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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4年开始，齐泽克基于对《少于无》（Less Than Nothing）的广泛解释，试图重新建立辩证唯物主义。并从黑格尔出发，承担了对新唯物主义的重新定义。
他尝试将黑格尔的绝对反冲概念（Absolute Counterstroke）提升为一般本体论原理，这正是他的尝试：某个前因产生了后果——可是，在特定的时刻，前因仅仅是后果的回溯性的结果。
Q：
1914-1917年帝国主义战争正酣之际，列宁正在伏尔泰小酒馆（达达主义的诞生地）全神贯注地读《逻辑学》。您觉得，这样的姿态，在今天还有效吗？
A：
当然，遇到政治危机，不光是列宁，各种政治家往往求助于黑格尔，并且他们特别喜欢求助于《逻辑学》，1850年的马克思也一样。当欧洲的革命浪潮退去，当一切恢复正常，他就开始读《逻辑学》了。要是不熟悉黑格尔，你就读不懂《资本论》，或者别的手稿，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描述资本主义流通什么的，大多采用《逻辑学》的术语，列宁也是如此。我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人们还应该这样做。我刚刚写了一本书，关于“脑机接口”的前景。现在不光是数字化控制了我们（我们做的一切，都被电脑记录下来）这么简单。超出我们想象的最新科技都搭载在电脑、数字机器上，它们已经能搞懂我们的思维。你都不用说话，只要动动脑子，电脑就知道你的想法。我忍不住要想，黑格尔会怎么思考这种现象：“这是不是主体性的终结？”所以，我认为现在比以往更需要阅读黑格尔。假如你遇到麻烦，那就读黑格尔吧！不过别读《美学》和《历史哲学》，甚至《精神现象学》也别读，就读《逻辑学》。在我看来，关于纯粹的思考行动，《逻辑学》依然是最好的一本书。不了解黑格尔，就谈不上真正的思考。
Q：
就好像是“在黄昏的时候”拜访黑格尔？
A：
不光如此。而且我特别喜欢黑格尔的地方，也是他在当今更现实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彻底开放性。你知道的，开放性的意思是，和马克思不同，黑格尔对未来没有这样的愿景：认为我们处在关键时刻，一旦时候到了，就会发生一场无产阶级革命。黑格尔从来不这么想。他总是持更开放而非悲观的态度。在黑格尔这里，我们能看到两个前提。第一个前提是，一旦出现大的革命、解放的工程，事情就会（在某种程度上）搞砸（注：即理性的诡计）。黑格尔肯定会感兴趣这个问题：“列宁主义怎么变成斯大林主义了？”在这一点上，他极其悲观；第二个前提是，黑格尔从不号称要预测未来。在黑格尔看来，我们只能对当前的事进行重构，而不能看透未来。对于黑格尔，未来是彻底开放的。这正是他在当今更现实的地方。
Q：
我想起另一个问题，和您说的有关。您认为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是“回溯性”。最近，您还表示，回溯性离不开您所谓的“绝对反冲”。
A：
你说的没错。不过，这两个词不一样。黑格尔说的“绝对反冲”（德语是Gegenstoß）是这样一个闭环：某个前因产生了后果，可是，在特定的时刻，前因仅仅是后果的回溯性的结果。我再给你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人们可以说（在极端情况下）共产主义思想鼓舞了共产主义者。共产主义思想是前因，但与此同时，只有借助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共产主义思想才变得鲜活。你消灭所有共产主义者，就再也不会有共产主义思想了。所以，对黑格尔来说，主体的情况也一样。主体会表现自己（做某些事、说某些话），但在这种表现之前，不存在什么主体。只有通过表现，主体才显现出来。在这个意义上，你可以（在激进的层面上）说这是“回溯性”。我再举一个回溯性的例子。当今，谁也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搞不好会爆发世界大战。我们不清楚会发生什么，可是战争真的打起来了，又像是它注定会打起来，只是有所推迟而已。要是战争没打起来，我们就会告诉自己，这明显是 “杞人忧天”，“仗打不起来”，“没有白痴会把文明毁掉”。在我眼里，黑格尔最深刻的见解就在于，事情只是回溯性地成为现在的样子。恋爱是我最喜欢举的例子。坠入爱河明明是偶然的，可一旦真的爱上了，你总感觉这一辈子都是为着这一刻来的。
Q：
您还用过马尔科姆·X的例子。
A：
他有趣的地方在于，他从不堕入黑人认同的陷阱，什么黑人就要有黑人的文化之类的。所以他选择伊斯兰教。对他来说，伊斯兰是彻底普适的宗教；伊斯兰不是黑人的宗教。在他看来，在伊斯兰教里，肤色无关紧要。他不喜欢玩这些说辞，什么黑人要寻根，要认同自己的文化之类的。这也是我反对身份政治的原因。在我看来，当今掌权的人最喜欢玩身份政治。这样一来，每个人都要发展自己的文化认同，谁也不能摆脱全球市场。正因为如此，我认为沙特阿拉伯最契合今天的资本主义：一方面，它自己有一套生活方式；另一方面，它彻底融入世界市场。
Q：
在保持自己的文化同时，又超出了本国的市场？
A：
不过，今天的现实就是这样。我觉得全球资本主义和身份政治一点儿也不矛盾，甚至说——左派朋友们又要生气了——多元文化论最契合全球资本主义了，因为它让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文化认同，然后又不能摆脱全球市场。
Q：
我们回到“回溯性”的话题上来。您会不会觉得，回溯性逻辑（“指向前提”的逻辑）会导致某种深层的目的论，像阿尔都塞曾经说过的那样？会不会导致某种回溯性的目的论？
A：
这就是一种目的论，不过永远是回溯性的目的论，其实它不是真的目的论——在黑格尔那里，目的论始终是向后的、回溯的。只要事情发生了，它们就像是必然要发生的，可你又不能提前下定论，因为事情是偶然的。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他的意思不是人一定是猿演化而来的，他的意思要更激进：历史是开放的、偶然的，历史决定论是不完备的。在任何关头，历史都可以走向不一样的轨迹。无论历史走向何方，你都能讲出一个具有必然性的故事。比方说，苏联不一定会出现斯大林。如果他1922-1923年死了，也许苏联就是不一样的苏联了。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要谨慎些，不要给事物强加某种必然性。在我看来，之所以出现必然性，是因为我们总喜欢叙述各种故事；我们喜欢一个个连贯的故事，这样历史才说得通。再比方说纳粹，我觉得，纳粹在法国出现比在德国更有可能。你也知道，法一战之前法国的法西斯比德国强得多。所以，我们不该把希特勒当作必然；他只是各种偶然事件的结果——历史是开放的。Q：
这就关系到怎么看待历史的问题了。如果没记错的话，您多次强调，辩证法不是“合二为一”，而是某种“主体立场的转变”。
A：
所谓的“一分为二”，从一开始，“一”就是“分为二”的。“一”是借助分裂而出现的。起初是一团混杂的多样性，然后“一”借助分裂而出现。“一”的意思是：“我是甲，我不是乙”——它永远是分裂的。我不认为（许多欧洲民粹主义者认为），我们要忘记宏大意识形态，相信“老百姓”，聆听他们的心声（恐惧、欲望、利益）。在我看来，我们生活在混乱时代，老百姓一头雾水，不知道到底想要什么。看看生态问题就明白了：大家都知道情况十分危急，可是“老百姓”给不出什么答案。其实我还要更悲观些。要是看看西欧，问一问“老百姓”，或者搞个公投，几乎所有国家的多数“老百姓”都会说“移民太多了，赶走他们。”看到了吧，所以我这么悲观。我不相信老百姓的智慧。当然不是说知识分子就懂得多，其实，没有谁真的知道怎么办。那么，生态问题到底怎么办？我很担心生态，可它不像看上去这么简单。最近，亚马逊丛林发生4000起火灾，然后人们就听到这种论调：“我们杀死地球之肺，就是自杀。”这种说法太简单化了。我看到过一个分析，左派做的分析，他说现在地球上的森林比过去1万年任何时候都要多。我当然不是说生态不是重大问题，但是，我们不能光说：“森林都烧完了，氧气就不够了。”人们就是这样，急急忙忙地讲述这些故事：“亚马逊的森林被烧了。”然后人们马上完善这个故事：“这样一来，不到30年氧气就不够了，简直是灾难。”根本不是这样的，谁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我们要谨慎的是，可怕的事要发生了，但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Q：
我记得，您有一次说过，资本主义企业让这些事件和前因加剧了。
A：
肯定啊，我觉得资本主义早准备好拿生态危机牟利了。所以特朗普才会傻傻地说要买格陵兰岛，说明他肯定清楚全球在变暖。格陵兰岛的田地很多（多到我们不知道的地步），可以种蔬菜来卖。而且，冰少了之后，格陵兰可以提供很多矿藏。大企业已经为全球变暖做好准备了。我不觉得，资本主义会傻到毁掉自然，然后把自己也毁了。它总能从灾难中获利。战争不就是这样吗？战争总是有利于资本主义。
Q：
您说辩证法是某种“主体立场的转变”，或“主体的立场转变”。会不会让人觉得这是某种（哪怕是不均衡发展的对立面的）同一性原则，仿佛不均衡发展是同一个根本原则或核心的不均衡发展？我不由得想起阿尔都塞，他批评黑格尔的哲学表达了某种单一的本质。
A：
这个问题要复杂些。可是，你别忘了，阿尔都塞晚年，哪怕还没精神失常之前，就很清楚自己的黑格尔解读有问题。最后的作品里，他开始改变他对黑格尔的立场。我认为，阿尔都塞没有很好地理解黑格尔，而且，认识他的人告诉我，他自己在晚年也承认了。阿尔都塞批评的黑格尔形象是特别简单化的，就是不断进步、理性的、“理性终将胜利”之类的。其实不是的，黑格尔的思想要更悲剧些。比如，你不能忘了他说“历史的终结”，这不是某种永久和平。在《历史哲学》和《法哲学原理》最后，他都指出战争的必然性。在他看来，只要有主权国家，就会有战争。他很清楚，今天的一切伦理学都是战争伦理学。就算在西方国家，一个典型的国家，是怎么运作的呢？你有权享受一定自由，可以追求你的生活、幸福、私利，但你真正的伦理义务是，一旦国家处于危急关头，“你准备好为国家献出生命吗”，这才是伦理的真理。所以，悖论之处在于，我们的伦理依然立足于这样的观念：至高的伦理行动即战争——准备为国献身的那种战争。但是，我认为，在今天的全球危机下，我们必须摆脱这种逻辑。 （本文有删节）
插图 / 盖井
排版 / 冷饭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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