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一）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一）
节选自佩吉·麦克拉肯主编《女权主义理论读本》第一章“女权主义对社会组织的批评”，本文将连载三天，敬请留意。
作者：凯瑟琳 · 麦金农（Catharine A. MacKinnon）
译者：刘莉、陈露、关锋
校对：王宏维
我们常常把原本被我们轻蔑的东西浪漫化。
——温蒂.贝瑞(Wendell berry)：《美好国土的礼物》（The Gift of Good land）
马克思对妇女是从自然而不是从社会来定义的。他认为,性(sex)包括在“物质基础”(material substratum)内，不应对它作社会分析，这就使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从旁涉及或者附带地提及妇女或性别的问题。[2]因与看待阶级问题不同,马克思在看待性别问题时没有认识到社会和史前社会是依据一种人为的社会界定来划分的。马克思曾嘲弄那些认为价值和阶级是自然形成的看法，他还尖锐地批评了把阶级产生看作是自发形成、机械运转并且与自然法则和谐的理论。他认为,这些理论证明不公正的社会现状是合理的。然而，当马克思在论及社会性别时，他自己也犯了与他所批评的人同样的错误。即使妇女作为获取工薪的劳动力参与了物质生产,但在马克思的笔下,她们首先仍然是母亲、家庭主妇和弱势性别的成员。马克思的观点和自由理论（liberal theory）有共同之处，即认为妇女天生地属于社会生活给她们安排好的位置。
注释：
1. 凯瑟琳·A.麦金农（Catharine A.MacKinnon）的《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A Feminist Critique of Max and Engels”），选自她的《迈向一个关于国家的女权主义理论》（Toward a Feminist Theory of the State，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P13一36一一一编注
2. 这一章并非论述马克思有关社会生活理论研究的方法究竟是否适用于妇女的经验和妇女的解放。它在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如何明确论述妇女及妇女的地位、妇女的处境。本书把马克思的论著看作一个整体，而不分为“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但是就像许多人通过对他著作的研读而认识到的，马克思的观点确实是随着时间发展变化的。
相反，恩格斯认为妇女的地位是一种需要加以解释的社会现象。但他却没能作出解释。恩格斯拓展了马克思提出的为数不多的对妇女问题的耐人寻味的论述，试图用阶级关系中家庭的历史发展理论来解释妇女的从属地位。在恩格斯辩证发展推动论（dialectical dynamism）的外观下，潜藏着静态的、实证论的唯物主义（positivistic materialism）。这个理论把妇女的社会地位具体化到这样一种程度，即认为妇女的现有地位是自然地形成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都认为两性关系主要特征理所当然：马克思认为妇女是自然的，而自然是既定的；而恩格斯则认为妇女是家庭，所以他对妇女在家庭中的劳动和性别角色基本没有作批判性思考。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他关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分工和社会生产关系理论是其社会生活理论的核心，而他关于妇女的观点却并非居中心地位。在这样的情况下，马克思的分析认为：“性行为”（in the sexual act）的差异是劳动分工的起源。“与此同时（需要的增长、生产率的提高、人口的增多），劳动分工也发展起来。劳动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上的分工，后来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的分工”。[1]男人和女人因生殖功能不同而导致了劳动分工。但现在并不清楚是由于这种“最初”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其他分工，还是这种“最初”的分工成为了首要和最重要的典范，经过对这种分工的重复、类比、模仿，形成了其他的分工模式。马克思既没有说明为什么生育功能中的社会性别差异比其他那些与社会性别并不相关联的功能差异更为“原始”，也没有说明生育是一种劳动的观点；还有，对于这一分工在全社会延伸或复制的恰当性或者必要性，马克思都没有加以说明。不过，社会性别分工并不是马克思研究的主题，它仅仅是马克思真正研究的劳动分工这一课题的“起源”而已。
注释：
1.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1972，P51；August Bebel在他有影响的著作《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妇女》（Women under Socialism）一书中提到性的本质：“性本能的满足与其他任何自然本能一样，是个人的事。”Lise Vogel，《世俗的家庭》（“The Earthly Family”），载于《激进美国》〈Radical America）7，1973年7一10月，P4一5。
让人仍然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不是其他功能的差异导致了劳动分工，而偏偏是性差异导致了劳动分工呢？当马克思谈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分工时，他看到了这个问题：个人承担着哪一种工作或者成为哪一个阶级的成员，最初是偶然事件，后来就成为历史的固定安排。就如马克思指出的：“一次偶然的再分配得到重复，发展自己的优势，并逐渐僵化成为一种系统的分工。”[1]社会性别并非如此。男女因性别不同承担不同的工作，这最初仅仅是在生物学意义上形成的分工，后来就贯穿在整个经济的变化过程之中。在探讨妇女的家务劳动时，马克思曾这样论述：“在家庭内的劳动分工及对几个成员劳动时间的规定，既取决于年龄和性的差别，也取决于自然条件的差别......在一个家庭内......由于性别和年龄的不同，自然而然地产生出劳动分工，它纯粹是在物质基础上（physical foundation）产生的。”妇女生来就被安排承担家务劳动。马克思接着就把性别问题抛到一边，转而讨论部落之间的关系，对此，“生理上的劳动分工（性别和年龄）则是其出发点”。[2]
注释：
1.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Capital)，3卷本，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1967，I:P337（以下《资本论》的版本与此相同）。
2. 《资本论》（I)：P351，P352。
因为妇女的角色是生来限定的，马克思关于劳动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论点具有启发意义。自然的产物是“自发形成”的，而社会则要通过人们的劳动生产，马克思说：“非自然产生的物质财富的生产，必须以某种特殊的有明确目的的生产活动为媒介。这种活动使特定的自然物质适合特殊的人类的需要。”[3]利用自然界的物质资源，有意识地对它们加以改造使之满足人类需要，这是一个创造性的、有目的的适应活动。自然源于自己(nature produces of itself)，劳动则改变世界。
注释：
3.《资本论》（I)：P42；又见I：P177一178。
自然界的形式是否变化都是自发的。而劳动组织是社会的，因此会受到人为的干预。“如果我们去掉己经耗费的有用劳动，总还有一个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础遗留下来。后者只能像自然一样运作，即只能通过改变物质的形态运作。不只如此，在这种改变形态的劳动中，他（人类）也要不断由各种自然力得到支持，所以劳动并不是物质财富的唯一源泉，也不是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的唯一源泉。正如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所指出的，劳动是父亲、土地是母亲。”[1]这就是说，母亲/妇女处于静态，是自然；而父亲/男人辛勤劳动，是社会的。(Mother/woman is，is nature；father/man works，is social.）劳动中的创造、主动、改造过程等同于男性，而女性则等同于劳动过程中工作与改变的物质对象。人类的生殖和家务劳动都不具备有意识地控制、利用和改造自然物质原料的特征，而这些恰恰被社会主义思想认为是劳动过程的特征（因此生殖和家务劳动就被排除到社会劳动之外了）。实际上，资本主义的工厂劳动很少具备这些特征，却因此被认为是异化而非自然自发的。
注释：
1.《资本论》（I)：P43。
如果男人与自然的关系是自然赋予的，在这种意义上说，两性关系也是由自然界定的。在马克思看来，男人与自然的关系有社会的一面——的确，在这种意义上，两性关系也有社会的一面。这或许就是马克思这段论述表达的意义：“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2]从女权主义的视野来看，妇女与自然之间“自然形成”的特殊关系与男人一样少；她们与自然的关系，也应与男人一样是社会的产物。男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许与他的生物存在同样深刻，并且起决定作用，但他不是被社会限定的。男人应有的体力上的优势并不是要限定他们做负重的牲畜。男人也在生殖，妇女也在劳动。如果有人想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用来分析性问题，他可能应该试图把握生理上的事实——男人的体力和女人的母性——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正是后者为前者赋予限制性和鲜活的意义。他还应该尽可能弄清在这样的安排之中，是谁获得了物质上的利益，而不是像马克思在性别问题上那样放弃从生理学的观察层面进行社会分析的任务。
注释：
2.卡尔·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The German Ideology），P50。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使妇女进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中，从而扭曲了家庭的形式。这一进步就像资本主义制度对社会关系其他方面的影响一样，既有不利的影响，同时又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进步。关于资本主义对家庭的破坏性影响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它对妇女履行性别角色带来的影响。机器的引进，使之可以招纳“劳动者家庭的所有成员，而不论其年龄和性别”，以前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男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现在还要出卖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甚而不出卖自己，只出卖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马克思认为，这种安排导致了“妇女身体状况的恶化”，不仅侵占了“儿童游戏的地位，并且也把适度界限内为家庭本身的利益、在家庭范围内所做的自由劳动的地位”侵占了[1]。可能晚餐没有按时准备好。马克思这个理论家，如此敏锐地觉察到了劳动力在创造价值和被雇佣、给他人带来利润过程中的贡献，只把劳动妇女在家庭中所从事的劳动看作自由劳动（free Iabor)，但他所认为的自由劳动之所以自由，就在于它是无酬劳动[2]。
注释：
1. 《资本论》（I)：P395、P397、P395。
2. free既有“自由”之意，也有“免费”之意。
当棉花危机把妇女赶出了工厂，马克思感到了一些安慰：“妇女现在有足够的空闲时间给她们的婴儿喂奶......她们有时间学习烹饪。不幸的是，当她们有时间学习这门技艺时，她们却没有吃的东西了。但是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资本......怎样剥夺了家庭生活必要的劳动，她们还可以利用这个危机学习缝纫......”尽管妇女做着和男人一样的工作，她们还是被认为应该在家庭中承担煮饭和缝纫的工作一一而且，如果不是因为资本主义的过剩，她们就处于这种情形之中。马克思进一步把孩子的高死亡率归结为：“除了地域性的原因，主要的......是由于母亲的家外就业......导致了母亲和孩子有悖自然的疏离......母亲对她们的孩子来说性质发生了变化，这是令人难过的。”[1]资本主义对男性劳动者的危害不是以对他们家庭关系的扭曲来衡量的，也不是用男人和孩子之间性质变化来衡量的，但偏偏妇女的就业就意味着妇女的孩子被忽略了。很显然，按马克思这个比较资本主义扭曲的标准，妻子应该待在家里，做饭、缝纫和照顾孩子，丈夫则出去工作。当男人工作时，他们是工人，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人类。而在女人工作时，她们仍然是妻子和母亲，是不完全的人。[2]
注释：
1. 《资本论》（I)：P395、P398。
2.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和当代关于“前家庭”（pro-family）的说法没有什么区别。
马克思虽然通常放弃作道义上的批评，视此为资产阶级拜物论（a bourgeois fetish），但在妇女的工作上却表现出道义上的敏感性。马克思憎恶“资本主义对妇女和孩子的剥削带来的道德上的堕落”，他观察到“在矿山禁止雇佣妇女和未满10岁的儿童以前，资本家认为，在矿山里利用裸体成年妇女和少女，让她们老是和成年男子在一起的做法，也和他们的道德法典，并且特别是和他们的算盘一点也不抵触。禁止这种做法之后，他们才想到去采用机器”[3]。这里不清楚裸体是怎样给资本家带来利益的。当男人被剥削时，就是一个剥削问题；但当女人被剥削时，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了[4]。马克思既不像自由主义者那样认为为了性欲的原因买卖妇女是自然的，也不像保守主义者那样认为买卖妇女是不道德的而排斥它。在他早期的著作中，马克思批评了有钱人（the man of money），对他们而言即使“物种关系自身，比如男女关系，也成为商品！妇女被买卖”[5]。他没有探究妇女为什么被买卖，也没有提到被谁卖和被谁买。他批评了粗糙轻率的共产主义，认为它仅仅把妇女从私有财产变为集体所有财产，“妇女变成共同的和公共的财产”[1]。妇女因而“从婚姻转向普遍的卖淫（prostitution）”。他将妇女在卖淫中所受到的剥削称为“只不过是劳动力普遍出卖自我的一个具体表现”。资本家类似于皮条客。虽然这个分析是片断的、主要是隐喻性的，但却表明卖淫是社会剥削，而不应当只是在道德上受谴责。马克思并没有探究为什么既然男人也结婚、也作为工人遭受剥削，而出卖自我的大部分是妇女。在之后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著作中，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对卖淫的指责是虚伪的，“因为资本主义婚姻事实上就是一个共有妻子的制度”。他清楚地指出，废除目前的生产制度“必然带来在资本主义体系下，妇女群体公共卖淫和私人卖淫的状况的消除”[2]。他没有说明适应了经济结构每一步变化的卖淫现象，为什么会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颠覆将必然终结。
注释：
3. 《资本论》（I)：P399、P393-394。
4. 马克思赞成制定保护妇女的法律，这看起来是有益于妇女的，但也是有害的，因为这种保护把妇女排除在她们想获得和所需要的工作之外，而且也不能保护所有工人免受有害条件的损害。有关讨论可见第八章（此书是《迈向一个关于国家的女权主义理论》，本文选自此书的第一章。——译注）
5. 卡尔·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On the Jewish Question），见《卡尔·马克思选读》（Karl Marx：Selected Writings，DavidMclellan主编，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P60。
1. 卡尔·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见《卡尔·马克思选读》，P87。
2. 卡尔·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见《著作选本》(Selected Works），V. Adoratsky主编，vol. I，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1936，P224-225。
马克思被最广泛吸收的一个关于妇女的观点是，因妇女更易遭受剥削，劳动妇女成为工人阶级的累赘（a liability)。马克思认为，妇女就业削弱了劳动的男人抵制资本主义霸权的力量。“因为有过多的儿童和妇女加入到工人的行列中来，机器就终于把男性熟练工人在制造业时期对资本专制尚还停留的一点反抗力打破了。”机械化和随之而来的延长工人劳动时间的企图遭到了“兼具反抗性与灵活性的自然障碍——人”的抵抗。但这种抵抗被削弱了，因为“（在机器生产条件下）妇女和儿童比较温和，比较容易驾驭”[3]。妇女不仅比男人遭受更多剥削，而且更易受到剥削，她们的性格是她们物质条件的原因而非结果。妇女被排除在马克思对社会的人所做社会分析的每条规则之外；她们被限定在她们的生理学意义上，与孩子一样是没有充分发展的成人，需要专门的保护，妇女即使工作也不是真正的劳动者[1]。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妇女，生来就是阶级敌人，因为工人阶级妇女遭到资本主义更为残酷的剥削，如果有适当的支持和组织，她们可以获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条件以及开展与机械化的抗争——根本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男人工资较低是一个特殊的组织问题，而妇女因为容易遭受剥削而使得她成为工人阶级的累赘，除非她呆在家里。
注释：
3. 《资本论》（I)：P402，403。
1.这一讨论来自一份关于妇女在矿山当煤矿工人情况的议会报告，马克思引用了这些调查，指出男矿工发现采矿是“令性别蒙羞的”，它危及妇女照顾孩子的能力以及她们穿着得体的能力（“而不是男人的穿着......它破坏了所有的体面”），也损害了她们自己和丈夫的道德。马克思以他个人立场进行的唯一评论，就是质疑者对妇女问题的关心是明显掩盖了他们在经济上的利益（《资本论》(I):P499-500）。实际上，男矿工的观点是支持妇女离开采矿这项工作的一一与马克思所认为的以物质利益为动力不一致。例如，当他们被问到，“在这个事件上，你是否感觉那些追求自身的提升和使自己得到教化的更出色的矿工被她们拖垮了吗？”“是的......”（《资本论》（I)：P489-490)。可以确定，马克思是能理解资产阶级质疑者的关注包含对他自己的敌意，因此就算它与物质利益冲突还是把它归咎为物质利益。实际上，把妇女排除在这些工作之外，不论体现了什么样的人道主义，也是符合男性工人的物质利益，集中体现资本阶级通过承认性别歧视否定物质的自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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