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什么是“妇女民族主义”
报导：Niki Seth-Smith
译者：五牙，棨
校对：燮羽
本文来自英国杂志开放民主（opendemocracy），原文标题：what is "femonationalism"
编辑序：这是一个从后殖民理论出发的对于女性主义和反穆斯林的“勾当”的批评，仅供参考。
萨拉·法里斯（Sara Farris）近日出版了一本颇具争议性的著述，名为《以女性权益之名：妇女民族主义的崛起》（‘In the Name of Women’s Rights: the Rise of Femonationalism’）。在这本书中，她调查了右翼民族主义者，新自由主义者，和部分女性平权机构是如何以女性权益为借口，通过污名化男性穆斯林来达成他们的政治企图。法里斯论证说这看似矛盾的交集背后存在不容忽视的政治经济因素。这本适时且复杂的书包含对法国、意大利和荷兰的个案研究。我电话联系了法里斯，想更进一步深入她书中提到的一些问题——她目前是伦敦大学的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的社会学高级讲师。以下是一份整理后的谈话记录。史密斯（指本文作者妮基·赛斯-史密斯，以下皆用史密斯指代）：在您的书中，您论述了女性主义者和“女官僚”（女性官僚主义者）“背离了她们解放性的政治观点”，以女性权益为由，通过污名化男性穆斯林群体来推进她们的政治目标。请问您的观点是否是指这些群体心照不宣地背离了妇女解放的理念，或者是对这些女性所作工作的剥削？法里斯：一方面，右翼民族主义者们长期以来滥用性别平等的议题来促成他们的政治目的，尤其是在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政治活动中。这些右翼领袖们，比如法国的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她并不真的在乎女性权益，这只是污名化穆斯林群体的一个幌子。这是“妇女民族主义”的其中一面：民族主义者们在工具化女性主义。另一方面，这个词汇也描述了一部分女性主义者——我需要强调是一部分女性主义者，一小部分，她们越来越多地攻击伊斯兰教作为一个宗教的正当性，声称伊斯兰教是一个压迫女性的宗教。史密斯：让我们以您书中考虑过的法国的“博基尼禁令”（‘burkini ban’）为例。您认为是哪些女性主义者在支持这项禁令，他们是“妇女民族主义者”吗？法里斯：一些女性主义者支持禁止在公众场合穿戴面纱或博基尼——我在说那些非常有名的女性主义知识分子，比如伊丽莎白·巴丹德（Elizabeth Badinter）和前女性事务部部长娜贾·瓦洛·贝尔卡桑（Najat Vallaud-Belkacem）。她是中左翼的代表人物，社会主义者，她甚至提议将这项禁令的范围从公立学校扩大至工作场所。许多杰出知名的女性主义者和“女官僚”都对这些法律表示了支持，这以女性权益的名义强化了反伊斯兰的立场。
图为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的领导人
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摄于2017年
史密斯：你曾质问在右翼民族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女官僚”和新自由主义者间是否形成了一个“新的邪恶联盟”。但白人女性从有色人种男性（brown men）手中“拯救”有色人种女性（brown women）的说法存在已非一日。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倾向的历史？法里斯：我应该澄清一下：我在书中质问这是否真的是一个“邪恶联盟”，我认为这更应该被称为“汇聚”，因为事实上来自不同政治项目的政治人物们是在这个空间里彼此靠拢——而这个空间中存在很多矛盾，汇聚一词可以更好地描述这种流动性。史密斯：而称其为“联盟“则会表示这是一个有意识的重新分组？并且，这也不是什么新鲜的现象。我们有许多帝国主义者和殖民主义者联合宣称他们是在将“文明”传播给“未开化的国家”，这其中包括女性权益。在一九五零年代的阿尔及利亚，法国驻军中开始出现了要除去穆斯林女性面纱的执念。一些女性主义者也支持这些假借女性权益之名的殖民主义生意。在911时间后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是，认为尤其在穆斯林社群里女性权益正处于危险中的观点正变得越来越流行。史密斯：但是，许多穆斯林国家的女性确实面临着对自身权益限制和威胁。更不要说，在当今时代背景下，还有ISIS的出现。难道这不能解释这些方面所受到的越来越多的关注吗？法里斯：我没有被说服。对侵略阿富汗的辩护之一就是解放女性，这是在ISIS及911后出现的时间之前。史密斯：请问您的书和学者贾斯珀·普尔（Jaspir Puar）的著述《恐怖主义集合：酷儿时期的同性恋民族主义》有什么联系吗？这本书讨论了在十年前，性、人种、性别、国家、阶级和种族划分受国家权力、反恐怖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当代力量影响而进行重新排列的动态情况。法里斯：普尔的书是我的灵感之一。她十分敏锐地将美国的一些LGBT群体代表支持美国民族主义，以及尤其是在911事件之后，支持反伊斯兰运动的现象与穆斯林反对同性恋的态度联系起来。虽然我不着眼于同性恋权利，而是集中于女性权益，但普尔打开了一种非常重要的讨论。我也在着重强调妇女民族主义的政治经济基础。史密斯：可确信的是，你的书籍作品有写到西方社会对于偏女性化劳动力日益增长的需求。比如儿童託管，老年护理，保洁，家庭劳动等劳动力。以及更进一步的分析这种需求和穆斯林移民女性所受到的待遇之间是如何有联繫的。法里斯：把妇女民族主义以及伊斯兰恐惧症带入大家的视野裡也是我努力所做的重点贡献之一。被称之为工作掠夺者的移民在大家印象中都是非常男性化的形象。比如在我脑海里的英国独立党的宣传海报就是如此。在海报中一个英国白人男性在街边（因为丢失工作而）乞求。我的问题就是：那麽移民女性去了哪裡？这些女性并没有以工作抢夺者的身份呈现在社交媒体上，但是却以在TA们落后文化裡被动屈服的受害者身份呈现。所以这些女人去了哪裡？在意大利，以种族歧视著称的北方联盟的前任领袖罗伯托·马罗尼（Roberto Maroni）说道：“我们不能合法化那些非法进入领土、强姦女性、在住宅区抢劫的移民。但是我们一定会考虑合法化那些创强力社会造影响的情况。比如这些移民中的照料者（caretaker）。”这些照料者当然大部分都是女性，这就是一个性种族主义的性别化。女性以被害者身份呈现在世人面前。但凡这些女性移民能被同化，那一个国家就能为她们创造存在空间。而男性却沦为了剩馀的不可被救赎的人。反伊斯兰女性主义者会提及解放穆斯林女性，但是这些解放又是什麽样子的呢？TA们其实在做大部分女性主义者不想触及的工作。七十年代的斗争都是针对于将女性从家庭的杂物以及家庭劳动力中解放出来。史密斯：你的书好像提出所有把女性移民放到工作岗位的计划和那些暗地鼓励採用以劳动生产力作为解放女性的西方女性主义一样有很多问题。但是很多移民女性也会在她们自己的国家工作。法里斯：有的人会说“至少这些人有工作”。对，的确是这样的。但是看护工作，清洁工作以及别的社会再生产工作（social reproductive jobs）也是职业，应到被一视同仁的重视。但是这些工作经常都是低工资、低地位、被剥削、通常没有合同的工作。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学要把社会再生产（social reproduction）再次放到我们的议程的制高点上。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liberal feminism）逐渐走入主流视线。我们需要再次关注起重要的问题，例如全民儿童保健。加入这场女性家庭劳动力组织在做的斗争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现在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清洁工就在艰难的抗争。很多该校的清洁工都是女星移民，TA们在争取重视，反对零时工合同（zero hours contract）。史密斯：你所做的研究调查同时也关注到移民融入计划中的母亲群体，以及这是如何与女性作为文化传递者本质主义想法产生联繫。法里斯：这些移民融入计划中最大的矛盾之一就是：当在穆斯林移民群体中传播关于女性人权以及女性主义观点被如此强调，这些计划却有著把女性塑造成根本的母亲形象的观点。在荷兰，它们甚至要求移民女性去参与如何成为正当母亲的过程。她们需要在一个考试中对于荷兰的母亲和家长的范例作答。她们必须带回一些证明来承认她们为此的确做出了努力，比如她们去学校与老师面谈或者她们做了某些义工工作。这其中强调了把女性看作为未来下一代人的母亲的重点。这些女性需要被文化上融入到西方价值观才能流入社会。史密斯：如果因为怕妖魔化穆斯林男性或者为反穆斯林宣传议程做出贡献，事与愿违并且这些为了赋予穆斯林移民女性权利的付出被倒退，那该如何？这是否是一个风险？法里斯：反性别主义与以反-反种族主义的形式出现，这是一个常见的两难境地，也是黑人女性主义者在美国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经常讨论的东西，甚至现在也是。在当我们知道这很轻易地会成为用来攻击黑人男性的原因，那我麽该如何谴责我们黑人社会群体裡的性别主义？这裡没有简单的答案。我们需要来自四面八方尽可能支持，来让各个群体裡的女性有能力在性别主义来袭的时候去站出来阻止它。所以应该被问的问题是：我们真的在使这个事情发生吗？我们到底如何才能支持这些女性在这种惊人严酷并且日益增长的恐伊斯兰主义境地裡渡过难关？所以，对于种族主义和性别主义的奋斗一定要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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