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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人：LUCI CAVALLERO、VERÓNICA GAGO/PAULA VARELA/CAMILA BARÓN、GABRIELA MITIDIERI
采访者：Cinzia Arruzza、Tithi Bhattacharya
英译者：KAREN DOMNGUEZ BURKE
中译者：棨
校对：盖井
受访者Verónica Gago（以下简称VG）是阿根廷 "Ni Una Menos "组织的成员，也是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社会科学系教授。她是《自下而上看新自由主义：大众实用主义与巴洛克经济》的作者；Paula Varela（以下简称PV）是 "Ideas de Izquierda"的成员；Camila Barón（以下简称CB）是Intersecciones杂志的成员。
本文为Cinzia Arruzza（以下简称CA）与Tithi Bhattacharya（以下简称TB）对他们的访谈记录，Cinzia Arruzza是新学院的哲学副教授，而Tithi Bhattacharya则是普渡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原文为并非英文，英译者Karen Domínguez Burke是一个生活在德克萨斯州的社会主义者。
该文章2018年9月2日首发于Jacobin官方网站，原标题为Argentina’s Anticapitalist Feminism。
堕胎合法化的法案在阿根廷参议院功败垂成，但女权运动却已经在南美洲掀起了一场社会革命。
2018年4月10日，阿根廷女权主义者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辩论。拍摄者：Fotografías Emergentes8月8日，阿根廷参议院以微弱的优势否决了《自愿中止妊娠法》，该法原本将使该国的堕胎合法化。天主教会欣喜若狂，因为他们领导了一场反对妇女安全合法堕胎的残酷运动。从资产阶级政客到工会领袖，不少政治活动家都屈服于这种强烈的反堕胎言论。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他们对于新自由主义势力和教会所坚持的 "家庭价值 "意识形态的普遍屈服；二是他们对新自由主义掠夺下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力量感到恐惧，这种力量目前正在决定性地影响着政治领域：女权运动。阿根廷女权主义浪潮围绕着Ni Una Menos（"一个都不能少"）运动展开，该运动于2015年爆发，以抗议14岁的Chiara Páez被谋杀。该运动最初是反对杀害妇女的斗争，但迅速激进化，将 "暴力 "的范围扩大到一个分析类别以去包括资本主义对贫穷和劳动妇女以及性别规范的不服从者（gender non-conforming people）生活的各种袭击。正是Ni Una Menos运动和波兰女权运动的政治广度和活动为国际妇女罢工提供了灵感。在这里，我们将阿根廷女权主义者聚集在一起，她们在Ni Una Menos运动和国际妇女罢工运动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领导性作用。我们是在美国女权主义组织运动面临危险的时候筹备这次活动的。虽然反堕胎的立法者也在这里游行，但他们得到了反劳工法、攻击社会供给（social provisioning）的法律以及针对移民和穆斯林的前所未有的暴行的拥护。在这一特殊的政治形势下，女权主义如果想要再次成为对厌女症和厌女者的威胁，就不能只局限于自由主义政治所界定的 "妇女问题"。如果女权主义要为资本主义暴力提供一种替代方案，那它就必须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近年来，阿根廷女权主义者在其具体斗争（concrete struggles）中形成了一种反资本主义的，反叛主流的女权主义，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并希望加以推广。你对于阿根廷参议院投票未能使堕胎合法化有什么回应？女权主义者的下一步是什么？我们的反应是愤怒和欣喜。愤怒是因为参议院的拒绝意味着决定忽视妇女的权力。这是一个熟悉的场景：这位奄奄一息的政治精英对我们的努力视若无睹，好像这些努力没有实际价值。这种态度反映了他们对我们的工作、对我们创造价值的方式、对我们建设社区的方式缺乏认可。参议院的否决坐实了他们的轻视，但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束缚。在这里，真正的反派不是参议院，而是（阿根廷）教皇领导的天主教会。在阿根廷，争取妇女身体自主权的斗争至关重要，因为堕胎辩论是激进的、大规模的女权运动的一部分，现在是一场关于获得安全堕胎的不同可能性的社会阶级的辩论。正如我们在下议院投票之前所论证的那样，对教会来说，决定权必须远离民众社区。在参议院的拒绝中，最突出的是保守的政治势力在天主教会的领导下，在其他宗教原教旨主义的同谋下，如何将女权运动视为其敌人。这是我们在区域一级观察到的浓重现象。我们这样说也是想说，这场辩论的扩大、被复杂化和继续存在的方式，也是我们作为Ni Una Menos所建立的力量、激进性和交叉性的展示——它已经不再仅仅是一个口号，而成为了一场群众运动。第一步是："ni olvido, ni perdón（既不忘记，也不宽恕）"。 我们将对这些参议员进行公开羞辱。我们将努力拓宽堕胎服务提供者的渠道，占领公立医院，要求公共生产和免费使用米索前列醇（不仅是在医院），对于每一起因堕胎失败而导致的死亡，我们将指责国家并称之为国家层面上对妇女的谋杀。我们将继续揭露堕胎问题如何与工作就业、贫穷和种族主义等其他社会问题间的相互交织。我们运动的一个独特特点是，我们正在将堕胎纳入其他政治问题的网络范围。这既不容易，也不是自发的。这是紧张的政治工作的结果，它是通过辩论、遭遇和集会建立起来的，它们共同阐述了一个暴力网络，而堕胎就在这个暴力网络中被刻画。对身体的主权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而是一个处在互相依存（interdependence）和推诿我们存在（prevarication of our existence）的交叉点的问题。正如参与了圣地亚哥-德尔埃斯特罗农妇运动（MOCASE-Vía Campesina）的农村同志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个问题现在已经在以前是禁忌的地方被提出来了。从这次投票中，我们学到了什么？首先，对阿根廷政治体制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参议院是最保守的机构之一，在这里，正义党、坎比莫斯党和地方政党的总督们像封建领主一样统治。参议院也是一个将"真正的权力 "（“real powers” ）的权势以更透明的方式展现出来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胜出的是天主教会（例如，在其他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商业型公司的压力）。对于任何对这个政治体制抱有幻想的人来说，参议院的投票展现了 "真正的权力 "在其利益受到威胁时是如何操纵事务的，以及传统的政党，如庇隆主义（Peronism），如何成为这些利益的载体。那么，我们从投票中得出的第一个结论是，我们必须攻击 "真正的权力"。"政教分离 "的诉求几乎自然而然地开始流传的，它无疑是妇女运动的首要目标。这个压迫了许多男孩和女孩，要求他们戴上浅蓝色头巾（反堕胎激进分子的象征）的蒙昧主义机构，称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因堕胎而成为杀人犯。而这些学校也和那些拒斥性教育的学校一样，在经济上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国家支付主教的工资，并资助宗教学校。![]()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女权活动家戴着运动的标志性绿色头巾。Fotografías Emergentes / Flickr。第二个结论是，我们还必须与那些作为 "真正的权力 "载体的人作斗争：资产阶级政客。投票反对《自愿中断妊娠法》的参议员来自各种政治倾向----庇隆主义、坎比莫斯，甚至基什内尔主义。 在阿根廷主张堕胎合法化的，唯一一个有政治代表意义的政治潮流是在工人左翼阵线（Workers’ Left Front/FIT）表达的反资本主义左派，其众议院代表投票支持临时选举委员会，并且是该运动调动动员的一部分。剩余的政治潮流围绕着堕胎辩论出现了分歧。但还有一个结论是直接与你的第二个问题有关。8月8日证明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来使堕胎合法化。我不同意以下这样的观点，即虽然我们在参议院失去了投票权，但我们已经赢得了这场战斗。这场战斗还没有结束。它曾经是一场革命，而且将继续是一场革命，在学校、在工作场所、在街头、在家庭。任何有妇女的地方，我们无处不在，都在讨论这个问题。这本身就是一个成功吗？是的，这是一个成功。但我们并没有胜利。因为我们需要更多的火力。如果我们在阿根廷实现了堕胎合法化的大罢工，会发生什么？如果 "绿潮"（“green tide”）侵入工会导致8月8日阿根廷的交通、学校、医院、工厂、国家机关等瘫痪，会发生什么？如果领地工人组织瘫痪了街区，切断了国家的交通路线，又会发生什么？结果永远无法预料，但如果政府无视了这场届时会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出来的抗争，政府将要付出的代价会更高。我认为我们必须变得更具威胁性。为此，我们必须在保守的灰色中注入绿色，在常规的灰色中，在大多数工会的官僚灰色中。因为获得堕胎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所以，虽然是妇女要做决定，但整个工人阶级必须为兑现这一决定而奋斗。这就是妇女运动的目标：与劳动妇女（她们已经是工人组织的一部分）建立桥梁，并集体讨论如何使这些组织将女权主义议程视为自己的议程。不是作为外部议程，而是作为自己的议程，因为妇女的问题是整个工人阶级的问题。工人阶级的一半是妇女，我们是教师和护士的大多数，我们拥有大多数不稳定的工作，我们在家里从事绝大多数的生育工作。这就是为什么说，决定自己身体的自由，决定母亲身份这样的基本权利，是整个工人阶级都要为之奋斗的权利。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工作不稳定、医疗卫生和教育经费不足（上周夺去了两名教师的生命）、延长工作日（使家务和有偿工作的双重负担难以承受），所有这些对工人阶级的打击，都必须成为女权运动的诉求。这次投票揭示了右翼核心的存在，他们继续抽象地谈论捍卫生命，同时提出厌恶女性和令人厌恶的说法，比如认为妇女只是孵化器。即使在提到阿根廷堕胎合法的情况下，例如，如果是强奸导致的怀孕，来自萨尔塔省的参议员Urtubey狡辩称，并不是每一次强奸都是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但在参议院外，气氛完全不同。我们有成千上万的同志在街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女权主义集体、民间社会组织，他们来到首都，在投票当天忍受了12个小时的风雨和寒冷。我们的应对措施将是加倍我们的组织努力。我们将加强”争取安全和自由堕胎权利的全国运动“（National Campaign for the Right to Safe and Free Abortion）。我们将与其他女权主义组织联合，如“卫生专业人员争取决定权网络”（Network of Health Professionals for the Right to Decide），该网络正在公共卫生系统内开展运动。我们希望扩大女权主义团体，如粉红救援（Pink Relief），该组织一直在全国各地开展工作，给大众提供关于如何进行安全堕胎的信息。我们将继续要求有效实施《全面性教育法》，使教育场所能够讨论和反思性问题、性别角色、女权主义和去父权化工具。当然，我们将为下一个堕胎法案而奋斗。这将是我们第八次这样做。我们知道，虽然这是一个沮丧的时刻，但他们并没有打败我们。堕胎将是合法的。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采取了雷霆手段：将辩论公开化，将堕胎政治化，将其从私密领域中移除，并强调了该运动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层面。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要强调，尽管我们还没有赢得这场战斗，但我们丝毫没有被打败的感觉。带领我们来到这里的女权主义网络，也是支撑我们能继续战斗的信念。我们很高兴地说，我们属于一个新的大众左派，它是一个提到反资本主义是不能不也讨论女权主义的派系。当然，反之亦然。这里有一个教训：各政党和一般的政治结构应该奋起直追，明白女权主义不只是一个时髦的座右铭。它是构思和讨论一切问题的一种方式。工会在阿根廷的堕胎权争夺战中发挥了什么作用？你认为劳工权利和生育正义（reproductive justice）的问题有关联吗？如果是，您会如何联系？工会的辩论是现场辩论。事实上，女权运动已经把堕胎权提上了工会的议程。许多工会工人参加了pañuelazos（此次阿根廷绿潮运动的名称），在过去几个月里，各种劳资冲突都采用了这种斗争方法。其中一次pañuelazos发生在6月25日总罢工当天的劳工总联盟（General Confederation of Labor）门口。堕胎斗争运用的手段和其政治因素影响了罢工。 这并不意味着工会领导人接受堕胎运动的所有要求。但是，现在劳动权利和生育正义的问题是相通的，因为当我们从女权主义的角度重新认识了工作的概念时，我们在女权主义罢工中已经把它们联系起来了。这种 "交集 "是女权主义罢工作为一个政治进程所产生的效应。它与我前面提到的堕胎的各个阶级层面有关。还必须要说的是，很多来自不同工会的妇女领袖公开发表声明，以支持堕胎合法化。但是，教会给工会带来的压力依旧巨大。重要的是要强调女工在许多情况下是如何蔑视工会领袖的。例如，空姐（在劳工总联盟中加入工会）在所有飞机上开展了支持堕胎的行动，8月8日和3月8日，她们在机场举行了罢工。女权运动还得到了 "大众经济 "中的工人（从捡垃圾的工人，到邻里廉价食物供给处（soup kitchens）的工人，包括缝纫工和社区 "护理员"）的支持，她们是新的工会形式的一部分，她们的工作对传统的 "工作 "概念提出了挑战。从我们发起的女权主义罢工开始，"工人"的概念就被扩大了，重新规划了我们所理解的 "阶级斗争"，超越了左派政党的教条。我们正在发展一种能力，在号召罢工时，自下而上地向工会领导层施压，并改造罢工本身。这种重新定位和重新概念化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建议。它已经在无数次的民众集会中得到了阐述，将集会本身转变为一种组织工具。例如，#NiUnaMenos（一个都不能少）集会主要是由两个工人团体组织的，一个是跨国公司百事可乐解雇的工人们，另一个是响应全国各地性别暴力呼吁的144线（Line 144）工人们。该集会也是由媒体工作者（上个月，媒体机构Télam解雇了357名工人）和被贝纳通（Benetton）等土地所有者迫害的马普切社区妇女组织的。 #NiUnaMenos运动还推动了新的政治空间的开展，如#NiUnaMigranteMenos（一个移民妇女都不能少），并通过了一些口号，如 #NiUnaTrabajadoraMenos（一个女性劳动者都不能少）或#NiUnaMenosPorAbortoClandestine（一个妇女都不能因为非法堕胎而少）。劳工总联盟老板的角色很可悲；7月7日，他们发表公开声明，对由工会管理的互助计划或社会计划堕胎合法化的经济成本表示 "关切"。但是，劳工运动不仅仅是它的庇隆主派领导（正义党）。针对各种领导们的声明，工会妇女领导人进行了动员。而且有很多人在不同的工作场所：学校、医院、公共机构、大学等，都参加了pañuelazos。 此外，近年来还发生了几次有趣的阶级运动，其中一些是由左翼的激进分子领导的。例如，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的一家食品厂发生了一起性骚扰罢工事件。2011年，由于一名女工受到一名经理的性骚扰，整个工厂都举行了罢工。在阿根廷，我们没有任何其他具有这些特质的罢工历史记录。是妇女的罢工还是工人的罢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受害者是一名妇女，领导罢工的是内务委员会的妇女代表（有些是社会主义妇女组织Pan y Rosas的激进分子），这些诉求可以被认为是 "妇女的诉求"，但工人选择的集体行动（罢工）是典型的劳工运动行动。男工也参加了罢工——事实上，没有他们，罢工是不可能的。这个例子表明，有必要停止将工人阶级视为一个其诉求仅仅是工资的主体，而开始将其视为一个具有社会力量的主体，并且该主体拥有着为整个社会条件而斗争的社会力量；为整个生命的尊严而斗争的社会力量。从这个角度看，有许多诉求成为工人阶级的核心诉求：难道所有的工人组织不都应该反对工作场所的性骚扰，因为这种虐待侮辱了女工，并试图约束她们的身体？如果所有这些护理工作都是让工人阶级妇女的身体疲惫不堪、伤痕累累，那么他们是不是要为良好的日间护理、食堂、老年护理而斗争？回到前面的问题，除了将教会与国家分离之外，绿潮最重要的战略任务是将今天贯穿于街道、学校、住宅和工厂的那种颠复性精神，用来动摇工运中仍然盛行的保守主义。工人阶级妇女可以成为改变工会公司主义的人，并执行这样的理念：阶级斗争不是为了工资，而是为了生活质量。这指的是不论发生在工作场所内，或工作场所外的事情。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妇女是当前阶级斗争浪潮中的主角。当生活质量受到攻击时，无论是在生产领域（不稳定、工资、就业不足）还是在生育领域（教育、医疗卫生和所有护理工作），妇女都首当其冲。今天，我们有机会阐明两种力量：工人运动的巨大社会力量（在阿根廷，工人运动具有组织和斗争的悠久传统）和新女权运动的巨大变革力量。我国的工会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工会一样，都是非常男性化的，即使是那些主要代表女性职业的工会，比如教师职业。在最后几个月的斗争中，一个有趣的时刻是，当劳工总联盟通过其领导人说，工会的医疗服务会为其成员提供保险，但如果这个医疗服务不被法律所允许，其资源就无法为堕胎提供保险。女权运动和工会内部女权主义者当机立断，作出了反应。 第二天，我们便组织了一次pañuelazo，即在劳工总会总部用我们的绿色头巾（象征着为合法堕胎而斗争）进行示威。另一方面，我们的同志正在动员公职人员工会内部提出一系列要求；例如，捍卫我们的性权利（sexual rights）和非生殖权利（non-reproductive rights）与我们要求产假平等和反思生育劳动（也可理解为无偿和女性化的工作）的分配齐头并进。Ni Una Menos运动的历史背景是什么？你是否认为它是对新自由主义攻击工人阶级生活的回应？我们建立这个运动正是为了应对新自由主义的攻击。我们能够通过罢工实现这一飞跃：第一次是在2016年10月，然后是在2017年3月和2018年。关键是将女权主义罢工与杀害女性和其他种类的暴力联系起来。现在，罢工这一武器已经被女权主义运动重塑，将暴力侵害妇女的问题政治化，并将其与更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联系起来。我们已经表明，罢工如何促成了各种意想不到的联盟和同盟，以及它们如何扩大了其影响和意义。这一政治进程涉及一种为建立新的国际主义的而作出的努力，而这些努力的不稳定（precarity）则是一个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在这一系列罢工所开启的 "进程 "中，进行了非常重要的讨论和行动。例如，去年6月2日，我们在中央银行前开展了一次诉讼，谴责金融资本对国内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对妇女提供主要收入的家庭的控制。当时的行动是#DesendeudadasNosQueremos（我们希望自己无债）。一年后，在去年6月4日的抗议活动中，我们的口号 "我们希望自己活着、自由、无债 "被许多工会作为自己的口号，将国内的外债进程与私人负债的经历联系起来。将经济暴力纳入对妇女和持不同政见群体的暴力侵害网络中，一直是讨论我们这个时代新自由主义剥削动态机制（dynamics）的核心。在重新规划工作的过程中，我们重新规划了剥削和价值提取的形式，这些形式不仅集中在有偿劳动的世界中。我们的意思是，在阶级问题之外没有女权运动。而是女权运动推动了一种社会冲突，这种社会冲突是一种阶级冲突，而不限于狭隘的工厂框架。这里最根本的是，今天流行的女权主义可以把冲突联系起来，并作为一个传声筒，激起社会的共鸣，并将之转化为大规模的、激进的反新自由主义。如果不把NiUnaMenos运动放在针对工人阶级生活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以及这种政策所造成的社会关系危机的背景下，就无法理解它。杀害妇女是这种攻击的一种表现。以工厂关闭和对基层工会的攻击为例，比如2017年百事可乐的女工所遭受的攻击。NiUnaMenos声援百事可乐工人，开展了许多活动支持她们。NiUnaMenos尚未将自己定位为具有明确的反新自由主义议程的；它没有反资本主义的论述。但它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运动。NiUnaMenos在2015年的时候，几乎是作为一个在反对杀戮女性的单一议题的运动，而三年后，我们正在为堕胎合法化而斗争，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标志，表明整个妇女运动正在不断发展和壮大。绿色头巾（handckerchief）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大众符号。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我们的权利遭受到致命攻击的时期，除了镇压性的项目外，国家的所有项目都受到压制。女权运动的兴起，妇女和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运动的蓬勃发展，结合了四十年来在我们大规模的全国妇女会议（自1986年以来一直在进行）中积累的经验，以及年轻女权主义的兴起，学生们在教室里和社区里学习到这种思想。它通过社会网络传播，谴责一切形式的性别暴力。新自由主义的根深蒂固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维持生命的工作是由女工完成的。福利国家的解体意味着有妇女同志组织起来在自己的街区共同寻求生存。同样，新自由主义的深层保守逻辑使得LGBTQ劳动者的生活更加不稳定，只有那些能负担得起的人才能获得有尊严的生存条件。我们正在目睹贫穷的女性化、跨性别群体的存在被犯罪化以及对移民的种族主义增加。所有这些因素都对阿根廷工人阶级产生了影响，这就是为什么有必要将我们的阶级不仅仅视为男性、白人、异性恋和/或本国人。这是核心。我们认为这是我们运动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我们正在实践一种新的国际主义：#LaInternacionalFeminista。正如我们所说的，它在斗争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惺惺相惜，我们以非常切实的方式感受到了。此外，它还产生了一种新的全球战场，不同于最近15年前存在的全球和地方之间的分离。这意味着在共鸣的基础上编织了一个网络，分享政治词汇和组织经验，这需要一个复杂的翻译和构造过程。我们对抽象的反资本主义宣言不感兴趣。我们关心的是具体斗争之间的联系。比如争夺土地、争夺新采掘巨型项目的冲突，与工作场所和大众经济（仅在我国就占经济总量的40%，在我们大陆占大多数）的冲突。以及对非主流的性（行为）表达方式（dissident sexualities 见下文中文解释）的冒犯和有罪化的堕胎行为也同样重要。关键是我们在织一个什么样的网络。它是一个能够从理论上和行动上自下而上的网络，同时也是一个国际主义，一个作为每日抗争其中之一的国际主义。（译者注：Sexual dissidence, defined in a nutshell as an action that defies taboos, could be seen as the ultimate act against precise social discourses that limit women's relationships with their bodies. Women's relationship with their bodies is often interrupted by patriarchally-upheld moral, religious, and national rubrics/一言以蔽之，dissident sexuality被定义为无视传统禁忌的行为，可被视为反对限制妇女与其身体关系的确切社会话语的最终行动。妇女与其身体的关系往往被父权制的道德、宗教和国家标准所间隔。）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股新的女权主义斗争浪潮不是一个地方现象，而是一个国际现象。当你扪心自问，不同国家的女权主义潮流有什么共同点时，很明显，共同点就是妇女，尤其是工人阶级妇女，是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最大攻击目标。我写了一篇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章，会在下一期《伊兹基尔达日报》（La Izquierda Diario）上发表。摧残工人阶级妇女身体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与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平等话语之间的矛盾是爆炸性的。对于在阿根廷开展反对性骚扰罢工的女工来说，与西弗吉尼亚州的罢工教师见面，将是一次很好的政治体验。同样，这些教师也可以与在争取堕胎合法化的斗争中站在最前线的Las Pibas分享她们的经验。因为所有这些妇女的共同点比她们可能认为存在的要多得多。在NiUnaMenos旗帜下集会的妇女和女权运动，为全球类似团体正在进行的共同斗争搭建了桥梁，也提供了资讯。我们这些反资本主义的女权主义者觉得国际主义是我们核心政治身份的一部分。而就争取合法堕胎而言，国与国的联通是了解其他堕胎合法国家如何进行辩论的必要工具。我们研究了各种立法，我们甚至复制了其他地方成功的政治行动形式，如意大利粉红救济组织（Pink Relief）或芝加哥的Jane团体。该运动采用了哪些组织方法？我们知道Las Pibas为支持堕胎权而占领学校。还有哪些其他形式的抗议活动，它们的效果如何？占领是决定性的。它们由las pibas运动而成为集体辩论和反向教育的场所。这是当地女权运动中令人惊异的年轻和激进的组成部分。各种工人集会的扩散也是同样重要且需要被提到的，工人集会的扩散使得每一次爆发的冲突都会收到女权主义视角的审视。我们正处于艰难的经济形势中，很多人在私营和公共部门都失去了工作。在这里，我们再次可以看到罢工的成长史和轨迹：这些工人集会内部的联盟和做法是罢工所产生的工作方式的一部分。las pibas在学校里所做的事情是非常令人印象深刻的。许多人认为，这些职业仅限于首都或政治化程度较高的学校，但事实并非如此。这是一种强有力的政治化，遍布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郊区和该国许多其他地区，它正在塑造新一代的妇女积极分子和激进分子。有一天，一个十六岁的皮巴（Piba），是她的学生中心的领导人，她告诉我，她给十三岁的女孩和男孩做讲座，她说："我很高兴，因为他们比我们好得多，他们是未来... ..." 一个十六岁的女孩说，未来就在十三岁的人身上！这种政治化现象只会发生在艰苦斗争的时刻。在工人运动中也有一些重要的例子，但相比之下不太容易被观察到。例如，在Madygraf工厂（这是一家由工人经营的工厂），妇女委员会和Pan y Rosas于7月22日召开了一次 "公开妇女大会"，讨论如何在8月8日参与活动，并讨论女工的权利。来自百事可乐公司（Pepsico）、卡夫公司（Kraft）、波萨达斯医院（Hospital Posadas）、航空部门、和国家统计和普查局（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tistics and Censuses）等不同工作场所的七百多名工人参加了大会。2018年6月13日，布宜诺斯艾利斯阿根廷参议院外的一名年轻女权活动家。Fotografías Emergentes / Flickr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注意，那就是发生在里约圣地亚哥船厂的事情（因为政府要关闭船厂，该船厂也在挣扎状态）。8月8日，胡安娜-阿苏尔杜伊号船（Juana Azurduy）的船头出现了一块巨大的绿色头巾。这是最让我感动的一件事，因为船厂历来是 "男性的领地"。这些，当然还有其他几十种工作场所的经验必须统一起来，以便这些女性和男性工人能够增强他们的社会力量。你能想象，如果明年所有这些表达都得到协调，当《自愿中止妊娠法》重新出现在参议院的议程上时，会发生什么吗？如果这些劳动者都用自己的力量来支持这部法律，会发生什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争取堕胎的斗争成倍增加，以至于无法在地图上追踪全国各地发生的所有活动。每周在国会前举行的pañuelazos和街头示威是各种政治和社会组织、女权主义集体和艺术家的聚集点。在众议院辩论期间有 "绿色星期二"，后来在参议院讨论时有 "绿色星期四"。在这些活动中，我们宣读了女演员、科学家、作家、诗人和音乐家的信件。有辩论小组，也有音乐跳舞，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示威游行变成一场聚会。从 "全国合法、自由和安全堕胎运动 "号召的这些街头集会中，发起了一些新的团体，例如 "Puentazos"。"蜘蛛行动 “（“Operation Spider”）是通过这种网络扩散付诸实践的另一个例子。Ni Una Menos（一个都不能少）集体与来自地铁的战斗工会工人（AGTSyP）一起，在全国堕胎运动（National Campaign for Abortion ）和七十多个组织的帮助下，设法在每条地铁线上同时组织了一次干预行动。每条线路都有特定的口号和独创的艺术抗议活动。在中学里，青少年在辩论中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占领了学校 -- -- 要求合法堕胎、性教育以及在学习场所反对暴力的规程。今天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是妇女，这并不奇怪。还有一个 "好学生运动”（“estudiantazo”）：在国会前和全国各地的中学、高中和大学开展活动。动员的程度很高，这些行动毫无疑问地汇成了两次主要的动员，也是这一进程中最大规模的动员：7月13日和8月8日的动员。在美国，我们采用了 "99%的女权主义 "（“feminism for the 99 percent”）的概念，来谈论阶级斗争的女权主义，或者说女权主义必须是反资本主义的，才能说到绝大多数妇女的需求。阿根廷女权主义者是如何构想阶级斗争女权主义的？其轮廓和目标是什么？好吧，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这是我们日常讨论的一部分。我们想强调的是，在这里，这不仅仅是一场学术辩论，还是一场民间风行的辩论。虽然在这里，女权主义并不总是以一种阶级语言来表达，但我们认为这种阶级方法对于使这个真实的、现有的运动中的阶级概念与时俱进是很重要的。今天，阶级政治中一些最重要的时刻是由反压迫斗争和政治形式所定义的，这些斗争和政治形式正在挑战和改变工会和劳工运动——往往模煳了生活与劳动、身体与领土、法律与暴力之间的界限。这完全是因为女权运动的缘故。我们正在建立一个孕育当今世界各地反叛想象力的运动，并且我们受益其中于所有这些斗争。正如我之前所说，我们仍在建立阿根廷的女权运动与争取工人阶级生活的斗争之间的关系。但有三个坚实的支柱已经被建立起来：一个是运动本身的庞大规模，这确保了没有人可以说它只是一场 "中产阶级运动"；第二个是新一代的女性在政治实践中模煳了 "阶级问题 "和 "性别问题 "的界限；最后一个是明确了女性在生产和生育产领域都是 "被剥削的本体"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因此，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我想问：我们怎么能想到一个不打算摧毁正在摧毁我们的剥削的女权主义呢？从第一次以 "Ni Una Menos "为口号的反对杀害妇女的大规模游行开始，阿根廷的女权运动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坚定的跨领域的运动，将我们所有的斗争结合在一起。每年6月3日出现的口号不断在扩大。对我们身体的暴力不仅仅是肢体上的暴力。暴力体现在工资差距、落在我们肩上的无偿劳动、债务、对我们性行为/表达（sexualities）的约束、强制性生育、失业以及我们获得基本服务的机会不稳定等方面。认识到这一整个暴力网络和再生产暴力的机制，使我们能够通过女权主义质疑我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我们要活着、自由、无债 "的口号是指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协议，它是阿根廷女权主义如何不将自身局限于生理性别要求的一个例子。女权运动也许是今天唯一一个具有激进层面的群众运动。距离这篇文章第一次发布已经两年多过去，令人欣喜的是，使阿根廷堕胎合法化的《自愿中止妊娠法》已于2020年年末生效。该法律为妇女和其他性别认同者提供了在怀孕14周内终止怀孕的选择。超过14周，只有在强奸或个人或孩子有危险的情况下，才能终止妊娠。在该法律颁布之前，堕胎是阿根廷1921年刑法中所包括的一种犯罪。妇女，性别与多样性部长伊丽莎白·戈麦斯·阿尔科塔说，法律生效后，属于该法律所述类别的堕胎将被取消刑事罪名，所有悬而未决的刑事案件均应予以驳回。她进一步指出：“尽管存在保守派力量并与我们地区的教堂紧密联系的巨大阻力，但这种情况还是会发生的。”插图 / Fotografías Emergentes、盖井 排版 / 黑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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