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从巴黎到光州：公社继承，自由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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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巴黎

到光州

公社继承，自由演进

作者：George Katsiaficas

译者：五月写作组

01

1871年的巴黎公社在科层化和部门化的政府形式之外创造了一片解放的空间。其中，普遍的民意在通过直接民主制定的决策和直接行动的实施中得以体现。

今天，巴黎公社的历史意义已经得到广泛讨论，它被赋予了各色各样的象征意义。而比巴黎公社更加晚近的光州公社则依旧无人问津，只有零星的、十分肤浅的讨论。除了指责其中必然包含的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之外，我们似乎还应该关注苏联曾经对“自发性”概念盛气凌人的诽谤。这种意识形态在19世纪就可见端倪，马克思和列宁更多地把巴黎公社视为手段和革命的一个初级阶段，而克鲁泡特金则认为自由公社不仅是革命的手段，也是目的。他极度厌恶那些试图接管人民的权力和责任的官僚和代议制政府。对于巴黎公社和之后的卡塔赫纳（ Cartagena）及巴塞罗那公社，他指出这些运动会鼓舞其他人揭竿而起——“不是一两个，甚至几十个，而是上百个起义先于而且必须先于每次革命。没有这些起义，也就没有革命。”

 这是因为，即使起义遭到残酷压迫，对事件的经验会在人们的心灵和思想中创造新的欲望和诉求，也有新的畏惧和希望。1987年，韩国人民在历史性的为期19日的六月民主运动中，推翻了独裁统治，他们在运动中的口号是“铭记光州！”。

 与巴黎公社一样，光州公社同样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这场80年代的人民起义像之前的革命运动一样鼓舞着后来者——在1986年到1992年的6年时间里，8个亚洲独裁政权被推翻；而且，笔者相信，这次起义中得到的经验教训也不局限于东方或者亚洲，而是能够让全世界的行动者得到裨益。

 1968年世界历史性的全球运动塑造了后来的叛乱——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核裁军运动，1989年后俄罗斯和东欧的大规模动员，1999年西雅图的另类全球化浪潮，以及2011年世界各地的起义（阿拉伯之春，希腊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愤怒运动，威斯康星州工人运动和占领华尔街）。就像是巴黎公社为光州起义铺平了道路那样，光州起义则为随后的浪潮搭建桥梁，而不仅仅是在亚洲发挥影响。

02

要了解光州公社就绕不开它的先行者，巴黎公社。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点。

首先是巴黎和光州的人民都从政府手中夺取了城市的控制权，并且无数的市民建立了掌握实际政治权力的人民民主政权，非常有效地取代了旧制度。期间，主要由基层民众支持和参与的武装抵抗十分普遍。尤其在巴黎，阶级社会中横行肆虐的犯罪行为几乎完全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公民之间真正的团结友爱，由财富决定的等级制度也随之终止了。

这两次起义的爆发都是由于极端事件点燃了即将沸腾的民怨。在1871年，普法战争以普鲁士人的胜利结束，这些外国征服者当正向着巴黎进军，就在当时，国民议会投降普鲁士的决议成为了起义爆发的导火索。终于在3月18日这天，大多数倒向了起义力量的国民自卫军发动了一次政变，成功夺取了巴黎。即使面对普鲁士和法国军队的双重打击，巴黎公社顽强抵抗了70天。期间，公社建立起运作良好的政府，满足了市民的日常需要，并成功组织了多次防御和抵抗，而且还举行了两次选举。遗憾的是，公社最终无法抵挡压倒性的压倒性的军实力来那个，数千名成员在“五月流血周”的巷战中牺牲。

 一个多世纪后，在军队火力增加几个数量级的时代，光州人民起义发生了。尽管没有外国军队向着光州推进，但是本国的精英空降部队在得到美国认可的情况下撤离了韩朝边境线，转而对光州人民实施了大屠杀的罪恶行径。但是，即使顶着火焰喷射器和机枪的攻击，光州人民还是齐心协力把军队赶出了他们的城市。

光州解放了。那时候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参加集会，他们表达了经年累月的愤懑、压抑和埋在心底的愿望。当地的公民团体很好地维持着公共秩序，还创建了一个真正贯彻“民治、民享、民有”原则的政府。虽然光州这片解放的空间只持续了六天，远比巴黎公社要来得短暂。然而，对于这样的革命时刻，时间不是至关重要的变量——至少我们不该不加省察地量度这段时间。 终于，1980年5月27日——几乎就是109年前巴黎公社崩溃的同一天——光州公社在坦克。直升机。喷射机和数千空降兵的钢铁被洪流中土崩瓦解。

当时的政府为了防止这两次起义发展成燎原之势，就把它们孤立起来，隔绝这两个城市与外地各省的联系。有趣的是，巴黎公社在失去了和各省的联系之后，反而得到了不少民众的拥护。从马赛到图尔，这些支持者在各自的城市中也发起了类似的建立公社的实践。而在光州起义之后，这股革命热情就蔓延到全罗南道的16个周边地区。

光州和巴黎的艺术家也积极参加了各自的起义和公社建设。最有名的是现实主义大师居斯塔夫·库尔贝，他在巴黎参加了一个艺术团体，他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最著名的拆毁旺多姆圆柱——来支持巴黎公社。而光州的艺术家也向他们的前辈学习，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小丑戏剧团在主持日常集会上扮演核心角色；洪成潭（Hong Sung-dam,版画家，韩国“民众美术”代表人物）和其他视觉艺术家为运动制作海报和报刊。

在两次起义中，女性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尽管她们的自我组织仍然是在那些传统观念中属于女性的领域中得以实现的。在巴黎公社中，第一国际的女性带着强烈的女性主义热情，不仅承担起救死扶伤的责任，还组织起工人合作社，给穷人免费提供食物。另外，她们也在废除卖淫和实现性别平等的议题上表现突出。而在光州，高中的女学生们集结起来，帮助照顾伤员、清洗遗体。光州的女性也建立了公共食堂，承担了主要的烹饪工作，不过仍有少数男性参与其中。

这两个城市都有许多起义的叛徒和政府支持者（包括派到公社来搞破坏的特工间谍）。在光州，就有政府特工从道政府大厅的低下把布置好的雷管给挖走了，于是和顺郡的煤矿工人辛辛苦苦带来的炸药就成了哑弹。而在巴黎，也有与法国反动势力连枝同气在旺多姆广场和旧巴黎证券交易所（Paris Bourse）试图制造混乱的“忠诚市民”。

然而，这些个案不足以支持一个关于人性的荒诞传言：失去了强权政府，人类懒惰、贪婪的劣根性就无法控制。反而是巴黎和光州公社解放人民的事实狠狠地揭穿了这个谎言。在那些解放时刻，公民的行动昭示着他们与生俱来的自治能力以及团结合作的本能。在两次起义的最后，显露出凶恶本性的不是自治的人民，而正是反动政府自己。在1871年和1980年，平静的解放时光被血腥地终结之后，“法律和秩序”仅仅意味着暴力镇压。巴黎公社崩溃后遭到处决的人数保守估计达到3万，这还不包括被发配到太平洋荒岛上的几千人。光州的死难情况则相对没那么惨烈。官方公布的数字是200人，但普遍认为至少牺牲了2000人，几百人在起义期间失踪。另外，据闻有军队焚烧遗体以及把数量不明的遗体丢弃到大海或乱葬岗里头，而且有关的记录都被销毁了。

两次起义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共同点，那就是它们都发生在长时间的经济增长之后。法国1872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产业工人占到了劳动力的44%，但拥有超过100名员工的工厂不超过15家，其余的上百家工厂则雇佣了20到50名工人。光州的情况也类似，80年代的时候也拥有许多小型工厂，这是一个城市走向产业化的高级阶段的典型标志。

03

尽管有着诸多共同点，这两次起义仍有许多不一致的地方值得我们思考。其中一点是光州公社建立的过程更加“自下而上”，更加体现“自发性”的概念。在1871年的政变发生之前就已经存在像巴黎国民自卫队那样的组装力量来领导反抗运动。但是在光州就只有从基层挺身而出的男男女女，通过直接行动来跟空降部队进行抵抗，然后才组织起自己的部队。而光州的解放却是在没有既定的政党或治理机构的领导下实现的。这个晚近的实践似乎向我们显示了，人民的民主自制实际上比军事独裁或者少数精英统治来得要好，无论后两者是否经过选举上台。

光州公社期间，每日都会举办上万人参与的直接民主论坛，以供人们讨论不同的观点，各行各业的市民，甚至包括黑社会老大、擦皮鞋为生的小男孩、性工作者以及各路通常被视为“底层”的边缘人平等地参与其中。这个由人民直接参与的全体大会作出了两个重要决定：第一是绝不向军队投降（尽管的确有些投降派），第二是用俘虏来跟军队交换武器。这种协商极有影响力和号召力，每次发出行动号召，各团体就立即采取相应行动。这一制度的政治智慧还体现在之后的17年里，光州市民坚持抗争并最终实现了当年提出的三个要求：惩罚大屠杀的相关责任人，向市民道歉，赔偿受害者及其家属。

与光州公社的直接民主形成对比的是巴黎公社的代议制结构。1871年3月28日举行了选举，28.7万人参加了投票，共有98人当选公社代表，其中15人支持政府，9人同时反对政府和起义。这些代表却无法发挥最高的权威，各个社区协会（neighbourhood association）扮演着“影子政府”的角色，除此之外还有国民自卫军的指挥官能够独立地给自己的部队下达命令。有时候在战场上的军官就会同时受到三份互相冲突的指令——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军队在军事上与公社中央作对，政治上与自治社区的协会作对，结果只能让新生的政权更加低效率和失去力量。更可悲的是，选举出来的代表之前也陷入了私人矛盾的池沼之中，有时还因此拒绝履行职务甚至辞职。这样，公社的代表会议越发经常地作出愚蠢的决定或者根本作不出决定，于是在5月1日，公社投票建立了拥有至高权威的公安委员会，宣告其代议制系统的最终失败。

实际上，我们可以发现，当时的普通民众并不十分赞同代议制政权而是更加倾向直接民主。利沙加勒（Prosper-Olivier Lissagaray）在他的《1871年公社的历史》中告诉我们“人民群众其实心里向着公社，对自治议会这种资产阶级理想没有感情，如果没有管理学校、医院、法院和警察的权力，没有真正的自由而要被束缚在国家机器上，甚至无法把同胞从社会的奴役中解放出来，那么他们又凭什么要关心议会呢？”

另外，在对待宗教组织的态度上两次起义截然相反。巴黎公社的人民继承了法国大革命中的看法，把天主教会视为敌人或帮凶。巴黎公社期间曾经一个星期之内就有两百名神职人员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是他们的邻居自发抓捕的。之后，他们还自发地把教会改造成社区活动中心、孤儿院和避难所。而在城市即将时候的时候，巴黎的大主教和少数神职人员被处决了。相反，光州的教会全力支持起义，许多教堂直接为教区的居民提供公社聚会的场所，其中最激进的是光州基督教青年会（Gwangju YMCA）和基督教女青年会（Gwangju YWCA）更激进派基督徒的聚集地。另外，即使在最后时刻，也没有人在被光州的起义组织或民众处决。

04

在巴黎和光州的经验中，我们得到了宝贵的历史教训：通过实质性的民主，巴黎和光州的人民揭示了自由的未来形式的方向。其中实质性民主是一个比选举制度更加优越的赋权系统。在巴黎，选举导致了权力集中到公安委员会手上，但在光州，即便在与军队的持续斗争中，人民仍坚决维护以公社形式组织的协商民主。

事实上，20世纪晚期出现的革命公社有相当部分就是为了反对苏式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早在1957年，卡斯托里亚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就认为56年的匈牙利工人委员会就是这么一种革命公社。随后也发生了多起通过大规模的直接民主夺取权力的事件，例如泰国的1973学运、尼泊尔的1990民运、野百合学运等。这些事件都深刻地体现了人民的集体智慧和实现自治的潜力。

回顾往昔，展望未来，我们期待每个大洲都翻腾起义的浪潮，每个城市都建立起真正属于人民的公社——公社是捉摸不定的自由的具体形态，也联系着人类的尊严，而决定我们能否长期成功的因素，就在于能否实施步调一致的行动。

本文来自Roar杂志，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可跳转到原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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