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立 | 西雅图，“华盛顿州的苏维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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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卡尔·温斯洛（Cal Winslow）

翻译：庞贝古城

校对：坩埚抒情诗人

本文转载自《新左派评论》。

作者卡尔·温斯洛（Cal Winslow）是《激进的西雅图：1919年总罢工》（Radical Seattle: The General Strike of 1919）和《加州劳工内战》（ Labor’s Civil War in California）是作者、《E.P.汤普森与新左派的建立》（E.P. Thompson and the Making of the New Left）的编者。

在亚马逊公司统治西雅图的几十年前，西雅图的劳工抗争和激进行动十分火热——那里发生了美国唯一一场真正的总罢工。

1919年2月3日西雅图总罢工开始时，《西雅图工会纪录》头版。华盛顿大学

西雅图在它代表性的灰色天空下闪闪发光。从中国来的集装箱运输船在艾略特湾等待卸货，游船启程前往阿拉斯加正在萎缩的冰川。摩天巨轮耸立在57号码头上，到处都是游客。两个巨型体育竞技场占据着滨水区的南端，很久以前，渔夫在那里闹事、码头工人在那里的巨轮旁罢工——1916年失败了，而1934年最终获胜。橄榄球球场是微软合伙人保罗·艾伦（Paul Allen）的战利品，他筹集了用于建设这球场的公共资金。那里最好的包厢座位售价超过1000美元，门径处有一排排高档餐馆和酒吧。联合湖南边，艾伦的瓦肯（Vulcan）房地产公司正在为另一家科技公司亚马逊建造总部大楼，并配有相互连接的球形玻璃温室，里面是一个微型雨林。脸书和谷歌也要搬进来。在这些新发展的推动下，绿宝石城拥有美国主要市区中增长速度最快的人口。世界上最富有的两人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和比尔·盖茨（Bill Gates） 均在此定居。

这么说，西雅图繁荣昌盛，是个重要的地方。但是我们可否问一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也许是新镀金时代的舞台背景，企业财富和“生机勃勃”的街头生活把注意力从各种社会矛盾分散开。西雅图人不介意下雨；实际上，他们喜欢待在户外。然而，公共空间非常珍贵，而且沙滩的使用权受到了严格限制。科技工作者为西雅图评价甚高的“宜居性”洋洋得意，可是住房成本的上涨速度甚至比旧金山湾区还要快，交通状况也令人难以忍受。每天晚上有数百人睡在街上。帐篷城的出现使人回忆起20世纪30年代商业区南边的泥滩上建起的“胡佛村”棚户区，它们也像胡佛村一样不欢迎当局。同时，在城市的其他地方，人们的第二套房屋比比皆是。

尽管如此，幽灵仍在这里游荡。这个幽灵就是过去的记忆，尽管这些记忆已经日渐模糊。这里是斯勒街（Yesler Way），曾被称为滚木路（Skid Road），因为原木会沿着山坡向下滚到岸边亨利·斯勒（Henry Yesler）的锯木厂。现在，这没有特点的大路上遍布旅客经常光顾的咖啡厅，包括这座城市无所不在的星巴克连锁店的一个分店。曾经，破烂不堪的沙龙、妓院和廉价旅馆此起彼伏，使得滚木路成为了任何穷人聚集区的同义词：一个粗野下流，甚至有些激进的地方。世界产业工人联盟在这里的伐木工人、流动农业工人、前往育空的矿工以及船厂工人中间扎下了根。正是这些船厂工人领导了1919年2月6日~10日的西雅图总罢工，美国历史上唯一真正的总罢工，这一次美国工人真正接管了城市运转——这种努力为这里赢得了“华盛顿州苏维埃”的名号，而现在它却被交给了新经济的亿万富翁。

1.

太平洋的枢纽

西雅图坐落在北太平洋的“内陆海”普吉特海湾（Puget Sound）和淡水湖华盛顿湖（Lake Washington）之间的狭长地带。俄勒冈条约确定合众国和英属美洲间的北纬49度线边境数年后，1851年，随着来自伊利诺斯州的几十名移民的到来，非土著居民的定居开始了。新来者以该地区杜瓦米许（Duwamish）和苏魁米什（Suquamish）部落的酋长希尔斯（Sealth）给小镇命名。此后的1869年被华盛顿地方立法机关合并时，这座城市只有两千居民。到世纪之交，这个数字将会暴增至八万。值得注意的是，西雅图和其南边30英里的塔科马港市（Tacoma），是与北部铁路竞争的产物。由于比加利福尼亚州离海参崴和亚洲市场近两天，西雅图成为了北环太平洋地区的主要供应枢纽，夺取了旧金山从前在整个太平洋海岸的霸权。西雅图不仅掌握了华盛顿州的森林和帕卢斯草原（Palouse steppe）的优质小麦地带，而且还控制了阿拉斯加的贸易和渔业，那里的经济曾因克朗代克淘金热中探矿者的涌入而得到发展。分销业和批发业以及造船业的工作，吸引移民逃离东部的贫民窟、失业和贫困——他们是被纳入黑名单的铁路工人、被解雇的矿工、忍饥挨饿的小麦农场主。1919年，蒙大纳（Montana）的阶级斗争战场比尤特（Butte）市的市长访问西雅图时，他发现大量前铜矿工人在造船厂中工作。如果说明尼苏达州和附近的农业州吸引着来自繁荣地区的斯堪的纳维亚移民，尤其是瑞典人，拥有采掘业的华盛顿州西部吸引的就是穷得多的挪威和芬兰移民，尽管总罢工中的核心活动家来自不列颠群岛。

惠好木材信托（Weyerhaeuser Lumber Trust）在华盛顿州西部的木材经济占统治地位，它对古老的雪松林、西部铁杉林和道格拉斯冷杉林发起了全面进攻。来自华盛顿州的木材将会用来支撑西部的铜矿矿道，铺设铁路线，以及建设快速扩张的城市，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伐木工人每天辛勤劳动十二小时，每周工作七天，然后睡在公司的棚屋里。工厂里的条件并不更容易或者更安全：巨大的锯片、致命的皮带、可怕的噪音、尘土、烟雾和火。当冬季暴雨降临，伐木工人卷起铺盖卷逃往滚木路。他们会留在那里，陷入债务，直到工作机会和木材商赶着他们回到树林中。西雅图的资产阶级鄙视的称他们为“木材野兽”。

有钱人家住在远离滚木路的第一山和国会山长满树木的林荫大道上，沿着木兰崖（Magnolia Bluff），俯瞰麦德罗纳湖和华盛顿公园。他们以蓬勃发展的文化生活为荣，包括一个位于尤尼参湾（Union Bay）的法国文艺复兴风格的大学。政治家和他们的报纸可能会争执该怎样处置臭名昭著的滚木路，但西雅图是坚定地站在进步的一边：妇女参政、合作社、市政所有权、发展。当城市从先锋广场周围地势低洼的基地向外扩张时，为了开发商的利益，附近山丘的顶端被削掉了，被称为“降级”。邻近的巴拉德镇（Ballard）在1907年被吞并，四年后港口被归为市有，这是为了小型制造商、小型航运公司和担心压低利率的农场主而打击大型铁路和航运公司的利益。新西雅图港开发出了全国最好的海滨设施，包括今天集装箱码头仍在使用的那种可移动门式起重机。在那些年里，连接普吉特海湾和华盛顿湖的船舶运河的建设也开始了。

19世纪90年代，西雅图附近的乌托邦式土地税征收方案吸引来了理想主义者和自由思想者。《工会纪录》（Union Record）的编辑哈里·奥特（Harry Ault）在斯卡吉特县（Skagit County）平等殖民地（Equal Colony）的一个幻灭的民粹主义者家庭中，度过了他的少年时代。他回想起当1894年科西（Coxey）军穿过辛辛那提（Cincinnati）时，母亲给其中的失业工人提供食物。20世纪10年代，西雅图的老牌工人阶级社区，位于“斯勒街以南”雷尼尔山谷中的巴拉德里是一片破败的景象：糟糕的住房、俗套的便民设施、缺乏对海湾和绿色森林或者远处大山脉的使用权，这基本上就是这座城市过去珍视，现在仍然珍视的所有东西。但是，在市政改革家中，这却不是什么一个问题。

体力劳动不但危险还报酬微薄：当时的一个劳工活动家这样写道，“差不多每天都有倒霉的船厂工人被抬进灵车”。美国劳资关系委员会于1914年在西雅图举行听证会时，威斯康辛州的杰出劳资关系专家约翰·康芒斯（John Commons）注意到一种“比美国任何其他城市都更要充满仇恨的雇主和雇员之间的情感”。西雅图的工人作为一个阶级对抗他们的压迫者，而且作为一个阶级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化：不受黑帮控制的“清白”工会；一份大量发行的劳工所有的报纸《工会纪录》——它在1918年成为日报，是同类报刊中独一无二的一份；那次罢工的余波中，它的发行量突破十万。社会主义学校对内对外举办讲座；IWW歌唱小组；社区舞会和野餐活动。密尔沃基（Milwaukee）可能有一位社会主义国会议员维克多·伯格（Victor Berger）；洛杉矶差点就有一名社会主义市长乔布·哈里曼（Job Harriman） ；但是西雅图的社会主义者是工人阶级和“赤匪”。

社会党领袖尤金·德布斯（Eugene Debs）评价华盛顿州为“最先进的”，并长期以来认为华盛顿州可能首先实现社会主义。选举成功很难实现，但华盛顿声称有几千已付清会费的拥护者，党员在人口中所占比例排名第二，仅次于俄克拉荷马州。旷日持久的派系斗争后的1912年，左派在西雅图控制了该党。美国劳工联合会支持行业工会，对于支持其保守派主席塞缪尔·冈珀斯（Samuel Gompers）的国家级政党官僚来说，产业工会的支持者是个麻烦。西雅图的工人压倒性地支持产业工会的原则——它们意味着工人的控制权。“我相信我们中有95%同意产业应由工人控制，”奥特写道。尽管如此，大部分工会保留了对AFL的从属关系。进步派对按行业分类感到不满，但是他们觉得IWW不切实际，而且想要保持在“主流”中。

他们寻求西雅图中央劳工委员会主席詹姆斯·邓肯（James Duncan）的领导。邓肯是一名出生于苏格兰法夫（Fife）的金属工人，明显被工团主义影响，他的妥协准则后来被称为邓肯主义。

这座城市的劳工运动以SCLC为中心。为了保证所有特定产业内的行业协议同时运行下去，SCLC协调而不是取代行业工会，以此实现集体谈判。尽管邓肯是一个经常从左翼思路质疑AFL的IWW批评家，他仍然承认AFL是“一个标兵”。在这个环境中，社会民主主义和革命工会主义可以共存。西雅图是IWW的大本营，也是社会党的大本营和它西部的报纸《产业工人》的发源地，同样是以大规模逮捕、打斗和胜利结束的言论自由斗争事件的舞台。“两张卡”工人很常见：AFL卡是工作，IWW卡是原则。

然而，阶级团结并不包容所有人。迟至1917年9月，《每日来电》（the Daily Call）报道的肉类加工业罢工的其中一个议题就是工人要求获得一名白人厨师。爱丽丝·洛德（Alice Lord）是西雅图妇女工人尤其是女服务员颇有才能的组织者，同时也是公认的排外主义者。这时的西雅图黑人工人相对较少，在人口中只占1%，他们做任何能做的工作，包括在1916年码头工人罢工中搞破坏。

但是，在占大多数的白人中有态度转变的迹象。西雅图最受欢迎的街头演讲者、社会主义煽动家凯特·萨德勒（Kate Sadler）在黑人教堂演讲，而且他是对排外和车间种族隔离的严厉批评者。无独有偶，《工会纪录》坚持认为必须“在西部打破种族障碍”。奥特在一场讨论日裔移民的国会听证会上说，只要回忆起他在种族隔离的肯塔基州度过的幼年，他就“无法忍受种族偏见”。

1914年巴拿马运河的通航增加了西海岸贸易，结束了之前一年笼罩着美国的经济衰退。为了在船运公司的财源滚滚中分一杯羹，码头工人于1916年6月1日发起罢工，要求公司只雇佣工会成员、提高工资、建立九小时工作制。旧金山的工人很快妥协了，但西雅图和塔科马还在继续。当太平洋水手工会负责人安德鲁·弗劳斯（Andrew Furuseth）在9月举行的SCLC会议上为旧金山的领导权辩护时，伴随着“懦夫”和“退出者”的喊叫，他被赶出了大厅。

这场罢工震动了西雅图。华盛顿国民警卫队沿着港口部署兵力，那里“像一个战场。不属于工会的人们去富人区寻衅滋事。工会里的码头工人在码头和船上痛打工贼。那里有肉搏也有械斗，有船坞爆炸和码头失火，有人开枪，有人倒地。”到10月4日罢工结束时——塔科马和一些小地方拖了更长时间——码头上有850个工贼在工作，而码头工人失去了对海滨的控制。他们在自由雇佣制和排除掉国际码头工人组织和IWW的“芬克大厅”的协议下复工了。

西雅图北部三十英里外的“烟囱城市”埃弗里特（Everett）的织布工们进行了绝望的罢工——他们成为了恐怖统治的受害者。“埃弗雷特警察和木材公司保安在每个阶段都采取主动，以在街上讲话为由殴打和枪杀工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Anna Louise Strong）回忆说。她曾为《纽约晚报》报道了这场动乱。1916年11月5日，三百名IWW会员登上了前往磨坊镇的维罗纳（Verona）和卡利斯塔（Calista）轮船。船上没有人期望得到当局的热烈欢迎，但也并未预见到会遭谋杀。维罗纳抵达后，遭到了警察和联防队的枪击。

至少有五名赤手空拳的工人被杀，还有数十人受伤。两名“公民代表”也被杀害，尽管致命的几枪是从海岸上射出的，维罗纳号上的74人还是被指控犯有谋杀罪。埃弗雷特大屠杀在某种程度上是太平洋西北地区的彼得卢（Peterloo）惨案：对言论自由、公平竞争和“权利”这一概念本身的攻击。西雅图的工人阶级先是难以置信，随后，愤怒遍及了整个地区。IWW令埃弗雷特屠杀案轰动一时，代表被告在西部巡回演讲。“这74人代表移民工人，这一群体虽然在这个西方国家受到了残酷的剥削，”IWW的组织者伊丽莎白·格雷·弗林（Elizabeth Gurley Flynn）在十多场集会中说，“但与人类的任何其他成员一样，他们希望在生活中拥有美好的事物，而且正在IWW中组织起来以争取这些美好的事物。” 大众舆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左翼倾向高涨。

SCLC说服了西雅图律师乔治·范德维尔（George Vanderveer），这位“为穷苦人辩护的律师”，来协助维罗纳的被告。次年春天，在他的努力下被捕工人无罪释放。《每日通话》报道说IWW的会员人数已经增加到2万，而IWW会员现在雇用了十来个有薪酬的组织者——这些数字也许被夸张了，但是在码头遭受严重挫折之后，毫无疑问许多新鲜血液加入了IWW。

IWW会员将这种前进势头推到了密林中：一场约五万名伐木工人参与的总罢工。“营地里的不良空气毁了他们的肺，劣质食物毁了他们的肚子。恶劣的条件令他们短暂的生命充满痛苦。”伐木工人组织者詹姆斯·汤普森（James Thompson）在西雅图的听证会上这样对工业委员会说道。IWW一直把西部的流动工人视为偶像。他们从西雅图出发组织他们，并获得了成功。他们的要求通常很简单：每天工作8小时，周日和公定假日放假，获得清洁的厨房、令人满意的食物和一张带有干净被褥的弹簧床，禁止雇佣16岁以下的工人，不歧视IWW成员。2017年7月，IWW在西雅图的梦境溜冰场（Dreamland Rink）举行了3500名工人出席的群众集会。大会从唱《永远团结（Solidarity Forever）》开始，凯特·萨德勒（Kate Sadler）和IWW组织者J. T.“赤匪”多兰（J. T. “Red” Doran）是演讲嘉宾。

警察、治安官、国民警卫队和美国陆军以野蛮镇压对罢工做出了回应。他们将监狱塞满、殴打囚犯。罢工领袖詹姆斯·罗恩（James Rowan）和20名IWW成员在斯波坎市（Spokane）的一次突袭中被捕。联邦政府组织了一个敌对组织，即伐木工和木材商忠诚军团。随着罢工爆发，IWW会员调整了他们的策略：“在工作中罢工”，伐木工人按他们要求的八小时轮班工作。1918年3月达成的结果令人震惊：工人们赢得了8小时工作制以及一系列营地改进。

这是IWW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也带来了IWW之外的阶级自豪感。邓肯描绘出其中蕴含的再明显不过的道理：“以IWW命名的极其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主要是由那些认为常规工会主义‘太慢’的人组成的。”他承认，这是“来自海岸上的对工联主义声望的威胁。”

然而，随着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将美国带入第一次世界大战，联邦军事采购引发了工业繁荣，传统的工会主义也兴旺起来。邓肯在1917年7月庆祝地说：“在有组织的劳动史上是红字的一年。已经组织了十多个新工会，所有西雅图工会都在蓬勃发展。” 他特别提到了成员数已增至1600人的有轨电车行业和有将近1100名成员的话务员行业。

洗衣店女工采取的劳工行动尤其使西雅图的体面阶级产生了恐惧。一周之内，该市所有主要洗衣店或多或少都关闭了。旅馆和俱乐部开始缺少干净的亚麻布。 资产阶级报刊《西雅图时报》担心“家庭洗衣盆将在成千上万的西雅图家庭中重新派上用场。”洗衣工将她们的经验带到了附近社区：弗里蒙特的集会，雷尼尔谷的游行。被充满敌意的舆论所刺痛的雇主们迅速投降了。但是，假如这样的胜利提高了工人阶级的觉悟，他们就会进行猛烈的镇压，更恶劣的还在后面。小威廉·普雷斯顿（William Preston）透露，“西北部的木材经营商为联邦政策的发展提供了最初的动力”，也就是“红色恐惧”和帕尔默袭击。

西雅图的工人运动固然很强大，但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意义上却并非如此。美国于1917年4月加入欧洲的大屠杀，将异议变成叛国罪。联邦政府脱下手套，果断地采取行动反对IWW，直指其最高领导层。在芝加哥，有101名成员因涉嫌一系列密谋而受到审判和定罪。国家的强制措施在西雅图推行，将其视为“亲德布尔什维克主义”的中心。

华盛顿特区的调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on）将该市的工人蔑称为“地球上的败类”，他们认为工人们眼中“除了警察的警棍或人身暴力之外，没有任何法律或权威。”警察进行突袭，洗劫办公室，实施大规模逮捕。社会主义党州秘书长埃米尔·赫尔曼（Emil Herman）被控违反《间谍法》，并被监禁在麦克尼尔岛联邦监狱中。前SCLC主席休勒特·威尔斯（Hulet Wells）与长期任职的码头工人主席萨姆·萨德勒（Sam Sadler）由于一起散发“拒绝征兵”传单，在联邦监狱中被判处两年徒刑。

2.

款待石勒喀

在这种异常紧张的气氛中，革命在1917年圣诞节之前的星期五来到西雅图。俄国货轮石勒喀（Shilka）号飘扬着红旗、喷着蒸汽，开入埃利奥特湾（Elliott Bay）。 西雅图的社会主义者、IWW会员、码头工人、金属工人、女服务员和木工都争先恐后地去码头迎接新来者，海军军官和市警察也警告说，这艘船可能装有布尔什维克黄金，甚至还有弹药。实际上，石勒喀号装载着黄豆和豌豆，仅仅是需要补充燃料。但是苏联海员的到来本身就是一个重大事件。对于工人来说，它的到来带来了不少节日气氛。

水手们广受赞美，他们发表演讲，获得了赞辞和自发的歌声——《马赛曲》，还有《红旗》。数百名西雅图居民挤入第二大道的IWW大厅，以热烈的掌声迎接台上的年轻水手丹尼尔·泰拉尼诺夫（Danil Teraninoff）。社会主义报刊《每日通讯》报道说：“西雅图过去从来没有表现出像当俄国工人朋友登上讲台时这样的革命情绪。”石勒喀号的来访标志着西雅图工人的对十月革命非凡的浪漫情绪，他们热烈地同情和声援这场在美国语境下空前的革命。根据已故的菲利普·弗纳（Philip Foner）的说法，“没有哪个机构比西雅图中央劳工委员会更坚决地捍卫俄国革命。”西雅图的AFL国家代表大会代表被迫正式承认刚起步的工人国家，但这无济于事。

码头工人拦下了有标着“缝纫机”的货物的铁路车辆，发现了送往西伯利亚前线的海军上将科尔恰克的白军的步枪和弹药。IWW决定，他们“宁愿饿死也不愿为装载执行谋杀任务的船只领取工资”。当局在歇斯底里的间隙中警觉了起来，“发现”了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对此工会主义者有充分的实际理由予以否认。

直到最近，历史学家才倾向于以表面意思接受这些否认，试图消解这些重大事件的意义。正相反，在西雅图总罢工中，俄国革命确实是一个因素，一个矛盾的因素：在鼓舞左派的同时，又使上层阶级感到恐惧。

那些年间，西雅图的政治文化不仅受其动荡的劳资关系史影响，而且还受国际范围内席卷工人阶级的运动潮流的影响。《工会纪录》发表了列宁的来信，包括他的《致美国工人的信》；《产业工人》报道了在利兹举行的工党社会主义会议，会上，拉姆西·麦克唐纳（Ramsey MacDonald）以及他身边的汤姆·曼（Tom Mann）、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和贝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为俄国革命“高呼万岁”。产业激进主义新精神的传播已经远远超出了它在IWW内部的支持者的范围以外。即使在管理问题“简单淳朴”的地方，也发生了激烈的冲突。AFL也感受到了压力，与雇主的合作以及对合同神圣不可侵犯的严格坚持、按行业划分的管辖边界以及国家官员的权威，都被越来越多的工人拒绝。

所以说，1917年的庆祝活动是1919年大罢工的序幕。西雅图工人在十月革命中看到了自己，这是他们在西雅图斗争的目标的化身。“从世界各地的工人的立场来看，”邓肯写道，“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和这件事的重要性相提并论：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带领下，超越了国际资本主义的贪婪和这些掠夺者摧毁一切不服统治者的决心带来的艰难险阻。”1919年11月7日，两千名码头工人挤满大厅庆祝十月革命二周年，当IWW的J. T.多兰从前厅走到讲台上并开始讲话时，他们“欢呼雀跃”。多兰已经从亚特兰大联邦监狱获得保释，马格登（Magden）说他发表了令人振奋的演讲，将俄国工人革命形容为“自封建主义倒台以来最伟大的事件”。

3.

工会城市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西雅图的工会会员人数自1915年以来已增长了三倍，实际上创建了一个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城市。由于没有工贼，总罢工中不再需要纠察队。

对少数族裔的偏见得到了缓解，挑战着管理层时刻准备着的分而治之策略。 在罢工前夕，日裔工会向SCLC要求加入罢工委员会，并获得同意。“罢工令我们兴奋不已，但是请暂停片刻，向那些在自己的工会投票参加总罢工的日裔理发师和饭店员工的行动表示敬意，”《工会纪录》评论道。“这些日裔应得到更多赞誉，因为他们其他劳工运动拒之门外，主动加入罢工。我们希望，这一劳工团结的明证将来能对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产生影响。”黑人工人于同年晚些时候被接纳为西雅图工会的正式成员。

总罢工开始于战时压低工资一段时间后，造船厂工人向SCLC要求在工资纠纷中提供支持。西雅图共有3.5万船厂工人而总人口约有30万——塔科马还有1.5万人。这一产业将当地工人阶级的两个部分——季节性的伐木工人和收获工人以及城市的熟练技术人员，有效地结合在了一起。

尽管其劳工运动强烈反战，西雅图向海军交付的船舶比其他任何港口都要多。可能有多达十万工人，包括许多失业者，响应了总罢工委员会的号召。在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养活人民，在街道上巡逻，并庆祝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的工人夺权，直到针对他们的多股力量联合施压——警察和西雅图好战的市长奥勒·汉森（Ole Hanson）招募的特派治安官；战争部长牛顿·贝克（Newton Baker）部署的联邦部队；大型报纸；AFL的国家领导人以及其分支机构——打破了罢工工会的决议。

敌对行动开始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写道，西雅图罢工本身不会给东部的大型商业联合企业带来很大麻烦。“但是，关闭西雅图的资本所控制的产业，同时工人组织起来养活人民、照顾婴儿和病人、维持秩序——这将使他们采取行动，因为这太像工人夺权了。”

在埃弗里特案的鼓舞下，斯特朗接受了《工会纪录》的副主管职务。她很可能是IWW成员，在社会主义圈子里生活和工作，还保留了早年的熟人——包括一个俄国流亡者，列宁的朋友。她组织了该报的大部分国际新闻报道，特别是俄国部分，并撰写了其社论；她时常是总罢工的发声者。

在柏林、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的共产主义起义，克莱德的红旗以及都灵火热之夏这一值得注意的背景下，西雅图罢工为美国非同寻常的工人阶级反抗之年开了第一枪，诸如此类后无来者的事件：波士顿警察罢工；钢铁、煤矿和纺织业的全行业行动。随后的工人阶级退却的时代始于IWW的崩溃、社会党的分裂和瓦解以及雇主的反革命运动——美国计划（the American Plan）。至于西雅图本身，紧急舰队公司取消了新船订单，迫使成千上万的船厂工人因冗余被裁员，而海滨雇主协会又重新引入了自由雇佣制。

但是，劳工激进主义并没有在1919年后死去。总罢工和IWW战斗精神在地下、在老IWW成员生动的记忆中以及20世纪30年代年轻社会主义者的战斗中，继续存在着。

连同斯堪的纳维亚进步主义的底蕴一起，这一遗产为华盛顿合作联邦运动（Washington’s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Movement）奠定了基础，该运动使CIO工会和进步农民的联盟在奥林匹亚上台，并将共产主义者休·德莱西送进国会。在政府圈子中，这场总罢工并未被遗忘。1936年，罗斯福的邮政部长大卫·法利（David Farley）具有讽刺意味地向“四十七个州和华盛顿苏维埃”举杯，后来这一措辞在玛丽·麦卡锡（Mary McCarthy）的著作中广为流传。

4.

从波音到亚马逊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雅图转变为了“喷气式飞机城”。波音轰炸机——B-17，B-29和B-47以及因奇爱博士（Dr.Strangelove）声名大噪的B-52——从空中给被占领的欧洲和随后的朝鲜带来毁灭，这些轰炸机在一个杂乱延伸的工厂中建造，它背靠杜瓦米什河（Duwamish）和伦顿（Renton）的另一河，总共雇用了多达四万五千人。20世纪50年代中期，当政府订单开始枯竭时，该公司大量投资喷气式客机，以逃避高管们提心吊胆地提到的“和平问题”。707和737的成功使西雅图成为了一个公司城镇。

正因如此，战后繁荣在1971年的突然终止造成了冲击。波音公司将其生产劳动力从八万五千削减至两万，西雅图失业率攀升至14％，成为全美最高。然而，从微软在1980年代中期向东北15英里处的雷德蒙德郊区（Redmond）扩张开始，长达三十年的技术繁荣给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们消除了对这次衰退的记忆。亚马逊目前在西雅图雇佣了4万名员工，分布在三十来个办公室中，占据的办公空间比规模仅次于它的40家公司加起来还要多。它利用这种影响力阻止了旨在为可负担住房筹集资金的市政就业税的征收。

该公司大肆宣传它在自己的诞生地投资，但是，在它南联盟湖园区周围进行基础设施改善中投入的6.68亿美元中，有六分之五来自公共资金——这就是最近的“财富福音书”中的典型案例。喀斯喀特山脉的山脚下是封闭的郊区，那里曾经是IWW伐木工人的地盘。西雅图的港口仍然繁荣发展，但是建立起滨水区团结的老工人帮派已被起重机操作员和卡车司机所取代，尽管仍然占全球商品链的战略位置，但数量却要少得多。

1919年的一切留下了什么？它是否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遗产？尽管到目前很少，但我们仍然能在一些事件中发现对尘封的历史的一瞥，而这些事件可能为我们带来了某些新事物。总罢工八十年后，由蓝领工人、环保主义者和其他另全球化活动家组成的罕见联盟——“卡车司机和海龟（Teamster and Turtles）”——扰乱了西雅图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暂时地压倒了警察并切断了会议中心与城市其他地方的交通，与此同时，钢铁工人则在滨水区游行。

通过违抗宵禁、疏散令以及无视市中心区设置的包括五十个街区的“禁止抗议区”——西雅图和国王郡的警察、华盛顿国民警卫队与美国军队通过催泪瓦斯、橡皮子弹、震撼弹和警棍来将这些法令付诸实施——示威者迫使世贸组织在混乱中休会，令克林顿取消了他的联欢晚会。他们与1919年接管城市的工人同样勇敢无畏——甚至在包括大规模监禁、驱逐出境以及谋杀面前的最残忍的手段面前也有反抗。他们在西雅图的统治仅仅持续了五天，然而这短短五天时间的意义却无比重大。

插图 / 盖井

排版 / 刚普朗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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