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注：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本文（专题最后一篇）差点遭遇“闭门黑”，所以个别词汇会有代替，各位见谅。某些人对事物的“内部真相”孜孜不倦，但是他们可能会完全错失真理和真相（truth）。例如各种阴谋论爱好者，为了根本没法证实的光明会惶惶不可终日，却对明面可见的资本巨鳄和超时工作视而不见。他们对于列宁主义和十月革命不也是这样吗？其实他们也绝非不理解，但却是一种“积极性失明”：革命带来的灾难只不过是俄国旧秩序的崩溃的延续，而革命看起来有种更好的趋势——但是这是要付出大量代价（如暴力和破坏）、也没法担保真的有个更好的未来，列宁的一个“优点”恐怕也在于不像政客一样画美好生活的大饼，他的遗嘱中表明，他也只是希望苏联赶上西欧资本主义，设立工农检查院和党内监督就已经是他的极限了——这就是他最后能做的现实事务。也因此我们可以再分出某些新的列宁主义。列宁死后，他的列宁主义便一分三瓣：第一瓣是对于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的工作经验；第二瓣则是其成果，即苏联本身，乃至它的后续影响（托派和毛派也可以说是从此而生）；第三瓣则是被全世界的资本主义指责为蝗虫般的消灭人类文明的道德谴责，他们唯一看得准的，就是无产阶级像动物或鬼魂般的非人地位。这三瓣的前二皆是是方法论，也是新的列宁主义之所居。我们可以从此再翻出三个新的列宁主义。第一个直接从苏俄和苏联诞生，即作为当时苏联乃至第三国际的官僚制度（斯大林主义）的反对派，其中包括工人反对派和民主集中派（要求工人阶级垄断权力，增加工会权力），最后则是左翼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带领并形成的托洛茨基主义。托派的典型特征则是如他们的前身所示，非常注重工人阶级以及反对官僚专断，这算是对革命后苏俄/苏联政策的反思。第二个则是以桃花石为代表的，从城市工人转向农民的手主义，这里的“农村转向”显然是对列宁乃至马克思的一次“背叛”，然而这却产生了独特的另一种介乎苏联和第三世界（即落后国家的农村）的新模式，因此桃花石的社会主义也和亚非拉的民族独立运动（其主旨皆是农民、农村和反殖民）息息相关，反殖民和民族independence便是第三种新列宁主义，但是手派和其他左翼民族运动已经和最初的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相差甚远了。所以，十月革命几乎消失在主流舆论场，在苏联早已覆灭近三十年的当下，列宁主义也看似早就寿终正寝了。这里我们要做的不是哀悼（当然也不主张“左派抑郁”），而是说明新的列宁主义已经体现在上述三种，现在没有新的列宁主义了。这意味着其方法失效，但是我们仍然面临着它的问题：如何推翻资本主义而避免继续过家家，所以它的视域重叠于现今一潭自行流转的“革命”死水：由于害怕革命暴力，而躲到父亲怀抱的告别革命；隔靴搔痒的social movement和换汤不换药、老领导下台而新领导继续维持现状的color revolution。我们发现这种革命恐惧症的背后，只不过是一种以反极/权或者反历史终结为名的另类历史终结论。不管是以苏联为代表的的真实社会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的TINA（there is no alternative，别无他路），这些曾经统摄摄着人类对未来预期的历史终结论正在崩塌。风险因子正以布朗运动的姿态弥散在社会大厦的各个角落。纵使四处游荡的幽灵仍然在公众话语中沉睡，皮肤隐隐约约感受到的高温还是让体面人警醒，于是宿舍与闭路电视分割着空间，风险被限制之后的潜台词便是“自由总是有限的自由”。某种后现代保守主义的戏码正在上演：。性别操演变成了百合或阳具崇拜（mgtow和wgtow的奇妙组合）和粉红经济，国民、市民、公民的三位一体被特意用于宰制人们的头脑。面对这些，从原子化的冰水之中偶然抬起头的人们总是要问：“该怎么办？” 事实上，这些过家家游戏的母体：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运动是一战后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回响，那里确实存在着革命（起码在当时还可以看到打破资本主义的潜能），但是现在只能看到一种资本主义“自我革命”的潜能：例如Gucci“纪念”五月风暴、平权运动演变为慈善、捞资历以及大型广告秀，骄傲游行（pride march）就是其中的典范，当然同人不同命，在需要antifa保护的骄傲游行中，打广告的人（或者说直接变成打人）变成本土极右翼。 不可否认的现实是，现在再也没法建立像过去那样依靠强制力维持的生产秩序，换言之，资本主义现今的治理是软硬兼施。而资本主义也在“后现代化“——它已经进化到可以依靠机械或者代理人（再也没有过去的资本家了）就可以自行运作，更勿论什么自由竞争。雇佣劳动和为其保驾护航的国家机器需要被重新组织起来，而这样的重新组织必须依靠自愿性服从，于是形形色色的多元社运为这样的“不愿”到“自愿”的过程提供了“意义”。换言之，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劳动过程中，自愿确保并且掩饰了对剩余价值的获取：白领与新市民致力于通过消费领域中确立自己迷失的主体，维持资本权力关系中意识形态的”零度”；不幸成为橄榄结构的低阶层则不厌其烦的重复教育和财富的正相关关系，为自己许下一个阶层跃升的梦；遭受暴力的“异性”人和要求言论自由的漫画家正联合起来创作同人志，在体液飞溅之际寻求身体的解放（及再编码）；ngo精英和权势者觥筹交错，口水和酒液横飞，激进的平等论述被维权和法治的法律思维所吞噬。必须指出，现实的评价问题从来不仅仅是关于社会结构功能与社会行动决策的合理性评价，而是一个“社会为何如此”的合法性论述。这些评价深刻影响了“当下社会”的形象构建。正如尽管具体政策上有分歧，但是主流的保守与自由派没有任何关于失序的耐心，恐惧着霍布斯所言“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任何决裂的姿态都会被修补成建设性的议案。与之不同但又类似的左派政客则一昧爱惜自己的羽毛并恐惧着任何革命暴力，按部就班的希冀一个议会，一个代表无产阶级的议员们坐满一半席位的议会，这样就可以在现制度下坐着讨论任何“进步”的举措。显然，现在仍然有着一百几十年前列宁式的问题，即如何把这些指责变为行动，如何发现一种组织结构，将抗议变为一种政治要求的形式，即所有的问题都应该再政治化，又不至于失去推翻现秩序的锋芒。没有新的列宁主义，反而和齐泽克提的回到列宁殊途同归：回到列宁恰好代表了一个回不到的列宁，这不仅仅意味着一种司空见惯的激进姿态，而是要求一种决裂与斗争的勇气，一个不流于表面多元的脱位行动。当然，这不意味着“灌输论”与“特殊材料论”的借尸还魂。正如一个前辈所说的：“资本主义存在外部性吗？不管是改良抑或革命，你都不可能脱离资本主义世界来讨论命题。弥赛亚时间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时间，更不是启示录宣导，历史天使从南方扫来的风暴更不是用于隔靴搔痒的点评的”，回到列宁就是去做那些列宁没能做的，他失去的机会。这就意味着，保罗·斯威齐对贝特尔海姆的警醒不能忽视：“除了政府和党实行的方针政策，贝特尔海姆没有提供任何判明无产阶级是否掌权的标准。”历史上，工人阶级，乃至再提升、自觉化的无产阶级，似乎总是没有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党本身是阶级的发声筒，是无产阶级的政治中介，但是它已经取代了无产阶级，旧日的替代主义彻底破坏了一切的根基。
这或许不仅是通过一个简单的去中心化与多元化的组织置换就能够解决的，一旦出现代表与被代表，一旦出现行动与思想的身体分离，那么阴魂不散的米歇尔斯和他的“寡头统治铁律”又重新出现了。组织内部的结构决定了组织成员的正式权威，而支配组织资源的专家知识则潜在决定组织成员的非正式权威。 面对特定的危机，组织何去何从的理解以及解决方案则只会通过权威的比拼强迫领导者选择——而这一切的斗争与比拼，又彻底与组织外的群众无缘了。我们从老生常谈的“宫廷斗争史观”就可以看出来。
简而言之，即使没有先锋队，也会有各种“先锋队”的难题，这说到底就是领导权的问题。更为诡异的是，所谓的去中心化也隐藏着上行下效的科层制因子。如一些ngo自称扁平化管理和非牟利（非商业化），乍一看这些ngo是没有代理人的，但是那些能够话事、掌握ngo信息的人，却有着比起董事和经理更大的权力，（详见员工「债」生产——NGO私企化导致的去公益化）这些问题难道是不提及或不“情愿”建立先锋队组织的人能逃避的吗？《怎么办》中列宁对于当时俄国暗淡的革命前景提出了灌输论，即使后人以万分邪恶的道德论断来揣测列宁的这一观点，灌输论终究无法“落实”——二月革命直至十月革命始终是依靠苏维埃推动的，甚至可以说，苏维埃如同公社一样，每一次资本主义崩溃的时候，不同地方的人都会产生这样的自发组织，这就是共产主义的精神和肉身。布尔什维克也只能存在于苏维埃：不管是隐蔽地下还是革命期间，布尔什维克也只能依靠各种组织活动，对于其他政党亦如是。
那些到现在还在指责列宁党专断的人或者还举着列宁主义灵牌的两类活死人，不约而同地忽视气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反过来看，这恰恰是因为他们避开真正断裂、使得社会停下又重新运作的最为关键的地方。同理，一直提“先锋队”的人不一定对革命政党和官僚变质忧心忡忡，这些指责暴民而纠结于立宪会议或者政党纷争的人，醉心于诸如宪/政、法治等窝心襁褓中——他们其实也没能逃出先锋队难题，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属于列宁主义的反向遗产：真的要有某种大型变革（不一定是、也没人能承诺是社会革命），首先要抛弃这些生命政治和安全治理的飞机杯；其次，别想着在政治赌场里分一杯羹，否则只能徒剩领导们自卖自夸，成为胜利就是正确、正确才能胜利的革命成功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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