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作者
Hector Rios-Jara是伦敦大学学院（UCL）的社会科学PhD学生，同时也是一位活动家与公共政策、社会运动和社会变革的研究者。
新冠大流行将英国高等教育市场改革的可耻失败暴露无遗。但学生们的抵抗仍在继续。
伦敦学生反对削减补助与学费上涨的示威，摄于2010年11月10日。Photo: Andrew Moss / Flickr
十年前，数以万计的学生涌向伦敦的大街小巷，抗议学费上涨、补贴削减并要求免费公共教育，引发了英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学生示威。他们占领了保守党的总部，并将红黑旗挂上屋顶、在大楼周围设置路障。此次示威标志着英国学生运动的复兴，也标志着在新的十年中，新一代的活动家开始对抗市场化与紧缩政策。尽管学生无力阻止高等教育的进一步商业化，但他们还是成功地构建出一种反对市场的抵抗文化，要求免费公共教育的呼声深入人心，并促进了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十年后的今天，当数千名学生正组织起数十年来规模最大的抗租运动时，反思2010年的学生运动并从中获得经验与教训就显得至关重要了。在2009年，即将离任的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建立了一个委员会，以调查1997年和2006年关于大学学费和助学贷款的政策对大学财政状况和高等教育的未来收入造成的影响。作为调查结果的布朗报告（ Browne Review）提出，要取消学费上限并提高学费，以此增加大学收入并刺激学科扩张。报告明确提出：“高等教育机构必须说服学生，告诉他们‘投入更多’，才能‘收获更多’。学生们花的钱最终会使学生自身受益。”尽管在此前承诺不会提高学费，但新上台的保守党-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仍然以这份报告为依据，实行了激进的的紧缩政策。这一政策削减了70%的大学教学拨款，并且使学费上涨了三倍——从3000英镑上涨最高至9000英镑。这一由市场力量驱使的大学资金结构的调整，是2010年学生抗议的导火索。这场运动始于11月，是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与大学院校联合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发起的全国性示威的一个部分。这场运动得到了教育活动家网络（Education Activist Network）与全国反学费上涨和削减高教经费团体（National Campaign Against Fees and Cuts）的支持。两者是组织并鼓动各地反对削减经费的学生团体的关键力量；他们从2009年年底就开始抵制大学经费削减和紧缩政策。许多继续教育学生和未成年学生也加入了这场示威，反对学费上涨及教育保障津贴（Education Maintenance Allowance, EMA）的废除（一项发给家境贫寒且接受高等教育的学生的、每周30英镑的津贴）。许多初次参加抗议的抗议者住在伦敦的郊区和乡下，他们往往属于少数族裔以及生活不安稳的工薪阶层。EMA津贴提供了支撑他们的学业和家庭所必要的收入。废除这一津贴将严重影响他们的经济来源。这些新加入到政治活动中的学生们的积极参与为这场运动壮大了力量，让它的影响远传校园之外。2010年11月至2011年1月，数以百计的学生代表大会、网络组织和反削减经费团体共同参与到一场长达八天的全国性行动，以及每周一次的地方性集会和示威。大约50所大学被学生占领。学生们不断就免费教育存在的价值展开全国辩论。对伦敦大学学院、格拉斯哥大学和苏塞克斯大学的占领是全国范围内规模最大的占领行动，也是抗议运动的真正标志。被学生逼入绝境的政府采用暴力、法律和制裁手段回应抗议运动。12月9日，凭借仅6名议员的微弱多数优势，议会通过了提高学费的提案。而与此同时，在议会之外，警方全天都在围困学生。学生的起义未能阻止英格兰的学费上涨。但是，抗议运动成功地使政府撤销大学公共资金来源的计划彻底搁浅。2010年后的抵抗和其他抗争
尽管吞下了2010年抗议失败的苦果，学生的抗议还是催生了新的反抗文化。在2010年，草根学生运动主要采取扁平化的组织管理，与线上和线下行动相结合的模式，让占领运动的实践和去中心化的、相互配合的行动模式得到推广。这些手段大多成为了2011年第一波反对紧缩政策的抗议和占领运动中的标志。这些激进学生运动的新形式在2010年的运动中留存下来，并且塑造了此后数年大学校园中的政治文化。无论如何，反对削减经费团体、反对临时工、撤销补助和免费教育运动、抗租运动以及课程大纲去殖民化的诉求开始反复出现，从未间断。所有这些运动都以不同的方式反对大学的市场化。在这一传统中，最著名的范例是争取免费教育的运动和抗租运动。免费教育运动由 全国反学费上涨和高教经费削减团体领导，并且一直活跃至2017年。每年，免费教育示威都能够动员当地团体参与到反对紧缩政策的行动中来。从2015年开始，学生又将新的策略运用于抗租运动中。这些策略被学生用于反对日益上涨的大学住宿费用，它们是对2010年运动中出现的扁平化和去中心化的组织网络与直接行动等传统的发展。在2016年，伦敦大学学院的学生们赢得了两年零涨租。在新冠大流行中，抗租运动成为了学生运动的普遍策略，数千名学生在全国十余所高校中参与运动。最近，曼彻斯特的学生在组织进行了一场抗租运动并占领一处学校建筑数周后，赢得了30%的减租。从那时起，抗租运动不断扩展到全英国的各个校园中。抵制市场的文化传统同样在 大学院校联合会 领导的2018年与2019年的争取养老金的罢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场罢工震惊了整个教育行业，是校长与员工之间就大学为员工支付的养老金份额问题争执不下的多年积怨的意外爆发。然而，是大多有先前反对市场化斗争经验的年轻工会成员，他们有力支持了这场运动的动员，并赢得了支持罢工的投票。在这场罢工中，学生运动者组织了占领校园的行动，并且在罢工开始后的前14天还加入到了罢工人墙中。工会与当地学生团体的这一联盟，是大学学生与教职员工十年来共同斗争和彼此团结所留下的重要遗产。免费教育与民主社会主义的兴起
学生反抗还促进了民主社会主义在英国的民望的日益增长。2010年，杰里米·科尔宾（Jeremy Corbyn）和约翰·麦克唐纳（John McDonnell）访问了伦敦大学学院的占领区。在那里，大约一百名学生在协调并保持抗议运动的活跃。科尔宾和麦克唐纳是仅有的支持学生抗议的议员，也是唯二在抗议中心收到欢迎的政治家。这一访问建立了学生运动者和工党议员中的社会主义老卫兵之间的信任。这一新联盟的建立，为2015年工党领导人选举中青年活动者对科尔宾的广泛支持，以及英国的民主社会主义日益肥沃的政治文化土壤奠定了基础。科尔宾的崛起与民主社会主义民望的飙升可能是2010年抗议示威与科尔宾派政治、政策影响力的直接结果。在2017年与2019年大选中工党的竞选宣言里，科尔宾将免费教育视为一项重要政策；这标志着与新工党1997年到2015年间的高等教育政策——保持对适度学费和更加健全的奖助学金与贷款体系支持的彻底决裂。与此前的政策不同，科尔宾对免费大学教育的提案包括重新规划公共财政拨款，以及免除本科新生的学费。这一提案代表了学生运动者们迟来的胜利，也标志着对免费教育的讨论热潮的复兴。学生们反对2017年的市场化改革
学生运动与科尔宾主义紧密结合的新形势——学生和政党政治相联系，对运动的自主性造成了一定影响。但在2016至2017年期间，两股政治力量仍然联合起来，对抗新一波的市场化改革。2016年，保守党政府推行了一系列新的高等教育改革。这次改革的目标是放松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制，并推动盈利性大学规模的扩张。改革中，一些在2010年因受到学生运动压力而搁浅的政策再一次被推行，例如撤销大学的公共财政拨款，代之以一个新的监管机构与评估教学质量的新体系。尽管地方运动的合力与工党在议会中的施压让一些既定的撤销管制政策软化了，但由于缺乏像2010年运动那样的大规模动员，阻止这第二次改革的尝试并不成功。结果，议会在2017年通过了新的高等教育与研究法案（Higher Education and Research Act），最终完成了始于2010年的市场化进程。这项法案使英国高等教育体系变成了一个半开放的市场；由于政府财政支持少得可怜，这个体系高度依赖于学生的学费与助学贷款，而大学教育质量却几乎无人监管。与2010年的情况不同，市场化的第二次胜利并没有带来政党与民意之间的共识。针对学生学费和贷款的议会质询表明，2010年和2017年的改革对一些学校的教育质量带来了负面效果。学费提升得过高，却没有提升学生的待遇。学生们背负了更多贷款——大约4万英镑，其中包括学费与生活费。他们就业艰难，其中许多人的收入无力偿还贷款。学费与生活开支的上涨对工薪阶层与少数族裔背景的学生的影响更为深重。这两个群体的高校入学数量远不及改革所承诺的那般——大学录取率仅为30%与24%。最初“投入更多，收获更多”的保证仅仅对部分大学以及拥有特权阶级背景的学生有效。人文、艺术与社会科学的专业机构的情况尤为严峻。改革废除了公共财政拨款，使他们失去了最稳定的收入来源。这些机构不得不放弃传统的“为教育而教育”的初衷，转而采取更倾向于利润导向的做法来进行教学与研究，以维持最基本的运营。市场化改革的负面影响、来自学生与工党提案的共同压力成功改变了社会舆论的风向，让要求免费教育的呼声越来越高。2018年，在政府的要求下，一个新的大学委员会组建起来。委员会建议降低学费（削减程度从人均9,250英镑至7,5000英镑不等）并重新发放教学拨款。这是十年来政府下属的委员会第一次建议降低学费并增加教育的公共支出。2010年运动长存的遗产
在过去的十年里，英国学生在对抗市场化改革的两次关键斗争中均遭遇了失败。在此期间，民主社会主义也未能在选举斗争中胜利。然而，学生抵抗运动催生了关于教育的全国性讨论，并预示了自2010年和2017年改革后不断酝酿的高等教育危机。现今，新冠大流行已经充分暴露了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体系的诸多脆弱性。而早在十年前，学生们就已谴责过其中的大多数：诸如大学管理人员民主责任的缺乏；将经济增长凌驾于教育质量和社区关怀之上；在难以为继的经济基础之上进行大学的发展；以及，学生们不得不去贷款以支付过高的学费。在大流行期间，大学行业看似持续的经济增长，以及永无止境的扩张的投机泡沫破灭了。大学面临的严重经济赤字，以及该行业的发展前景愈发具有不确定性，是市场化改革的直接后果。新冠大流行中，最糟糕的大学行业管理和营销手段也得到了采用。英国大学管理人员不顾所有的科学建议，坚持重新开放校园，并呼吁大学生们返校继续学业——其目的显然不是提供教育；相反，管理者将疫情封锁的结束和学年的开始仅仅视作是一个可以平衡账目的机会。现在，整整一代的本科生都被困在大学学业中，不断承受着高昂的学费、年复一年的租金合同、递增的债务所带来的压力，并且得不到他们所需的关怀和资助。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抗租运动，反临时工制度斗争，罢工，学生占校以及所有在2010年前后得到发展的、反市场化的抗争文化的各种形式，像野火一样在英国大学蔓延开来。那么，2010年运动的遗产和十年来学生的组织团结的影响是什么呢？2010年的学生反抗标志着一种新的反市场化抗争文化的起点，以及彻底替代市场化政策的构想。这种文化在今天仍然存在，且切合时宜。在占校、抗议、抗租中，在罢工警戒线前，大学活动家们继续反对着市场化改革，并提出以民主、平等和公共投入为优先事项的新大学的愿景。这种抗争文化和人民对重建一个公立和免费的高等教育体系的愿望，是2010年学生反抗留下的长存的、鲜活的遗产。争取一个政府资助、民主管理的大学体系的斗争仍在继续——在英国是如此，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加州大学的学生劳工，应从何处获得力量？｜马各庄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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