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的凝视和职员数字化（上）

作者 | Ivan Manokha

编译 | 陳觴

介绍

在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工作场所的监控引起了学术界和主流媒体的极大关注.其原因是新的电子工作场所监控手段，这已经被越来越多地被雇主采用并扩散。举几个例子，现在，雇主可以跟踪员工的动向、记录他们的对话、实时登记和分析他们的表现、并使用生物识别信息进行身份识别和访问控制。大多数关于这方面的现有学术分析强调，新的监督技术到底是如何提高雇主监督雇员的能力，这往往侵犯各种劳工权利。在不同的媒体渠道 —— 包括一些最有影响力的媒体，如纽约时报、英国广播公司、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和周刊等，他们对于新监控技术的讨论也集中其对员工隐私的侵犯或歧视。

然而，重要的是，诸如工作场所对员工监督和侵犯隐私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一直存在。 作为雇主进行交易来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商品，劳动力需要某种形式的监督和评估，这必然会对工人的隐私产生一定程度的干扰。 这方面的问题是，今天的工作场所监督是否与以前的各个时期存在根本性的不同。 换句话说，现在的监督程度仅仅是量变，还是影响员工监督本质的质变？ 我认为后者才是答案，这对工作场所中的权力关系本质的诠释具有重要意义。

从历史上看，工作场所监控主要结合了视觉观察和抽象时间，还侧重于员工绩效。然而，新地区通信技术的发展为雇主控制员工生产力的方式带来了重大变化。以前，工作场所监控是独立的，仅限于主管的目光，并且仅限于工作场所。现在，监控之眼无处不在，电子设备和传感器不断地在工作场所之外实时收集和处理关于员工绩效的数据，诸如Fitbits等生物识别技术和可穿戴技术可以检测工人的体重指数，胆固醇水平，身体活动，睡眠质量，疲劳程度等。

员工的数据化构成了工作场所监督历史上的质变，这种变化可以使工人的表现和身体活动，转变为可审查和操纵的代码数据流。因此，单个员工成为经理仪表板上的分数、向上或向下的轨迹、可追踪历史记录的进程、或公司服务器上的日志文件——这些东西以数字形式存储并以工人无法控制的方式处理，工人们却蒙在鼓里。虽然电子监视的激增和个人的数字化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普遍现象，但是，工作场所数据流量的日益集中，大大超出了普通人生活中受到监管的程度。

在福柯的早期研究中，他考察了机构的建筑设计，如收容所和医院，即如何在空间上分配个人并组织一个可见性领域，让观察者有权审查和控制被监视的人（病人、工人、囚犯等）的行为，并惩罚那些行为违反既定规则的人。福柯表明，这些制度中权力的本质不仅限于镇压的力量，还涉及到建立“驯服的身体”。被观察者意识到他们处于不断的监视之下，将现有的规训内化，并以所需的方式行事，而不是强迫——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行使权力。在他后来的作品中，福柯专注于生命权力（biopower），据他所说，这出现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后来与规训技术并行。生命权力的发展，是国家通过对其总体特征，如出生率和死亡率，经济周期，流行病率等等，人口的健康状况不佳会被认为是对国家权力和财富的威胁。因此，对员工健康和健康的日益增加的监控可以被理解为私有化和行使生命权力的一种形式。随着生物权力的出现，各国政府开始关注人口的福利，并通过各种政策运动纳入医疗体系，这就是生命政治的来源。

旧有的监视工作场所模式：

视觉凝视和抽象时间

全景敞视

与以前的生产方式相比，资本主义的一个关键区别特征是劳动力的商品化。正如马克思所观察到的那样，资本唯有在市场上遇到“特殊商品”劳动力时才能生存。 “劳动力购买者通过设置其卖方来消费......并通过限制任何潜在的浪费和滞销来寻求利润最大化.这反过来又需要监督和控制。这是一个类似营房的学问，工厂中制定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并将......监督工作最充分地发展，从而将工人分为体力劳动者和监督者。“的确，资本主义工作场所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机构，收容所、诊所、医院、军营和学校亦然。福柯参照边沁命名，称之为“全景敞视（panoptic）。它的显着特征是核心领域监视着被空间分割的个体。正如福柯所观察到的那样，这个设计被用来维持纪律并灌输顺从意识。

环形监狱的灵感来自于工厂劳动的组织。事实上，边沁从他的弟弟塞缪尔那里借用了这个想法，后者被俄国王子波将金（Grigory  Potemkin）借用来管理他的工场。塞缪尔关心的是如何最好地培训和监督一支缺乏经验的当地工人队伍，并提出了一个建筑圆形工厂的想法，工人将从中受到监督。福柯认为，全景敞视机构的规训能力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因为它为资产阶级提供了有效而廉价的手段来应对其社会状况（例如越来越多的乞丐，流浪汉，劫匪和无纪律的工人），并向普通民众灌输适当的工作习惯（如作为服从，尊重权威，时间管理和效率）。正如他在《规训与惩罚》指出的那样，监狱和工厂的模式如出一辙，这不奇怪。然而，福柯并没有想出解决工作场所凝视的办法。

视觉观察和抽象时间的结合，也体现在评估工人在一定时间里达到的的不同任务或目标。时间一直被用来控制劳动过程，例如，修道院办公室的钟声被用来标记中世纪欧洲公会（Guild）劳动者的工作日，然而，当时还没有用时间来衡量每个工人的努力程度，公会劳动者能随心所欲。事实上，时间的私有化只发生在人力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资本主义兴起之后。从技术上讲，从18世纪开始，时钟进入每个工作场所都是通过传播便携而精确的机械钟来实现的，“将工作时间完全抽象为商品化时间。”到了18世纪末，“工作、工时和工资之间的联姻成为工厂的标准。”

科学管理

剥削作为增加剩余价值的手段的泛化和强化是有区别的，前者指的是增加工作时间（例如，延长工作日或减少休息时间）的方法，而后者则寻求提高工人生产能力（例如，加速工作节奏或劳动过程更有效率）。剥削泛化是19世纪工厂劳动过程的特征，在本世纪下半叶遇到越来越多的工人抵抗和改革运动之后，这迫使工厂所有者专注于提高生产力，即剥削强化。而在马克思之前，主要涉及对更好的机械设备的投资。几十年后，秒表进入工作场所，这是提高生产力的重要里程碑，由此而生的工作场所监督促进了科学管理的诞生。

泰勒是科学管理的带头人，他试图分析劳动过程，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工人的生产力，这将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一方面，限制生产过程中浪费的时间，例如减少动作距离，消除不必要动作，特别是通过打击工人怠工； 另一方面，制定预先计划的生产目标，将劳动过程分成一系列基本操作，这些操作甚至可以由非熟练劳动者轻松完成。泰勒认为，“只有通过采用现代科学管理才能解决问题”，雇主才能获得“每个员工和每台机器的最大产出”。“泰勒主义制度的规则是，未观察到的工人是一个效率低下的人。在这方面，泰勒的创新有助于进一步扩大在工作场所内的监督权力，在凝视下建立“一种解剖-时间顺序的行为模式”。泰勒制之外：亨利▪福特在监测工人卫生和健康方面的实验，这或许私营企业最早行使生命权力的尝试。

1913年，福特通过引入移动装配线大大提高了生产率，然而，工人替换率急剧上升。 1913年，每当公司想要向其工厂人员增加100名员工时，它就不得不雇用963名，因为工人技术熟练后就会离开。福特的解决方案是将工资增加一倍。1914年，福特宣布工人每天将获得5美元，工人流失率立即下降。但是，高工资是有条件的：工人要采用健康和所谓的道德生活方式——获得5美元的工人是“22岁以上的男性雇员，过着干净、清醒和勤劳的生活”，或者“和家人同住的干净、清醒和勤劳的已婚男人”。在一份名为”对员工有用的提示和建议“的小册子中，该公司解释说，每天只需要为那些“健康干净地生活”、“让他们的房子保持清洁”和“他和他的孩子经常洗澡”的员工每天支付5美元。公司还建议员工“如果发现体重减轻，持续咳嗽，就应该立刻去医生办公室”。福特成立了所谓的社会部门，配备了大约30名“检查员”，以监督工人及其家人对这些标准的遵守情况。检查员会向员工及其邻居突击检查，“收集每一位员工的信息”，要求他们说明自己的生活条件和方式。那些被认为不够健康或道德的人立即被取消每天5美元工资的资格。

正如葛兰西在对福特主义的分析中指出的那样，福特对员工健康和道德的关注与客观条件的变化有关——大生产的发展和劳动力的增加，这需要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能够忍受装配线的节奏。 葛兰西认为，福特的装配线是“更加疲惫”的“劳动力消耗”形式，福特试图控制工人的健康和道德，意味着“在工作之外保留一定的心理和生理平衡”，防止工人的劳动能力被新的生产方法所耗尽。

本文来自《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

原文网址：https://monthlyreview.org/2019/02/01/new-means-of-workplace-surveil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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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4.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