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与女权主义|作者：Carol Ehrlich|译者：Guy,Dorian|校对：夜火原文标题为：Socialism,Anarchism and Feminism.1977由于昨天排版有误，所以删除了昨日推送，今天推送的是完整版。阅读全文需要25分钟。目录激进女权主义与和无政府女权主义关于实践情境主义与无政府女权主义女性与商品经济女性与景观“你是一个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的女人。你总是烦恼：关于工作、关于账单、关于你的丈夫（或前男友）、关于孩子的学校、家务、美貌与否、是否有人欣赏（或者其他我还没听说过的五花八门的原因），等等。如果你把所有这些事情串起来看，思考一下它们是如何结合在一起，我们又必须改变什么，然后你绞尽脑汁地寻找词汇，试图把所有这些思绪汇集在一起，你不可能不想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1】” 从种种迹象来看，持久存在的性别歧视问题直接导致了极多女性走向“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以其惊人的多种形式）在现在受到了许多人的欢迎，因为它提供了很多东西：关心劳动人民、一套给人们指明了方向的革命理论（不管他们是否读过它）、还有一些不同于美国及其拥趸的工业化国家的实例。 【1】Barbara Ehrenreich, “What is Socialist Feminism?”, Win Magazine, June 3, 1976, p.4. 对许多女权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它承诺结束劳动妇女的经济不平等。此外，对于那些认为单纯的女权主义分析过于狭隘，无法涵盖所有现存的不平等的妇女，社会主义承诺要拓宽分析的边界，同时确保其观点的激进性不被淡化。 基于上述理由，女性正在思索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理论是否是有意义的。因为社会-女权主义者看上去似乎确实既合理又激进——至少，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显然对一些改良派和唯我主义的陷阱感到强烈反感，越来越多的妇女似乎正跌入这些陷阱之中。 对我们当中许多不讲究浪漫的人来说，亚马逊国家是一种不真实但无害的想象——女族长们骑着坐骑，四肢壮硕，宛如军队一般，浩浩汤汤地走进落日的余晖中。一个更严重的问题是目前（人们）对伟大的女神和各种各样其他崇拜对象、巫术、魔法和精神现象的痴迷。作为一个致力于改变社会结构的女权主义者，我发现这根本不是人畜无害的。 第一个例子：1976年4月，一千四百多名妇女到波士顿参加一个妇女灵修会议，主要讨论上述问题。难道不能把那些花费在诵经、交流最新的异教思想、参加肚皮舞和每月仪式学习班的精力用在更好、更女权主义的地方吗？ 第二个例子：根据至少一家女权主义者报纸的报道，一群女巫试图把苏珊·萨克斯（Susan Saxe）从监狱里抬出来。如果她们真的认为这会解救萨克斯，那么他们就完全罔顾了父权制压迫的现实。倘若这真的是一个轻松的笑话，那为什么没人笑呢？ 改良主义对妇女利益的威胁远大于离奇的心理游戏。的确，“改良派”这个词用得既不老实也不十分贴切——主要是为了表明一个人的思想纯洁性，或者是为了说任何类型的具体政治工作都不值得做，因为它可能被拉拢收编。作为回应，一些女权主义者有坚定地认为，正确的改良可以催生出一场激进运动【2】。 【2】 我发现的最好论据是 “Socialist Feminism; A Strategy for the Women’s Movement”, by the Hyde Park Chapter, Chicago Women’s Liberation Union, 1972; and Charlote Bunch, “Te Reform Tool Kit”, Quest, 1:1, Summer 1974, pp.37–51. 同样，也有一些改良主义的策略浪费了妇女的精力，提高了人们对巨大变革的预期，并且由于她们无法实现诺言而导致她们被误导和离间。最好（或最坏）的例子是选举政治。一些社会主义者（被渐进主义的观点所迷惑）喜欢上了这个。无政府主义者更清楚。你不能用非解放的手段解放自己；你不能选举一批新的政治家（不管他们与你有多亲如姐妹）来管理同样的旧的腐败机构——而这些机构又反过来管到你的头上。当全国妇女组织多数派核心小组（National Organisation of Women’s Majority Caucus）——该组织的激进分支——要求妇女通过包括但不限于选举政治的手段跟着他们“逃离主流，跃身革命”时，妇女们都将溺毙在现状本身的深处。 选举政治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日常陷阱。甚至很多非激进派也学会了避免它。一个更微妙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打着女权主义经济权力的幌子招摇过市。你想想，就比如，女性主义经济网络（Feminist Economic Network），这个名字可能会愚弄你。表面上看，这是一个另类企业网络，旨在通过为妇女实现经济独立，达到从内部侵蚀资本主义的目的。这是一个吸引人的主意。然而，FEN的第一个大型项目于1976年4月在底特律开业。每年100美元的会员费，特权女性可以在私人泳池游泳，在私人酒吧喝酒，在一系列精品店享受折扣。FEN付给女员工2.50美元的时薪。它的主管，劳拉·布朗宣称之为“女性主义经济革命之滥觞【3】。” 【3】 Reports by Polly Anna, Kana Trueblood, C. Corday and S. Tufs, The Fifh Estate, May, 1976, pp. 13, 16. 这场革命失败了: FEN和它的俱乐部倒闭了。 当两个同样过时的游戏——选举政治与时髦资本主义——被贴上“革命”的标签时，这词就被翻了出来。对于许多不想成为巫咒师、原始人勇士、参议员或小资本家的女性来说，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似乎是革命精神的源泉，这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但他们确实想结束性别歧视，同时创造一个变革的社会。无政府女权主义可以提供一个有意义的理论框架，但是太多太多的女权主义者要么从未听说过它，要么把它误认为男性投弹手的女性辅助人员。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政治家园”。一方面，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也就是之前的革命联盟（Revolutionary Union）、十月同盟（October League）、国际工人党（International Workers Party）等老左派势力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很少有女性觉得他们的主张是合适的。另一方面，相当数量的女性正迁入由新美国运动（New American Movement）这样的新左派团体或各种自治的“妇女联合会”建立的庞大而又兼收并蓄的机构。 前沿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一直在运作一场充满活力且合理有效的运动以招募不结盟的妇女。相比之下，食古不化的老左派团体基本上都很排斥这样一种观点：女同性恋者、独立分子以及其他各种乱七八糟且不合适的女权主义者可以与马克思、托洛茨基（尽管托洛茨基主义者是不可预测的）、斯大林和毛泽东的高贵继承者合作。许多人反对推行一场完全围绕着妇女问题进行的妇女自治运动。对他们来说，它充满了“小资气息”（马克思主义里最大的帽子！）女人们一心想“做自己的事”，这就“分化了工人阶级”，这是一个奇怪的假设，即工人比其他人都要蠢。有些人对女同性恋者有一种歇斯底里的反感：最臭名昭著的团体是十月同盟和革命共产党，但他们并不孤单。在这一决策中，一如许多其他的决策，反女同性恋的路线与共产主义国家的路线是一脉相承的。举个例子，美国革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初（它的前政党时代，当时它还只是朴素的旧的革命联盟）发表了一份立场文件，宣称同性恋者“已深陷于资产阶级颓废的泥沼之中”，同性恋解放是“反工人阶级且反革命”的。所有的老左派团体都不敢苟同“无产阶级之外的妇女也都受到压迫”的观点。的确，工人阶级是一个非常灵活的概念：在当前的左翼辩论中，工人阶级的范围能从生产工人（仅限于此）到指代更为庞大的群体，每一个出卖自己的劳动力以换取工资的人，每一个寄人篱下仰人鼻息的人，都是工人阶级。这么算起来，这几乎是我们所有人。（这么算的话，卡里老爹哟，如果美国九成的人民是先锋队，那为什么我们还没有革命呢？） 前沿的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一直在以各种创造性的方式努力保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核心，不断发展它，并将其移植到当代激进的女权主义。有时会出现很吊诡的结果。1975年7月，新美国运动的妇女和一些自治团体举行了第一次全国社会主义女权运动会议。这次会议事先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宣扬，似乎每个人都惊讶于有那么多女性（超过1600人，更多的人被拒之门外）想在俄亥俄州的耶洛斯普林小镇度过7月4日的周末。 在阅读会议上的发言稿以及其他与会妇女撰写的大量评论时【4】，完全搞不清楚会议组织者认为他们以“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之名捣鼓出了什么。在会议之前起草的《团结规章》（The Principle of Unity）包括两个始终与激进女权主义联系在一起的条款，事实上，这两个条款通常被认为是与社会主义观点背道而驰的。第一个原则是：“我们认识到了革命进程中自治妇女运动的必要性并认可、支持它的存在”。第二句是：“我们同意，所有压迫，无论是基于种族、阶级、性别还是女同性恋，都是相互关联的，争取从压迫中解放出来的斗争必须是同步且合作的。”。第三个原则只是谈了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是革命的战略”，第四条也是最后一条则要求“以斗争和团结的精神”进行讨论。 【4】对阅读会议报告感兴趣的人会在7月4日之后一个月内出现的几乎每一份女权主义或社会主义报纸上找到它们。Speeches by Barbara Ehrenreich, Michelle Russell, and the Berkeley-Oakland Women’s Union are reprinted in Socialist Revolution, No. 26, October-December 1975; and the speech by Charlote Bunch,”Not for Lesbians Only”, appears in Quest, 2:2, Fall 1975. A thirty-minute audiotape documentary is available from the Great Atlantic Radio Conspiracy, 2743 Maryland Avenue, Baltimore, Maryland 21218. 这显然是个由诱人的原则组成的奇妙大杂烩——一份旨在吸引所有人的菜单。但当“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把独立妇女运动作为主菜，当他们说阶级压迫只是好几种压迫中的其中一种，不比其他任何一种压迫更重要时，（诚如它的马克思主义批评者所说），它就不再是社会主义了。 然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并没有一路追随激进女权主义的影响。如果他们真的这样做了，他们就不得不接受另一个条款：非等级结构对女权主义实践至关重要。这，的确对于任何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都难以接受。但它的实际意思是，激进的女权主义和一种无政府主义的相容性要远高于与社会主义的相容性。这种类型是无政府社会主义（也称为无政府共产主义），而不是个人主义或无政府资本主义的变种。 对于熟悉无政府主义原则的女权主义者来说，这纯属少见多怪，不过很少有女权主义者会熟悉这些。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无政府主义的宣传一直很糟糕，有时甚至相当于没有。如果女权主义者们熟悉无政府主义的话，她们就不会非常认真地考虑把社会主义作为反对性别歧视压迫的一种手段。女权主义者必须对任何一种内嵌了一套领导者与追随者之分的社会理论持怀疑态度，不管这种中央集权结构理论上多么“民主”。所有阶层、种族和生活环境中的女性都处于弱势地位太久了，她们不是想要换一个新主人继续奴役自己。我们知道谁有权力，反正不是我们（除了个别的例外）。 一些当代无政府女权主义者指出了无政府社会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之间的联系。林恩·法罗（Lynne Farrow）说“女权主义践行着无政府主义所宣扬的东西”。佩姬·科涅格（Peggy Kornegger）认为“女权主义者多年来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无意识的无政府主义者”。玛丽安·莱顿（Marian Leighton）进一步指出：“从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到无政府女权主义者的蜕变，很大程度上是在自觉的理论成长上迈出了一步。【5】” 我等自治蓬勃发展的共同体正孜孜以求为天下苍生我等宣扬自觉与创造我等了解夫人之相与需通晓平等之乐姊妹无间我等夷平宗庙片瓦不留 这首小诗出现在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报纸《那不是我，宝贝》（It Ain’t Me Babe）【6】上，它的刊头上写着“结束所有等级制度”这句话。它没有被贴上无政府主义者（或无政府女权主义者）的标签，但这种不谋而合却更令人震惊。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妇女解放在新生运动早期的核心思想。如果扎根的是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的混合体，又或者女神崇拜或女同国家说服了妇女要建立新的支配-服从形式，这种精神就会荡然无存。 【5】Farrow, “Feminism as Anarchism”, Aurora, 4, 1974, p.9; Kornegger, “Anarchism: Te Feminist Connection”, Second Wave, 4: 1, Spring 1975, p.31; Leighton, “Anarcho-Feminism and Louise Michel”, Black Rose, 1, April 1974, p. 14.【6】 December, 1, 1970, p.11. 激进女权主义与无政府女权主义 所有的激进女权主义者与社会无政府主义女权主义者都关注一系列共同议题：对自己身体的控制；不同于核心家庭、不同于异性恋的另一些选择；能够让父母和孩子都得到解放的育儿新方法；经济自决权；在教育、媒体和工作场所中终结与生理性别相绑定的成见；废除压迫性的法律；终结男性对于女性的威权、所有权与控制权；向女性提供用于发展技能和积极自我态度的方法；终结压迫性的情感关系；以及情境主义者所提及的“对日常生活的重塑”。 有着众多能让激进女权主义者与无政府女权主义者达成共识的议题，但无政府女权主义者们还在意着更多的事情。因为她们是无政府主义者，她们是为了终结一切（译者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努力的，一切人们能在其中能构成彼此之间的压迫关系的情境。与一部分激进女权主义者不同，无政府主义者们不相信把统治权交到女性手中就可能通向非强制性社会。而且与大多数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不同，她们不相信精英领导下的大众运动能带来好结果。简而言之，工人国家或母权社会都不会终结每一个人受到的压迫。那么她们的目标，就不是社会主义者们乐于呼吁的“夺权”，而是废除权力。 通行的观点认为，所有的无政府社会主义者都是社会主义者。那也就是说，他们想要把财富从少数人的手中拿回来，重新分配给共同体中的所有成员。并且他们相信人民需要互相合作构成一个共同体来共同处理事务，而不是作为孤立的个体活着。然而，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议题总是权力与社会等级制度，如果一个国家政权延续了——即使它是代表工人的政权——它也会重新建立各种统治的形式，一些人就不再会是自由的。人民不会只因为他们活着或在经济上有所满足就变得自由。只有在他们享有对自己生活的主导权时，他们才是自由的。比大多数男性更甚的是，女性几乎不能支配她们自己的生活。获得这样的自治权，并坚持让所有人都享有它，这就是无政府女权主义者们的主要目标。“不把权力给任何人，也就给了每一个人。给每一个人掌控ta自己生活的权力，而不是掌控他人生活的权力。”【7】 【7】Lilith’s Manifesto, from the Women’s Majority Union of Seatle, 1969. Reprinted in Robin Morgan (ed.), Sisterhoodis Powerful. N.Y.: Random House, 1970, p.529. 关于实践 上文是相关的理论。那么实践又如何？再一次地，激进女权主义与无政府女权主义这两者的共同点之多，使它们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区分开来【8】。这两者都致力于搭建不同寻常的机构（习俗和制度），都非常严肃地对待私人的政治事务。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这两件事对于革命实践来说都没那么必不可少。开发新的组织形式，意味着搭建自助的诊所而不是拼命在医院的董事会里安插一个激进派，意味着女性自建的影像小组和报纸而不是商业的电视与报纸，意味着活生生的互助集体而不是彼此孤立的核心家庭，意味着强奸危机干预中心、食物合作社、家长控制的日托中心、免费学校、印刷合作社、另类广播群组，等等。然而，搭建不同寻常的机构时，如果它们的结构是对我们熟知的资本主义的、等级制的模型的拙劣模仿，它们也没什么益处。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在早前就认同了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她们去重新调整女性感知这个世界和她们自身的方法（通过建立提高自我意识的小组），去重新调整工作关系与人际互动的形式（通过小的、无领导的小组，在这里任务轮流分配，共享知识和技能）。她们在一个等级制的社会中做出了这些尝试，尽管只提供了不平等的案例。当然，无政府理论与相关组织范例可能会有帮助。如果具备了这类知识，激进女权主义者们或许能避免一些她们曾犯的错误，或许还会更有能力克服她们在努力尝试去同时改变自身与社会时曾遭遇的一些困难。 【8】 找到的关于激进女权主义与无政府女权主义之间相似性的最好且最详细的描述在Kornegger, op cit. 举例来说，以现在关于“女强人”的争论，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领导力议题为例。激进女权主义的立场可以被概括为如下几点：1、女性一直被压制，因为她们彼此之间受到孤立，而且作为服从者被配对给了作为支配者的男人。2、男性不会解放女性，女性必须解放她们自己。如果每个女人只尝试解放她本人，这样的解放就无法发生。因此，女性一定要在互助的模式中共同工作。3、“姐妹情谊是有力量的”，但如果女性去再现男子气的支配-服从模式，她们就不能情同姐妹。4、新的组织形式必须得到发展。基本的形式是小的无领导小组，最重要的行为举止是平等相待，相互支持，以及技能与知识的共享。许多女性接受了这些，没接受的人却是更多的。一些人从头就开始反对，另一些人亲眼看到这些难以付诸实践，接着遗憾地得出结论：如此美好的理想主义不会实现。“无意识的无政府主义者”能对拒绝这些原则的女性接受无政府主义给予思想观念上的支持。有两个在女性解放的报纸与组织间快速流传的文件。第一个是安塞尔玛·戴尔·奥利奥(Anselma dell’ Olio)在第二次联合妇女大会（the second Congress to Unite Women)上的讲话，这次大会在1970年五月的纽约举办。这次演讲题为“妇女运动中的分歧与自我毁灭——一封辞职信”（Divisiveness and Self-Destruction in the Women’s Movement: A Letter of Resignation），交代了戴尔·奥利奥离开妇女运动的理由。第二份文件是乔琳(Joreen)的《无架构的暴政》(Tyranny of Structurelessness)，它第一次出现在1972年的《第二波》（The Second Wave）中。这两份文件都提出了组织与个人的实践的议题，这些议题在过去和现在对于妇运都是极其重要的。 “我来是为了宣布我献给妇女运动的挽歌……我已经被毁了……三年半以前我就知道了，女性一直以来被迫彼此对立，有着自我毁灭的倾向，充斥着无力的怒火，我却从未想到这一天。这种在“支持女性”的旗帜下伪装成了一种假平等主义的怒火，竟转变成了惊人凶残的、反智的左翼法西斯主义，并在运动中用如同三K党私刑法庭一般的狡诈与“正义”打倒那些被挑出来的姐妹。我指的当然是，对于运动中的女性的公然而可憎的人身攻击，这些受害者艰难地实现了一些成果却遭受了这些攻击……假使你是……一个获得成就的人，你就立刻会被贴上‘寻求刺激的机会主义者、无情的唯利是图者、踏在那些隐姓埋名为女权主义的荣光而牺牲的姐妹的尸骨上追求自己的名利’这样的标签。假使你不幸地具有直言不讳的品质，你就会被指责为疯狂追求权力的精英主义者及种族主义者，最终获得最糟糕的称号：一个符号意义上的男性【9】”。 【9】 The speech is currently available from KNOW, Inc. 当安塞尔玛·戴尔·奥利奥给了这一运动愤怒的告别致辞，这就造成了两个后果：对于一些女性，它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女性如何终结她们之中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又不毁掉彼此。对于其他人，它却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它为那些用着最不地道的手段一直支配着其他女性的女人提供了轻巧的正当性。在那个时代参与到妇女解放的任何人都知道，戴尔·奥利奥的陈述受到了一些女性的曲解，正好以那种样式：称自己为刚毅的、强大或多才的，然后你就可以给大量丑陋的、麻木不仁的、制造压迫的行为洗白。那些把自己打扮成悲剧英雄的女人，展示着自己如何被她们满怀嫉妒或受误导的（当然也是远不如她们有才能的）“姐妹”摧毁，这样她们就可能指望其他的一些女性充满同情心地回应她们。 同样地，那个时代参与到运动中的女性知道戴尔·奥利奥所说的那种事情也确实发生了，而且它们本不应发生。关于无政府理论的知识还不够，难以阻止针对女性的无差别攻击。但是，在这一斗争中学习彼此之间如何联合起来、共同工作的新方法，这种类型的知识就可能避免一些上文所提及的致命错误。 讽刺的是，当激进女权主义者出于对传统的权力形态、对一些人支配另一些人的不人道人际关系的厌恶而背离它们，结果上却促进了这些错误。当激进女权主义者与无政府女权主义者讲起废除权力，她们想的是摆脱所有的机构，所有形式的社会化，所有人们互相强制——或默许受到强制——的方式。 一个主要问题在定义妇女运动中的强制性时浮现了出来。对于“强大”女性的敌意之所以会浮现，是因为她们能强迫那些相较之下不那么善于表达、不那么自信或坚定的女性，至少她们有这种能力。具有强制性的威压远比武力或经济处罚更加巧妙。一个人能强制别人，而不需要拿走她们的工作、殴打她们或把她们扔进监狱。强大的女性起步就占有巨大的优势。通常她们知道更多事情。当然她们克服那些有害的社会化已经很久了——那些强调被动、羞怯、驯顺、循规蹈矩的举止的社会化。这样的举止教导女性在她们没有被逗笑时仍微笑，在想要大喊时低语，在别人冒犯地盯着她们时却垂下目光。强大的女性不害怕公众演说，她们不害怕接手“男性的”任务或尝试新鲜事物，至少表面如此。 把一个“强大”女人和一个“弱小的”放在同一组里，然后她就成了问题：她怎么才能不占据支配地位？她怎么才能把她辛苦获得的技能与自信分享给她的姐妹？换个角度的话，“弱小的”女人如何学会为了她自己而行动？在一个单向（自上而下）的处境中人怎么可能（即使只是去设想）“相互”帮助呢？当“弱小的”成员感到自己与“强大的”成员并不平等，如何去设想“姐妹情谊”？ 这些是不能轻易给出答案的复杂问题。或许我们能得出的最接近的解答是无政府主义者的标语，“一群强大的人民不需要领袖”。我们之中那些学会了如何支配他人而生存者，以及那些学会了如何接受支配而生存者，都需要对我们自己进行再社会化，从而坚强到无需参与这些支配-服从游戏，掌控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而无需控制他人。把对的人选进办公室或跟随正确的政党路线都不能做到这些，坐下来反省自己的罪过也不能。我们通过行动，通过局部的成功与失败，再通过更多的局部成功来重建我们自己以及我们的世界。与此同时，我们成长得更加坚强，更加自立。 如果安塞尔玛·戴尔·奥利奥批评的是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个人实践，乔琳则针对组织架构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无架构的暴政》【10】指出了，“无架构的”团体并不存在，而主张有这种团体的人们是在愚弄自己。所有的团体都有架构，区别在于这一架构是否明晰。如果架构是隐蔽的，那么就一定会存在隐藏起来的菁英，他们会（在事实上）控制这一团体——并且所有人，领导和被领导的人都会否认这一既存的控制或对此感到困惑。这就是无架构的“暴政”。为了克服这种情况，团体需要设置开放的、明晰的、对它的成员予以负责任回应的架构。 任何无政府女权主义者都会同意她的分析——但也仅限于这一点。因为乔琳还说了，所谓的“无领导无架构团体”没有能力进行比交谈更深一步的行动。（她认为）它不仅缺少了开放的架构，而且它小型的规模和它注重于唤起意识（通过谈话）的侧重点，都使这样的团体一定是低效的。 【10】The Second Wave, 2:1, 1972 乔琳并没有说女性团体应当有等级制的架构。事实上，她呼吁的是一种“弥散的、灵活的、开放的且临时的”领导形式，呼吁的是建立在这些之上的组织——问责制，在最多数量的人之间扩散权力，任务的轮转，技能的分享，信息与资源的传播。一切关于组织的好的无政府社会主义准则！但是她对唤起意识（的做法）的贬损与她对大型区域性、全国性组织的偏好，在严格意义上也是老派的做事方法，这些毫无疑问地间接接受了等级结构的延续。 大型团体是组织化的，因此权力与决策都被委托给了一小部份人——除非指的是由小型集体通过横向的协调而组成的网络，但她没有提到这点。像全国妇女组织（NOW）这样在1975年就有着6000名成员的团体，如何做到轮转任务、分享技能、确保所有的信息与资源都对每个人开放呢？当然，它并不能。这样的组织有着一个主席，一个董事会，一个全国性的办公室，和一个会员制度——其中一些人在当地的分部，而另一些人是孤立的会员。这样的团体几乎都没什么直接民主，也几乎都不会教给它的成员关于工作和互相联系的新方法。 《无架构的暴政》带来的遗憾后果之一，是它用一种很多人看来表面上讲得通的方法把大型组织、正式架构和成功的发展路线联系了起来。众多女性由此感到：为了与社会压迫作斗争，大型组织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越大越好。这种印象就是用力量对抗力量：你不能用气枪打死大象，就像你也不能用小型团体来打倒父权制国家。对于接受这一主张——规模越大，影响越大——的女性来说，可选的组织似乎就只剩下了NOW这样的大型自由派组织或社会主义者组织这样的大众组织。 和许多看上去讲得通的道理一样，这种逻辑是有错的。“社会的压迫”一词是（对抽象概念的）物化，是一种被夸大的、使人无力化的、虚构的实体，它的宏大主要建立在“相同的压迫发生在我们众多人身上”这一感觉之上。但是压迫总是由某人施加给我们的，无论它多么无处不在，多么预料得到——即使这个人的身份是国家的代理人，或是处于统治地位的种族、性别、阶级之一员。针对我们联合起来的力量展开大规模袭击的警力是几乎不会有的。即使警官、老板、丈夫执行着分配给自己的男权或专制角色时，也是在日常生活中的某一点与我们产生交集的。在宏观的层面体制化的压迫确实存在，但它很少会被（确实也很少能被）一个大型团体攻击到。小型团体的游击策略——有时甚至由一个个体执行——可以做到很棒的反击。 不是由于文章本身，就是因为其思维方式，《无架构的暴政》导致了另一个遗憾后果，它助长了人们对于无政府主义者的刻板印象（当然，人们只有在饥饿时才会不经咀嚼就咽下食物。）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并不是组织架构的对立面：她们甚至不反对领导权，只要它不包含报酬或特权，只要它是临时的并且针对某一特定任务。然而，想要废除等级制架构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几乎总是被刻板地理解为什么架构都不想要的人。不幸的是，一种“一伙无组织、无秩序的女无政府主义者在没有方向地盲动”的图景，流传了开来。举例来说，1976年的《探索》期刊（Quest）重印了一篇编辑过的访谈笔录，内容是夏洛特·邦奇（Charlott Bunch）和比弗利·费舍尔（Beverly Fisher）在1972年接受的女权主义者广播网络（Feminist Radio Network）的采访。从某种方面来说，这一访谈最有趣的一点在于，《探索》的编辑们认为这些议题在1976年仍然没有过时【11】。（“我们看到了和五年前所见一致的，对领袖的抨击和对无架构的赞颂。”(p.13)）但是邦奇在那时不得不说的事也是极其有趣的：根据她的说法，重视解决架构与领导权问题的这种关切，是“一种无政府主义者的强烈愿望。它是好的愿望，但它不切实际。”已经习惯于被称作“不现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会注意到，这些愿望之所以看上去“不现实”，是因为妇女运动自发组织起来时出现的问题——隐蔽的领导权，产生了被媒体强行推举出来的“领袖”，难以接触到有兴趣但尚未表明态度的女性，运动向着拥有很多空闲时间的中产阶级女性倾斜而挤压了其他人的诉求与意见，运动方向和组织形态的模糊，缺乏女性能加入的具体任务小组，对于尝试展示领导力与主动性的女性的敌意。瞧这沉重的控诉！ 【11】“What Future for Leadership?”, Quest, 2:4, Spring 1976, pp.2–13. 然而，这些问题并不是由无政府主义导致的，也不会被先锋队主义或者改良主义的药方解决。在把这些组织的困难贴上“无政府主义者”的标签的时候，女权主义者们忽略了无政府主义者们丰富的历史经验，同时却提出了事实上符合无政府主义准则的解决方案——尽管她们似乎并不知道这一点。邦奇和费舍尔设计了一种领导模式，其中每个人参与决策，领导权是具体于某一特定情境而言的，且有着时效限制。费舍尔因为NOW“不对其广大成员负责的、分等级的领导”而批评它，邦奇也阐明了“领导，就是人民积极主动行事，对事业坚持到底，保持勇于开拓的理念和想象力，在不同的领域展示独特的技能”。看看她们建议我们怎么做来避免让一些女性因错误的平均主义观念而失语？“只有当女性自身变得强大，她们才不再会去打倒其他强大的女性”。或者，像我早些时候说过的那样，一群强大的人不需要领袖。没错啊！ 情境主义与无政府女权主义 改变世界的形态与改变生活的结构是同一件事。【12】个人的即政治的。【13】 无政府主义者们已经习惯于听到：她们缺乏能用于建立新社会的一套理论。这些诋毁她们的人充其量会高高在上地说，无政府主义告诉我们不要做什么。不要允许官僚作风或等级制的权威；不要让先锋党派做决定；不要踩在我头顶上；不要踩在任何人头顶上。根据这个观点，无政府主义根本不是一套理论。它是一套告诫性的做法，是自由意志论者良心的声音——总是理想主义的，有时有一点好斗，偶尔是过时的，但也是必要的提醒。 【12】Strasbourg Situationists, Once the Universities Were Respected, 1968, p.38.【13】Carol Hanisch,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Notes from the Second Year. N.Y.: Radical Feminism, 1970, pp. 76–78. 这种反对声音所指出的不少是真相。只是同样来说，也存在着多种多样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能提供一套理论框架用于分析世界并行动起来改变它。对于想要踏出那“自觉的理论成长的一步”【14】的激进女权主义者，或许最有潜力的路径在情境主义之中。情境主义对于无政府女权主义分析方法的价值在于，它把两种知识结合了起来——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压迫之首要性的觉察，以及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公共与私人生活之整体的变革的强调。资本主义压迫的问题是很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似乎往往察觉不到，这一经济系统剥削了大多数人。但是社会主义者们——尤其是马克思主义者们——往往视而不见的是，人民在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受到压迫：工作，度过闲暇时间的方式，文化，（私人的）人际关系——所有这一切之中。而只有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这一点：人民必须由他们自己来变革他们的生活境况——而不能由一部分人替他们做这些。不能由政党，不能由工会或协会，不能由“组织者们”，不能由任何与她们区分开来的人。 【14】Leighton, op cit. 情境主义者运用的两个基本概念是“商品”与“景观”。资本主义把所有的社会关系制成了商品关系：市场统治一切。人们不仅在经济学的意义上是生产者与消费者，而且他们每一种日常生活的结构都是基于商品关系搭建起来的。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被消费——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的整体组合是商品经济的主要产品【15】”。这使得人民必然地与他们的生活相疏离/异化，不只是与他们的劳动，对社会关系的消费使得人在他的生活中成为看客。而景观，则是从商品经济之中涌出的文化——舞台搭建好了，行动的剧本打开着，当我们认为我们是快乐的时候就鼓掌，当我们认为我们厌倦了的时候就打呵欠，但我们不能离开这场表演，因为在成为了剧场的这个世界之外别无去处。【15】Point-Blank!, “The Changing of the Guard”, in Point-Blank, October 1972, p.16. 然而近来，社会的舞台开始发生动摇，因此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在剧院之外建构另一个世界——这一次，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在其中我们每一个人可以作为主体直接参与其中，而不再是作为客体。用情境主义者的话来说，这就是“对日常生活的重塑”。日常生活将如何被赋予新的价值？通过创造情境，那些会扰乱事物表面上的自然秩序的情境——那些情境会使人们产生动摇从而摆脱习以为常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有能力去行动，去摧毁人造的景观和商品经济——也就是以所有形式存在着的资本主义。只有这样他们才会有能力创造自由且免于异化的生活。 这种激进主义者的无政府社会主义理论与激进女权主义理论有着令人瞩目的内在一致性。商品与景观的概念用在女性的生活中尤为合适。事实上，许多激进女权主义者已经对此进行过详细的描述，而没有把它们放在情境主义理论框架中【16】。通过向人们展示女性境况是社会整体的一个有机部分，扩大了分析的边界，但与此同时不玩社会主义还原论者的游戏。女性受到的压迫是人民遭受到的来自资本主义经济的压迫的一部分，不过性别压迫和其他种类的压迫一样重要。从情境主义者的角度来说，你也不一定要作为某一特定类别的女性才会受到压迫；你不一定要是无产阶级，即原义上的产业工人或引申含义中的经济不独立的人。你作为一名家庭主妇（繁衍着下一代的工人），作为一名白领，作为一名学生或中层的公职人员，不一定要屏住呼吸等待社会主义女权主义的教条来宣布你真的受到了压迫。你不一定要是第三世界的一部分、女同性恋、老人或是接受社会救济的人。所有这些女性都是商品经济中的客体；都是景观的被动观看者。显然，一些情境中的女性过得远比其他人更糟。但是与此同时，在妇女生活的每一块领域，没有什么是自由的。 【16】这些早期分析之中一部分最富于启发的内容，可以参见Meredith Tax, “Woman and Her Mind: The Story of Everyday Life”, Boston: Bread and Roses Publication, 1970. 女性与商品经济 女性与商品经济有着双重关系——她们既是消费者又是消费对象。作为家庭主妇，她们是用自己的钱购买家庭用品的消费者，因为这些钱不是她们“挣来的”。这可能会给她们一定的购买力，但她们对生活的任何方面都没有什么影响力。作为年轻的单身异性恋者，女性购买的商品旨在让她们在婚姻市场上卖个好价钱。就像其他事情一样——女同性恋者、老年单身者、或有“事业”的自给自足的女性，女性作为消费者与市场的关系并没有如此清晰的界定。人们期望她们购买(而且她们越富裕，人们就越期望她们购买)，但是对于某些类别的女性来说，购买并不主要是为了满足女性角色的某些方面。 那她们为了什么呢？被媒体操纵、被精明的麦迪逊大道的男人摆弄的女人是“被动消费者”的想法，难道不是一种来回说的车轱辘套话吗？好吧，是——也不是。情境主义分析将经济商品的消费与意识形态商品的消费联系起来，然后告诉我们创造情境(多层面的游击行动)，打破社会逆来顺受的模式。不要有负罪感；不要批评那些“购买”了消费者观点的女性。因为她们确实买了它:它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要被卖给她们的。买这个:它会让你变得美丽可爱。买这个:它会让你的家人保持健康。心情不好吗？在美容院度过一个下午，或者买一件新衣服。 内疚会导致无所作为。只有行动，重新发明日常生活，并使之成为别的东西，才能改变社会关系。 礼物感觉她是个礼物他们开始提前包装。他们让它脸上绽放笑靥他们让它眉眼微微低垂他们让它耳朵竖起接听，他们卷曲了它的头发他们矫正了它的牙齿他们教它埋葬它的如愿骨，他们往它的喉咙里倒蜂蜜，他们让它说：是，是，是，他们坐在它的拇指上那个盒子上有我之名，那个人说。那是我的。他们并不惊讶。当他们飞吻电眼之时，他把它带回家。放在桌上，他的朋友可以亵玩它，“跳舞吧”、“再快点”。他直捣黄龙他把自己的名字烙得更深。然后他把它放的一个平台上在无影灯下“深吸气”、“用力”“我只想要”“你给我一个儿子”——卡罗尔·奥勒斯（Carole Oles）【17】 【17】Carole Oles, “The Gift”, in 13th Moon, II: 1, 1974, p. 39. 妇女不仅是商品经济的消费者；她们还被当作商品消费。这就是奥勒斯的诗的内容，也是塔克斯（Tax）所称的“女性精神分裂症”。塔克斯（Tax）为作为商品的家庭主妇构建了一个内心独白:“当我独自一人时，我什么也不是。在我内心深处，我什么也不是。我只知道我的存在是因为我被真实的人、我的丈夫和我的孩子们所需要。”【18】 【18】Tax, op cit., p. 13. 当女权主义者把社会化描述成女性的性别角色时，当她们指出女童被教导的特征(情感依赖、幼稚、胆怯、对美丽的关注、顺从、被动等等)时，她们谈论的其实是一种商品有多精美——尽管通常不这样说。当她们描述物化女性造成的压迫时——或生活在核心家庭，或成为一个超人宝妈，或从事大多数女性在有偿的劳动力市场中找到的低水平、低报酬的工作时——她们也把女性描述为商品。女人被男人消费，男人把她们当成性玩物；当她们认下了超人宝妈的角色时，她们被他们的孩子消费(她们所生的孩子！)；她们被专制的丈夫所消费，他们希望她们成为顺从的仆人；他们被老板消费，在劳动力市场里老板对她们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以微乎其微的工资压榨出最多的劳动力。他们被医学研究人员消费，他们在他们身上尝试新的和不稳定的避孕药。他们被在街上购买她们身体的人消费。他们被教会和国家所消费，他们期望她们为上帝和国家的荣耀而创造下一代；她们被政治和社会组织所消费，这些组织期望她们“自愿”贡献她们的时间和精力。她们几乎没有自我意识，因为她们的自我已经被出卖给了别人。 女性与景观 很难吞噬那些反抗的人，那些反抗自己的身体、自己的思想和日常生活的吞噬的人。少数人设法抵抗，但大多是无用的抵抗，因为他们无法抵抗。这噬人的怪物难以捉摸，因为它无处不在，以至于我们对它熟视无睹。它自始至终地贯穿了我们的生命。它就是我们的文化。 情境主义者把我们的文化形容为一种景观。这种景观把我们都当作被动的旁观者，看着我们被（我们的文化）告知什么是我们的生活。这种“文化即景观”涵盖了一切:我们在这个景观里出生，由此社会化，在景观里上学，工作和放松，并与景观里的其他人往来。即使当我们反抗它时，反抗也常常是由景观来定义的。有谁愿意估计一下上一代人在青少年时期有多少敏感、不合群的男性是以《无缘无故的反抗》（Rebel Without a Cause）中的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作为偶像的？我说的是一部电影，它的资本家制片人和主演从这一宏大景观中赚了很多钱。 叛逆的行为，往往是反对景观的行为，但极少有超越景观的。女性有一系列表现出不满的行为，这些行为与预期大相径庭。同时，这些反叛行为就像一哭二闹三上吊一样，闹闹就完事了，对我们生活本身不会有任何改变。一个桀骜不驯的女人该做什么？我们都可以列举出来——它们出现在每份报纸、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畅销书排行榜、流行杂志上——当然还有日常生活中。在要把家务做得尽善尽美的环境中，她可能是个邋遢鬼；在重视大家族的亚文化中，她可以拒绝生育。还有没有其他预料之中的反叛？她可以通过婚外情(或多次婚外情)来挑战对于已婚女性的性别双重标准；她会喝酒；或者使用所谓的“更衣室”语言；或者精神崩溃；或者——如果她是青少年——她可以“演”(这词真是一针见血！)离家出走，与许多男人发生性关系。 这些事情中的任何一件都可能让一个女人的生活变得更容易忍受(通常，她们会让生活变得不那么容易)；所有这些都肯定会让保守派跳起来拍桌大呼礼崩乐坏。但这种照本宣科的起义还没有让它土崩瓦解，而且就其本身而言，它们也不太可能。不直接对我们生活的所有条件发起攻击是远远不够的。 当女性谈到改变女性消极的性别角色社会化时，她们会选择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之一:、（1）女孩应该像男孩一样进行社会化，以变得独立、有竞争力、有进取心等等。简而言之，这是一个男人的世界，所以想要融入其中的女人必须是“男孩中的一员”；（2）我们应该赞美女性的角色，并认识到我们所说的软弱实际上是力量。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因为我们是母性的、抚育的、敏感的、感性的等等；（3）唯一健康的人是雌雄同体的人:我们必须消除人为地将人类分为“男性”和“女性”的做法，并帮助两性成为各自最佳特征的混合体。 在这三种模式中，针对性别歧视压迫问题的个人解决方案涵盖广泛:保持单身；选择丁克(男女通吃，或只与女性)；不生男孩；想要什么样的孩子都可以，但是要得到父母和护工的儿童看护。找份工作；找份更好的工作；推动平权行动，做一个见多识广的消费者；提起诉讼；学习空手道；接受自信训练。培养你内心的女同性恋。发展你的无产阶级身份。所有这些在特定的情况下对特定的女性来说都是有意义的。但所有这些都是更广泛问题的部分解决方案，而且它们都不一定需要以一种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因此，我们从特定的解决方案转向更普遍的解决方案：摧毁资本主义、结束父权制、粉碎异性恋。所有这些显然都是建设一个全新的、真正的人类世界的重要任务。马克思主义者、其他社会主义者、无政府社会主义者、女权主义者都会同意。但是社会主义者，甚至还有一些女权主义者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必须粉碎一切形式的统治。这不仅仅是一个口号，还是最困难的任务。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看穿景观，摧毁舞台布景，认识到还有其他的做事方式。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做的不仅仅是在起义中做出反应——我们还必须采取行动。当每个人都自主行动时，其他人也会跟着这样做。这看起来矛盾吗？不矛盾——但这将非常困难。个体的力量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我们必须一起努力。但是，这项工作必须没有我们所知道的领导者，也不能让任何人控制我们的工作和我们想要建立的东西。 社会主义者能做到吗？还是女族长？还是灵魂出窍者？想必你的心里一定有了答案。在必要时和他们一起工作，但是不要作出任何让步。不向他们，或任何人让步。 过去指向我们，只要我们想。否则我们就被包裹在过去里在无门的避难所里。我们造就历史或者它造就我们【19】 【19】Marge Piercy, excerpt from “Contribution to Our Museum”, in Living in the Open. N.Y.: Knopf, 1976, pp.74–75. 木棉浪潮是一个青年思想交流的平台我们秉持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我们的主要议题有且不限于时事热点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文艺批评地方民俗文化、都市传说木棉锦于树 翻起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