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蓝字，关注我们面对性骚扰，劳动妇女在行动作者：Alex N.Press译者：半半校对：莱丽*译者注：此文发表于2017年12月7日。由琳达∙戈登(Linda Gordon)写作的一篇关于性骚扰的文章最初发表于1981年的《激进美国》（Radical America）特刊上，最近又在《观点》杂志（Viewpoint Magazine）上再版。在这篇文章中，戈登解释了为什么性虐待既阻碍了工人阶级团结，也阻碍了左派团结：制造性骚扰的态度也维系了人与人之间坚固的纽带。它削弱了现有的阶级意识，并阻碍了其发展。因此，无论是从社会主义还是女权主义的角度来看，没有比性骚扰更重要的议题了。质疑和否定性骚扰，就是在向人民间团结的主要障碍之一发起进攻，而这些人民本是有机会带来社会巨变的。如果说白人工人的种族主义削弱了美国工人运动，那工人阶级中的性别歧视也同样如此。从最早的劳工组织开始，性别歧视的存在，以及工会为了防止妇女和有色人种（不论男女）在工作场所完全平等所进行的定期串谋，都阻碍了工人阶级权力的壮大。这两种偏见都没有得到解决：种族主义仍然是不论性别的白人工作者间存在的歧视问题；随处可见的性骚扰也压倒性地证明了性别歧视在继续渗入职场。但性虐待不仅是工人阶级团结的障碍，它也存在于左翼和我们的运动中。正如我在这里所写：我并不是唯一一个曾因在组织里公开指出性暴力而被施加巨大压力的人。最坏的可能，你会因为指控一个显赫的男人（不总是男人，但通常是）性暴力而被提醒你可能对我们的运动造成损害。“右翼会利用这些信息来对付我们，”你可能会被这样提醒，或者，“没有他，我们就赢不了”——其言下之意是，如果你坚持提出一个领导人的不当行为，“有了你，我们就赢不了”。我最近问一个朋友，我们左翼人士在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如何以一种将产生深远影响的方式利用此时刻*——我称其为一个时刻（moment），而不是一个运动（movement），以有效描述今天我们的经历。一个答案是，我们可以利用它来使我们的运动民主化、建立我们的空间，特别是工作场所，但也在我们在的任何地方：我们的同事、家人、朋友、社区和组织中。我们中的许多人都在这样努力着。我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的一员，DSA最近通过了一项详细、透明的申诉程序，以指导那些遭受性虐待的人们，他们或可在当地分会向申诉专员举报，或可在国家一级提出申诉。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一个独立而具有调解专业知识的小组，它代表有关各方行调查，确保内部组织政治事务纠葛不会影响调查的走向。在一个由数万人的组织中，我们不可避免会面临这样的情况——问题不是性虐待是否会发生，而是何时发生。而提前制定相关政策对建立一个可持续的组织至关重要。我们这样做了，是因为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问题是如何破坏没有相关政策的运动或组织的。性骚扰的动员议题如果我们同意性虐待会损害一个运动；那从另一方面说，它也可能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大的动员因素，是或许可以驱使工人参与组织运动的议题。戈登在她的演讲中谈到了这一点，她提到了洛厄尔纺织厂工会运动，这是美国历史上最早、最激进的劳工组织之一。洛厄尔纺织厂的工人是女性，工作场所的性骚扰是导致她们不满的关键问题之一。朱迪思·莱文（Judith Levine）在《波士顿评论》上叙述了类似的历史。她写到英国托德摩登（Todmorden）的霍伊尔斯德代尔工厂（Hoyles’ Derdale Mill）的工人：因为单凭团结无法停止性骚扰，31名妇女在1912年和1913年向工会投诉；她们的证词也激励了一些离开工厂多年的人站出来。这些不满激励了织工和络筒工协会（the Weavers’ and Winders’ Association）的男秘书W·J·图特（W.J.Tout），他进行一步调查，并争取新闻界和神职人员的支持。目前尚不清楚这场运动有多成功。但在数十篇报道之后，图特评论到：“知道或听说这些事情的人数（那么多），真令我吃惊。”那是一百年前的事，但性骚扰问题在今天也有同样的动能。尽管我们可能仍在与一个有数百年历史的问题作斗争，但有许多当代的例子表明了工人们是如何利用持续的性骚扰作为组织的催化剂的。以芝加哥酒店和赌场的工作人员为例，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名为“团结起来”(Unite Here)工会的成员。两个月前，芝加哥市议会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所有酒店客房服务员和任何单独在客房工作的人都应该有一个紧急按钮。去年，团结起来第一分会（UniteHereLocal1）就职场性骚扰问题对近500名在芝加哥酒店和赌场工作的员工进行了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例如，58%的酒店工作人员和77%的赌场工作人员曾受到过客人的骚扰，49%的酒店工作人员曾遇到过敲门后客人赤身裸体开门的情况。虽然传统的民生问题，例如无薪加班，也是这个工会的工人面临的巨大困扰，但这项调查证实，性骚扰和性侵犯是他们遇到的关键问题。“团结起来”在收到这些调查结果后所做的工作，或可成为工会应该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范本：他们和他们的联盟伙伴进行游说并向市议会施压，要求通过一项法令，授权向所有因职责需要与客人独处一间房的工作人员提供紧急按钮。这里指的是，向所有的工人，不仅仅是“团结起来”工会的工人。换言之，这是激进的工会过去所追求的行动类型：一种有利于整个工人阶级的行动，而不仅仅是工会成员。当然，这样做的效果是，非工会的工人将看到工会的好处，他们自己也将从工会这些努力中受益，而且更有可能考虑成立他们自己的工会，这与“工会只是为自己的成员工作的特殊利益集团，而不是一个所有工人都应该支持的全阶级的机构”的观点相抵触。酒店本身必须为执行这项法令支付费用，而这将花费他们几百万美元。芝加哥劳工联合会主席豪尔赫•拉米雷斯（Jorge Ramirez）在《赫芬顿邮报》（Huffington Post）上评论这个法令时说，他认为目前全社会关于性骚扰的大讨论可能是导致酒店游说团体并没有积极反对这项措施的一个促成因素。由于如此之多的足以成为头条的抗议性骚扰事件，如对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的性骚扰指控，恰恰发生在酒店客房内，所以酒店方避免可能伴随着反对该法令发生的公关灾难，也是有道理的。这是一个其他城市的积极分子正在试图复制的罕见的胜利。在我们考虑如何利用这一时刻，来在我们的工作场所进行持久的结构变革时，这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次胜利。不幸的是，性虐待的发生并不总能激励工会组织，有时它也产生负面效果。例如，斯科特·考特尼（Scott Courtney）被指控滥用对工会女性的权力，他是“为15美元时薪而战”（Fight for $15）活动的缔造者——某个角度来说也是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IU）的组织者——于是SEIU现在陷入了动荡。自他辞职以来，工会中与他有联系的一些男性，其中一些曾是“为15美元时薪而战”活动的关键组织者，也因类似的虐待女下属的指控而辞职或被解雇。这些指控在劳工运动和周围进步世界引发了一场重要的讨论。他们不仅说性虐待是阻碍劳工运动的一个道德问题，还强调了放纵性虐待猖獗是战略问题。“为15美元时薪而战”活动所代表的低工资工作场所的员工主要是女性，大多是移民。如果你让有性虐待倾向的男人们领导这些活动，这些男人不太可能把性骚扰看作是一个组织问题。我们知道性骚扰是快餐业的一个大问题。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40%的快餐店员工受到性骚扰，其中42%的人感到自己不得不被迫接受性骚扰以保住工作。在那些举报性骚扰的人中，超过五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因此受到了报复。如果你想在一个低工资的工作场所建立一个工会，比如一家快餐公司，而你又不认为工作场所的性虐待是一个可以被组织来解决的问题，你就会错过巨大的机会。这与我们工会民主化的进程息息相关，人们应该有权利在包括但不限于性骚扰在内的议题上发声，并对工会领导保持苛刻的态度。如果我们要在工会工作场所或更广泛的劳工运动中谈论性骚扰问题，那构建对话框架的一个重要思路是：民主问题和打击性虐待是不可分割的。归功于这个讨论热烈有活力的时刻，类似于“在性虐待发生时提供解决途径，并在尚未发生时预先制止” 的民主政策现在得以公开辩论。其中一个例子来自联合之路（United Way）负责劳工契约的副主席安娜•阿文达尼奥（Ana Avendaño）和将来无暴力（Futures Without Violence）总顾问琳达•西布鲁克（Linda Seabrook）。在劳工博客（On Labor）的一篇文章中，阿文达尼奥和西布鲁克提出了“工会现在可以做的十件事来解决工作场所的性骚扰问题。”他们的一些建议是常规的——“确保工会的章程和集体协商协议中包含防止性骚扰和（举报性骚扰后）被报复的内容。”——有些则更具创造性，比如采用特定工会所制定的最佳做法，并敦促其他劳工运动采取类似的机制。例如，她们建议工会“为工会会员、工作人员和其他人建立快速渠道，以便他们在骚扰加剧之前，不必诉诸正式机制，就可以迅速报告骚扰事件。”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许多工人出于各种原因尽量避免做正式报告。她们提到了阿文达尼奥所在的组织采用的步骤程序——通过“加急通道”让妇女举报骚扰，以便能够立即解决，而不必打官司。另一个可能的模式来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由工人管理的组织：伊莫卡利工人联盟（the Coalition of Immokalee Workers）。他们坚持对他们的“公平食物计划”中发生的性骚扰实施真正的惩罚，取得了成功。据莎拉·伦纳德（Sarah Leonard）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该联盟自成立以来，已有“23名监事因骚扰受到纪律处分，9人被解雇”。演员工会-美国电视和广播艺人联合会（SAG-AFTRA）的工人们也在利用韦恩斯坦的故事来推动工会内部的改革。年轻女演员米娅·基什纳（Mia Kirshner），曾被韦恩斯坦要求发生性关系，她是第一个公开论述工会该如何更好地帮助她和像她这样的女性的SAG成员之一。她认为，按SAG目前的政策，会员的投诉只会导致对相关制作公司或工作室进行内部调查，但投诉“应该引发独立的第三方调查的介入”，以防止公司掩盖自己上级的不良行为。SAG-AFTRA成员摩根·斯佩克特（Morgan Spector）建议，如果发现制片人犯罪，工会应该停止整个片场的制片工作，并向工会会员发送常规的“别工作”通知，这套办法已经用在了一些“不同意工会合同或违反合同义务”的制作人身上，仅仅动用了工会已有的能力。SAG-AFTRA主席加布里埃尔·卡特里斯（Gabrielle Carteris）已承认内部改革的必要性，因为韦恩斯坦的性骚扰发生“比我们由合同构建的世界更早”。在过去的几个月后，当权者再也不可能否认性虐待的普遍性。通过学习提出已经实现的指控机制的人，以及对在工作场所等地方侵犯他人权利的人强制实施惩罚措施的案例，我们可以使这一议题制度化、组织化。这可以防止这一时刻仅仅成为一堆无法改善人们未来生活的讨论。“共同”捍卫“个人”权利“韦恩斯坦时刻”的力量来自虐待受害者有空间说出施暴者的名字——并且他们的话语被认真对待。我们需要的是建立机制，使所有性虐待受害者——不仅仅是那些拥有经济或社会权力的受害者——能够公开谈论性虐待，并知道他们将受到保护，免受报复。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给予妇女和其他虐待行为的受害者这种安全的基础。这不仅意味着我们的组织和工作场所内的文化或体制变革，还意味着为人民需要的经济安全而战，这是他们鼓起勇气发声的先决条件。同样，许多受害者报告说，他们因直言不讳地谈论骚扰而遭到报复，更多的人则把保住工作作为沉默的理由。这意味着，争取与就业状况无关的全民医保，将有助于受害者直言虐待。这意味着，争取更强有力的由国家撑腰的社会支持和福利计划，允许一个人在工作场所抵制虐待，而不必担心她会因此被解雇，这是一场可以打击性骚扰的斗争。如果我们能够利用性骚扰在过去几个月里获得的大量关注，扩大对性虐待既是性别问题、也是阶级问题的理解，将之作为一个既为组织提供重要机会、但同时也对我们的运动和组织构成障碍的问题，那我们将继承一个引以为豪的传统。正如戈登在讲话中总结的那样，我们的首要目标是“建立我们‘共同’捍卫彼此‘个人’权利的能力”。她可能三十六年前就开始这样说了，但至今几乎没有什么变化。本文来自美国杂志Jacobin木棉锦于树 翻起浪潮排版 I Shawn Chan感谢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