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笛：中国的史学研究，不是“碎片化”太多，而是远远不够

最近一段时间，中国历史学界关于“碎片化”的讨论多了起来，不少学者开始担心越来越多的研究集中在一些没有“历史意义”的小问题上，注重细节，忽视整体。其实，这种忧虑在西方历史学界出现更早。在西方，过去史学家在德国史学大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的影响下，主张历史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学家的基本职责是探索历史的真相，因此他们热衷于大历史的研究。但西方历史学界随后出现了“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和“叙述转向”(Narrative turn)，特别是1970年代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对整体史提出了挑战，主张历史和文学的结合，强调历史写作的叙事性和故事性，然后又是微观史、新文化史的兴起。①史学研究日益脱离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响，特别是对物质文化的研究，题目越来越小，越来越具体，但这些研究最容易被诟病为“碎片化”。②

但在中国历史学界，我怀疑碎片化是否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即使有了问题的苗头，但也不是现阶段值得我们担忧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说呢?整体化研究是近代中国史学的传统，史家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为执政者提供历史借鉴，犹如司马迁所说的，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949年以后的中国历史学界，更是把这种抱负发展到了极致，史家们或热衷于发现历史规律，或实现指点江山的抱负，结果复杂的、丰富多彩的历史，被简单地总结成为了几朵金花、几次战争、几次革命高潮等等，众多的学者拥挤在若干重大课题的狭窄道路上。

最近二十余年来，由于社会史研究的发展，西方新文化史和微观史研究的影响，宏观视野的通史性题目大大减少，专题研究日渐盛行，具体的小题目越来越受到青睐。但这种倾向引起了一些学者的担忧，他们开始对“碎片化”进行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青年学者和研究生，因为老一辈历史学家基本上是不研究“碎片”的。过去中国传统的精英研究取向，造成学者只关心历史重大事件、政治经济、风云人物等方面的研究，对芸芸众生和日常生活缺乏兴趣，或者认为没有研究的价值。其实，我认为，历史研究的价值不是由研究课题本身的重要性来决定的，而在于研究的历史眼光和历史解释，一些貌似平淡无奇的对象，史家却能从中发现认识和理解历史的深刻内涵。史家对什么叫研究的价值的理解是很不相同的，这经常是由他们的历史观和方法论所决定的。例如，研究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吃喝拉撒有没有价值?主张眼光向下、微观历史的研究者，当然会给一个肯定的回答。

现在我们讨论“碎片化”，是因为我们已经觉得这在中国成为了一个问题，认为对历史研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不可否认，任何研究都具有一定的意义，但这个意义的理解却是很不相同的。不少批评“碎片化”的学者，认为意义一定是能说明一个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理解。难道我们不认为如果一个研究，促进了我们对历史任何一个微小方面的理解，不也是一种贡献吗?从中国历史研究的传统和弊病来看，我觉得应该容忍或者说宽容“碎片化”，因为“碎片化”的研究，毕竟解决了一个小问题。

其实，我们所说的“碎片化”，是针对整体化而言的，如果我们不使用“碎片化”这个词，用“局部化”来代替，或许我们会觉得“碎片化”并非总是消极的了。任何一种“化”，都存在消极的因素，关键是消极到什么程度。如果我们说“碎片化”不是我们所追求的结果，难道整体化就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吗?难道我们可以认为整体化就是历史研究中的值得提倡的积极倾向?如果我们仔细研究一下现存的中国史学研究的成果，我们会发现其实我们对历史的“整体”了解得多，而“碎片”或细节了解得少。而缺乏细节或“碎片”的整体史，经常是一种有偏差甚至谬误的整体史。因此，我更倾向于对整体研究持挑剔的眼光，因为我们可以发现更多的研究是整体旗帜下的空洞化、重复研究，人云亦云，了无新意。

学者认为史学“碎片化”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问题小，而在于“以小见小”。③一些研究者不能把其课题放到更大的宏观问题上去讨论，并不能说就不具备研究的意义。我们喜欢用“开拓性”这个词来说明研究价值，其实一般来讲，研究“碎片”比研究整体更容易创新。所以，与其要求没有多少经验、没有能力去把握整体、初出茅庐的年轻学者(甚至没有出茅庐的研究生)去思考大问题，还不如鼓励他们去研究“碎片”。他们的论文哪怕有一丁点儿新意，有一丁点儿独到的发现，也比那些大而不当、雄心勃勃、但没有任何独创的所谓研究更有意义。“以小见大”固然不错，“以小见小”也并非不好，即有多少资料说多少话，而不是勉为其难地回答所谓历史的重大问题，或说似是而非不着边际的空话。也就是说，在任何研究中，我们所讨论的问题和所下的结论，一定要在课题和所使用的资料所能支撑的范围之内。

其实，根据我的观察，大多数被归入所谓“碎片化”的研究，也并非都是简单的描述，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努力探索历史的意义，虽然那些研究可能存在种种毛病，但主要的问题并不在于研究的“碎片化”，而是学术研究和写作的能力的制约。我们应该理解，课题本身经常决定了研究者最后所能回答的问题，若一些史家致力于一些政治性课题(如战争、政府、政党、思想等)的研究，我们当然期待他们的成果能够为我们了解中国政治变迁等大问题作出回答。而另一些研究课题，如物质文化的研究，我们的读者却不必有这样的期待。当然，如果有这类的小课题能帮助我们理解中国历史或现实的重大问题，固然是非常理想的结果，但这不是我们总是应该期望的结果。

其实任何历史研究，都必须有局部和整体，或者说碎片与整体，两者甚至不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没有局部，哪有整体?没有零件，哪有机器?当然，我充分理解一些学者批评“碎片化”的初衷，他们担心我们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和青年学者迷失在细节之中，特别使他们诟病的是，这些年轻学者不能把小问题提高到解释大问题或从更宏大的理论高度来进行分析。而我认为，批评“碎片化”的学者，对史学研究要求太高，雄心太大，不满足对“碎片”(局部)的认识，似乎任何研究课题，都要提供对国计民生等大问题的深刻认识，才算具有了研究的意义。

所谓“碎片”和“整体”，就是零件与组装的关系。整体是由碎片集成的，可以没有整体，但却不能没有碎片。一个技术不怎么好的技工，如果无法把零件组装成机器，零件毕竟还在，以后还会有高手利用这些零件组装机器。但如果没有零件，就完全不可能有机器。同理，历史研究没有碎片是不行的，这犹如机器没有零件。这些看起来各自分离的“碎片”组合起来，让历史研究逐步趋向整体认识。所以，任何提供这些历史碎片的研究者，都在不同程度上为整体的历史作出了贡献。以考古学研究的碎片为例，如果在地下发现了一个古代瓷瓶的碎片，一个学者对这个碎片进行考察，这就是实实在在的碎片研究。如果我们研究历史上存在的一件小事，一个微小的对象，不也是犹如考古学中对碎片的研究一样吗?

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研究的“碎片”不是多了，而是还远远不够。以城市史的研究为例，我们在日本的大学图书馆里，可以看到一排排书架上，叠放着一层层关于东京城市史的作品，大到宏观城市发展，小到社区街道、上水下水、吃喝拉撒等等，我们就会深切感触到我们对历史的研究不是细了，而是太粗犷了。正如研究整体史的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所指出的：我们对宫廷和宫廷生活的了解是事无巨细，但却不知道鲜鱼怎样装在水箱里被运到市场，在那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各种野味的贩卖，我们从中可以有许多新的发现。④这种对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已有知识的不平衡，不仅存在于布罗代尔所批评的对欧美历史的研究，而且中国历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甚至可以说是较之现有之欧美历史，这方面的缺陷则更为明显。因此，“碎片化”在目前中国历史研究的语境中，我认为并不是一个明显的问题，甚至本身可能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中国研究小问题、研究“碎片”的历史，不过仅仅才开始，等十几二十年以后碎片的研究发展到相当高的程度了，再来纠正也不迟。

说到史学研究的“碎片化”，史景迁的研究就相当“碎片化”，如他的《王氏之死》、《胡若望的困惑》、《书的叛逆》等，把各种零散的资料、各种碎片组合在一起，没有理论分析，没有学术回顾，没有主要论点，不过建构了一个历史叙事。⑤另外，对许多历史学家来说，人类学的研究就相当碎片化，他们研究人类社会行为的一切方面，非常繁琐，但人类学并没有碎片化的担忧。人类学在中国是新学科，它没有中国历史学那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雄心壮志，他们热衷于小问题，并不认为宏大问题就优于微观研究。

碎片研究的重要性还在于，方法论、史学观等的不同，我们的历史认识和眼光都有相当的局限，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我们还不能认识到这些碎片的意义，但是，当更多的碎片得到研究，随着方法和史学观点变化，我们可能发现过去看起来似乎没有意义的碎片，其中却蕴含非常有意义的玄机。犹如我们拼图一样，在碎片缺失时，不可能拼成完整的图形，当我们把越来越多的碎片组合在一起，完整的图形就逐渐展现出来。历史的碎片也是如此，我们了解的碎片越多，便越接近对历史的整体认识。

总而言之，在这篇笔谈中，我想指出四点：一是“碎片化”并不是消极的；二是整体化和“碎片化”共存；三是碎片和整体的研究是同等重要的；四是如果一定要在两者中间作出选择的话，宁愿选择“碎片”。不过这里我应该强调的是，我并不认为我们有理由忽视整体研究，而且对那些研究大问题、加深我们对中国和历史重大问题认识的学者抱着极大的敬意。其实我理解，大多数担心“碎片化”的学者，并非反对研究小问题，而是强调研究不能停留在小问题上，而应该把这些小问题同我们想探索的大问题联系起来，从而把小问题的研究升华到一定的高度。但是，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种希望是一种理想状态，如果我们对小问题或碎片的研究过于苛求，就会使研究者望而却步，甚至造成过去那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家都挤在不多的重大题目的狭窄道路上。毕竟，研究“碎片”撞车的机会少。而且，对碎片的理解越丰富，对整体的研究就越有利。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建构完全客观的整体历史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个探索是永无止境的，过去的历史就永远过去了，史家力图利用各种途径去重新建构逝去的历史。但无论他多么努力，多么公正，方法多么正确，资料多么丰富，他建构的历史，也是带有主观性的。兰克所憧憬的所谓客观的历史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任何历史写作都不可能脱离主观或自我意识，过去所发生的事件是不可能真实和完整再现的。根据历史资料建构的历史，都是主观性的历史，也即是说，我们所写的历史都是通过我们所理解的历史，无非是我们眼中或头脑中所反映的历史，因为历史观、方法论、阶级立场、政治观点、个人背景、种族、文化、语言、思维习惯等等，无数的因素都制约了我们写出完全客观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所写的历史，无论我们有多么深邃的眼光，多么远大的抱负，多么宏伟的叙事，也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历史的碎片，至多有的碎片要稍微大一些而已。

注释：

①Hayden White，Metahistory：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Hayden White，The Fiction of Narrative：Essays on History，Literature，and Theory，1957—2007.Robert Doran(ed).(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10).关于新文化史与微观史，参见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近代史研究》2009年第1期，第126—140页。

②例如关于厕所和大粪的专著就洋洋大观，以下是若干例子：Julie L.Horan，The Porcelain God：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oilet(Carol Pub.Group，1996)；Wallace Reyburn，Flushed with Pride：The Story of Thomas Crapper(Fourth Estate，1998)；Penny Colman， Toilets，Bathtubs，Sinks，and Sewers：A History of the Bathroom(Atheneum Books for Young People，1994)；Nelson Yomtov and Barbara Penner，The Grimy，Gross Unusual History of the Toilet(Capstone Press，2011)；Dominique Laporte，History of Shit，trans.Rodolphe el-Khoury and Nadia Benabid(The MIT Press，2002)；Daye Praeger，Poop Culture：How America Is Shaped by Its Grossest National Product(Feral House，2007)。

③胡永恒：《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碎片化问题综述》，未刊稿。

④Fernand Braudel，Capitalism and Material Life，1400—1800，Vol.I，trans. Miriam Kochan(New York：Harper & Row，Publishers，1975)，p.430.

⑤Jonathan Spence，Death of Woman Wang(New York：Viking Press，1978)；The Question of Hu(Vintage Books，1989)；Treason by the Book(New York：Viking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