

注：

45.H.C. Lea (1907), A History of the Inquisition of Spain, vol. 4. New York: Macmillan, pp. 361, 364; A. Karlen (1971), Sexuality and Homosexuality: A New View. New York: Norton, pp. 109-110, 122; W. Lithgow (1906), The Total Discourse of the Rare Adventures and Painefull Peregrinations of Long Nineteene Yeares Travayles. Glasgow: James Maclehose. Orig. publ. 1632.

46.M. Daniel, op. cit.

另一方面，科层官僚在执行上级给他们的命令时，不一定会获得任何个人利益。这为在实际执行中执法力度可能会由于执法人员的冷漠态度或腐败而得到减轻的官方镇压政策奠定了基础。这种模式经常出现在“无受害者犯罪”（通常指嫖娼或卖淫）的立法领域中[47]。

注：

47 E.M. Schur (1965), Crimes Without Victims.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正是在这种执法模式下，一种半隐蔽的性悖轨亚文化应运而生。有证据表明，英国存在着独特的、半隐于社会的同性恋亚文化群，这种亚文化群存在于18世纪早期，而法国则存在于17世纪。See M. Mclntosh (1968), op. cir.; R. Trumbach (1977), op. cit.; M. Daniel (1957), op. t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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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与

非人格化

”

不同于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如家族共同体（kinship）——科层组织做出的决策应该要具有普遍性或公正性。科层制的这一特点要求科层官僚与外部人士以及其他任何科层官僚在打交道的方式上应具有一定程度的非人格化。相

反，当一个科层组织的官僚与其他官僚或外部人士通过情感关系联系在一起时，决策的普遍性就可能受到威胁，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公职人员可能会因与涉事人员的个人关系，影响他们做下的决定。

即便决策者实际上不受个人因素的影响，一旦公开科层官僚间私人的亲密关系（intimate relationships，通常是指与性有关的亲密关系），其公正的表象也会受到威胁，而这种表象恰恰是官僚机构赖以维持其存在合法性的基础。此外，组织内那些被排除在一段性关系之外的人会彼此争风吃醋，而这可能会破坏官僚机构内科层人员正常合作所需要的和谐局面。

一些同时雇用男性和女性的现代科层组织——特别是大学和商业公司——会颁布禁止裙带关系（nepotism）的规定，防止工作人员之间的异性关系干扰科层组织的正常运作。我们可能会认为，在官僚机构只由男性任职的时代[48]，出于同样的原因，该科层组织也会制定或者保留（如果已经存在的话）禁止男同性恋的禁令。由于女性在20世纪之前被排除在公共的和私人的科层组织之外，女性的同性和异性关系不会像男同性恋那样受到公众的关注——事实上，她们也没有引起过分注意。

当然，这样的推理可能有点过头。也许科层组织的公职人员之间的个人关系妨碍了理性决策，并引起了公众对其公正性的怀疑。然而，我们都对科层组织内这种关系的发展司空见惯。决定可能受到或不受这些个人关系的影响；旁观者可能会抱怨实际上或他们想象中科层官僚办事的偏袒，但该组织仍能继续运作[49]。此外，如果公职人员将他们的工作与个人生活隔离开来，仅仅选择与组织无关的外部人员发展情感或性方面的关系的话，决策的公正性甚至在表面上也不会受到威胁。大量的城市人口使得这种隔离相对容易维持。事实上，许多同性恋者就是这样保住他们在科层组织内的工作，有效地从可能持有恐同态度的上级那里隐瞒有关他们性取向的信息的[50]。

注：

48. 这一观点也被C. Davies(1982)在"Sexual Taboos and Social Boundar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7: 1032-1063一书中讨论过，但是他并没有像我们下文那样对其进行陈述。现在，在科层组织内就业的妇女越来越多，工作场所对异性性关系的关注也越来越多，M. Mead (1978) 在"Needed: A New Sex Taboo," Redbook (February): 31, 33, 38一书中,甚至呼吁通过相关禁令来反对这种关系。 

49.R.E. Quinn (1977), "Coping with Cupid: The Formation, Impact and Management of Romantic Relationships in Organizations,"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2: 30-45.

50.R. Zoglin (1979), "The Homosexual Executive," pp. 68-77 in Martin P. Levine (ed.), Gay Men: The Sociology of Male Homosexuality.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正如我们之前的论述所表明的那样，由于以上这些原因，科层组织并不一定需要阻止科层人员的同性恋行为。但此外，我们必须预见到那些以排斥影响巨大的外部关系为“全部”（"total"）存在意义的科层组织仍然是会大力对抗组织内部的同性恋的（也就是那些将触手伸向科层人员生活方方面面的科层组织），而那些在运作中对高效性和非人格化有特别要求的科层组织也会如此。

明显符合这一标准的一个科层组织就是军队，它对同性恋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在英国海军的战争条款中，鸡奸被列为死罪，并以比参加叛变或擅自离队（mutiny or desertion）更严厉的死刑处罚来惩处犯事者；在英国陆军中，生活不会像在海军战舰上那样被完全具体化，他们更依赖鞭打[51]。1967年，当英国在法律上解除对同性恋的禁令时，军队里的男性却被明确排除在外。在美国，一项参议院附属委员会[52]发起的针对政府中同性恋者就业情况的的调查显示，武装部队总是比文职部门更排斥同性恋者。皮尔斯[53]指出，一名美国海军军官因与一名士兵保持亲密关系而被判有罪，这一判决在后来的上诉中仍被维持，因为“从本质上讲，某些行为明显地、直接地损害了军队的良好秩序和纪律。”法官显然是在担心，一名军官和一名士兵之间的私人关系会破坏军队里的等级制度。直到今天，美国政府仍在军事部门和文职部门对同性恋者实行差别对待政策；每年都有数百名男女因此从美军退伍(绝大部分是海军)，而其他政府部门却没有类似的情况。

注：

51.A.N. Gilbert (1976), "Buggery and the British Navy, 1700-1861," Journal of Social History 10: 72-98.

52.Senate Subcommittee on Investigations (1950), Employment of Homosexuals and Other Sex Perverts in Government.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53.F. Pearce (1973), "How to be Immoral and IU, Pathetic and Dangerous All at the Same Time: Mass Media and the Homosexual," pp. 284-301 in Stanley Cohen and Jock Young (eds.), The Manufacture of News: Deviance, Social Problems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Cons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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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层制与

个性表达

”

除了组织方面的考虑，我们有理由认为科层化的管理还会影响个性的表达，进而塑造人们对同性恋的态度。科层制可以在科层人员遵守规则的情况下，通过象征性的物质奖励来确保科层人员对组织规则的遵守。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塑造了所谓的“科层制人格”（"bureaucratic personality"）——即“善用方法的、理性的、谨慎的、自律的和非情绪化的以及符合上级期望中全神贯注于职务[54]的人格类型。相反，在一个以传统惯例或个人魅力（charisma）为基础行使合法权力的社会制度中，没有理由去加强这些特质。一个魅力型社会的领导人（charismatic leader）可能会发脾气，但现代科层官僚则被要求表现出情感上的自我克制。

科层官僚通过内化的方式，其“工作人格”（"working personality"）中冷酷无情的一面可以影响到个人日常生活中的一系列行为反应，这些反应从工作延续到工作环境之外的人际交往。直到最近，仍然很少有妇女在科层组织中任职。因此，这种类型的成人社会化模式几乎只会对男性产生影响。如此推敲下去，我们所描述的科层制人格实质上就是性别问题作家所描述的男性人格[55]，而这二者的耦合绝非巧合。

注：

54.R.K. Merton (1957),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Revised Edition. Glencoe, Illinois: Free Press, pp. 195-206.

55.S. Jourard (1974), "Some Lethal Aspects of the Male Role," pp. 21-29 in Joseph Pleck and Jack Sawyer (eds.), Men and Masculinity. 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ntice Hall; J. Sawyer (1970), "On Male Liberation," Liberation 15: 32-33. 在现代女性儿童的社会化过程中,西方社会鼓励培养的性格特质与“科层制人格”并不一致(前者要求女性要富于情感表达以及要有教养)，但这些性格特质在一些需要妇女承担的职务中却十分重要，比如家务劳动以及一些包括护理及基础教育在内的大量雇佣妇女的职业。当然，性别和性格特质之间的这种联系是有缺陷的，社会团体中，劳动的性别分工方式不同，这种联系也不同。

由于科层制人格的形成(排除其他因素)，需要官僚抑制自己对其他男性的情感反应，因此，当男性之间试图发展亲密的情感关系、发生性接触、乃至一想到这种亲密关系，男性就会感到焦虑。我们认为，正是这种焦虑导致了社会对男同性恋非理性的愤怒。恐同分子针对在街道上挽臂而行的男同性恋者发起的暴力行径，与其说是由他们的性取向或性行为引起的，不如归咎于他们对其他男性表达爱意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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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种不同类型

的证据

”

由于人们往往对自己的性事保持沉默，而且通常没有充分意识到社会在塑造他们的性取向和性观念方面所起的作用，因此，我们用以支持以上论点的论据也只能是间接的证据。我们通过共时和历时地比较几种不同类型社会针对同性恋者的反应模式，以及审视现代社会对同性恋者心理学层面的敌意来充实我们的论据。

如果我们的推理是正确的话，那么在社会关系尚未官僚化的社会中，对同性恋的态度应该是相对宽容的。人类学方面的文献大致上印证了这一观点[56]。与此相反，官僚化的社会对同性恋应该并不友好。

注：

56.R. Trumbach (1977), op. cit.

奥斯曼帝国科层制的特点使其特别适合考察科层制与同性恋接受之间的关系。在19世纪之前，奥斯曼帝国大部分地区的行政机构都是由耶尼切里（Janissaries，直译为新军）组成的。耶尼切里专门征召基督教家庭的孩子，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征召入伍，并在苏丹宫廷由宦官集训，接受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训练。训练一直持续到25岁或30岁左右，在这期间，耶尼切里是不允许结婚的。晋升是基于资历和功绩，而不是出身；在这方面，奥斯曼帝国就像一个现代的科层组织。因此，我们应该可以预见到同性恋爱在耶尼切里间是被禁止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培训期间，这些青少年受到严格的监督，以防止同性恋行为，违反禁令的人会受到严厉的惩罚[57]。

但在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与现代的理性官僚制不同：政府官员是苏丹的私人奴仆，苏丹本人是一个专制君主。就这一点来说，行政官僚是世袭的，忠于苏丹个人，而不是受某个政府部门或某部国家法律节制。苏丹与他的高级官员之间同性恋爱不会造成结构性问题，而且苏丹与臣僚间的这种断袖之癖也的确经常发生[58]。除了国家工作人员以外，土耳其普通人的生活并没有官僚化，他们也没有接受过在科层组织中工作的相关培训。旅行者的报告表明，奥斯曼帝国男性间的同性性关系极其普遍[59]。

注：

57.W. Eton (1972), A Survey of the Turkish Empire. Second Edition. Westmead: Gregg Inter- national. Orig. publ. 1789, p. 29; A.H. Lybyer (1966), The Government of the Ottoman Empire in the Time of Suleiman the Magnificent. New York: Russell and Russell. Orig. publ. 1913.

58.E.S. Creasy (1877), History of the Ottoman Turks. London: Richard Bently and Son, pp. 34-35, 85-86; A.t-I. Lybyer (1966), op. cit., pp. 75-77, 122, 244-245,263;W. Eton (1972), op. cir.; H. Inalcik (1973), The Ottoman Empire: The Classical Age. London: Weidenfeld and Nicolson, pp. 74-75.

59.W. Lithgow (1906), op. cit.; Karlen (1971), p. 335.

中华帝国也是一个世袭的科层组织。在古代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宦官都在帝国的行政管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宦官都会发展同性性关系，但中国的皇帝确实与一些宦官同性恋爱，另外，皇帝与除宦官以外的人发展同性性关系也并不是什么罕事[60]。尽管古代中国的刑法的确禁止男性间的合意性同性性行为，但同性恋在法律上仅被视为一种淫乱——这不是非常严重的罪。同性间的性关系在社会各个阶层间似乎都极为普遍，并没有引起任何道德义愤[61]。但是，古代中国的刑法也明确规定，官员与其所辖地区内的居民私通(不论是异性性关系还是同性性关系)，应受到比平民更严厉的惩罚。这一条款显然是为了在一个除国家行政机构以外便不实行科层制的社会保障国家行政的公正性，而且总的来说这项规定也不是在歧视同性恋。

在苏维埃俄国，同性恋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不久就被从刑事犯罪中剔除，但在斯大林执政时期，同性恋又被重新罪化了，而苏联国家行政和经济领域的官僚化进程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62]。革命后的中国和古巴(这两个国家都是高度官僚化的)对同性恋的官方政策也充满了敌意[63]。

注：

60.J.-J. Matignon (1899), "Deux Mots sur la Pederastie en Chine," Archives d'Anthropologie Criminelle 14: 38-53.

61.Ibid.; E. Alabaster (1899), Notes and Commentaries on Chinese Criminal Law. London: Luzac.

62.M. Schachtman (1962) The Bureaucratic Revolution: The Rise of the Stalinist State. New York: Donald; J. Lauritsen and D. Thorstad (1974), The Early Homosexual Rights Movement (1864- 1935). New York: Times Change Press. C. Lefort (1974-75), "What is Bureaucracy?" Telos 22:31-65; A. Arato (1978), "Understanding Bureaucratic Centralism," Telos 35: 73-87.

63. 针对列宁主义组织原则(民主集中制)的批判, S. Robotham (1979)在"The Women's Movement and Organizing for Socialism," Radical America 13: 9—28一书中, 描述了她们作为革命者苦行僧般（austere）的形象：

行动的革命者（militant）表现为一个孤独的个体，没有联系，没有对家人的情感，坚强，不屈，独立，自制，没有时间或机会表达爱的激情，不能停下来去发展这种激情，对他们而言，友谊是一种会分散注意力的事物……这个鲜明的画面体现出（革命者的）牺牲和贫乏……这肯定要归因于小男孩们为资本主义竞争所要求的男性气质做准备时所做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列宁主义团体仍然倾向于把革命成功的因素简化为一种旧式的管理理念，即组织效率至上。

根据我们的分析，美国主要的列宁主义组织拒绝支持同性恋解放，或者把同性恋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堕落，或者是资本主义腐朽所引起的疾病，都是不足为奇的。

在西欧，科层制管理模式的引入是缓慢和不均衡的。军事组织的官僚化开始于14世纪[64]，而国家行政机构的官僚化和法律制度的理性化（rationalization），其进程在英国，主要发生于16世纪即亨利八世统治时期，而在法国则要等到17世纪即路易十三和路易十四统治时期。阿尔勒（Aries）[65]和福柯（Foucault）[66]注意到当时法国的教育系统、医院和工厂都引入了年级制、理性化的课程内容、分类系统、个体化排名、监控机制和相关的行为准则（age-grading, rationalization of the curriculum, classification, individualized ranking, surveillance and discipline）。

尽管采取了这些重要措施以引入科层制，但在专制主义时代，科层制原则在行政管理中的采用仍然十分有限。在法国，宫廷贵族就不采用科层制管理模式(路易十四更喜欢雇佣资产阶级，他们依靠国王颁发给他们的津贴度日)。买卖公职的行为与官职世袭的制度严重限制了国家治理的理性化进程。一旦走出政府，科层制就鲜为人知了。

注：

64.J.F. Verbruggen (1977), The Art of Warfare in Western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Amster- dam: North-Holland.

65.P. Aries (1962), Centuries of Childhood. Trans. by'Robert Baldick. New York: Vintage.

66.M. Foucault (1977),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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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