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者间的模糊关系
作者：Gordana Subotic
译者：seven
校对：陈小呆
原文标题：Feminism and nationalism – an ambiguous relationship
本文分析了民族国家中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及其对女性权力状况和女性机构的影响。在本文开头，我将从国家、国际两个层面，为理解国家及其领导人对性别/妇女议题态度的关系奠定基础。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后文简称FSS）在很大程度上用来解决这一问题。同时，它作为一个理论框架，是处理安全和国际关系的批判性方法之一，它深入分析了在男性主导的世界观、国际关系以及国家实践中性别的缺失。本文对女性主义的定义超越简单的性别平等，将女性生存于世的多维度次属关系纳入考虑范围，包括家庭、工作及社会范畴。基于此，我将论证，尽管女权主义者参与民族主义运动产生了一些明显的积极影响，但在一场民族主义斗争结束后，女性和女权主义者的大部分议程仍未在男性主导的政治边界内得到实现。在文章末尾，我将介绍不符合民族国家中预先定义的类型和赋予妇女的角色的妇女的政治行为的一些影响。 本文伊始，我将尝试解释女性主义安全研究的范畴。对性别、国家和民族主义三者关系的分析始于20世纪晚期，埃里克·M·布兰查德（Eric M. Blanchard）划分出了FSS的四个理论方向。首先，通过于国际关系中产生与暴露的性别和权力，FSS质疑了女性在国际安全政治中的不存在与不相关。这包括了对在决策角色中性别排除的承认、在国际理论中女性不可见的调查以及在国际关系（后简称IR）中对女性经验的涵盖。其次，FSS质疑了在战争与和平时期，女性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国家保护。再者，FSS反驳了那些认为女性与和平必然的联系的言论，认为如何识别女性与和平的关系，受到如何识别女性在战争发动中的参与、支持和启发的影响。最后，也是在最近，女权运动者不认为性别化的国家安全实践仅仅影响了女性。FSS的理论家们立足于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的论断，认为世界的一切表征皆是男性的杰作，并且在他们眼里，这是绝对真理。女权主义学者发展出FSS并试图去解释在政治中女性的缺席、男女冲突中不平等的结果以及对保护女性和男性的不同国家实践。因此，女权主义的分析始于定义在民族国家内外的公共和政治生活中的男尊女卑。首次对男尊女卑（波伏娃所使用的术语，1952:72）提出批判的是对国家安全的当代现实主义分析。在试图于国际关系中定位性别并将其联系至国家安全实践时，女权主义理论家，如安·狄克纳（Ann Tickner）批评了西方男性的“客观性”及其分析层次：个人，国家和国际体制。狄克纳认为，由现实主义者发展出的国际关系，其全部理解及理论是高度男性化的。狄克纳还指出，女性已经很少如士兵那样，被直接卷入国际暴力，但是她们的生活却受到发生于家中和其他未受保护之处的国内暴力的影响，以及战争与军事化社会政策偏重的影响。女权主义理论家库马里·贾亚沃登（Kumari Jayawardena）在对亚洲第三世界国家中的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研究中将女权主义定义为：对女性在家庭、工作及社会中所受压迫与剥削的觉醒，以及女性（和男性）为改变这一情形的自觉行动。如此理解，女权主义者的政治理想和实践就不仅仅是为男女间的不平等而斗争。这些政治理想和实践共包含三个层次的女性次属关系，私人的，公共的，以及使男女都参加的争取平等的斗争。本文将“国家“定义为“想象的共同体”（“安德森·本尼迪克特，《想象的共同体》”，2009），将“民族主义”定义为“促进和形塑此类共同体形成的意识形态和话语”。民族主义是性别化的，因为它利用社会建构的男性和女性的概念来形塑在国家建设中男性和女性的参与，以及这个国家在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的想象中的体现方式。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女权主义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解放运动齐头并进。贾亚沃登认为，女性运动并非凭空产生，而是与其所属的更广阔的社会运动相对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由这些社会运动决定。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既是帝国主义的产物又是帝国主义的副产物。民族主义将女性推向政治生活，而资本主义却将她们推向社会和经济领域。尼拉·尤瓦尔-戴维斯（Nira Yuval-Davis）和佛罗亚·安提亚斯（Floya Anthias）提出了在种族和民族主义运动中解释女性参与最常用的类型学，包括5种女性的参与方式：a）作为民族集体主义成员的生物再生产者；b）作为民族/民族群体边界的再生者；c）作为集体意识形态再生产的集中参与者和文化的传播者；d）以被用于构建、再生产及转化民族国家分类的意识形态话语之焦点与象征，作为种族/民族差异的标志；e）作为国家、经济、政治和军事斗争的参与者。在尤瓦尔-戴维斯于理论上阐明性别和民族时，她引用道“如果女性不愿成为母亲，则国将不国。”基于宗教和民族国家领袖的叙述，相似的类型学也可以从巴尔干半岛西部如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科索沃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后简称“波黑”）的案例分析中得出。解放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需要女性，正如军营需要军花（女权主义理论家辛西娅·恩罗（Cynthia Enloe）使用的术语）。于此相连，民族主义和民族主义领袖用两种视角看待女性的参与。首先，女性在国家（种族的，文化的）的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是母亲，是抚育者，是家庭、国家传统及精神的守护者；其次，女性是战争（即解放）的共同参与者，以及国家事业的鞠躬尽瘁者。这就是一个国家最高规格的爱国主义构造和生成方式。一方面，男性为国捐躯是爱国主义最高规格的表达方式；另一方面，女性最高规格的爱国主义可以从前述预先设定的角色和类型中看出。贾亚沃登的分析指出，许多男性亚洲民族主义领袖和西方的一样，寻求妇女权力的改变。解放运动带来的第一个改变由社会的现代化引起，它为女性参与政治、经济生活开辟了道路。第二个改变，国家身份的改变，将女性带入文化或宗教根源，要求妇女除了作为民族独立进程的参与者之外，还担任民族文化的监护者和传播者。这个层次作用于比解放运动所致改变的更深层次。在几乎所有第三世界亚洲国家关于女权主义和妇女权力的案例研究中，她指出这些趋势的净效应是将女性限制在由男性改革者和领导者所描述的界限质中。在战后的波黑，那些提倡民族主义议程的政治领袖，在号召女性全方位参与政治和公共生活时，把在公共场合的女性仅仅描绘“国家之母”以及对抗外敌时的女英雄，收到了来自女权主义运动的大量支持。在科索沃的案例中也有相似的记载，那些在冲突中遭遇性的或与性相关的暴力的女性常被描述为非传统的女英雄，她们为了国家事业和解放牺牲了作为女性最神圣的性与清白。在这两个国家里的女性（包括穆斯林，基督教，东正教和天主教都在很大程度上遭受了性暴力和性别暴力，都因其性别和民族起源成为攻击的目标。维斯娜·尼科利什塔诺维奇（Vesna Nikolic-Ristanovic）调研了前南斯拉夫的冲突中女性所遭受的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她认为，性暴力被用作战争工具来伤害和侮辱其他国家的男性和女性。在一个全国化的冲突中，琳娜·汉森（Lene Hansen）声称，强奸一个国家的女性不仅是对个别妇女的暴力，它也削弱的作为国家男性身份组成部分的的男子气概。因之，这些强奸的后果是对女性气概和男性气概的双重建构。尽管波黑和科索沃的冲突分别与1995年和1999年结束，但是两个国家的女性运动仍然为本国的妇女和女英雄被承认为战争的平民受害者而奋斗。无论如何，当民族主义斗争结束后，女性继续努力争取被承认为民族主义斗争的积极参与者，并获得与“国家的男人”(如前战斗人员和前军事官员)同等的权利。除了在冲突时收到虐待，这些女性在冲突后因为缺少国家支持和承认的原因依旧收到虐待。后南斯拉夫国家对性暴力的法律翻译在关于战争的平民受害者的法律中引入了法律民族主义形式。在民族主义斗争结束后，性暴力中的女性幸存者仍未被视为与男性、战斗人员和战争老同等重要的安全保证对象。贝瑞·步赞（Berry Buzan）解释道，女性的不安全和男性的不安全被区别对待，因此，女性和男性并不是国家安全的平等参照对象。像在波黑的情况一样，牺牲女性往往成为了后民族主义斗争延续的主要理由。辛西娅·恩洛（Cynthia Enloe）声称，女性往往被要求等待，直到她们要求全性别的平等。前南斯拉夫地区的性暴力幸存者案例的结局表明了在国家性的胜利之后，牺牲能被轻而易举地忘记，女性权力的斗争仍在继续。另一方面，路易斯·韦斯特（Loise West）认为在当前的语境下，女性主义重新定义了民族主义。女性正创造许许多多的社会运动组织，并在多种多样的活动与努力中于全球范围内紧密合作。这些努力的效果之一是在新的语境中重构旧话语，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为此，她分析了在欧洲，中东，非洲，中东亚，太平洋岛屿和美国的民族主义女权主义者。韦斯特认为，女性用女权的历程重构了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该理论的中心是从女性的视角看待世界以理解世界如何运作。因此，民族主义运动和国家中的女性从女性视角和日常居住的地理空间定义了民族主义。韦斯特的核心主张认为，民族主义和女性主义都并非固定的和二元的，女性致力于定义牺牲的同时也在反对它。就女性主义和民族主义而言，它们都在性别间的日常互动中被构造和重塑。于她而言，女权主义的民族主义并非坏事，但是，正如贾亚沃登一样，韦斯特发现，女性毫无疑问地正受到来自男性个体、国家、民族主义冲突和战争的侵害，并且，在政治经济和国家的发展中，女性的利益被持续而积极地边缘化。同样的，丽娜·桑瑟斯分析了加拿大原著民的解放斗争，发现了民族主义运动在解放方面存在局限。在许多案例中，一旦后殖民地国家形成，女性地位却并没有提高多少，并且在少数案例中，甚之倒退。在韩国女性运动的项目中，金喜康描述了韩国女性运动中“呼吁性别”和“呼吁民族主义”如何同时可能。对金喜康来说，民族主义为社会提升女性权力并促进性别平权提供了方法。当女性走出传统男性掌权者、国家和宗教领袖赋予他们的角色，她们会怎样？对那些反对民族主义者的政策并拒绝在预先设定的政治与地理边界内循规蹈矩的女性，有很多政治对待的例子。在民族主义的环境中，和预先定义的角色与叙事不相符的女权主义政治议程通常被打上不爱国的标签。根据蒂克纳的说法，唐纳德·里根的女权主义批评家把那些参与和平运动的女性作为女性参与国际事件的证据，这些女性经常被贴上幼稚、羸弱和甚之不爱国的标签。那些前南斯拉夫地区跨越了不可见但是尚存的民族国家主义边界的女性依然被视为是不爱国的。1991年，在塞尔维亚，女权主义反武装组织“1991年黑人妇女”(Women In Black 1991)因公开抗议战争和民族主义而成为国家情报部门和足球流氓的目标。在1992年，克罗地亚的Globus周刊公布了五名克罗地亚活动人士的名字，称他们是“女巫”，因为他们公开批评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在这些袭击中，关于这些女性的所有事情都是有预谋的，从他们的外表，他们的婚姻伴侣的民族归属(非克罗地亚人，甚至是塞尔维亚人)，以及与西方的联系，挑战他们的克罗地亚性。这些文章批判分析了民族国家中女权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错综复杂又相互依赖的关系及其对女性权力状况和女权机构的影响。这两种政治进程和实践相互间构建，影响了国内、国际层面女性的权力状况和生活。它们也对女性权力产生了或好或坏的影响。于此相似，这两个政治进程为女性权力的增长提供了空间。本文包含了若干个女权主义者在民主主义议程和世界各国之间遭受限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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