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德国革命的血腥结局（上）——开端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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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Ralf Hoffrogge

译者：阿林斯基

在柏林墙倒塌三十年，君主制终结一百多年之后，发生在1918到1919年间的十一月革命，在德国舆论中仍然饱受争议。虽然，在刚刚举行的一百周年纪念活动，评价整体上都是同情的。但是，这也展现了“革命”这个字眼和其历史，在某种程度上和博物馆的展品别无二致。

有些人将这次起义看作向德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体的过渡，也有些人把它看作“被背叛了的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的尝试被无情镇压了。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被害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然而，1919年3月的关键斗争鲜为人知。那时的全国范围内的总罢工号召重工业生产社会化，以及让工人委员会进入德国宪法。革命最终被血腥的暴力碾碎，仅在柏林就有超过一千人遇害。这场革命的失败仍然要归咎于工人运动的自身矛盾。

革命的开始

革命最初开始于在一战期间的势力抗衡。工人运动中的左翼和革命力量聚集在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Independent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USPD）的旗下，他们抗议文明秩序的崩溃，但多数派社会民主党（Majority Social Democrats SPD，德国社会民主党在一战时期使用的名称）仍然支持战争。USPD的成员多种多样。它既在一开始就团结了坚定的革命者，如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也有许多所谓的修正主义者，如伯恩斯坦，他在大战开始前就渴望把SPD转变成一个改良主义政党。他们唯一的共识只是拒绝欧洲战场上的冷漠屠杀。

因此，USPD的整体人员既没有愿望也没有力量去组织革命。党内的小团体从一开始就出现了，比如卢森堡和李卜克内西的斯巴达克同盟和激进的工会运动者理查德·穆勒为他的革命车间代表（指shop steward，一种代表工会组织沟通联络工人的角色）营造出的关系网。斯巴达克同盟主要专注在游行抗议和散发宣传读物，USPD则在国会里谴责战争，只有革命车间代表在发展扎根于工地的革命组织。政治上来说，毫无疑问，他们依靠斯巴达克同盟的努力，但在组织上，他们比其他的左翼组织更融入了工人阶级。

1915年左右，革命车间代表从德国金属工人工会发展而来。1916年到1918年1月，他们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的罢工，在全国吸引了成百上千的参与者。这些罢工都进行了精心筹划，一开始，他们只是为了抗议战争导致的罢工禁令，但后来——某种程度上受到俄国革命的影响——他们逐渐变成了坚定的革命者。只有1918年的教训才能让大部分工人意识到：没有革命，就没有和平。但革命之后会是什么？连革命者们自己也不太清楚。

非正式且秘密活动的柏林工人议会从1918年中旬开始大量的讨论夺取政权的总体策略。这个组织包括了USPD中的左派，革命车间代表，和斯巴达克同盟。理查德.穆勒说革命车间代表追求一种“俄国式的议会共和”。这是一种1914年前的工人运动很难找到的激进思潮。不过，这种空洞的设想实际上并没有怎么描述革命后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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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变的考验后，先锋们为后资本主义社会谋划的蓝图，被证明是一种空想，甚至导致独裁，这是老生常谈了。面对审查制度，军事独裁，德国警察国家的本质，1918年的左翼发现，能够和社会基层对话，并以此来获得一种清晰的革命视野，这是非常困难的。

1918年秋天爆发的革命被两个最流行的需求所驱使：推翻君主制和结束战争。第一次发生在1918年11月9日，第二次发生在1918年11月11日的停战协议。对于官方来说，这个国家现在是工人议会统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了。但接下来呢？临时议会应该变成一个永久性的组织，或者应该让国民大会起草宪法？左翼在这些议题上产生了分歧。只有在革命自身的压力下，政治潮流的不断分野才会出现。1919年新年德国共产党的成立说明了这点。但到此时，革命已经濒临尾声了。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导致革命瓦解的最大问题是，1914年前，工人运动还没有做好准备。尽管口头上说着马克思主义，德意志帝国的SPD却没有为革命培养任何力量。日常的斗争和长远的社会主义目标似乎少有联系，只有战争才突如其来地把革命的问题放在讨论日程上。

在革命热潮中，弥补长期被遗忘的对于革命态度的澄清相当困难 —— 尤其是在反革命暴力的持续威胁下 ，最终革命者的失败可以预见。SPD继续在广大劳动人口中获得尊重和忠诚，但不幸的是，这个党也认为激进左翼比右翼更危险。弗里德里希·艾伯特（Friedrich Ebert）的社会民主政府允许反革命军队对革命进行致命的打击。

起初，工人党被迫进入一个短暂的停火。尽管11月9日，革命车间代表和他们的盟友控制了柏林的局势，可是左翼仍被迫接受与SPD的联盟，共同组建政府。来自底层的压力要求新政府倡导“团结”，并且双方都有平等代表权。

工人和士兵通过组建自己的委员会控制了工厂和军营，但无意采取永久措施。大多数工人相信停火已经消除了战争的阴影 —— 这被理解为双方分裂的根本原因 ，并且11月9日形成的SPD和USPD之间的社会主义政府马上就要开始“干”社会主义了。

1919年的“社会主义”意味着将已经“时机成熟的”关键行业公有化，主要是国有工厂，采矿业和重工业。 “公有化”一词通常被理解为国有化，尽管议会坚持享有共同决定权和某些监督权利。国家从上到下实施社会政策，党和工会政策由群众在选举日决定的领导拍板。从这个意义上说，1918年11月议会的存在就代表了，君主制下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家层面代表体制的实践，以及其他常见思潮的彻底决裂。

现实破门而入

这种对于革命态度澄清的缺乏，解释了为什么在1918年12月16日至20日召开的第一届委员会（Council Congress）中，拒绝将议会制度作为新国家的体制，而是要求以国民议会的形式选举小资产阶级国会。委员会是第一个全国性的代表大会，占据委员会多数的SPD代表，作出了这一决定。尽管USPD的成员代表已经掌握了实权并进行了谴责，但这只是少数工人的政治选择。

此时的大多数人都参加了社会民主党及其国民议会的计划。当然，是和小资产阶级政党一起分享这一计划。SPD和小资产阶级政纲之间的这种重叠并不是其背叛的结果，而是君主制时期多年议会斗争经验的结果。SPD根本无法想象，基于议会的民主社会秩序或工人对工厂的控制该是什么样子。

左派也没有特别明确的纲领。事实上，对于议会的理论构想，在议会自己已经夺取权力之后才发生。无论是无政府工团主义还是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分析，都没有对德国产生太大影响，因此将它们描述为议会的前身毫无道理。第一届议会在1917年和1918年的大规模罢工期间自发出现，而对于他们的理论构思在1919年初出现。在实践中，工人们没有读过任何关于议会社会主义的内容，甚至像理查德·穆勒这样的领导人也只能在革命期间推理并归纳他们的经验。议会运动是“边做边学” ——从实践到理论，而不是相反。

来自革命车间代表的理查德.穆勒和埃内斯特.道米希（Ernst Däumig），通过他们的杂志工人议会（Der Arbeiter-Rat）对左派的理论辩论产生了强烈影响。他们的“纯粹的议会制度”理论与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相结合，在1919年初引起了一场切实的，尽管最终失败的群众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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