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1919年西雅图总罢工：工人接管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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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

西雅图

总罢工：工人接管城市

作者：Robert Ovetz

译者：五月写作组

对美国工人阶级而言，一战结束既是危险也是机遇，1919年10月25日，《国家》（the Nation）杂志发表了一份出乎寻常的声明，他们声称，1919年是“平民造反”的、“权力不在由上层强加，而是从下层自觉掌控，这是一场革命”。

《国家》所言不虚，不管是美国还是世界各地，空气都中弥漫着革命的气息，工人开始进行总罢工和占厂，革命已成事实。在美国，战时的阶级斗争的高潮在于西雅图，那里的工人发动了总罢工并且接管了整座城市五天。

革命席卷了墨西哥和俄罗斯、德国爆发了工人起义、匈牙利的革命政府上台，社会主义者接管维也纳；这场造反还蔓延至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意大利和荷兰的工人也掌控了工厂，殖民地的独立运动风起云涌。加拿大的温尼伯也有大罢工。

战时的野猫罢工威胁到生产秩序。我的著作《当工人还击：1877年到1921年的阶级矛盾》（When Workers Shot Back: Class Conflict from 1877-1921）记录了美国政府对罢工的回应，他们推行临时劳动计划政策来仲裁劳动纠纷。这个仲裁方案——即后来新政的劳动关系法原型，实际上助长了工潮，工人进一步扩大罢工范围，他们通过继续组织，升级战术和扩展群众支持来加大抗争的影响。

工人的激进行动呈上升趋势：1917年的9月至1918年4月之间，工人们在六个城市举行了总罢工。从1915年到1917年，一系列的罢工数量飙升至令人震惊的4359次，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增加了250%，达到120万人。到了1919年，罢工次数到达3400次，而罢工的工人人数接近410万人。

1918年11月11日，停战让政府腾出手来，多管齐下以抑制罢工。战斗工人（Militant workers），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异议者遭到武力镇压，数百人被驱逐出境。薪酬增加和工时缩短等要求也被推迟，成千上万的产业工人被扔出工作岗位。

但是，工人从未怠慢，西雅图的战时罢工持续着，钢铁行业的工人十分有战斗性——他们也组织了1919年总罢工，武装工人暴动也使煤矿业震动了好几年。在1919年2月，西雅图工人使城市停摆，然后以工人自我管理的方式是城市重新运作起来。

几天过后，这场总罢工表明了工人们在战术上升级，建立了一个充满活力的生活模式，即詹姆斯（CLR James）所谓的后资本主义的“现在的未来”。

斗争扩大

1919年1月9日，停战了接近两个月，16000名海员工会成员决定用罢工来对抗造船业劳动调整委员会(Shipbuilding Labor Adjustment Board,SLAB) 的仲裁，仲裁结果是废了分化并政府造船业工人。到了1月21日，这场罢工人数扩展到了35000名造船业的技术工人和其他船坞工人。工人们抗议，战时工资继续被国际工会(the International Unions)、美国海军和美国紧急舰队公司( US Emergency Fleet Corporation)共同操纵，这些都是大财团的傀儡，他们互相勾结，用SLAB的权力来设定工资，把最高工资设定为技术工人的薪酬。

即使战争结束，SLAB继续着对工资的控制，还不允许涨工资。作为反击手段，船坞工人投票并决定在2月6日举行罢工，他们给西雅图中央劳工委员会(Seattle Central Labor Council , SCLC)的船舶业罢工方案，扩大为接管整个城市。

旧金山的劳工领袖汤姆·穆尼(Tom Mooney)和沃伦·K·比林斯(Warren K. Billings)——他们因为被诬陷而入狱，其莫须有罪名是在1916年支持战争游行安放炸药。一些SCLC的领导人想让其下属地方工会对成员进行调查，以确定他们是否会参加总罢工来支持造船厂罢工。 在接下来的两周内，110个当地工会以压倒性优势投票参加总罢工。国际码头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Longshoreman’s Association)主席威胁工人，如果他们参加罢工，就撤销其工作许可证，因此，那些支持罢工的码头工人对他极其不满。

接下来几天的总罢工，是好几年整个地区的工人和支持者的的组织成果。1915到18年，工会成员增长了四倍，这使西雅图成为强大的工会城市，连IWW和AFL金属贸易委员会也一起工作。

工人管理

不同于那个时代的总罢工，西雅图总更加体现了工人扰乱生产的力量。西雅图总罢工证明了工人的力量，他们能重新组织生产和再生产，并且减少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这是通过满足社会需求而不是追求利润达成的。

SCLC成立了一个总罢工委员会(General Strike Committee, GSC)，该委员会由参加罢工的每个地方工会的三名民选代表组成，他们在整个第一次罢工期间管理整个城市。GSC它成为了一个平行的的工人自治系统，他们进行湿垃圾收集、给贫困者安排住宿、还组织了一支消防队。他们负责提供各项公共服务，保证社会安全。

他们的管理十分有效。运送牛奶的司机组织向35个邻近牛奶站分发牛奶，并从小型牛奶厂购买牛奶；食品工人给21个餐厅每天制造30000份食物；如医院等重要服务点继续运作并且提供尼龙或燃料。当日本劳工协会的酒店和餐馆工人投票参加罢工时，也存在一种的超越种族的联盟。

GSC组织了300名老兵志愿者参加劳动者护卫队，作为平衡精英自卫团体的力量，他们使用说服而不是暴力来看管社区，这种方式使破旧街区的酒吧关闭并且使麻烦降至最低。这种管理方式十分有效，在总罢工期间，警察局长说，由于工会提供了安全保障，警察已成无用之物。莫里森少将也证明了这座城市的和平安定。在此期间没有人因罢工而被捕，尽管面对着国家刑事工会法律的巨大起诉压力，但检察官甚至无法通过煽动性言论或行为指控一人。

工人运作城市的力量如此强大，以致于政府官员、部长、市长和西雅图的码头，都要求他们恢复有限的商业服务运作。罢工中的110个本地工会也使总罢工承受的镇压威胁减到最低，事实上，他们不是GSC乃至总罢工的领导者，他们扮演着像协调机构一般的角色罢了。

草根网络

总罢工委员会的日报“西雅图工会记录”解释了总罢工的策略：“它们在性质上非常相似。 安静的群众行动，捆绑行业，保证自由，直到罢工委员会逐步处理该市的主要活动。”

西雅图工会记录了罢工之间质的区别，罢工采用杠杆来停止生产，以及他们发起的总罢工，接管生产以重组并使其服从社会需求：

“罢工者的力量，而非召回劳动者，这场罢工方可胜利......工会不仅会停摆工业，还会重新开展生产，这是以适当的行业管理下保护公共卫生与和平为前提的。如果罢工继续，工人可能会通过重新开展更多的活动来避免公众的痛苦，这里的前提依然是自我管理。”

工人的文件提供了每日信息来源，这些信息从GSC流向罢工者及其支持者，然后新闻再回流给GSC。罢工者制作并发行了报纸，虽然它的生产是集中组织的，并且可能受到干扰，但它不像大公司拥有的电报或电话那样脆弱。GSC的集中化的横向组织，以及利用报纸建立起为时两天的罢工协调者和平民的双向沟通渠道，这是这几十年间协调工人运动的一个宝贵经验。

开辟新路

西雅图罢工者取代了精英掌控的地方政府，其替代则是由工人运作的更有广泛性的社区。GSC根据代议制民主和资本主义，采用了新的直接自治制度和基于需求的生产计划，以此来取代城市中的主导体制。罢工者没有浪费任何精力去寻求或争取更多权力，相反，他们掌管工作场所和社区，这才决定了他们需要什么，他们要提供给谁，提供什么，并且共同劳动，分享他们的产出。

他们的总罢工不同于任何一般或者其他罢工，他们并不是为了要求厂主让步而停产——这在一战期间很常见。这样反而使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落到实处。相反，工人们是自己作出决定的，不再是资本主义的工作关系，而是开辟了短暂的自治空间，他们可以运用他们的多重视野来看待生活真貌。

西雅图总罢工在美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它也许更接近于巴黎公社，或者墨西哥革命者在过去十年的财产没收运动。西雅图总罢工表明了什么会发生在工人控制生产和再生产的时候，。

反扑烈焰

在西雅图上空，暴风雨般的镇压开始迅速形成。州检察长、州防务部主席兼华盛顿大学校长亨利·苏萨罗(Henry Suzzallo)，请国防部长牛顿·贝克(  Newton Diehl Baker Jr)派遣近10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他们部署在城市周围。来自刘易斯营的美军部队也安装机关枪，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安装机关枪，虽然他们还不清楚枪口要对准谁。

苏萨罗让他的大学预备役军官训练队的学生，穿上制服变成有偿警卫。私人的基瓦尼俱乐部，其成员都是专业人士精英，他们为苏萨罗提供咨询服务。 西雅图市长增派600多名警察，武装了2400个特勤，并要求州长派来国民警卫队。兵力准备就绪，市长发布了一项法案，要求有关部门在2月8日前结束罢工。

当罢工者考虑市长的最后通牒时，旧秩序枪口上重生。 商业报纸The Star开始再次发行，他们由装有机枪的卡车警察守卫。 GSC聚集并以13比1投票结束罢工。 但在晚餐休息后，GSC推翻之前的决定，投票继续罢工。

美国劳工联合会(The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干预了总罢工，要求当地工人返回工作岗位。AFL的领导层明白，罢工的骨干是由当地工会组织的，这些工会抗拒自己的国际工会，违反了其与雇主的合同。AFL没有为更大的阶级利益服务，而是形成了对工会权力和合同的威胁。

AFL对其成员的影响至多是好坏参半，有轨电车工人回到工作岗位，但当GSC打电话给他们时，他们愿意回去。队员们也重返工作岗位，但他们估计会再次投票赞成罢工。当GSC在2月11日投票结束罢工时，造船厂工人继续罢工。 1919年10月，西雅图的码头工人拒绝装载50辆货车，这些货车装有雷明顿(Remington Arms)制造的枪支，供反革命的俄罗斯白军与苏维埃政府作战。与此同时，劳工印刷厂、当地社会党和IWW大厅的办公室遭到袭击，39名世界产联成员(Wobblies)被捕。总罢工被资本，国家和AFL的共同力量所打破，他们的联合力量远大于罢工工人。

反抗演习

西雅图总罢工证明，在车间建立反对力量而非破坏生产，民主重组和重新定向以满足人类需求。

总罢工使工人成为该市的当权者。自组织工人几乎不知不觉地通过重新占用现有资源和财富，并将其重新定向到再生产需求上。工人战术天才之处是避免直接争夺权力，但是这种冲突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工人的力量（和镇压力量）严重不对称，他们不能期望在一个城市单独获胜。正如总罢工委员会的历史委员会在1919年3月写的那样：

我们的经验......将帮助我们了解世界各地其他社区发生事件的方式，罢工委员会从罢工拓展到越来越多的事务，直到恢复商业，他们的旧声望开始倒下，转向暴力统治，然后出现了武力（镇压）的考验。

反抗分子在总罢工期间，为实现自治而努力地采取双重权力结构的形式，它有效地重组了社会，重新占用生产资料和生产方式并取代了管理社会和经济的现有机构。在这种情况下，总罢工具有革命性的方面，因为它会摒弃传统的权力平衡，在赋予一般民众权力的同时解除精英的武装。

工人们设法在不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接管西雅图的控制权。 西雅图工会记录解释了原因：

显然，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注意到了暴力的缺席。 暴力不是因为权力的转移而变化，但是，当“反革命分子”不可避免地获得力量时，他们几乎不知道，这早已从他们手中失去。如果西雅图出现暴力，不是来自工人，而是来自武装的反罢工者，他们试图打破罢工委员会对其成员的权威。 我们在西雅图没有暴力，没有革命。这一事实应该证明，罢工委员会和市民都没有打算进行革命。

通过将破坏转变为对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超越，总罢工可能引发革命，而不需要工人在某些条件下拿起武器。如果罢工扩散到更广泛的区域，获得更多人支持，扩展到社会的其他关键部门，那么将生产资料置于社区手中，并使经济服从于直接民主，工人控制的总罢工才能取得长期成功。 如果没有工人阶级的这种重组，一个城市的总罢工就不可能持续占上风，特别是当精英们发动武装反击的时候。正如西雅图工人所记载的那样，只有精英们准备并愿意使用暴力作为一种策略。当GSC取消总罢工时，精英们联合了警察、国民警卫队、军队、警备队和AFL领导层，共同反对工人控制的自由城市。

宝贵一课

总罢工的最终失败是因为精英的武力威胁。罢工队伍局限于被压制力量包围的孤城，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继续掌控城市。罢工者不可能让本地精英放下武器，剥夺和重新分配他们的财产，将斗争开展到西雅图之外。当镇压力量部署于西雅图外时，没有多少民众真正去反抗，西雅图是反革命浪潮中的革命孤岛。

西雅图总罢工最终失败了，因为它处在复工和降级之间，一方面是泛化和升级为革命的罢工。 另一方面，战术升级让精英暂时无法控制，但总罢工不足以维持或扩大规模。在对罢工战术的强化或者降级以让步（换句话说，在改良或革命之间）之间，罢工者选择了降级。反动风暴笼罩着战时的罢工浪潮，他们决定结束罢工以避免暴力。尽管西雅图的罢工只持续了五天，但它提供了工人自我管理美国大城市的可能性。

本文来自Roar杂志，点击下方阅读原文可跳转到原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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