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在香港的移民工人而战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为在香港的移民工人而战

By Eni Lestari，Promise Li 

翻译：代言

Eni Lestari 是一名移民权利活动家，也是总部设在香港的国际移民联盟(IMA)的主席。IMA是一个由基层移徙者、移民、难民和流离失所者组成的全球联盟。她曾是一名家庭佣工，1999年，在经历了对移徙工人猖獗的劳工虐待后，她逃离了雇主。Lestari一直积极参与组织印度尼西亚移徙工人组成诸如印度尼西亚移民工人协会、印度尼西亚移民穆斯林联盟和印度尼西亚反对过高费用联合组织(UIAO)等团体。最近,她的政治工作来到了国际舞台上:自从当选为IMA主席以来，Lestari在2016年联合国首次有关难民和移民问题的首脑会议上介绍了全球移民问题，并参与了其他国际移民宣传组织，如亚太妇女，法律和发展论坛。

Promise Li是普林斯顿大学英语博士生。他曾是洛杉矶唐人街的租户组织者，并担任美国社会主义组织 Solidarity的区域组织者。

简介

移徙工人的不稳定状态已成为当代全球经济关注的一个主要领域。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移徙工人的数量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急剧上升。在香港，以菲律宾和印尼女性为主的家庭移徙工人，现在约占香港工作人口的十分之一。自东南亚移民开始以来，活动家们一直在积极组织起来，反对对移徙工人的猖獗剥削和虐待。

Promise Li（下面简称PL）:

90年代你刚来香港的时候，移徙工人员面临的问题和现在有什么不同?你觉得这些年来你的组织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近年来，香港有哪些由移徙工人领导的成功运动?

Eni Lestari（下面简称EL）:

来自菲律宾、泰国、印度和尼泊尔的移徙家庭佣工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在香港工作。印尼人实际上是后来者，在80年代末到来，并在90年代中期增长。我在90年代末来到这里，1999年逃离了我的雇主。当我离家出走时，我开始了解到移徙家庭工人的更广泛的现实。当时一个普遍的问题，尤其是在印尼工人中，就是我们的工资太低——我们的工资只有最低工资的一半。例如，我的月薪应该在3600港元左右，但实际只收到1800港元左右。雇主们会为此找借口，说这是因为我们不会说英语，或者是新来的，或者其他任何原因。但在我们的调查中，我们发现几乎80%的印尼人当时工资过低。

对于所有外国国籍的员工来说，另一个主要问题是，中介机构向我们收取了过高的费用。许多印尼工人的护照甚至被他们的机构没收。相关机构还拒绝给我们提供休息日。大多数合同规定工人每周星期天休息，但实际上，大多数印尼人每个月只能休息一天，我就是这样。工人最多一个月可以休息两天，但很多人甚至连一天都没有。日常违反劳动合同是一个大问题。例如，机构会给工人分配非法的额外工作;他们会让我们在不同的房子、商店和餐馆工作。雇主会做出这样的安排，雇佣家庭佣工做更多的工作，以节省开支。

这都是当时大环境的一部分。我刚来香港的时候，菲律宾人是最有组织性的。泰国人和尼泊尔人也有一定程度的组织，但即使在当时，他们的人数也很少。这些团体都参加了一个名为亚洲移民协调机构(AMCB)的政治组织。当我帮助成立印尼移民工人协会时，我们立即加入，并在AMCB变得非常活跃，因为它是这个城市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此类联盟。它成立于1994年，目的是为了文化交流，但后来被政治化了，因为香港政府开始引入削减工资的政策，包括增税和取消生育津贴——换句话说，就是加大力度削弱家庭佣工的权利和福利。在这种情况下，从1998年到2003年，AMCB被迫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在面对政府的紧缩提议时变得非常积极。我主要组织印尼人，他们目前已经成为仅次于菲律宾人的第二大移徙工人群体。当我来到香港的时候，我相信印尼人不到5万人;现在，我们有15万人，并且每年以成千上万的速度增长。这是因为印尼政府急于将更多印尼工人派往香港等地。

在21世纪初，我们的主要目标是打击非足额工资、禁止休息时间以及中介机构收费过高。从铜锣湾至九龙和元朗，我们举办了多项公众教育活动及流动辅导服务。我们还开始与不同的机构建立网络——如教堂和清真寺——这样我们就可以确保为逃离雇主的印尼移民提供资源和住所。经过多年的教育和提高公众意识，我至少可以说，2007年以后，拖欠工资和拒绝提供休假的问题正在改善。如今，工资过低的工人越来越少，大多数印尼人习惯在周日休息，许多工人的护照也没有被拿走。当然，各机构仍在利用一些漏洞。例如,大多数新人还没有他们的护照，星期天也要工作——而这天通常是休息日。一些雇主只允许工人早上9点钟后离开,然后让他们在晚上6、7点左右回家,这样他们就可以做家务工作。这些只是我们在组织和公共教育方面变得更加积极的一些领域。

2007年前后，反对中介向员工收取过高费用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高额费用一般以代理费的面目出现，而且相当隐蔽。每当我们试图报告给政府这个问题，他们总是说中介机构才是负责人。我们花了一些时间来研究不同的政策，了解问题的根源，特别是印度尼西亚政府发挥的作用。因为在内部腐败的帮助下，印尼政府常会在不通知公众的情况下发布政策。

最后，我们获得了与雅加达国民政府接触所必需的文件。就印尼移民的问题，我们花了一段时间才概括出这样一种理解:过度收费是一种犯罪，是对工人权利的侵犯。尽管香港政府声称，中介机构向员工收取超过其月薪10%的费用是违法的，但实际上，中介机构收取的费用远远不止于此。他们采取的一个策略是，不给从移徙工人那里收取的费用开具收据，不保管工人的护照，不通过印尼政府来收取费用。在印尼，多收7000港元是合法的，尽管许多中介收取的费用超过了2万港元。然而，印尼政府没有任何处理工人申诉的程序。因此，很长一段时间内，代理费用都是由政府和私人代理商定的。移徙工人在这些讨论中没有作用;他们只不过是所谓的“政策受益者”。当然，我们必须遵从任何政府和机构的决定，即便从来都不是我们的利益。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发现政府和私人机构之间的这些协议。2007年，我们发现了这些协议并公布了我们的发现。我们发表了自己的声明和立场。在这方面，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反对过高费用联合组织(UIAO)，我担任主席。UIAO在香港召集了25个印尼团体，我们在反对收取高额中介费的公共教育运动中非常活跃。自那以后，我们得以改革法律，它现在涵盖了我们的大部分要求，并于2017年获得通过。新法律将收费过高认定为刑事犯罪，并承认移徙工人有权成立工会并要求赔偿。这是我们自2007年以来提出的要求，当时我们意识到，香港和印尼政府都在利用法律，使从移民身上榨取尽可能多金钱的做法合法化，并让私营机构得以合法地剥削这整个弱势群体。

这部法律经过了十年的改革，不仅因为我们与香港政府和机构之间的冲突，也因为政府与机构本身之间的冲突。不用说，一个主要障碍是就谁应对移徙者的权利负责。实际上，从招聘到调配，移民机构一直是协调移徙劳工流程的唯一权威机构。现在政府加强了劳动法规，削弱了机构的权威，这些机构都在抱怨政府。但通过我们的活动，移徙工人的声音越来越大，我们能够向所有各方施压，要求他们同意我们的大部分要求。

PL:

看到移徙群体为争取他们的权利和更好的工作条件而共同努力，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不同的民族是如何在处理文化和政治差异的同时团结起来组织更大规模的运动的?试图将移徙工人斗争与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等更大的结构性问题联系起来，会面临哪些挑战?

EL:

我们必须研究香港外来务工人员的具体情况以及他们是如何组织起来的。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我们都是家庭佣工。到目前为止，家务劳动是香港移徙工人中规模最大的行业，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每个人都处于相同的制度、规则和安排之下。这就是将所有不同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原因。尽管有移民在其他行业工作，如娱乐、建筑和服务行业，但由于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同，很难接触到他们。与绝大多数家庭佣工不同，其他行业的移民工人大多享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家庭佣工只能得到很少的福利，甚至没有福利，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合法的权利继续工作或换工作。

因此，每个民族单独组织集会和运动是没有意义的。如果只有一个国家要求某些东西，政府可能会忽略它们。但是，通过把所有的民族团结在一起的运动，移徙工人更难被忽视。当然，我们需要始终确保不被政府和中介分裂。他们企图使我们彼此对立。例如，中介和政府会告诉我们，菲律宾人想要他们自己得到所有工作，并希望印尼人产生嫌隙，以此瓦解我们。承认我们作为工人的权利并确保我们不分裂是极其重要的。

至于我们自己的政府，它们是每一个民族的责任。菲律宾人和印度尼西亚人通常非常积极地在各种问题上反对他们自己的政府。他们进行游说、纠察、集会等等。其他国家的工人，比如泰国和尼泊尔的工人，对本国政府采取的行动往往较少。重要的是，我们总是邀请其他民族的工人参加这些反对我们自己政权的行动。我们有一个反对香港政府的统一战线的原则，也有一个相互理解的基础，那就是我们支持不同国家的工人运动，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这是我们在尊重彼此文化差异和运动的同时保持团结的方式。

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和帝国主义是香港面临的更大挑战之一。香港的许多政治运动不承认全球化是一个重大问题。虽然政治团体往往会组织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但全球化和帝国主义等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却没有得到那么多的讨论。很多团体把他们反对香港政府的斗争理解为独立问题，因此我们的运动很难发起反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斗争，即使是在移民当中。尽管我们已经在教育活动中解决了这些问题，但对更多人来说，开始这方面的斗争仍然有些困难。

移民远离他们的家乡，因此虽然他们可能没有直接看到全球化的影响，但他们肯定能感受到。他们仍然要寄钱给他们的家人，其中一些人不能回家十年或二十年了。有了社交媒体，移民现在更容易了解自己国家的情况，但在过去就不那么容易了。即便如此，情况往往也是当我们说我们是贫困和流离失所的受害者时，他们会同意；但当说我们也是新自由主义剥削的受害者时，大多数人仍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采矿或建筑等行业的工人可以立即联想到资本主义全球化如何开发他们的土地，但是移民已经离开很长时间了。通常，他们与祖国的唯一联系就是家人，他们还得给家人寄钱，所以有时这些更大的困难似乎并不紧迫。在香港，自由经济仍然为移民提供收入福利，因此，大多数人都看不见剥削，直到自己没拿到应得的酬劳。关键是将这些个案与系统性剥削联系起来，因此我们认为，我们的组织的关键作用之一是继续教育移民有关这些更大的系统性问题。移民的快速流动使这些运动变得困难，但是，当然，他们总是回来的。

PL:

组织起来反对更广泛的压迫制度肯定是困难的，特别是对那些工作令他们几乎没有空闲时间，以及只有最低限度的劳动保护的移徙工人来说。对于移徙工人来说，典型的一周是什么样的?尽管工作很忙，工人们有哪些组织方式?

EL:

这确实是我们的挑战。由于我们主要组织住在家里的家政工人，他们真正拥有的空闲时间只有周日和几个主要节假日。除了这些时间，我们主要通过电话交流。他们在工作日的空闲时间是在中午之前，下午在他们做饭之前，以及晚上十点之后。我们有时会利用这些时间来联系他们，或与更大的团队举行电话会议。星期日是我们组织和教育工人、讨论活动的黄金时间，同时也有助于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举行。星期天总是很忙，从早上10点到晚上6点。有时我们在星期天早上很早开会，但有些工人只允许在早上9点或10点以后离开家。在下午1点到4点之间，我们举办文化和社会活动，如英语课程，舞蹈，政治教育，集会等。平时我们主要利用社交媒体和WeChat、WhatsApp等即时通讯平台进行信息的传播和组织。过去，我们在社交媒体变得不健康、消极方面遇到了一些麻烦。自2014年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教会人们在尊重和保持组织纪律的同时提出和处理问题。

PL:

你提到香港的移徙工人大部分是妇女，她们的劳动条件可能会造成巨大的情感损失。你能否进一步阐述一下移徙工人如何找到维护群体团结和相互支持的方法?

EL:

移民自然会走到一起互相支持。他们在香港没有家庭，因此许多团体一起参加政治和文化活动，从庆祝宗教节日到为孤儿院等母国需要的东西筹集资金。移民中有很多人非常同情这些团队，愿意尽一切努力帮助这些社区，因为他们知道贫穷是什么感觉。这些群体不仅仅是从事各类活动；他们还为迁徙工提供情感支持。许多工人需要谈论他们的家庭问题。他们需要一群人来倾听，或者在经济上支持他们。对大多数人来说，成为这些群体的一员是必要的。你在城市里随处可见这些群体;在休息日，移民们聚在一起做每件事。

我们正是在这些已经自我组织的团体的背景下组织政治活动。就像我之前说的，我们利用他们作为移民所面临的问题来帮助他们理解更大的剥削体系。例如，我们最大的教育项目之一是帮助工人了解自己的权利，为移民提供法律咨询，使他们能够识别和处理常见的侵犯劳工权利行为，如“工资盗窃”、雇主虐待和中介收取过高费用。我们训练我们的成员了解他们作为工人的权利，无论他们自己是否会使用这些知识。这个项目成为我们组织正式教育的一个关键部分。我们还培训成员，让他们感到有能力在正式法律权利的框架之外帮助其他移徙工人。为此，我们建立了同伴制度，使移民能够以不同的技能互相帮助，特别是那些能够提供减压、按摩、心理咨询和其他类似资源的人。我们的组织在星期天非常活跃，因为我们不只是依靠少数人——我们每个人都会做出贡献。

今年6月，我们刚刚迎来了穆斯林新年，UIAO邀请不同的移民团体继续建立联系，讨论今天的问题，并与印尼的不同团体合作，为移民家庭提供资金和资源。

PL:

国际移民联盟(IMA)未来的一些主要目标和战略是什么?

EL:

今天所有的移民，无论国籍和移民身份(无论他们是临时居民还是永久居民)，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他们的生活极度不安全。过去更加开放的国家正在关闭边境，公民们相信他们的国家没有足够的资源。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美国还是澳大利亚，这都是事实。尽管香港在移民和边境问题上一直存在问题，但我们现在享受的保护无疑更少了，无论我们的移民身份如何。我们必须认识到，挑战这一现实的唯一方法是集体组织。我最近去过美国，参加过不同的论坛，我可以看到许多运动是分裂的——从那些组织反对警察暴行的运动到那些组织改善住房的运动。只有在偶然情况下，联合战线和联合运动才会出现。

对我们IMA来说，尽管我们试图在全球范围内积极组织，但我们的政治工作一直充满挑战。首先，资源往往不足，其次，我们的成员是不稳定的。甚至我们的核心成员也可能被驱逐出境、逮捕或面临警察的暴力，这影响了我们组织的稳定性。我们是一个继续在法律上得不到联合国和其他国家政府承认的群体。当然，联合国和各国政府发表了许多关于移民的报告，但它们仍然没有实际的机制来承认世界上存在的2.5亿移民和6 000万难民，并将他们纳入决策进程。我们总是受到骚扰、攻击、被破坏组织。我们不能期望太多的面对面的行动;我们不能像一个正规的非政府组织那样运作。即使是现在，我们只也没有很多见面的方式，能通过Skype见面。我们要确保一件事始终如一:我们的政治立场。我们继续在移民和劳工问题，以及全球化、种族主义和排外主义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我们还确保移民的声音总是能被听到，这样我们就能在不同地方的运动中找出能代表我们的人。对我们来说，旅行也很困难。我知道我受到香港政府、我的祖国政府和其他政权的监视。而且对于家庭佣工来说，在繁忙的工作时间里从事这类政治工作是很困难的。但我们将继续确保我们积极与其他劳工部门、团体和组织——如农民、妇女和土著人民——接触和团结。

最终，要移民权利得到承认的唯一途径是移民自己发出信息。社交媒体也成为我们保持活跃和团结的重要工具。去年，IMA在墨西哥举办大会，不同的移民领导人介绍了他们国家的情况。我们还参加了在摩洛哥举行的世界社会论坛和全球移民与发展论坛。只是列举一下我们最近参加的一些国际活动。IMA的力量在于我们的成员——我们是一个流动网络，我们密切关注移民运动在不同地区的发展情况。如果地方的基层移民运动被削弱，那么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全球运动也将受到打击。我们的组织不专注于让成员参加这里或那里的所有活动。取而代之的是，我们利用关键的全球行动和平台向公众宣布我们的信息和存在:我们是移民，这是我们想要的，这是我们想要的，这是你们能为我们做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信息。IMA将继续努力，确保移民的权利得到承认，他们的声音得到倾听。

注：此文移徙工人的译名对应的是文中所指的如印尼家庭佣工一般没有所在国居民身份的移民工人。相比通常语境中的移民，他们的处境显然更为艰难，故采用这个传神翻译。

本文来自美国杂志《每月评论》

红棉浪潮是一个青年思想交流的平台，我们秉持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

我们的主要议题有且不限于:

新闻热点追踪
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文学
地方民俗文化、都市传说

主编联系方式：见文后二维码。

读者交流群：

qq群：417769830

微信群：请加主编微信，由主编邀请入群

投稿邮箱：[e-mail]

红棉锦于树

翻起浪潮

2018.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