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总括凯瑟琳·麦金农是一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她在女权主义方面与其他流派针锋相对，例如曾经与盖尔·鲁宾等人在色情问题上争论，并且拒绝采取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对色情的“享受”立场。即便这篇文的批评有所偏颇，但不是像马克思学（Marxology）那样到处挖文本而不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只是在源头处重新厘清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区别和交汇处。1.马克思的分工观点男人和女人因生殖功能不同而导致了劳动分工。但现在并不清楚是由于这种“最初”分工的发展导致了其他分工，还是这种“最初”的分工成为了首要和最重要的典范，经过对这种分工的重复、类比、模仿，形成了其他的分工模式。马克思既没有说明为什么生育功能中的社会性别差异比其他那些与社会性别并不相关联的功能差异更为“原始”，也没有说明生育是一种劳动的观点；还有，对于这一分工在全社会延伸或复制的恰当性或者必要性，马克思都没有加以说明。不过，社会性别分工并不是马克思研究的主题，它仅仅是马克思真正研究的劳动分工这一课题的“起源”而已。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一）简而言之，在这里马克思对于分工的解释是关于社会劳动，性交是最早的分工，也是社会劳动的一部分。而马克思对于家庭劳动（家务，生育）方面研究不足。下文将会提到。同样的，由于忽略了这点，家庭-社会的区分也可能会陷入公私之分，这样男女的区别就有可能回到原来的道德评判：男人是社会的，女人是家庭的（非社会的）：从女权主义的视野来看，妇女与自然之间“自然形成”的特殊关系与男人一样少；她们与自然的关系，也应与男人一样是社会的产物。男人与自然的关系或许与他的生物存在同样深刻，并且起决定作用，但他不是被社会限定的。男人应有的体力上的优势并不是要限定他们做负重的牲畜。男人也在生殖，妇女也在劳动。如果有人想把马克思的阶级分析的方法用来分析性问题，他可能应该试图把握生理上的事实——男人的体力和女人的母性——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正是后者为前者赋予限制性和鲜活的意义。他还应该尽可能弄清在这样的安排之中，是谁获得了物质上的利益，而不是像马克思在性别问题上那样放弃从生理学的观察层面进行社会分析的任务。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一）更为奇怪的是，马克思将这种无薪劳动视作是脱离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但是，母亲的家庭劳动并不见得是“非异化的本质”，而且可以这么说，本来就没有一个未异化的本真存在，母亲劳动不能简单地视作脱离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也不该视为解放的途径：关于资本主义对家庭的破坏性影响的指责，主要集中在它对妇女履行性别角色带来的影响。机器的引进，使之可以招纳“劳动者家庭的所有成员，而不论其年龄和性别”，以前靠出卖自己劳动力为生的男劳动者，除了自己的劳动力，“现在还要出卖他的妻子和孩子。他们甚而不出卖自己，只出卖他们的妻子和孩子”。马克思认为，这种安排导致了“妇女身体状况的恶化”......马克思这个理论家，如此敏锐地觉察到了劳动力在创造价值和被雇佣、给他人带来利润过程中的贡献，只把劳动妇女在家庭中所从事的劳动看作自由劳动（free Iabor)，但他所认为的自由劳动之所以自由，就在于它是无酬劳动[2]。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一）资本主义对男性劳动者的危害不是以对他们家庭关系的扭曲来衡量的，也不是用男人和孩子之间性质变化来衡量的，但偏偏妇女的就业就意味着妇女的孩子被忽略了。很显然，按马克思这个比较资本主义扭曲的标准，妻子应该待在家里，做饭、缝纫和照顾孩子，丈夫则出去工作。当男人工作时，他们是工人，是马克思所关注的人类。而在女人工作时，她们仍然是妻子和母亲，是不完全的人。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一）以下这点评论确实有失偏颇，但是这一种论调在左翼的对于女性劳动评判中并不少见，这种对女性免受剥削的所谓“保护”却是对女性逃离家庭的阻碍：妇女不仅比男人遭受更多剥削，而且更易受到剥削，她们的性格是她们物质条件的原因而非结果。妇女被排除在马克思对社会的人所做社会分析的每条规则之外；她们被限定在她们的生理学意义上，与孩子一样是没有充分发展的成人，需要专门的保护，妇女即使工作也不是真正的劳动者[1]。在家庭之外工作的妇女，生来就是阶级敌人，因为工人阶级妇女遭到资本主义更为残酷的剥削，如果有适当的支持和组织，她们可以获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条件以及开展与机械化的抗争——根本没有这样的可能性。男人工资较低是一个特殊的组织问题，而妇女因为容易遭受剥削而使得她成为工人阶级的累赘，除非她呆在家里。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一）2.恩格斯批判中的局限性：作者显然更注重于恩格斯，因为和马克思相比，恩格斯更注重与对于性别/女性的评论：恩格斯认为，在阶级社会中，妇女作为一个群体是通过家庭的特有形式而受到压迫的。在阶级出现以前的性别平等的社会秩序中，性别决定劳动分工。直到私有财产的产生，与随之出现的阶级社会，分工才成为一种等级制。社会主义通过把妇女融人工作群体之中，把她们在家里的孤立的“私人”劳动变成“公众”的社会生产，以此消除对妇女的压迫。通过消除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划分产生的私人和公共的分离，社会主义为妇女的解放提供了根本条件。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二）这一对于阶级社会和后来资本主义的分析是精准的，也指出女性参与社会生产才有解放的可能。但是恩格斯（广为诟病）却隐约暴露出实证主义和目的论：他的实证主义使他在资料运用方面的不准确成为致命问题。他描述自己的想法，把它归因于自己的所见，而后又赋予其一致性和必要的动力。在他的理论中，如果有什么存在，它就必然存在；这样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件事件存在而另外的事件不存在。如果这些事件被证明不存在，或者就像性别平等一样从来未曾存在，他的这一理论将会变成什么样呢？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二）也许，这就是尽管有相反的资料和暗示，恩格斯却相信妇女曾经拥有过至高无上的地位的原因，这样两性间的最终平等就此可以历史地作出预见了。他是依赖于目的论而推出他的解释的；他必须根据现有的事实解释现状，而不能根据不存在的事实解释；不幸的是，性别平等并不存在。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二）不过他对于阶级和性别的综合仍是到位的：妇女“最初”成为“被贬低，被奴役，丈夫淫欲的奴隶，仅仅是生育孩子的工具”。同样，以私有财产形式表现的对剩余产品的单独占有把社会分割为两大对立阶级，开始是前资本义社会（奴隶制、封建制、商业制），后来进人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生产普遍化。这种发展急需一个国家来控制阶级之间的冲突，达到为统治阶级谋取利益的目的。因此，私有财产的产生、阶级分化、妇女受压迫和国家之间“同时发生”，相互需要，通过国家机器把生产和社会控制中男人对男人的剥削与专偶制婚姻及繁重的家务劳动中妇女对男人的附属联系起来[1]。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二）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统一的氏族分解为两大对立的阶级，形成了孤立的家庭单元。随着生产退出了家庭领域，妇女被留在了家庭里，更多的私有财产被集中在男人的手里，血统也逐渐按照“父权”来追溯，标志着恩格斯所说的“女性在世界上具有历史意义的失败”[2]。因此，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和妇女全面进入生产领域，是结束妇女在家庭中的孤立地位和从属地位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导致妇女受压迫的私有财产所有制和阶级关系结束后，妇女的解放将得以实现。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二）此处可以引用本号一篇文章的观点：与其预设某个性别平等的状态（自然法的伎俩），或者天真地以为法律是性别平等的解决方式，不如说性别矛盾已经难以解决，法律才应运而生，它可以促进性别平等，却使男-女成为永久的矛盾，律法主体可以作为中间商，保证这一秩序不被打破。此时可以借用恩格斯的一句话：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而这种看似性别平等的法律则是性别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所以先应该承认性别不平等，也不该把性别平等当做某种终极目的，而是应该推翻父权制，走向无性别：那个既是包括所有性别，却不再存在任何性别限制的状态。Herstoria，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自由的反自由——性和色情的罪与罚3.通途：第三部分，麦金农详细讲述了私有财产，家庭以及女性的困境。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家庭从母权到父权，然而恩格斯对于母权的被推翻的这一说法，其实也被推翻，女人交易表明并没有前父权的母权制，即使恩格斯已经直到女人交易的存在却没有进一步得出“母权不存在”这个结论：在社会划分为阶级之前的家庭分工，使男人拥有诸如兽群之类的重要财产。当户外分工变成基于私有财产所有权的阶级关系时，家庭内女主男次的关系就必然发生了逆转。在私有财产成为主流所有制形式之前，男人为何或是在何种意义上在家庭中“占有”财产的？而妇女为何总是呆在家里？撇开这两个问题姑且不论，争论的实质似乎在于某些男人在生产中能奴役另外的男人，这又使得所有的男人在家中可以役使女人。恩格斯解释道，男女在家庭中的权力分配，体现家庭单位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它同时标示着男性之间的关系。（注：也就是女人交易，男人通过通婚来获得不同的氏族身份）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三）甚至当恩格斯承认妇女在从事生产——不仅仅是社会的必要劳动时，他也没有设法判断她们是否从生产中取得了社会权力。如果妇女有权力，这种权力来自她们的母亲角色并且在家庭中使用。男人是工人，甚至当妇女从事生产而男性是公认的父亲的时候也如此[5]。男性从父亲的身份中既没有获得权力也没有获得社会地位；他们是通过自己在生产中的作用而获得权力和地位的。恩格斯关于对偶婚制的分析详细探讨了自由的理论。家庭和劳动之间的划分是根据男性和女性所控制的不同领域的划分来定义的，妇女社会权力的确立不是通过与生产的关系，而是通过与性别的关系。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三）而且和许多现代左翼一样，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家庭优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好处，就在于他们的家庭难以像资产阶级那样等级森严，回到某种个人婚姻或者性爱一致，但是这点忽略了家庭在阶级社会的“贯通”——所有家庭都唯有按照男尊女卑的角度组建，这就是后来阿尔都塞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家庭总是受统治的意识形态影响，也就是说家庭总是资产阶级的（维护统治阶级），无产阶级的家庭不一定比资产阶级家庭更好。恩格斯在此夸大了无产阶级性爱和资产阶级一夫一妻制的差别。实际上，两者的差别远非如此显明。性爱的起源，甚至废除，与一夫一妻制相互融合；而个人婚姻是二者的社会形式。消除一夫一妻制的经济根基，最终实现性别平等，并不能使女性解放享受性爱，反倒使男人成为“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丈夫：“因此，只要那种迫使妇女容忍男子的这些的不忠实行为的经济考虑——例如对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对自己子女的未来的担心—— 一旦消失，那么由此达到的妇女的平等的地位，根据以往的全部经验来判断，与其说是会促使妇女的多夫制，倒不如说会在无比大的程度上促进男子的真正一夫一妻制。”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三）恩格斯所分析的性爱与一夫一妻制的区别，是力图把无产阶级妇女与资产阶级妇女状况区别开来，从而美化无产阶级。事实上，这两个阶级的妇女都是男人独有的财产。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个人的家务劳动被卷入社会大生产的洪流中去，所有妇女的地位都将因此改变。“男性在家庭中的统治权，仅是由于他在经济中的支配权，随着后者的废除，统治本身也将消亡。”[3]这句话最多解释了女人为何必须屈从于男人的统治，却不能解释男人因何需要统治权。很难找到一个例证说明物质关系和社会关系之间这种片面的因果律。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三）顺着这个思路，作者之后也提到无产阶级妇女并不必资产阶级妇女更有优势，而且这一区分忽视了妇女在性别制度里面如何“阶级化”：女权主义认为，不管一位女性工作是否为了赚取工资，其阶级地位首先取决于她与父亲的关系，然后是与丈夫的关系。其阶级地位随着结婚、离婚、衰老等关系的变化而变化。它比男人在类似的具体环境中更易发生升潜沉浮的变动。通过和男人发生的种种关系，女人的阶级地位能产生很大的变动，有时升有时降。一桩满意的婚姻能使一位妇女跻身于统治阶级，然而如果靠自己，她自己的技能、所受的教育、工作经历、薪金水平和人生态度却并不一定能得到经济独立和变化。离婚或变老可使女性经济地位下降，因为她和男人的关系以及对男人的吸引力降低了。女人的丈夫在社会生产中的地位决定她的阶级地位，这一地位超越她自身所从事的职业的阶级地位。如她只做家务活，她的阶级地位就取决于她丈夫的社会职业，尽管家务活日益染上阶级色彩，如果付酬，就被认为是工人阶级的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与阶级的关系因其替代性就比男性与阶级的关系薄弱，这里所表明的是，女性与阶级的关系往往是以她与男性的关系为中介的。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三）所以这里面便引出两点：女性总是受制于与男性的关系，现实中女性受家庭影响（帮助弟弟、父母，受丈夫影响），工作单位或者传统工运无法解决这些问题。女权主义并不“属于无产阶级”，而是作为社会革命的主体的无产阶级需要承担的任务，而无产阶级在消灭资本主义/阶级社会当中，也需要注意女性解放有阶级性（女性工人、家庭主妇和女性资本家/经纪人的区别）和最终无阶级社会的解放的女性整体（不管是何种阶级，也应该融入整体女性解放，况且在家庭消亡过程中，女性也不需要再受私产制度掣肘）。恩格斯把性别歧视作为阶级压迫的另一面来解释，这种解释尚无已知的材料来佐证；它始终坚持一种左派的观点，即女权主义是“资产阶级的”。它也证实了女权主义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认为，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在通过阶级解释社会性别问题时，就算有用，也只是把许多简单事实累叠起来来理解性别衍生的问题。那种把自己喜爱的男性群体从男人统治问题中剔除出去的理论，必然将避而不谈男人统治女人是一种独特的权力形式，这一形式是与阶级构成互动的，但绝非来源于阶级构成或者是其单方面作用的结果。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三）可见，恩格斯没有把握好妇女的阶级地位与阶级分化之间相互影响的关系。他确实也注意到，妇女家庭职责与公共生产之间的紧张状态超过了其阶级地位。“如果她仍然履行自己对家庭中的私人事务的义务，那么她仍然会被排除在公共的生产之外，而不能有什么收人了；如果她愿意参加公共的劳动而有独立的收人，那么就不能履行在家庭中的义务了。在这方面，无论在工厂里，或是在一切劳动部门直到医务和律师界，妇女的地位都是这样的。”[2]恩格斯模糊地意识到妇女和阶级之间的联系，虽然是直接和长期的，也可能被削弱或截断，因为它是一种替代性的关系。但是他并没有深人探讨这个问题。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三）所以麦金农提出了对于忽视家庭或者进行公私二分的警惕，我在这里无意执着于恩格斯是否真的如此认为，而是公私二分恰好是自由主义乃至保守主义的缺陷，而麦金农的警惕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对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回敬”：恩格斯总是预先假定，家庭内外的区别正是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野[1]。私人领域是“家庭内部”，公共领域则是家庭外面的世界。详言之，家庭是真正的私人空间，对每一个生活在其间的人皆如此一一这并非因为意识形态的作用才这样认为。不管是对女性群体在家庭中的作用、还是对男人在公共生产中作用的分析，恩格斯都未能从性别分工的角度看待家庭内外的社会联系。女人在市场中受到雇主的对待和在家庭中受到丈夫的对待，这两者的方式真的根本不同吗？那么，她们在工作中呢？在提供个人和性服务时呢？在她们的等级秩序中呢？把家庭看作“私人的”性质，就等于把针对妇女的压迫私人化，把妇女地位变成源于公共领域的家庭关系问题分析......恩格斯公私二分的方法，把女性问题限定为一种描述性的二元论的一个方面，处于这样的格局下女性地位就难以受到社会迅速变动的影响。这点有助于配合、支持马克思关于自然/历史的二分法。对马克思而言，妇女的自然角色是作为工人反映出来；对恩格斯而言，则是以她的家庭角色反映出来。为了把妇女受压迫说成是私人性的和自然的，左派的论著对妇女从属于男性、被男性支配问题的淡化及以表面现象来遮蔽问题的实质方面，并不亚于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辩护。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三）因此，我们最后可以总结这篇评论较重要的的三点：马恩的劳动分工研究并未深入性别分工，而且其中有着本质主义和历史目的论的因素：在他那儿，历史成为被操纵的、有某种原因就必有某种结果的目的论的客体。这样一来，主客两极中的客体也不可能成为历史发展的推动力。我们应当明白，社会无须按照既定的规则来解释，更不应按照既定的规则来改变它。或许我们更需懂得，不应按照既定的规则来解释社会之所以必然是它现在的样子。恩格斯的经验主义能够设想存在的只是他观测的现实，因此，他所观测的现实只是他所设想的。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凯瑟琳•麦金农：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女权主义评论（三）2.恩格斯无意间“透露”了他的实证主义倾向，也导致他对于历史的回溯变成了在现有制度下循环，他没有深入阶级和性别的交互性，形成了某种“无产阶级优势论”以及忽略了男性统治，掉进公私二分的陷阱。3.马恩的这些本质主义或者目的论的观点时常被男尊左翼用作挡箭牌，那么这篇文恰好能清除这些障碍：阿伦特并不能称得上是自由主义的激进者，她始终没法看到剩余——也就是在世界政府之外的非目的性——无国界的未来，正正不是城里人决定城邦，而是外邦人——正是废除城邦政治，才能够有开放性的未来，无国界在这里是达成开放性的手段，这就是无目的的。五月写作组，公众号：木棉浪潮暴力是权力的剩余，兼论反目的论他们只知道教条式的“阶级斗争无处不在”，却自动代入了治理的角色——例如所谓的女性要为男工牺牲，维持工人阶级团结，或者生拉硬拽地把社会分成几个阶层，按法团主义方式治理；他们知道多元社运不行，而没有想过在这些运动中挖掘阶级维度。动不动说其他问题会掩饰阶级问题，那是因为他们没能进入任何问题。Loop again，公众号：木棉浪潮巾·帼 | 全自动化的僵尸和戴着镣铐的舞者——浅谈阶级和性别的综合，兼论男尊左翼与反女权者的症候 木棉浪潮是一个青年思想交流的平台我们秉持进步主义和国际主义立场我们的主要议题有且不限于时事热点哲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文艺批评地方民俗文化、都市传说木棉锦于树 翻起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