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针对近日备受关注的外卖骑手劳动安全问题，本文旨在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出发，试图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批判回应以下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平台与骑手间的道德困境？困住外卖骑手的「系统」究竟是什么，为何普遍支配着劳动者的生活？「系统」源自何处，去向何方？本人并非互联网与平台经济的专业研究者，仅希望开辟一条新的（相对抽象的）理解思路，帮助读者把握外卖骑手生存困境及其折射出的现代经济本质。近日《人物》媒体的《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以下简称《外卖骑手》）吸引了全网对于外卖经济与零工劳动安全的关注，文章标题中困住骑手的「系统」在深度行业调查与社会学理论的助力下指向了垄断资本平台的技术极权，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算法优化逻辑过度挤压骑手的配送时间，进而严重威胁到劳动与交通安全；同时由于平台经济的业务外包模式，脱离稳定劳务关系的外送员似乎也失去了最后的保护屏障。在这种叙述逻辑中，我们隐约可以看到一种人道主义的忧虑：面对技术算法对劳动者的宰制，人性沦为资本与科技进步的工具，平台内部的流程管理压力随着数据交互向消费者端的延伸转嫁到企业外部，成为了缓和与掩盖劳资矛盾的泄压阀。社交平台上读者对于该文的普遍反应也映衬出相似的社会心态：呼吁对底层劳动者的理解与关怀，加强企业的社会责任，以道德、伦理标尺重新丈量人性尊严、技术发展与资本嗜血的合理边界。当我们反思这种对资本-技术合谋的社会拷问时，不难梳理出这样一条逻辑：社会矛盾的暴露指向某种经济现实的「异常」——相对于既定合理的行业规范，美团、饿了么等平台巨头利用垄断优势侵蚀了合理的边界，威胁到原本稳固的企业与消费者、资方与劳方的社会关系；为确保社会秩序复归于原初常态，旧有的道德规范与市场边界需要被外部的力量加以强调——不论这种力量来自政府部门强有力的行政立法干预、消费者的道德监督还是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群众呼声。然而，在这里我们能看到一种显然的思辨含混性：当媒体或评论者试图从规范性的立场——亦即以提出「应然」来规约「实然」，以「应当」怎么做来改变「事实上」什么样——来批评特定社会现象时，这种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关系未被加以说明与反思。也就是说，一种有效的社会批判如果足以成立，其首先不能超然外在于所批判的对象，仿佛批判者去语境化地站在上帝视角来俯视人间的罪恶，却没有意识到批判的出发点已然渗透了批判对象所身处的社会现实。当一种「应然」——例如强调企业「应当」对系统进行人性化的调整，或「应当」加强对下属员工的劳动保障措施——被置于思考原点时，批评者有意无意地忽视了思考的前提条件，不加反思地把这种「应然」默认为必定合理正确的社会规范，似乎只要通过干预使之满足这种社会规范便可以恢复原有的和谐；但不可否认的是，任何规范的前提条件又总是同其批判的对象共享同一社会现实（也就是说，试图规范平台的理由与平台本身植根于同一个社会整体），因而这种看似合理的批判最终会指向对自身的反驳。任何批判想要保持内在的一致性，都必须将自己的立足点置于所把握的对象所处的社会范畴之内，而非仅仅提出一种新的、被默认为必定正确的、外在于对象的立足点；如此一来，当批判理论预先说明了出发点同其对象的现实关联，这种关联会转化为现实自身的内在性：真正有效的批判实际是社会现实对自身的反思性观照，反思的主体（批判者）与客体（批判对象）之间的对立彰显了现实内部的矛盾与张力。具体到外卖骑手的案例中，当我们试图站在道德立场对美团的无良行为进行评判时，不难发现平台算力优化所基于的社会原则——作为独立经济主体的现代企业以合法经济行为实现利润最大化，与这种评判的出发点——对参与社会劳动主体之基本权利的社会性保障，二者之间共享着相同的逻辑前提，即一种现代性、占有性的市场社会中，基于自明理性的经济主体参与普遍商品生产交换的社会形态。换句话说，产生这种道德价值取向的社会根基恰好以这种冷酷工具理性的经济考量为基本原则，同一种社会形态派生出两种看上去相互矛盾的现实结果——一边是残酷、激烈的经济竞争（这种竞争不仅体现在行业内部的不同企业之间，更体现在以个人、家庭、区域乃至国家为核算单位的总体竞争性环境中，例如稍微考量一下中产阶级家长对个人职场升迁、孩子上学问题的担忧，高校毕业生对就业竞争的畏惧，主权国家对全球经济殖民链条上游的争夺），另一边则是主张利他互助、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规范；一边是基于完全等价交换、公平自愿的市场经济原则，另一边则是森严封闭的企业与社会内部的等级制度、上级对下级的无条件命令与支配；一边是对每个公民全面自由发展的社会许诺，另一边则是普遍艰辛的谋生环境——几乎每个人在本质上都和文中的外卖骑手一样，终生被约束到辛苦的工作岗位上，而所谓个体自由发展的期许则成为极少数财务自由人士与富二代独享的特权。在一个根本的意义上，上述每一组二元对立的两方都是被相同的社会现实所承认的基本原则，却在其外化实现的过程中彼此针锋相对；若简单地用其中一方反对另一方，也就意味着必须反对后一方所得以可能的社会历史前提，这样则反过头来撤销了前一方的思辨前提（因为二者共享同一社会现实）——这里体现出一种康德式的彰显理性之局限的「二律背反」：同一社会的基本原则竟然推导出两种截然相反的现实。然而在黑格尔辩证法的视域下，此种看似无解的悖谬恰好是理性得以成立的前提：由人类理性所规划的社会形态之所以能取得其普遍性的规定形式，必然首先蕴含着根本的逻辑矛盾，这种矛盾为理性之实现划定了有效的边界。左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1770-1831），右为马克思（1818-1883）与必然导致自相矛盾的规范性批判（通常以道德伦理批判的姿态出现）相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规避了这种内在的不一致性，反而将批判的重心转移到矛盾本身上：历史唯物主义着眼于已然实现了普遍统治的社会-历史规定性原则，并由对其内在矛盾张力的辩证考察探寻这种原则的历史起源与界限（意味着确立其历史性），对其自我运行的根本动力及一系列矛盾性后果进行阐释，并最终指出其自我克服、自我扬弃的可能性所在。面对每一组作为批判的逻辑出发点与批判对象的古典二元对立中——例如用基本的人性尊严来指责无良商家对劳动者的压榨，抑或用政府强制实施的行业规范来约束资本的盲目逐利，或更一般地，由价值理性出发来批判工具理性——历史唯物主义者并不急于通过逻辑思辨去肯定其中的某一方来批驳另一方，而是试图说明这些看似尖锐对立的原则立场背后，共享着相同的历史语境，进而将这种矛盾性的二元对立进行历史性的解读与批判。马克思在其1857年著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区分了现代性的（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先前的人类历史形态：前者是以商品形式为基础的社会形态，其特征是以物的依赖体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而后者（如历史上的奴隶制社会、西欧封建社会、亚细亚社会等）都以人的依赖形式为主要特征，其根本上以各种政治或伦理的方式将社会明确划分为诸多支配性与被支配性的等级，每个人以在这种等级中的位置确定自己根本的社会身份，并产生公开的权力支配与人身依附等社会现象。由18世纪末的英国工业革命与法国大革命（被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称作「双元革命」）开启的现代社会，彻底废除了先前社会形态的政治等级——人类社会不再公开、明确地被分为三六九等并依据这种等级身份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看似完全客观与平等的社会制度，其强调以自明理性为基础的自由主体相互竞争与合作，互相订立平等契约，共同生产并交换劳动产品，以此确立了以商品形式为基本特征的资本主义现代社会。这一延续至今日的社会形态尽管废除了公开的社会等级、实现了人类的政治解放，却在根本上未能实现「人」的解放，而是以另一种更为隐蔽的强制性规定取代了先前的社会统治原则——个人为了生存而必须参与用于交易的商品（而非单纯的劳动产品）生产与交换活动。在其他存在过的历史形态中，人类劳动（作为改造自然与外部环境的对象性活动）经由传统社会关系的中介，其中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如奴隶主对奴隶、封建地主对农奴）劳动剩余的占有表现为一种外在、显露的非经济性强制（如由外显的暴力所强加的地租），是一种置于人类生产活动「之上」的人为而公开的社会等级制度；而在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中，劳动不再成为被外在的政治、伦理等级所中介和覆盖的某种相对「自然」的谋生与发展活动，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劳动形式——其不仅构建出一种普遍而透明的社会中介，同时反过来被这种自我构建的中介所调节——资本主义独有的劳动形式成为自身的表象，又确立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其名著《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中提出过类似的观点：现代社会的历史独特性在于，在其他的社会中，经济关系内嵌于社会关系，而在现代资本主义中，社会关系内嵌于经济关系——人们不借由公开的社会关系（如政治身份、宗教身份）来获取他人的劳动产品，而是通过劳动本身——不论是直接生产商品或间接的形式——来实现，成为获取社会（他人）劳动产品的「客观」的手段。这种自然与客观性在资产阶级经济学中被把握为作为实证科学认识对象的「客观经济规律」，拥有着类似物理定律般超越人类历史的普遍属性，仿佛这种经济规律在前资本主义的原始社会阶段、在资本成为统治性的经济形式前的社会形态中也支配着人们的生产交换活动，因而现代经济体系（以高度发达的主权货币体系、分部类的大工业生产网络与多层级金融市场为主要特征）自然成为了人类经济形态进化的合理终点，而超越或扬弃这种经济体系的尝试都被理解为「违反经济规律」的天方夜谭。匈牙利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1886-1964）及其著作《大转型》
这种中介由于是资本主义的劳动形式所构建，因而具有对象化的特征，其具体形态便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开篇重点着墨考察的「商品」。在现代社会中，商品表面上呈现为一件具有「物性」的对象，是由工人通过具体劳动过程生产出来的、具有一定使用价值与对应价格的货物，每件商品因而都是具体而特殊的（如一辆具体型号的汽车、一件某品牌款式的衣服，或美团外卖骑手送出的一份外卖）；但商品同时又是普遍而一般的（因其担任着社会生产生活的普遍中介），这种普遍性蕴含于其作为「价值」的承担者——这种「价值」绝不能被简单理解为「益处」、「有用性」或「效用」，而是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范畴成为抽象劳动在商品中的表达形式——意味着商品作为普遍范畴所凝结的生产者投入的同质化活劳动——不论其具体的劳动过程、技术、机器设备如何，也不论产出的商品形态、质地、属性如何，商品作为一种必要的形式范畴，成为了全部人类劳动彼此连通的唯一表达方式。因而，商品内在的二重性（具体劳动所产生的使用价值，与抽象劳动所产生的价值）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最为基本矛盾要件——一方对应非历史性的范畴（使用价值），即不论人类发展到何种文明阶段，都必须生产和消费对人有所益处、具备实用性的产品，另一方则对应于历史性的范畴（价值），即只有在商品形式取得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价值」（作为凝结在商品中的人类抽象劳动）才为其所是；一面是具体的「物性」对象，即可以供人使用、欣赏的物品，另一面则是抽象的社会中介，即一种普遍的人类交往方式。如此这般的两种范畴、两个面向共同存在于同一要素中的矛盾性质，催生出了资本主义全部的辩证发展动力——人类一方面通过大工业体系生产出了巨量的不依赖人力投入的生产能力，另一方面又必须持续投入活劳动来维持自身在商品形式中介下的生存。后者，由货币在雇佣劳动下的运动过程，转化为资本的不断增殖运动（在生活中便表现为经济主体追逐利润的行为），这种运动要求其通过雇佣劳动不断占有更多的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即劳动者生产的、超出其维持自身所必须的部分），随着商品形式在各民族经济活动中的普遍化，资本自我增殖运动的普遍化也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规定性原则。马克思在其晚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主要体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与《资本论》诸卷）将上述现代经济社会的规定性原则确立为「资本的抽象统治」，而超越了先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确立的「异化劳动」与《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阶级统治」问题，成为其资本主义批判线索的逻辑制高点；这种抽象统治完全地渗透到各民族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每个人都首先是这种形式下参与劳动的一员，以这种劳动与职业身份被社会所确认为主体，来换取参与分配社会共同劳动产品的资格。资本主义最为独特的历史特征体现在：这一统治形式（资本的抽象统治）不以任何个人、阶级或组织为基础，其根本的来源是资本主义特定的劳动形式，它作为一种独立、抽象、普遍的社会结构对立于并支配生活于其中的全部个体；当我们以直观去把握它时，它呈现为无责任、无主体的自然过程，仿佛有种神秘的自然力量在幕后操纵着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亚当·斯密所指认的「看不见的手」），却无法追溯到任何具体的个人或组织来为这种统治形式最终负责——每个人都仿佛是它的受害者。在外卖骑手的经济现象中，劳动者显然被高度束缚于算法所设定的配送流程中，而如果我们仅将困住骑手的「系统」归结于冷血的平台算法，那么进一步的追问便是必要的：产生和维系这种平台算法的社会环境以何种逻辑为其根本规定性原则，而算法所力图实现的目标产生并服务于何种更为原初的实践活动？对于试图将通过立法、行政干预甚至伦理规训等手段加以约束的资本-技术垄断格局，其最终复归的社会常态——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社会——是否依然是由商品为基本构件、以价值为基本规定原则的资本主义社会？可以看出，真正困住外卖骑手的是资本的抽象统治原则，而这种原则又不仅困住了单个劳动者（外卖骑手、负责优化算法的程序员、每一个自嘲为「社畜」的办公室工薪阶层、沿海城市工厂里的「三和大神」）、使其服从榨取剩余劳动的资本积累原则，同时也是社会中全部经济主体所不得不遵循的唯一根本规定——即使是不以经济利润为导向的社会组织（如家庭、公立学校、NGO、慈善组织、军队或政府机构），也不得不在其自身的存续过程中内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环境，并直接或间接地与盈利性机构展开商品的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进而实质上承担起维系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阶级再生产的职能。需要注意的是，「资本的抽象统治」绝不等同于通常理解中的「私有制」、「自由市场经济」或「嗜血的银行/金融体系」——基于私有制的市场形式仅仅是资本主义调节其产品分配的方式之一，而银行与金融体系则仅仅是资本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使由政府的统一计划生产全面取代传统的市场经济，只要商品（作为价值的承载与表达者）依然承担着劳动产品的必要形态，只要抽象劳动所构筑的社会中介方式依然成为支配性的社会原则，那么资本主义便依然没有被废除，而是以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的方式运作——正如20世纪苏联及中国社会主义实践所试图做的。在这种没有统治阶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社会中，劳动纪律的贯彻与商品生产指标由中央至地方各级官僚机构逐级计划、分派与实施，无产阶级作为商品生产者与抽象劳动的化身依然完整得到保留，这种劳动生产方式（而非资产阶级的统治结构或基于市场的分配方式）才是资本主义赖以生存的根基。以美团、饿了么为典型代表的平台资本主义经济，仅仅是资本主义数百年不断自我革新中的一个并不特殊的历史形态，这种形态源于一系列偶然的社会实践结果并适用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资本积累体系。它遵循着和18世纪工厂资本主义完全相同的商品-价值逻辑，因而同样渗透着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特征及其矛盾性后果。诞生于2008年金融危机废墟中的共享经济与平台经济产业，借助数字平台的数据垄断与生产-运营链条层级外包模式，实现了古老集市的网络化-数字化运作，通过将移动互联网终端、数据分析与后福特主义的技术组织模式相结合，完成企业运营的高度去辖域化；这种分散而广泛的网络模式不但有助于大幅降低企业运营成本、快速实现行业集中，更有利于分散劳动者在地化的工会组织，进一步瓦解对资方权力统治的集体性社会威胁。在平台经济的交互逻辑中，消费者获得了一种看似主动的虚假权力——给商家及外送骑手差评打分及投诉的权力——仿佛借助互联网技术实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大众民主实践，将消费者逆向纳入商家的运营管理体系中；而当我们从这种用户终端交互界面的考量转向系统背后的权力关系时，一个显然的结论会浮出水面：对商家及送餐员的评价标准与结果导向完全基于并被回收入企业内部的运营考核中，这种权力的下放实则是企业通过将操作行为的无偿外包，将内部的考核链条延伸至消费者/用户一端，进而这种反馈带来的调整压力将随着企业内部的等级结构无差别地向下传导，最终由底层的劳动者直接承担其经济后果。直观来看，这种打分评价系统培养了外卖点餐者的行为方式，使企业内部的管理结构转化为由点餐者—外送员之间单一的配送时间指标，而将其背后的企业组织无形化于算法系统之中。进而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物的《外卖骑手》一文发布后，饿了么率先在公众号发布公关文章，以诱导消费者基于道德原则做出让步的方式（「你愿意多等5分钟吗？」）转移并掩盖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平台经济内涵了资本主义所具备的根本矛盾，因而会不断地产生并以各种具体的形式展现这种矛盾——在外卖骑手的案例中，这种矛盾体现为平台算法优化同外送员业务压力之间的矛盾，以及企业盈利指标同外送员人力成本产出比之间的矛盾，以及更深层次的，植根于资本扩张与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支配和排斥同资本不得不持续依赖活劳动之间的矛盾；企业经营管理团队以业务与盈利指标向股东负责，由算法优化带来的配送系统效率提升（表现为时间的压缩）对管理者来说是一种进步，但对外卖员而言却是灾难——算法用来压缩配送时间，是为了减少商品流通（即物流配送）所消耗的非生产性、非必要性的时间，进而提升剩余劳动时间在整个配送员工作日时长中的比例，以更大程度地榨取剩余劳动。这种技术性的提升表面看起来是一种社会福利的整体优化——消费者享受了更高效的服务，而商家则因为流程优化提高了配餐量——实际上是以难以察觉的代价加诸劳动者之上。即使如美团在事后的公关反馈所许诺的那样，做出了人性化的必要让步，这种让步必然由于其逆向优化而压缩利润空间，进而导致资本不得不通过其他更为隐蔽的方式来获得剩余价值的提升——这种提升总是必然以劳动者为代价，因为它在逻辑上必然以劳动者的活劳动为其唯一的可能源泉。《外卖骑手》一文最后一节提到了「无限游戏」的概念——与有限回合的竞技体育不同，这种游戏的目标不在于赢得比赛，而是将游戏永远进行下去——恰好契合了精神分析理论中关于欲望与驱力的区别：欲望（desire）总是朝向特定的对象目标（object of desire）——例如我想购买某件商品；但驱力（drive）则没有具体的指向目标（target），其唯一的目的（aim）就是基于自身并朝向自身的永恒轮回，这表现为一种无目标的手段——资本的运动作为一种驱力既是自身的目的又是自身的手段。作为一种现代性的逻辑后果，每个21世纪的人都会在生活中至少一个时刻感受到一种莫名的推动力：仿佛一只无形的手在推动着每个人向前奔跑、不断加速直到消耗掉所有精力，而这种动力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便是进行不断自我增殖运动的资本——资本从不寻求特定的对象（例如某种具体的商品或特定的经济指标），它唯一的真实诉求（原则）就是持续的自我增殖，就是不断复制和增长出更多的资本；而资本作为已死的劳动（历史中人类劳动的物化成果），其增殖的唯一方式便是占有新的活劳动的对象化成果，在现实中的经济活动方式便是雇佣劳动（每个上班族都被企业所雇佣、每个工人都被工厂所雇佣），不断完成资本诸种形态间（生产资料、货币、商品等）的往复循环。![]()
资本的增殖不仅是一个循环往复的动态过程，同时还具备着形式上的方向性——随着生产力和技术水平的提升，单位劳动所能驱动的资本总量得以增加（反过来，单位资本所支配的劳动总量同比例的减少），在其他组织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剩余价值率将不断降低。尽管这一动态并非简单的单变量线性过程，其中平均劳动强度、劳动技术熟练度、工厂与工业资本组织方式、产业集中度、金融市场效率、利率水平等因素都会一定程度的受到并施加影响，并在短期内延缓这种趋势的发生，但最终的结果将在长期出现一种生产力增长速率的不断提高：为了抵消生产力上涨导致的剩余价值率降低，资本主义社会的总体生产能力必须更快地增长以创造出更多的剩余价值生产规模，才能使得剩余价值率保持相对稳定，进而平衡资本积累的基本原则——其逻辑上的原因在于，随着先进制造设备、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不断进步，生产过程可以越来越少地依赖于活劳动的直接投入，而更多地依靠非人力的技术与机器设备投入，但这必然导致了活劳动所贡献剩余价值量的下降；而在原则上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虽然创造出了愈发不依赖活劳动投入的发展成果，却由于资本的抽象统治原则而不能允许其发展脱离资本增殖的轨道，而这种逻辑的唯一源泉便是活劳动的持续投入。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产力发展如同在跑步机上的运动：虽然技术积累不断向前，却由于其根本动力的稳固支配作用（就像跑步机实际被固定在地板上），这种向前奔跑的步伐会被不断拉回原点。这种方向性同时又是悖论性的生产力增长加速过程，在感性生活中的微观表现，便是愈发紧张、强度愈高、劳动生产环节愈发细分与碎片化的工作现实，当这种现实通过市场与交换的链条延伸至社会的每个部门和角落，便被我们每个普通的劳动者、上班族、工薪阶层体验为「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等诸多难以理解的生活现实，仿佛背后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在推动所有人加快脚步，而在经验主义的直观把握以及主导意识形态的询唤下，人们只能将这种神秘莫测的逻辑表象归因于「人性贪婪」，认定「人类社会就是如此」。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过程中，由此出现了一道越来越大的鸿沟：一边是被构建为资本的社会一般生产能力（体现为由劳动者生产制造出的社会基础设施、机器厂房、办公设备与相应的知识技术成果），这种生产能力足以在大幅降低人类必要劳动的条件下，创造出巨量的社会物质财富；鸿沟的另一边则是依然处于统治地位的整体性价值基础，这种基础使得不论生产力水平如何发展，活劳动依然必须作为资本增殖进而带动社会发展的唯一源泉。在通常的理解中，科学与文化知识的积累、工业生产能力的飞速提升理应使人类摆脱繁复的简单劳作，而创造出更多的闲暇，来从事非单纯谋生性的活动（如体育、艺术、娱乐和思辨性的文化创作），但悖论性的历史事实向我们展示出，在已然经历了无数次技术和知识革命、生产力爆炸性发展的21世纪，人类不仅没有比18世纪的劳动者生活得更加闲适，反而必须投入更多的精力来为最基本的饮食、居住、教育和医疗条件而操劳奔波，而生产力水平愈发达的地区，这种试图榨干每个人精力的紧张劳作环境愈加严重——如果我们仅仅诉诸「人性贪婪」或「欲望无止境」作为回应，那么显然无法解释在这之前并未出现如此局面的一切历史阶段，甚至将会得出「在货币出现以前人类也追求着金钱」这般荒谬的结论；而如果我们首先确定了这种作为「永恒人性」的思辨范畴，那么如外卖骑手事件中的评论者那样，对这种冷酷贪婪人性自身的批判便已然宣告了这种「人性」的自我不一致。当我们感叹「科技是柄双刃剑」或「技术进步不代表文明进步」时，不过是以错误的理解表达了内涵于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必然矛盾。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之所以无法带来文明的发展，是因为其原初的前进动力便是资本的积累，因而在其发展动态中也只能以更好地服务资本积累的方式所维持，当其转移发展目标（例如完全脱离盈利性诉求）后，使得这种生产能力存续的唯一可能便是以政府强制或局部民间自组织的方式来暂时脱离资本的影响，但仍然不可避免的是，这种政府行为或民间组织自身的存续则又要在更大的范围内依托整个社会的资本主义生产交换，因而实际二者也是资本主义自身的产物。由于这种价值结构的内涵型矛盾，社会的经济发展日益展现出两个对立的环节：一面是展现在经济数据上的整体性增长，另一面则是日益无力化、空洞化和奴役化的个体劳动行为。正如美团和饿了么的企业现状：在经济数据的层面来看，企业的经营效率和服务水平不断攀升（这可以从业务量增长、配送时效和消费者反馈等方面被直观地把握），而在真实的运作过程中，真正创造出这些价值的劳动者反而深受其害——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技术发展不但没有使人类解放，反而使其愈发地受到支配和俘虏。在一种极其典型的呼吁声中，「让资本/金钱服务于人，而非人服务于资本/金钱」成为了危机面前的救命稻草，但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能看到，「资本服务于人」的方式恰好就是让更多人力沦为资本增殖的工具；只要资本存在于世，其运行的方式便只能遵循占有更多剩余劳动的规律，这种奴役与发展的循环链条便不可能单纯通过良好的主观愿望而被打破。当我们面对便捷的外卖与快递服务、先进的互联网算法与社交工具、丰富的文化娱乐产品，进而发出「资本造福社会」的感叹时，或认为存在着「服务于人的好资本」与「奴役人的坏资本」之分时，我们应当以黑格尔哲学式的辩证逻辑，在这种表象同其背后的血腥本质间确立一种必然的逻辑关联——最好的资本（不论从竞争与盈利指标角度，抑或技术创新与发展角度）背后都源于对更广泛的社会剩余劳动的占有和集中，这种表象美好的代价便是将其必要的残酷剥削「外包」至更加落后的企业、部门或地区，而占有与剥削、发展与奴役的两面性原本便是资本生存的必要前提和必然后果。面对这种矛盾，将其中任何一方上升为绝对的合理——例如认为技术进步绝对优于伦理的准则，后者不过是阻碍人类发展的束缚；或由一种典型的人道主义观念出发，将生存的尊严置于技术发展之上——都是错误的，因为二者错失了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根本特征，即一种悖论性的动态过程，这一过程无法剔除其看似不好的一面而仅保留其好的特质，我们只能同时得到两者。但历史唯物主义同样没有采取一种调和折中的立场，认为既然二者无法只取其一，那只好试图通过制度设计在两种极端中达到某种微妙的平衡——这实际上同样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资本主义的根本动力恰好是由矛盾引发的动荡、危机和偏离，而静止与和谐反而意味着系统的全面崩溃；每一种试图稳定这种不平衡性的手段都将导致更大的矛盾和危机，进而陷入「矛盾——脆弱的平衡——更大的矛盾——更困难的平衡」的循环。时至今日，我们需要承认，不论现代社会在技术发展和组织变革中创造出怎样的伟大成就，只要「价值」依然是统治性的社会规定原则，只要人类依然要依靠雇佣劳动参与商品的生产和交换（不论这种组织网络是自由市场经济还是政府的统一计划所维持的），便无法逃离资本的奴役，因而对现代社会的理解方式也无法绕开马克思在19世纪所作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并没有像传统的理解中那样对资本主义施加了居高临下的道德批判，也没有另辟蹊径凭空设想出一种更加完美的社会系统，而是向我们展现了一个令人难堪的僵局：人类自以为从古代和中世纪的压迫等级、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却无意间落入了另一种更为强制而隐蔽的统治网络——资本的抽象统治。人类自己的历史实践创造出了资本，却脱离了对它的控制，反过头来受其奴役，这种图景产生了一系列矛盾甚至灾难性的后果。除非通过彻底的革命实践将其完全扬弃以实现社会形态的超越，资本主义不会自行走向终结。20世纪的社会主义实践不仅没有超越资本主义，反而以一种极为讽刺的方式完成了它的辩证否定：如今的后社会主义国家（post-socialist states）中的执政党，缔造并维系着最为先进的资本主义积累模式，实现了诸如改革开放的经济奇迹。在未来可预见的数十年内，资本依然会在全球持续它的横行并制造出诸多可怕后果，输出大量被困在「系统」中的贫困人口，同时催生出一系列看似有效但必然失败的替代性方案（典型如经济上的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最终导致更大的矛盾爆发。今日我们在外卖这一微观问题上所面对的行业垄断、平台技术极权、零工产业不稳定的劳动与安全保障，不过是资本主义无数逻辑后果的冰山一角。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在于对资本主义全面的积极扬弃，这首先意味着一种内在于资本主义自身的解放潜能，其将通过废除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性特征（而非消灭其所创造的物质与精神财富）——即作为价值承载者的商品形式及作为后果的资本抽象统治——来完成对它的超越，确立一种不被资本所奴役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唯有通过真正把握当下社会不可见的内核，并在其内在张力中识别出这种可能，人类才能实现普遍的自由与解放——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政治经济学批判所给予的洞见，不仅能在现实中把握矛盾，更能在矛盾中识别出解放的希望，通过「回到马克思」来激活思想批判与革命实践的激进向度，探索另一种社会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