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齐泽克：雅各宾的幽灵

雅各宾

的幽灵

齐泽克

马克思的深刻洞察依然发挥作用，或许比过去任何时候更有效：对于马克思而言，关乎自由的问题不该拘泥于政治领域（国家是否有自由选举？是否司法独立？出版是否受隐性压迫？人权是否得到尊重？）。相反，实际自由的关键，在于从家庭绵延至市场的社会关系的“非政治”网络，此处所需要的并非政治改良，而是社会关系和生产的转变——准确来说是必然发生的革命性的阶级斗争，而不是民主选举之类的狭隘的政治形式。 我们不会投票决定谁的财产，或是工厂里的关系，诸如此类——这些仍在政治氛围之外，也是对于民主在经济领域有效“扩大化”的虚幻期待（例如重组银行使其受大众监控）。这个领域的根本改变需要跳出所谓的合法“权利”或符合“民主”程序（当然，这些东西有些积极影响），不管我们的反资本主义行动多么激进，这依旧被民主体制条条框框限制住。民主制度也是“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并且为永不停息的资本再生产保驾护航。在此，巴迪欧机警地提出，今天的终极敌人不是资本主义、帝国、剥削，或者其他东西，它的名字恰恰是民主，这就是“民主幻象”。对于民主体制的接受，使得所有的可能性改变都被其框架束缚了，任何对于资本主义的激进变革受其阻挠。

与之紧密相关的是，要去除对民主的崇拜，就得去除其消极部分，即暴力。巴迪欧最近提出了“防御性暴力”的公式：不再把暴力当做主要活动方式，而专注于在远离国家权力的地方创造自由空间（如波兰早期的团结公会），只有在国家使用暴力镇压和征服这些“自由地带”的时候才诉诸暴力。这一公式的问题在于，它依赖国家机器的“正常”运作，却和国家暴力的“过度”行使之间产生严重矛盾。反之，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念——更确切地说，阶级斗争优先于被设定为作为积极社会实体的阶级——“和平”社会生活的这个观点就是靠（国家）暴力维持的，即它是一个阶级胜过另一阶级的表现或效应。换句话说，人们不能将暴力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分开：从被压迫者的角度看来，国家的存在是事实上的暴力（同样，罗伯斯庇尔声称，没有必要证明国王犯了何种罪行，因为国王的存在就是一种犯罪，是对人民自由的压迫）。因此，被压迫者面向国家的每一次武力行为始终是“防御性的”。不管如何，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就是“正常”国家，它把自己的暴力视为偶然的必要之恶，并且用民主改革来修正。这就是为什么自由主义的格言宣称暴力永远是不合法的，即便有时必须依靠武力——甚至远远不够。从彻底地解放角度来看，这个公式应该颠倒过来：对压迫者来说，暴力总是合法的（他们的地位就是遭受暴力的结果），但是一直不是必要的（无论是否对敌人使用暴力，这都是一个战略问题）。

简而言之，暴力的神秘面纱应该被揭开：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问题不是暴力本身，而是其运作方式不可避免的诉诸暴力（党是历史必然性的工具，诸如此类）。就如何破坏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民选政府一事，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向中央情报局（CIA）提供建议，简而言之：“让经济声嘶力竭。”美国的高级官员也承认，这种策略仍用来对付委内瑞拉。美国的前国务卿劳伦斯·伊格尔伯格（Lawrence Eagleburger）对福克斯新闻说过：

（查韦斯的呼吁）在委内瑞拉人民看到生活改善的曙光之时，才有作用。如果经济在某时下滑，查韦斯肯定备受国内人民的冷漠。试图耍手段让经济变坏，使他不受该国家与地区的欢迎，这是我们应该对他使用的经济武器......任何能够让其经济举步维艰的手段，都是好事情，只是我们尽量避免和委内瑞拉直接冲突。

至少，这种说法让人对查韦斯政府面临的经济困难产生怀疑，其原因不仅仅是自身决策失败的结果。这把我们带入一个关键的政治节点，这是自由主义者难以接收的：我们在此显然不是处理市场调节反应的盲目性，而是对其实行精心策划的战略——在这个情况之下，“恐怖”（如警察突袭仓库，抓捕投机倒把者）全面施压，难道不是实行防御措施的理由吗？即使是巴迪欧公式中的“削弱国家”加上“只要应激性暴力”，也不足以应对新情况。当下的问题在于日益紊乱的国家，它甚至不能发挥“提供商品”的合适职能。当国家权力自身瓦解的时候，我们是否继续与国家权力保持距离，在暴力演习中掩饰自己的阳痿？

这里也有个更根本的问题：为什么革命的真相事件（Truth-Event）导向暴力？因为它是社会身体的症状点（或者是扭转），来自社会总体性的不可能——其主体是社会中“不作为部分的部分”，有些人即便是日常社会中的一分子，却被剥夺了其在社会中的体面位置。这就是社会的“真理点”，要揭露它，就必须消灭、终止这个不可能点所处的整个结构。就像列宁的准确判断，真理具有革命性——其不二法门是给现存等级制度带来革命性的爆破。因此我们应该反对老生常谈的（伪）马基雅维利思想，即真理是无能的，权力的有效性依靠撒谎和瞒骗：正如列宁所言，马克思主义的强大来源于真实。（尤其是反对后现代对普遍性真理是压迫性的说法，对此，基阿尼·瓦蒂莫（Gianni Vattimo）说过，如果真理解放人类，它就得从其内部释放我们）。

罗伯斯庇尔，雅各宾派的重要领袖之一

在激进政治的历史中，暴力和所谓的雅各宾遗产息息相关，正因如此，想要重启，就得抛弃应该放下的东西。即使很多当代（后）马克思主义者对被称作雅各宾的中央集权国家遗产感到尴尬，他们弄了一个纯正的“自由派”马甲，以此与被列宁搞混的马克思思想保持距离。他们如此编造故事：列宁推广了雅各宾遗产，从而混淆了马克思的自由主义精神。但是，这是真的吗？让我们仔细看看雅各宾党人是如何拒绝求助大众选举结果的，即那些言说永恒真理的代表者。在自由派看来，雅各宾派还有团结派系和反对派系，怎么能拒绝选举呢？“这一切困难在于如何区分真理之音，即使是少数人或某派系的，而反对意见只是为了人为制造分裂来掩盖真相。”

罗伯斯庇尔对此回应：真理不能化成数字，你可以在孤立的时刻感觉到它：那些宣称自己经历过真理的人不应视为现实。但是，作为理智的勇士，1792年12月28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议会讲话声称，为了证明真相，任何援引多数人或少数人的行为不值一提，这只是一种减少“使词语指定之人沉默”手段；“少数人在任何地方都有永恒权利：让人们听见真理之音。”罗伯斯庇尔在议会如此声明，解释了对国王的审判。吉伦特派提出了一个“民主”的解决方案：在如此艰难的情况，有必要“向民众发出呼吁”，召集法国各地的地方议会，并且要求他们就如何对付国王的方式进行表决——只有如此才能体现审判的合法性。罗伯斯庇尔的反应是，向人们发出呼吁，实际上取消了人民的主权意志，而此等意志已在革命中广为人知，即改变法国政权的本质，建立共和国。他宣称，吉伦特派实际上在暗示，革命“仅仅是一部分人的行为，甚至是少数人之举，但是他们要向沉默的多数人征求意见。”简而言之，革命已经做出决断，革命的事实业已宣判国王有罪，因此对此罪行的表决，意味着对革命自身的第一次怀疑。当我们处理“强大真理”(les vérités fortes)的时候，断言他们必然意味着象征暴力。

当祖国在危难中（la patrie est en danger），罗伯斯庇尔说道，人们一个无畏地声明“国家被背叛，所有法国人都已知悉”这一事实。“立法者，危险即将来临，真理的统治已经开始：我们是勇敢的，我告诉你这件事，你要勇敢地听。”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中立的第三方将无立锥之地。在1972年8月10日祝福死者的演讲中，亨利·格里高利神父（abbé Grégoire）提到：“有些好人不值一文，而在从事反专制的革命当中，一个中立者是堕落的，毫无疑问，他就是在见风使舵。”在我们把这些话语打成“极权主义”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后来者。在1940年，法兰西祖国再次陷入危难，戴高乐将军在伦敦的著名演讲中，向人民宣布“强大真理”：法国被击败了，但是战争仍未结束，和勾结贵族者的斗争未完待续。这句话的背景值得一提，哪怕是法共的副手雅克·杜克洛（Jacques Duclos）也私下承认，当时的选举中，贝当元帅（Marshal Pétain ）拿到90%的选票，而戴高乐在其历史性演讲中拒绝投降并继续抵抗。他宣布，只有他而非维希政权，才能代表真正的法国（即代表法国本身，而不只是代表法国过半数，所谓的“法国多数人”！）。他的论断十分正确，即使“民主地说”，这显然缺乏合法性并且忤逆大多数法国人的意愿。（德国也是这样，那些代表德国的人是积极抵抗希特勒的少部分人，而不是纳粹或者举棋不定的机会主义者。）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1/05/the-jacobin-spirit

本文译者安雯蒂，点击下方“阅读原文”转至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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