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 | 《赛德克巴莱》和去殖主体
《赛德克巴莱》
&
去殖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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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島原切支丹
《赛德克·巴莱》这部电影与当下的“台湾主体性”建构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而这一叙事不仅对于长期接受中国国族建构话语影响的大陆人而言非常陌生,即使对于49年后成长起来的一代而言,也有一定的隔阂。换言之,“台湾主体性”建构即使在本岛也是冷战后勃兴的、较新的产物——这一思潮指认,无论福佬人、客家人、原住民或外省人,无论四个族群之间有过何种恩怨,都已在历史的作用下同呼吸共命运。从今往后没有“原住民如何处理与汉人垦荒者的关系”“本省人/客家人如何处理与日本的历史联系”“外省人如何处理与大陆的历史联系”,而只有“台湾人如何处理与外界的关系”。而这标志着内部整合在当代台湾主体意识形成中不可或缺的在场。
大陆人的普遍认知常常会将后冷战的台湾人认同视作“台独”的死灰复燃,进而将老蒋在台湾岛进行的广域国族建构视为对49年前已存在的“台独”思潮的压抑。如此,“动员戡乱”前后的台独思潮被神话性地串联在一起,并与日本殖民时代相联结:“台独的滥觞在于日本统治带给台湾相比中国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并将矛头最终指向“台湾人的奴性”或“日本人”。不得不说,这是支撑关于台湾的中国国族叙事的重要一环,个中也并非全无道理(戒严期间的被严厉打压的台独活动,确实有部分本省旧皇民参与,解严后的台独右翼(右独)也有相当部分强调与殖民母国现实联系),但无疑忽略了后冷战更为宽广的背景:去殖民/去帝国。而台湾的主体性建构,恰恰就是曾被中介的去殖民/去帝国进程重新起步与深入的、不可或缺一环。
陈光兴在《去帝国》中指出,去殖民
指稱的不僅僅只是一般理解當初二次戰後,以建立主權獨立的民族國家為表現形式的反殖民運動,而是被殖民者試圖透過高度的自覺,在精神、文化、政治以及經濟的總體層次上,反思、處理自身與殖民者之間(新)的歷史關係。
前一种过程曾被60年代的第三世界主义外交思路的视角所捕捉,进而导致“亚非拉人民的大团结”这一话语在今天仍有孑遗——以1960“非洲独立年”为标志的亚非拉反殖民运动成为了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一面旗帜,却又给人反殖民任务在那时已经完成的错觉。去殖民、去帝国的滥觞旋即被冷战所“中介”,苏联在中亚的帝国存在以现代性话语掐断了当地的主体性建构,而美国在东亚沿海地带的军事存在则硬生生地中断了日本、韩国、台湾的殖民反思。对于台湾而言,这一中介更加痛苦:前有日本的殖民记忆,今有国民党的广域国族建构,而身边还有美国的军事存在以“反共”之名对国民党极力压制本土意识、防止台湾人擅自开启去殖民进程的纵容。老蒋时代铺天盖地的广域国族建构在大陆就已经基本成型,而与台湾基本无关——大陆作为这一建构的生成地,总体上并未经历过完全的殖民状态,自然也毋须面临“如何面对殖民遗产”的迫切任务。但台湾不一样:这个社会是曾被殖民扭曲过的,也继承了大量的殖民印记,也因此有更强烈的去殖民诉求,以理清自身与旧日本殖民者、与今日日本之间的关系。泉漳混合腔调的台语/闽南语中一度混入了大量日语词汇,原住民的现代化痛苦也因日本殖民者的降临而开始。而治疗“因殖民造成的精神分裂”(法农语)的良药,两蒋的广域国族建构根本无法提供,其对于这片土地而言是一种被强加的意识形态。
也因此,后冷战的台湾主体性建构才显得积极且可贵——其不仅要重启曾被冷战中介的去殖民反思,更要着手于处理国民党强加给台湾的、扭曲的精神状态。新自由主义的所向披靡带来了资本的新帝国主义,却也带来冷战压抑下的松动与去帝国的契机,而《赛德克·巴莱》无疑是体现这一过程的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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