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约旦河到地中海正如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一个真正自由、民主，属于人民的国家，其公民权应当赋予所有人同样的特权和资源。哪怕从现代民主的最低标准来看，这也只是相当基本的东西，但以色列和美国的政治领导人却将这描绘成不现实的，甚至不公平的。许多生活在以色列野蛮统治下的人认为，一国方案唯一现实的长期解决办法。“一个民主国家运动（One Democratic State Campaign, ODSC）”于2018年发起，呼吁两国人民实现“充分的公民平等”以及返回故土的权利，并建立一个进程，修复犹太复国主义政策为巴勒斯坦人制造的“历史恩怨”。ODSC的宣言呼吁“政治民主，不分民族、种族、宗教、阶级与性别地保护集体权利和结社自由，确保所有语言、艺术和文化能够自由地繁荣发展。任何团体或集体都不应享有任何特权，也不控制或支配他人。宪法将剥夺议会制定任何歧视特定社区法律的权力，无论这一社区归属于何种种族、民族、宗教、文化或阶级”。ODSC将其呼吁与阿拉伯世界和国际上的进步运动联系起来，争取一个“没有剥削、种族主义、不容忍、压迫、战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世界。两国解决方案的支持者经常引用所谓犹太人自决权。然而，犹太人的自决权并不意味着犹太人的建国权。正如彼得·贝纳特（Peter Beinart）最近指出的那样，向所有人提供建国的权利，只有在排除并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时才是可能的，而以色列恰恰印证了这种说法。以色列声称自己为所有犹太人代言，是犹太人的“家园”。但即使在以色列犹太人社会中，非白人犹太人也受到国家的歧视，被剥夺了文化自决权。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长期以来将犹太侨民与其最合乎逻辑的盟友——受压迫的少数民族——隔离开来，并将犹太侨民与那些厌恶他们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联系在一起。这破坏了对阻挡右翼崛起的团结力量。几十年来，建立一个单一民主国家的想法一直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亮点。一国解决方案呼吁让民主和自由遍及历史悠久的巴勒斯坦地区，从约旦河到地中海，终结犹太民族政权的统治。然而，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alestinian Liberation Organization, PLO）投降之后，接受了奥斯陆协议中限制性条款的巴勒斯坦执政党士气低落，削弱了许多遭遣散基层抵抗力量的稳定性与视野。对巴解组织日益增长的不信任，以及巴解组织维持和受益于无休止的空洞谈判的表现，也使人们对两国框架的幻想破灭。绝大多数巴勒斯坦人同意，两国解决办法是不现实的。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一个民主国家，尤其是年轻的巴勒斯坦人和散居国外的巴勒斯坦人。抵制、撤资和制裁（Boycott, Divestment, and Sanctions, BDS）运动的巴勒斯坦联合创始人奥马尔·巴尔古提（Omar Barghouti）称，这样的解决方案“更公正、更道德，因此也是持久的选择”。在没有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期待巴勒斯坦民间社会提出的BDS呼吁，这些呼吁为结束以色列的殖民政策奠定了基础：结束民族主义和以色列对所有阿拉伯土地的占领，拆除以色列的种族隔离墙，维护巴勒斯坦难民的权利。如果你相信民主、正义和结束一切形式的压迫，你也应该支持一国解决方案，从河流直到海洋（From the river to the sea，经常代指目前以色列国与巴勒斯坦领土所在的巴勒斯坦地区，被各种巴以问题观点用作口号的一部分并加以不同的解读，译注）。 译者按：在中文互联网对巴以问题日趋减少的关注中，“一国解决方案”是没有受到应有重视的观点，正如译文中介绍的那样，这种方案反对建立与以色列分离的巴勒斯坦主权国家与巴以硬边界，首先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方案的绝大多数支持者并不是主张保留现有政治制度的以色列国单方面吞并巴勒斯坦领土。而是主张对现有的以色列政权与社会展开深入变革，从而在未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国框架内实现巴勒斯坦人的政治民主与权利平等。上述观点主要基于两点论据：首先以色列数十年来通过不断建立零散定居点的策略，已经完成了对约旦河西岸巴勒斯坦领土的“斑块化”分割，即便在未受到直接控制的巴勒斯坦领土，以色列的长期封锁也基本摧毁了巴勒斯坦人的经济，使其不得不依附于以色列市场，更有甚者，以色列军事力量在自己认为有必要的情况下可以任意进出巴勒斯坦领土，因此未来的巴勒斯坦国不可能拥有完整主权，只能处在对以色列的依附状态中；其次，当前以色列对巴勒斯坦领土有计划的占领与对巴勒斯坦人的严格管控已经事实上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单一的，白人犹太种族至上的种族隔离国家，巴勒斯坦人与获得以色列公民身份的阿拉伯人正作为次等公民在以色列政权的管辖区内生活。因此，欧美左派指出，真正的问题不是如何争取巴勒斯坦人建立主权国家，单方面脱离以色列政府占领的权力（巴勒斯坦人当前没有，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获得这种权力），而是如何在更广泛的社会范围内争取巴勒斯坦地区全体人民的民主与平等权利。为了深化一国解决方案的观点，欧美左派也大量参照南非终结种族隔离制度的经验，去论证这一方案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但是，正如名义上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难以摆脱对以色列国的依附于受殖民状态，在未来以色列-巴勒斯坦国中获得一般意义宪政民主的巴勒斯坦人，恐怕仍然难以撼动以色列犹太人业已建立的牢固经济霸权地位，而几乎注定要沦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内永久的贫困阶层。而这一预测完全可以在后种族隔离的南非社会获得印证。由此译者认为，宪政民主与资产阶级共和国仍然不是一国解决方案所应包含的真正可行内容。现在必须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主张，应当以包括巴勒斯坦人武装斗争在内的手段，争取在未来的以色列-巴勒斯坦国中实现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不仅仅要推动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政权结构的深刻转变，而且更应当重新分配这一地区的经济权力，终结社会成员间依据种族差异展开的，不平等的经济权力关系，以彻底推翻巴勒斯坦地区的政治经济特权集团，实现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人的解放与民族和解。问题仍然不在于这一主张是否具有可行性，而是在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世界性低潮的今天，围绕两国解决方案的一切政治实践失败已然证明，基于社会主义与人民民主的一国解决方案是唯一有希望实现巴勒斯坦地区长期和平的政治主张。而正如欧美左派开始注意到的那样，无论在北方国家还是南方国家，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叛乱的长期镇压已经成为了遏制一切群众抵抗的典范。巴以问题因此也就不能当做中东问题的一个局部环节来随意对待，而是应当被视作理解并撬动当代全球政治一个重要支点。就像南非的历史经验为巴以一国方案提供参照那样，巴以问题一国方案也应当为在全球范围内深入思考独立与依附，反叛与镇压等一系列范畴提供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