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1日,是热心祖国教育和学术事业的美籍华裔教授万心蕙先生21周年忌日。她和丈夫王霈先生一起以自己的工薪积蓄为我国设立了多个奖学金,泽福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九江师范专科学校、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今天我们纪念这位万心蕙老人就是要用实际行动继承和发扬万心蕙精神，就是要尊师重教、切实管好、用好万心蕙和王霈先生设立的多个奖学金。
学人 | 鲜为人知的万心蕙教授
万心蕙女士简介
万心蕙女士号籣畹，祖籍江西九江市庐山区莲花乡。1918年4月15日她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没落世家，自幼家境贫寒，吃饭都成问题，读书更是困难，但她生性顽强，勤奋好学。靠四方亲友资助和奖学金，终于断断续续地上完了中小学，并于1942年毕业于北京辅仁大学历史系本科, 1948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部, 师从著名中西交通史专家张星烺教授, 同年通过奖学金赴美深造, 先后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哈佛大学等院校, 为了支持丈夫王霈先生(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王桐龄教授之子)的工作和抚养好几个子女, 她一度放弃了深入史学研究的机会。后来,她执教于美国达拉斯大学历史系等几所大学和社区教育中心,多年来她一直心系祖国教育事业和史学的发展。1987年开始她和她的丈夫王霈先生用多年来省吃俭用以工资积蓄的钱来资助筹建九江师专成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1988年10月正式成立)。1989年他们在北师大历史系设立了奖学金, 奖励优秀本科生和研究生。1990年他们在九江师专又设立奖励基金,以奖励从事美国史研究的优秀师生。1993年他们还在中国美国史研究会设立了奖励美国史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的奖学基金。她是北京师大历史系、江西九江美国研究中心和烟台师院历史系的客座教授,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的名誉会员。
（图为万女士祖籍莲花乡旧照片）
热爱祖国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正如万心蕙后来在她给燕京大学校友会写的回忆录中所说：“一生最大（原文如此）没想到的事是在时隔不到两年之后，我在有生之年看见祖国又站立起来了。在海外受歧视的我们更深切地感到荣耀。1950年预备要回国了，可是朝鲜战事起，美国禁止在美华人特别是高知识阶层人士返回新中国。”从此，她与众多留学青年一样事与愿违地做了个“美国人”。为了支持丈夫王霈先生的工作和抚养好几个子女，她一度放弃了深入史学研究的机会。后来，她先后执教于美国哈佛大学、萨佛克大学、得州大学、富陆大学和社区教育中心，可她一直心系的却是祖国的教育事业，翘首望归30年。一俟中美紧张关系得缓和，“文革”结束，国内局势稳定，年已花甲的她就不顾鬓染霜花终于于1978年首次回国，寻根访旧。
惦念家乡
正如后来她在回忆录中所说：“没给祖国服务，衷心内疚，因而总想找个报国之门。虽然在兰州大学、山西大学、内蒙古大学、山东师大等数省高校找到了几个短期讲课的机会，但终不见一个可长久立足能好好给祖国做一点事的机会。”当她看到九江遭受灾害的消息，立即给原江西省委书记万绍芬同志写信，要求尽所能及捐款2000美元，以示对灾区受难人民的关切和慰问；当她首次来到祖籍九江市庐山区莲花香寻根时，看见家乡里莲花洞中学的教学环境不好，先后两次捐款：2000美元用于资助学校建围墙、盖校舍，500美元用于添置图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她所苦苦寻找的机会终于找到了。1986年万女士致函九江市政府：“近闻九江有个师专，未悉该校有无兴趣为学生办两周或三周美国史与美国近况介绍讲学，我不需要任何报酬，旅费也由我自己承担。”在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九江师专上下理解、更珍惜这份炙手真情，聘请万心蕙女士为客座教授，从此开始了她每年来浔两个月，为师生传道授业解惑的经历，直到1995年她最后一次来浔，共讲学九次。1986年万心蕙还同九江师专校方协议，为九江师专最优秀的和有志于教育事业的人才，由她捐款2000美金在九江师专设立万心蕙奖学金（从96年开始奖金总额增至5000美元）在奖励基金存款期八年未满之前，每年发放的奖学金由万教授另行支付。
（第一排左起第三个为万心蕙女士）
重视史学
“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的创建和发展，是万教授又一个赤诚无私的奉献和一片心血的结晶。说到她成立中心时，她说：“看到国内各省大学几乎全无美国史书籍，于是我建议在九江师专设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书由我送。本着资源共享的原则，这份书籍是奉献给全国有做学术研究或翻译的人用的。”八年来，由于万教授的鼎力相助，“中心”的藏书量有了一定的规模，仅英文图书就有3000余册，另有数百册图书分别存放于云南大学、湖北大学、烟台师院、中国社科院及天津南开大学等地；此外还有各种杂志137本和几十份地图。这使校图书馆的英文藏书的数量和质量都达到了较高水平。这数千册图书资料都是万教授耗资巨（数）万美元，跑遍达拉斯附近的新旧书店精心选购，亲手打包又花费巨资（邮资与书价等值，另加8%的税款）邮寄来的，她还为每一本书查明其美国国会图书馆编排的书号，并亲自打制了书卡(注明书号，作者姓名、书名、出版单位和出版地等)。大概统计（了）一下，前后总共寄了61批书（不包括寄存外单位的书），每批三大包，按照美国邮局限制的最高标准，每包重33磅，每次寄一批书要驱车百里到达拉斯邮局，还要搬上搬下，这一切是何等的繁重、麻烦和细致的工作啊！对一位年逾七旬已身患重病的老人来说，更不待言。这些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史料价值，有的属于国内鲜见版本。到目前为止，除本校师生外，已有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南京大学、湖北大学和烟台师院的一些教授以及北大、南大的许多研究生和江西师大的学生多次前来查借图书资料。中国美国史研究会代理会长、中国社科院美国所研究员严四光先生的曾评价说：“琳琅满目。”在万教授的指导下，“中心”编有全部英文藏书目录《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英文书目录》一、二、三、四册，供需要者查找使用。
治学严谨
她公开声明：“我写文章既不为名……也不要钱，而要用忠诚于事实与真理的态度，直陈自己的观点，以求给学术界留一点历史研究的作品，给国内美国史学界填补一些‘空白’”。她尖锐抨击国内有些论文“很少有真正独到高见，有时可能还抄袭某些国外学者的论调，根据一点事实远非了解全貌，就随臆想而论断，……没有佐证就下断语”，认为“这不是学者的研究态度，不是历史，也不是研究，更无学术价值。”1976年来，她先后撰写了20余篇中文和英文论文以及学术报道，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或在学术活动中交流，有些论文还被其他学术刊物全文复印转载。为撰写这些论文，万教授还跑遍各地，查阅了许多图书馆的图书和报刊杂志，做了数千张资料卡片。又是历经几年，数易其稿，才琢成一文。而且每篇文章所引用的大量资料都详尽注明出处，编成注解，供读者查阅；另外还为所有英文译名编制了规范的中英文译名对照表，以示郑重。她这种呕心沥血，严谨治学的态度和精神，正是现今我国学术界需要大力提倡和学习的，本着这种精神，万教授对“中心”各成员的研究工作，也给予精心指导和帮助，从选题、提供资料（包括从美国专门搜集、复印、邮寄的大量资料），拟定写作计划，指导写作方法，直到修改、校对文稿等，几乎每篇论文和译文无不渗透了她的心血。在她的精心指导和热情帮助下，“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的成员已推出一批有关美国教育、农业、选举的研究，以及有关印第安人的问题、美国女权运动、哥伦布问题和美国城市史的研究或翻译成果，还出版了一部50余万字的有关美国史学史的译著，受到国内同仁的关注。这些成果虽未署万教授之名，但实际上它们都是著者译者和万教授合作的结晶。因此，万教授的逝世是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的巨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损失，我们从此失去了一位热诚严格的导师和益友，但她的科学、严谨、勤奋的治学态度和精神将永远是江西美国史研究中心每一位成员的座右铭。
无私奉献
我们知道万教授和王霈博士在美国一直过着非常勤俭的生活，她说，我工作（在职）的时候，每周工作60个小时，直到我70多岁时为止。每天至少驱车60公里。王霈先生70岁时仍在工作，用他朴实的话来说：“不工作就没有收入，生活就有问题。”他们家有四个孩子，把他们抚养成人，并让他们都接受了良好的高等教育，实属不易。平日的家务事他们全都自己干，从不请人。甚至屋漏墙塌，也舍不得请工修葺，仍由两位老人自己修；回国的长途机票，也想法子买减价的；不在乎得罪亲友，从不为之捎赠较贵重的礼品。……人们不禁要问，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不用这些钱在美国安度晚年，贻享清福或把钱留给子女？万教授说：“我们在国外的，看见外国人就觉得矮三尺，从1949年中国独立站起来了以后，我们再也不觉得在美国看见外国人矮了。”“现在我们知道，不费一兵一卒我们可以把香港拿回来了。这是谁的贡献？我觉得自己没有贡献这一点，这是非常遗憾的事。” “我问我自己能为中国做些什么？这么多年离开祖国，没有给祖国做点什么，所以学校当局接受这个奖学金，给我一个机会，我们也非常感谢。” “我们设立这个奖学金的目的，主要是想为祖国的教育事业做点贡献。虽然捐助的钱数量非常小，这是立足自己能做多少就做多少，一块小砖也可以给社会主义事业作贡献。”
她在回忆录中写道：“自幼穷苦拿奖学金的我，能有回报的机会是幸运的。在美国各种歧视下，做了多年低报酬的工作，只有靠节衣缩食忍辱挣来的血汗钱，设立一些小金额的奖学金……做些抛砖引玉的事。”她还说：“一个人一生不做点有益于社会的事，就没有精神寄托，这样在摇椅上安度晚年，又有什么意思？我现在要把辛辛苦苦挣来的钱，用来支持祖国和家乡的教育事业和学术机构，我所寄托的，就是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为祖国做点事情，帮助教育下一代。假如我逝在祖国，很乐意你们把我的一杯骨灰洒在长江、鄱阳湖。” “我早就对孩子们讲了：‘我们不会留下什么财产，我们已履行了做父母的责任，把你们已抚育成人了。我支持祖国的教育事业只是想尽一点海外游子的微薄之力。”
（从左至右分别为黄安年教授·王霈先生和张至善先生）
顽强自立
1996年3月13日万教授经医生检查确定她已身患重病，到1996年10月11日她不幸去世，期间历时只有七个月。从3月22日到4月8日的半个月里，她给她的一位年至花甲、身体有病的挚友庆贺生日，画画题字，寄生日卡，打长途电话，却只字不提自己患病的事，以免朋友为她担心难过；与此同时，她还在病榻上修改我们的文稿。从4月8日至6月18日这两个多月期间，她先后给在北京的学会秘书长及九江师专的领导写信，通报了自己的病情，说明她不能应邀去长春参加学会年会和到北京及九江工作的原因。尽管如此，她仍然十分关心祖国和学校的发展，她要求提前一年庆贺香港回归祖国，给九江师专有关人员发放王霈特别奖金；并大幅度增加万心蕙奖学基金。对学会的工作，尤其是长春会议的情况，她多次来信表示关注，对改进会风提出建议，询问会议详情，特别是奖学金发放情况，并多次要求学会给她寄刊物《美国史研究通讯》。她在4月23日信中写的一段话是很感人的，在详细介绍了她的病情之后，她说：“近些年在九江设立美国史研究中心，为各院校送书、写文章、回去讲课，别人看我很劳累，我自己并不觉得太辛苦，这是我70岁以后，这是我生命中最后八年能随心所欲做事的机会，若是因此得疾，我也无悔，只是八年太短了。”9月18日她给学会秘书长的最后一封信仍是索要《美国史研究通讯》。10月11日这天，令人尊敬的老人终于离开了她心爱的家人，离开了她魂牵梦绕的祖国和她所致力的事业以及她所有挚爱的朋友。临终前，她立下遗愿，用她家人的话说意思就是她去世后，丧事从简，不要举行追悼会，遗体火化，骨灰带回中国放在某个她心爱的地点。
万教授离开祖国近40年，入了美国籍，临终仍叶落归根。
热爱和报效祖国、服务社会、支持教育、关心后代、终身无私奉献，这就是70多岁的美籍华人万心蕙女士的人生追求和价值取向。生命垂危时，她依然初衷不改，心系祖国故土，关心祖国的教育事业和美国史学会及美国中心的工作，她仍然想念和关心着她所有的亲朋好友，却很少考虑她自己，这就是这位海外老人的赤诚之心！万教授虽然离开了我们，但她的崇高的爱国精神及无私的奉献精神，将与她所致力的各项事业一起永存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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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转自“九院视窗”公众号，特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