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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袖｜英国参政论者在美国
木棉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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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Katherine Connelly、David Broder
译者：苏丽珂
校对：冰冰
作者凯瑟琳·康纳利是一位作家兼历史学者，她是《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妇女参政论者，社会主义者和帝国之心腹大患》以及《一个妇女参政论者在美国：反思囚犯、武装斗争和政治变革》的编者。
本文为大卫·布罗德对她的访谈记录，大卫·布罗德是《雅各宾》杂志欧洲版的编辑，同时也是法国和意大利共产主义历史方面的学者。
作为英国妇女参政论者，同时也是社会主义者的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并不只是向“社会女性”普及选举权。她真正想做的是让女权运动成为更广泛的解放事业的一部分。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当属一战时期英国最卓越的社会主义者之一。作为妇女参政论者埃米琳·潘克赫斯特的女儿，同时也是妇女社会政治同盟（WSPU）中的重要人物，她坚持认为妇女对选举权的斗争应该成为更广泛的解放事业的一部分。由于激进的社会主义观点而被逐出妇女社会政治同盟之后，在1914年她建立了东伦敦妇女参政联合会，这一组织后来成为了工人社会主义者联合会。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与工人的亲近，在她1911和1912年两次赴美之旅中就已显露出来。实际上，在她为了宣传自己那本介绍近现代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书而前往美国的时候，她所想的远不止号召社会上的太太小姐们争夺选举权而已。这趟旅行更像是一次社会活动，藉此她和正在罢工的制衣工人和反种族主义者们建立起了深刻的联系。
潘克赫斯特在美国期间陆续往家里寄了很多信件，多数都是寄给工党创始人凯尔·哈第的。信件当中展现了她对各种议题的思考，包括工人斗争、社会主义者在地方上的活动以及监狱环境等问题。这些信的底稿都收录在她后来的书《一个妇女参政论者在美国：反思囚犯、武装斗争和政治变革》里面。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美国的那段日子怎样影响了她对妇女参政论者应当为何而战的看法？又如何影响了她同正在发展的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以自下而上的民主改革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何以是重要的？针对这些问题，《雅各宾》的记者大卫·布罗德（David Broder，以下简称DB）与这本书的编者凯瑟琳·康纳利（Katherine Connelly，以下简称KC）展开了对谈。
DB：
在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第一次去美国进行巡回演讲的之前，美国就已经出现了女性工人斗争的高潮，包括1909到1910年之间纽约和芝加哥出现的制衣工人罢工。1911年3月25日纽约三角内衣厂造成了至少146位移民工人死亡的火灾更是让工业生产当中令人惊骇的工作条件展现在世人面前。对潘克赫斯特自己来说，这些发生在美国的工人事件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她自己？并且，这些事件是否塑造了她的思想，让她重新思考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真正应该争取什么呢？
KC：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早在前往美国之前就已经对女性的工作条件这一议题产生了很大兴趣。1907年的夏天，她前往英国北部开始了一次独立的旅行，在旅行中她有意识地去观察各行各业的女性，因为她本就在酝酿以此议题写本书。然而这项计划本质上与妇女社会政治同盟那时候的路线截然相反，这个组织那时候正打算在把工人女性排除出运动之外，并且回避这个阶层的特殊问题。因此，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与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在那个时候产生分歧并不意外。
然而美国之行确实为她提供了一段脱离妇女社会政治同盟领导的自由时刻，也就是她的母亲艾米琳·潘克赫斯特和她的姐姐克丽丝特·潘克赫斯特（Christabel Pankhurst）的领导。作为美国妇女参政论者的代表，西尔维娅能够清晰地（也是相当激进地）表达她对英国妇女参政运动的观点并且把她针对女性工人的研究结果整合起来，作为政治讲演的论据。
身处女性常常冲锋在前的美国工人运动时代，确实对西尔维娅产生了深远影响。英国妇女社会政治同盟认为女性工人群体是软弱、消极的，要靠富有阶层的女性来代表她们，而发生在美国的运动正是对这种观点的一次生动反驳。正像你说的，三角厂火灾的时候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也在美国，她也参加了遇难者的治丧事务。我们知道这件事影响了她，因为她后来在书里写到了，而且在宣讲当中向美国听众提及了这件事。1912年，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同工人组织者罗斯·施耐德曼（Rose Schneiderman）一起进行宣讲，她认为工人阶级代表自身参与政权的权利被否认掉了，而三角厂的大火正是此事的恶果。同时面对工人运动的捷报和三角内衣厂的悲剧，西尔维娅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工人阶级能够，也必须获得对自己生活的控制权。
从1910年到1914年一战爆发，另一场相似的工人阶级斗争浪潮也席卷了英国。1912年，西尔维娅一从美国返回英国就在东伦敦的工人群体当中着手创立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分会，并希望藉此希望将妇女参政论者的斗争同正在进行的女性工人罢工联合起来。正是为此，1914年1月，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和她创立的分会都被克丽丝特驱逐出妇女社会政治同盟。这两个组织之间的差异在同一年英国参战之后变得尤为显著。妇女社会政治同盟暂停了为女性争取权利的斗争，转而支持大英帝国的战争，而与此同时西尔维娅在东伦敦的组织从未停止战斗，并且最终成为了一个明确反战的组织。
DB：
你描述了西尔维娅的研究是如何引导她开始关注女性工人身上的“双重负担”的，这个概念指出，女工们作为女性受到的压迫，同时使得她们的雇主加强了对作为劳动者的她们施加的剥削。然而你同时也指出，她很多来自精英阶层的美国听众都坚信这只是在“旧大陆”才存在的问题，或者只是存在于移民当中的问题，在美国女性当中这问题是不存在的。那么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是如何回复这种观点的？她又与美国的移民团体和工会之间建立了怎样的联系？这趟美国之旅多大程度上是一次“建立组织”的旅行而远不止是一次巡回讲演？
KC：
正是因为要回应“血汗工厂在美国资本主义中并非主体”和“女性工资仅是家庭开支的次要补充” 这两种谬论，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才开始著书立作的。她阅读了大量报告，亲自去采访了很多女工。她使用自己的研究结果证明，女性所处的低等地位（具体体现为她们政治权利的缺失）使得雇主倾向于付给她们较少的报酬，同时，他们还会尽可能地雇佣更多的女性工人，以较低的薪资成本来获取最大化的利润。西尔维娅总结道，女性的工作正在变得越发重要，而家庭也正在愈发地依赖于她们微薄的收入。因此，资本主义并不是如同某些人所言，是为所有人谋取发展，恰恰相反，资本主义正在制造越来越多的贫穷，这种现象只有社会的民主化才能改变。如此看来，更准确地讲，这既是一次巡回演讲，也是一场调研之旅。
西尔维娅印象最为深刻的组织是更为激进的“睦邻之家”，尤其是芝加哥的“赫尔之家”和纽约的“亨利街”，这些组织都以改善工人实际生活为先。这些“睦邻之家”都与当地的妇女工会联盟联系紧密，并且有组织移民社区的经历，西尔维娅曾与这些组织的代表一起演讲过。西尔维娅离开美国之后都仍然与亨利街的莉莲·沃尔德（Lilian Wald）和赫尔之家的简·亚当斯（Jane Addams）保持了长久联系。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美国交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朋友还是泽莉·爱默生（Zelie Emerson），一位芝加哥的改良主义工作者，她深度参与了支持1910到1911年间芝加哥制衣工人罢工的活动。泽莉·爱默生于1912年前往英国帮助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在东伦敦地区建立妇女参政运动分会。这样一来，我们就能明白，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实际上是从她的美国之旅当中获得力量，以转变在英国的政治活动的。
DB：
美国妇女参政运动辩论的主题之一，在于是否要 “激进”，这一辩论在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的第二次访美之旅中再次浮出水面。1912年3月1日，当她还在美国时，唐宁街10号受到了那场著名的袭击：她母亲艾米琳领导的妇女活动家们在抗议过程中扔石头砸碎了伦敦多处主要街道上窗户，其中包括首相府邸。但如果这样的行为在美国某些妇女参政运动家之间招来了批评，是不是说明这有关“激进”的争论正好反映了美国妇女运动者们不同的预期目标？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在美国妇女争取投票权的立法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KC：
在英国，激进斗争始于1905年10月13日，当时西尔维娅的姐姐克丽丝特和同为妇女社会政治同盟成员的安妮·肯尼（Annie Kenney）参加了自由党的一次集会，并质问那些候选人，如果自由党赢得即将举行的大选（后来他们的确赢了），自由党是否将赋予女性投票权。当她们的提问被忽略时，她们再次发问，并且站到了椅子上，挥舞着横幅，最终却也只是被自由党干事粗暴地驱逐出场，并因妨碍会议而被捕。在法庭上，她们拒绝支付罚款，进而被判入狱。
一时间，妇女参政运动登上了报纸头条，再也无法被忽略了。必须要记住的是，这激进斗争的起源，是妇女们希望自己的质疑能得到一个回应。这场包括了公民不合作、街头抗议和群众动员的斗争反映出了妇女社会政治同盟在于工人运动中的根基，它们采取了相似的斗争策略——比如将失业问题作为选举话题。当然，故意地违抗法律去争取权利也是女性已经被剥夺了其他任何有效参政方式的明证，亦是她们将放弃温和手段的宣告。
活动家们面临何种程度的国家暴力制约，决定了斗争将采取何种新策略。一个例子是，当妇女参政论者在议会外游行示威却遭遇了包括性侵犯在内的警察暴力时，她们选择了砸碎窗户抗议（当然又是唐宁街10号的）。这一策略既是对英国政府宗旨(即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一种抗议，同时这一措施也有切实的效力：当你可以通过砸窗户更快地被逮捕时，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忍受长时间的攻击呢？绝食抗议同样是类似的抗议方式，主要针对妇女参政论者在监狱中受到的待遇。随着时间的推移，妇女参政运动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由于政府不肯做出丝毫让步，女性主义者只能诉诸更极端的抗议形式。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相信，通过展示妇女参政权论者的勇气和信念，这场运动一定能够激励公众。但她担忧的是，如果这场运动没有赢得更广泛的支持，效果就可能只会适得其反。不同的是，1912年的克丽丝特·潘克赫斯特将破坏行为视作对英国公众自满情绪的抨击——在这一点上她完全没有意识到激进的斗争可以将运动内外的人联合起来。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认为这种路线过于精英主义，无助于激发大众给予支持，而群众支持正是斗争胜利所需要的。
但在某些方面，这些围绕激进战略的争议也掩盖了双方所运动之间的共识。1911年，艾米琳和克丽丝特准备接受一个非常有限的妇女投票权法案，她们的运动也愈发趋近于保守——那一年她们甚至为国王登基组织了“加冕游行”！这与许多美国非激进的妇女参政领袖那套社会保守主义以及随之筹建的反动联盟并没有太大区别。
作为工人运动最初采用的斗争策略，到1911至1912年时，激进斗争已经成为不愿对深陷宪法危机中的政府再加退让的回应。在美国，情况则有所不同——部分州的女性已经赢得了投票权，其他州正在就此问题举行公民投票，因此似乎有一条可行的“宪法路线”。
西尔维娅以各种方式推动了这项事业在美国的进行：她受邀到密歇根和得梅因的州政府演讲，参加各种州级运动，在波士顿的大型游行中走在最前面，以及，在北达科他州的法戈城帮助女权主义者建立自己的活动组织。
DB：
一个矛盾之处是，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所开展的运动关注监狱中的女权主义者的生活境况，但她同时又赞同女性不应该因为没有投票权就被视为“囚犯一般的公民”。这跟她呼吁进行监狱改革和主张反种族主义有何种联系呢？
KC：
我不确定这算是一个特别矛盾的情况。指出囚犯没有选举权这一事实能够暴露反妇女参政论的伪善之处，也就是那种宣称女性相比政坛人士道德更优胜的自满腔调。这种论调的拥护者喜欢将自己美化成保护女性的绅士，所以对妇女参政运动的成员来说，证明这个社会并不是在保护和尊重女性是尤为重要的一件事。统治阶级的精英以其价值观证明了这一点：精英们拒绝代表那些他们眼中毫无价值的低等人。
有意思的是，克丽丝特·潘克赫斯特并不想让妇女参政论者关注监狱的条件或者呼吁监狱改革，因为她认为这样会把运动的注意力从选举权斗争上移开。但是很多女权主义者，包括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都被她们在监狱的遭遇所震惊，所以她们自发的要将这一切公之于众。她们遇到了很多实际上是男性暴力受害者，却反被羁押的女性，这一系列经历影响了她们对选举权的观点：如果女性仍被禁言，她们将会继续遭遇不公。很多妇女参政论者不想让任何人被当成“囚犯一般的人”：监狱是腐败制度的缩影。这种观点在西尔维娅有关纳什维尔监狱的文稿中表达得更加鲜明，在写作中她以凄惨的笔触记述了种族主义导致黑人同胞受到的恐吓和构陷。
另一个重要方面在于，英国监狱理论上来说会鉴别政治犯并且会把他们跟普通罪犯区分开，但是妇女参政论者却往往不被当作政治犯人。为监狱的不公对待而抗议——比如通过绝食抗议——是暴露政府之残暴的一种方式。
DB：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因其反殖民主义的事业而出名，尤其她公开反对1935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在她的美国之行当中，她态度强硬地反对种族主义，认为这给美国妇女参政运动蒙上了阴影。是什么使她产生了这种想法的？她在美国接触了什么人和事，令她对此产生兴趣？
KC：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是在与美国反奴隶制斗争相一致的政治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西尔维娅在英国曼彻斯特出生，曼彻斯特又称“棉都”，因为它是靠纺织业繁荣起来的。在美国南北战争期间，英国纺织业的工人坚定地支持封锁南方联盟，拒绝迫于压力使用奴隶种植园的棉花进行生产，即便这会影响他们自己的薪资和生活。西尔维娅的祖父一直是一位反奴隶制的先锋。
此外，英国和美国最早的一些妇女选举权运动者也是狂热的废奴主义者。19世纪80年代，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Elizabeth Cady Stanton）的女儿哈丽奥特·斯坦顿·布拉奇（Harriot Stanton Blatch）定居英国时加入了妇女选举权联盟(Women 's Franchise League)——一个激进的妇女参政组织，潘克赫斯特母女也是该组织的领导成员。该组织反对当时的选举权运动准备容许只为单身女性争取选举权的策略.妇女选举权联盟把她们支持任何女性，不论已婚或未婚，拥有选举权的立场比作美国最激进的废奴主义运动。1911年，正是哈丽奥特·斯坦顿·布拉奇邀请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来到美国的。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对这种政治传统一以贯之的继承和拥护，源自她坚信只有团结起来，反对压迫和争取民主的斗争才能真正获得力量。她相信为了投机而贬低或者阻碍其他进步运动的发展，对任何民主斗争都是毫无益处的。因此，在书中她回忆了自己去田纳西州纳什维尔访问为黑人学生组建的菲斯克大学时的经历，当时一些妇女参政运动的活动家曾试图阻止她出席。
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美国之行之后一直保持联系的朋友都是那些同样致力于反种族主义斗争的仁人志士。比如说，我认为西尔维娅与莉莲·沃尔德建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绝非巧合，莉莲·沃尔德作为美国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的创始人参与了亨利街睦邻之家的成立大会。后来，西尔维娅同W·E··杜波依斯（W.E.B. Du Bois）通信并提到了她1912年在纳什维尔的政治立场，可见这次经历确实一直对她非常重要。
DB：
在美国左翼之间，还有一次令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感兴趣的经历，就是在密尔沃基的社会主义市政议会。与将城市管理看作精英人士执行的某种科学这一观念相反，她那种多少是批判性的叙述提供了反思自下而上的社会主义的出发点。这多大程度上与工党的争论存在交集，比如围绕费边主义的辩论？这种对工人民主的愿景又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她同妇女社会政治同盟的决裂？
KC：
西尔维娅关于美国的手稿中令人兴奋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她整个思想围绕民主议题的发展脉络。西尔维娅像所有的妇女参政论者一样，试图设想一个更加民主的社会何以运作，这也是她如此迫切地访问密尔沃基的原因。作为一名社会主义者，她想看看社会主义可能是什么样子。可是，虽然她很尊重那里的社会主义者的品格，但她对他们自上而下的改革方式感到失望，因为这样改革更强调效率，而不是为工人阶级谋求解放。 正是在对密尔沃基的回应当中，我们看到了西尔维娅的观点，那就是立法进程必须由那些真正有过劳工生活经验的人来完成。后来，经历1917年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西尔维娅开始将苏联（或工人委员会）视为更深刻的民主形式，因为她将权力直接置于工人阶级手中。
在她1913年的手稿当中，她在自己追求的劳动者理想生活上已经很有见地了，并且这也是她对“睦邻之家”印象如此深刻的一个原因。费边主义者针对社会环境的研究某种程度上在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且她评论说，费边主义者悉尼·韦伯（Sydney Webb）和贝特丽丝·韦伯（Beatrice Webb）相比自由派的约翰·伯恩斯（John Burns）更适合从政。但是潘克赫斯特母女很早就对费边主义者不抱幻想了，因为在布尔战争中他们支持大英帝国政府。
西尔维娅在其手稿中提出的观点，即能成为代表的人应当了解那些真正受到立法影响人群的生活，这一观点不可避免地表明了她与妇女社会政治同盟领导层的分歧，因为后者坚持认为在斗争当中让富有阶层的女性为穷苦女性发声更恰当。西尔维娅后来写信说，她决定成立一个工人阶级的妇女参政运动分支是基于她的观点，也就是职业妇女应该 “自负其力……反抗她们面前的险恶境况，并追求她们自己和家人充分享有文明和进步带来的好处。”
DB：
《一个妇女参政论者在美国》源自一本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本想取名《美国来信》的未出版书籍。其中多数信件是寄给工党创始人凯尔·哈第的，另一部分是寄给埃米琳·佩克·劳伦斯（Emmeline Pethick Lawrence）的。你可以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本书本身的历史吗？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为什么想要出版这些信件？又为什么她最终没有出版它们？以及，现在我们把这些信件出版又有何种意义？
KC：
这本书西尔维娅当年是很明确想要出版的，一共有八章手稿。它基于大量寄给凯尔·哈第和一些寄给妇女运动家埃米琳·佩克·劳伦斯的信件，西尔维娅把它们又重新修订了一遍。所以我感到出版这些信件是合适的：西尔维娅明显希望人们读到这些信。
西尔维娅在她的档案里保存了很多信件，并且尽管这些都是能够援引和参考的历史资料，我并不会想要出版它们，因为西尔维娅意非如此。寄给凯尔·哈第的信都非常私人，因为那时候她们在恋爱，并且由于哈第的已婚身份这段关系不是公开的。潘克赫斯特的档案现在都已经放到网上了，所以这些信件都是开放的，研究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去引用他们觉得重要的资料。但是如果是作为书籍出版，我认为我们还是必须要对那些付梓的材料负责任。
从这本书的角度上来说，这些信件的重要之处在于它们告诉我们具体何时妇女社会政治同盟企图分裂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而西尔维娅则在和哈第讨论这二者是如何彼此交织联系密不可分的。她没有完成这个手稿，我们知道她是以其在东伦敦领导的激进运动的立场来进行书写的，我认为原因是，她原本想在书中回答关于妇女运动和工人运动之间关系的问题，但是通过直接创办自己的运动来从实践上将二者联合起来所占用的精力，超出了她在论述问题上的关注。
今天看来，这些手稿保存了西尔维娅的活动中一些关键的时刻——那些她长久抱持的反叛思想终于转变为行动的时刻。这是妇女参政运动的历史当中很有意思却常常被忽略的部分。但除此之外，西尔维娅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政治活动家书写和记录了女性所受的压迫、种族主义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剥削。这些都是我们在当代仍然面对的问题，因此西尔维娅的话语依然能够启发和鼓舞我们为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而战斗，就像她在写这些信的时候曾经畅想过的那样。
排版 / 口袋姚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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