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五四运动一百年：全世界的年轻人，联合起来！

陳觴

 自大与自卑是一对孪生子，与其这么说，不如承认，自视甚高恰好是被欺负的后遗症。对于被殖民的民族而言，这两者的交战则更为明显。

不要害怕用法西斯的思维思考，那么，我们不妨用国家拟人化的角度来说一说。自大和自卑并行的民族，最典型的就是朝鲜，在内忧外患之下居然脱藩称帝。朝鲜是一个老人的躯壳，于是他们用大韩这个既古老又崭新的名称作为国号，这是一个年轻人的标新立异之举。朝鲜臣服中华正统多年，他自己终于能当一次大哥了——即便日俄已对其虎视眈眈，这次称帝更像是过家家。

大清的股肱之臣当然不愿意，他们称帝，那大清的面子往哪搁？哪怕是改革派也看不过眼，他们认为帝韩不过是妄自尊大之举，但是，章太炎却为他们站台，并且指责朝廷重臣气量小，他们指责朝鲜的行为，实际上和岛夷索虏的地域黑差不多。

这个年轻人做了十来年的帝国梦，就被日本扼杀了。同样的，隔壁大清的改良主义走到了尽头，他们的千年帝国也要倒了，而且这一倒，便是永远，因为帝国主义乐见其成。只要把资本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无论是什么国，都是帝国的傀儡，在著名的分赃协议上，大家因为分赃不均而吵起来，而有一个年轻人探头过去，但是却被挤了出来。这是大人的事情，小孩子掺和什么？

比起这个孩子更惨的是朝鲜，他们早已经变成东亚新的话事人的小弟，巴黎和（稀泥）会也没法去，那还能怎么办，还能再称帝吗？显然不能，这是一个没有皇帝的时代了，只能玩点新鲜的，那就是民族独立。朝鲜三一运动便由此产生，这就是年轻人的朝气，也是一种回击，在笼子里呆的太久，所有人都会变成野兽。所以说，对于完全不怕事的初生牛犊，他们一无所有，也恰恰使他们决定要夺得所有，这就是青年的潜力。

其中最有名的便是柳宽顺，她是一个正义感爆棚的大学生，在女子学堂她不仅学会了知识，还学会了造反，即使学校强制学生回家，她也不放弃宣传，在家乡依然跟乡亲们宣扬民族独立思想，派发太极旗，引领群众游行，最后家人被枪杀，被捕后饿死在狱中，年仅18岁。这么年轻就死去了，固然可惜，但是她的灵魂是不死的，正如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年轻人一样，他能在和稀泥大会上据理力争，也能暴打体面人，罢工罢市，有勇有谋。能如此献身，那也是死得其所。要是所有人不死，这个世界就装不下了，为理想而牺牲，总比老不死要好嘛。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成了骨灰，老不死的却还看今朝。世界终究是属于年轻人的，但是，这句话更像是一种激励，因为看看爸妈朋友圈和电视广告的重合度，你就知道，这世界首先是中年人的。所以，无数仁人志士喊过另一句话叫做，知其不可而为之，那个曾经震撼你心的运动，便是这样的绝地反击，这里面先是由一群物理意义的年轻人发起的，然后则是广大人民群众加入，他们是心理意义上的年轻人，还有化学意义上的年轻人，他们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点燃了整座赵家楼。

这就是年轻人的职业：搞事。这一光荣传统从英国沿海到西伯利亚，从北京到东京一直没有断过。在五四运动之后，有1926年的三一八惨案，这便是《记念刘和珍君》所述事件，刘和珍和柳宽顺一样，都是女大学生，但是，她们更重要的身份是勇士，她们用自己来为后人铺路，这是那些西装革履的绅士远远比不上的。直到现在仍然能见微知著，那些口口声声喊着公民社会的知识分子，居然认为杜月笙维护江湖规矩是好事，这不禁让人怀疑其公民背后的含义，而他们也从来不惮以最大的恶意猜测和自己不同立场的人，在危急关头就越能看到这种人的本性，这是见危知猪。

这些西化的体面人充当着着精英的角色，他们和赵家楼里的人是一伙的，所有他们始终无法和年轻人有共情，或者说，他们就是精神上的老年人，行动上的残疾人，西化和脑退化只有一线之隔。他们无非就是说什么学生暴力，不够理性，然而最后也不是他们改变了世界，只要他们不去当反动派的打手就得烧高香了。

到这里，我们可以停止国家拟人化的想象了，因为我们看到了真正的个体的年轻人，国家在这里只是一种反抗的手段。说人非手段的，是康德，说国家是追求幸福的手段的，是亚里士多德，说国家至高无上的，那就是缺德。民族国家的建构和资本主义息息相关，在民族自决的原则下，支持被压迫的民族反抗是必须的，也是有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但是时移世易，第三世界的国家统治者已经开始了他们和帝国主义的媾和，在这个普遍帝国主义的时代，如果说大韩的是蠢人，那么，说大韩帝国的则是坏人。所以我们能看到神奇的发夹弯漂移，年轻人变成了恶人，那么，他们还能回到年轻吗？这是不一定的，自己造的神祗，只能自己毁掉。国家，在五四时期的把手，现在已经变成了悬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所以，无所不能的国家人格神需要彻底砸碎，这必须靠新一代的未受腐蚀的年轻人完成。他们不是简单地回到五四，而是超越五四，完成五四未竟的任务。

哪里生危险，哪里就生救赎。我们永远面临着危险，而恰恰是危险制造了机会，这就是对于前途的乐观源泉。我们面临着五四精神被颠覆的危险，面临着与过去完全不一样的危险。那么，知其不可而为之，则要变成知其不可而必为，不为的话，那么危险就随时会吞噬我们——换言之，救赎变成了义务。对于那些已经习惯于岁月静好和出国躲避的人，这篇文是不可看的，对于那些万分爱国的人，或许如鲠在咽。这没有关系，因为上述两类人，或许能看看下面这段话：

“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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