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出现“语言学转向”和“文化转向”。与此同时，风起云涌的后现代主义消解宏大叙事，颠覆精英文化，提倡文本化的历史研究，对20世纪初兴起的“新史学”范式产生巨大冲击，新文化史随之兴起，并成为一股充满活力、景象万千的史学潮流。后现代对史学研究的影响“破”大于“立”，且重理论轻实践，而新文化史作为后现代的“天然盟友”更重视史学实践与建设，在多个研究领域开花结果，可谓后现代破坏到哪里，新文化史就建设到哪里。
新文化史的出现，是西方史学的一次重大范式变迁。作为一种新的历史书写模式，新文化史的“新”在于注重“文化分析、微观研究、符号、象征和仪式的解读、对交流与传播过程的考察、注重表象与实践、关注日常生活和底层群众、强调叙述性和通俗性”。1987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了关于“法国史:文本与文化”的学术研讨会。1989年，林·亨特主编的会议论文集出版，定名为《新文化史》，“新文化史”得以被正式命名，从此闪耀西方史学界30多年。
在西方风行了二十多年后，新文化史掀起的浪潮开始在中国大陆荡起层层涟漪。而这层层涟漪的背后，是新文化史与大陆史学思潮相互启发与激荡所构成的丰富图景。西方的新文化史研究，学者众多，典范之作如云。与新文化史在西方学界的热烈景象不同，其在大陆的传播有所滞后。从时间和地域上而言，港台地区早于大陆接触到新文化史。特别是台湾学界，20世纪90年代初已了解西方新文化史，并出现一批优秀的新文化史研究成果。与台湾学界相比，大陆学界接触新文化史相对晚一些，直到20世纪末，大陆学界才逐渐接触到相关著作。1997年，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勒华拉杜里的文化转向之作——《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山村》的中译本在大陆出版。199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举办了关于《蒙塔尤》的座谈会;1999年，《史学理论研究》发表了陈启能、姜芃、俞金尧和许明龙的《<蒙塔尤>四人谈》，认为勒华拉杜里“成功地运用历史人类学方法解读了法国中世纪农民的文化、宗教观念和行为”，《蒙塔尤》也是心态史和微观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虽然四位学者没有提及新文化史，但已经比较准确地概括出了新文化史研究的一些基本特征。1999年，新文化史的身影真正开始在大陆出现。这源于当今西方新文化史的重要人物彼得·伯克来华，他在上海、北京、南京等地进行学术演讲、介绍新文化史。伯克在南京大学的座谈纪要后以《新文化史学的兴起:与剑桥大学彼得·伯克教授座谈侧记》为题发表。伯克的《西方新社会文化史》一文，介绍了物质文化史、身体史、表象史、社会记忆史、政治文化史、语言社会史和旅行史这七大新文化史研究领域，并指出新文化史具有文化建构、语言、历史人类学、微观史学和历史叙述这五个特征。伯克来华讲学和对新文化史的介绍，为新文化史在大陆的传播点燃了火种。此后，大陆学界多篇介绍新文化史的文章大都引用伯克划分的七个领域和概括的五个特征。1999年，可谓新文化史在大陆传播的节点，而这个节点与彼得·伯克的到来和介绍不无关系。梁景和与黄巍认为:“彼得·伯克不仅第一次将‘新文化史’的概念名称介绍到中国，而且全面介绍了新文化史的诸多情况。”那么，新文化史在大陆的传播为什么会出现滞后?原因如下。第一，20世纪八九十年代，大陆学界对西方史学的关注热点是年鉴学派，对年鉴学派史学的引进主要集中在以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赫为代表的第一代史家和以费尔南·布罗代尔为代表的第二代史家，而新文化史的一些理念和方法，恰恰是对年鉴第一代和第二代史家的反叛。年鉴学派从第三代开始出现米歇尔·伏维尔所说的“从地窖到顶楼”的文化转向，即“从关注社会的经济基础或人口基础，转向文化的‘上层建筑’”，以雅克·勒高夫、勒华拉杜里、乔治·杜比为代表的心态史研究日益兴起。第四代的年鉴学派史家继续沿着“文化转向”的路径前行，如罗杰·夏蒂埃的阅读史和书籍史研究带有鲜明的新文化史色彩。然而，当时大陆学界对年鉴学派第三代和第四代的关注不够，对其文化转向也少有涉及。第二，大陆史学界有关后现代的讨论与认识相对较晚，20世纪末后现代史学才开始进入大陆，因此与后现代相伴随的新文化史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忽视。第三，新文化史在大陆的落地生根，一定程度上借助了社会文化史的发展，并且也有很多学者把新文化史称作社会文化史，然而20世纪80年代末兴起的社会文化史，是大陆土生土长的学术思潮，与西方的新文化史有很多不同，当时正值兴盛的社会文化史，可能在辨别、吸纳新文化史时，存在一定程度的隔膜。考察20年来新文化史在大陆的传播历程，会发现2012年是一个分界点。在这之前的十几年，新文化史在大陆迅速传播并成为热潮，这一时期学者们对新文化史更多偏于介绍和肯定;2012年之后，大陆学界开始对新文化史进行更多审视和反思。大陆学界对新文化史的介绍主要包括出版译著、发表作品和出版论文集。首先，西方新文化史的作品被大量译介到大陆。彼得·伯克自1999年到大陆介绍西方新文化史之后，成为新文化史在大陆传播的节点人物，并产生较大影响。2000年起，彼得·伯克的著作被全面引进，成为著作被译介最多的西方新文化史学者，其中《什么是文化史》和《文化史的风景》这两本书一度成为大陆学者了解新文化史的窗口之作。此外，新文化史的主要代表学者如娜塔莉·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林·亨特、罗杰·夏蒂埃、卡洛·金兹伯格、阿兰·科尔班的经典之作，也逐渐被翻译出版。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起姜进主编的“新文化史经典译丛”陆续出版，该译丛一共6本，兼顾理论和实践，进一步推动了新文化史在国内的传播。其次，大陆学者对新文化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介绍和总结，增进了学界对新文化史的了解。对新文化史介绍较早、产出较多和用力较深的学者主要有杨豫、李宏图、周兵、王晴佳、梁景和、张仲民、王笛、俞金尧、李剑鸣、余新忠等学者，对新文化史的兴起、内容、特征、贡献、弊端，以及在美国中国学界的传播做了较为全面的梳理和总结，认为新文化史的“新”主要体现在研究范式、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史料运用等方面。在早期对新文化史的介绍中，周兵比较突出，他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于2005年完成了大陆第一篇关于西方新文化史的博士论文，于2012年出版了大陆首部系统探讨西方新文化史的著作——《新文化史:历史学的“文化转向”》，该书阐述了新文化史产生的背景、理论来源和理论方法，介绍了彼得·伯克、林·亨特、娜塔莉·戴维斯、罗伯特·达恩顿和罗杰·夏蒂埃这五位新文化史家的研究成果和研究特色。最后，一些重要的论文集开始出版，有助于大陆学者了解新文化史的理论和方法。2003年，李宏图和王加丰选编的《表象的叙述——新社会文化史》论文集出版，该论文集收录了米歇尔·伏维尔、罗杰·夏蒂埃帕特里克·乔伊斯等史家的文章，主要涉及表象史、妇女史、历史记忆等主题。值得一提的是，陈恒等主编的《新史学》，自2003年起至今已出版23辑，主要翻译、介绍国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包括劳伦斯·斯通、罗伯特·达恩顿、卡洛·金兹伯格等史家的文章，还介绍了有关历史记忆和微观史等方面的研究，对学界的影响较为深远。随着新文化史的影响日益扩大，大陆学界对新文化史的态度有所转变，由原来的更多褒扬转为更多省思，转折点出现在2012年，标志性事件是，《近代史研究》于2012年的第4期和第5期，刊发了一场由13位学者参加的规模较大的“碎片化”笔谈，讨论的核心直指社会史、社会文化史和新文化史领域出现的碎片化问题。很多学者在讨论碎片化时都提到微观史学，所以学者们对碎片化问题的态度主要牵扯其对微观史学的认识，大体有以下三种看法。第一种认为微观史学研究有重要意义。罗志田主张，“非碎无以立通”，因为，“即使断裂的零碎片段，也可能反映出整体”，“要善于从散碎的表象看到其背后隐伏的体系或关联”，“片断也可能是创新的机缘，甚或本是新说的起点”。第二种认为微观史学存在较大弊端。王学典和郭震旦强调，“对重大问题的失语和无力，是微观史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有必要对“碎片化”进行纠偏，“重建史学的宏大叙事”。第三种认为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并无学理上的高下之分。章开沅指出，宏观研究“容许在他人研究成果上的概括”，微观研究要“能进能出，因小见大”，这样才能形成真知灼见。自2012年这场讨论之后，碎片化似乎成为学界对新文化史诟病的一个主要方面。然而，也有学者如张仲民坚持认为，新文化史和碎片化并不存在必然的关系。他于2016年发文，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确实存在一些琐碎选题和研究成果，但它们侧重的领域多是政治、社会、经济、思想、教育和地方社会，采用的视角和得出的结论，“同对中心地区的问题、对大人物、大事件的研究，如出一辙”，此类情况不应归为碎片化问题，“而是低水平重复与拙劣模仿的问题，是缺乏反省和过于依傍他人的结果”。2020年，新文化史在大陆传播20多年之际，学界出现了两篇对新文化史思考较深的文章，提出了两种发展路径。其一，王笛在《历史研究》上发文，提出“要避免碎片化，关键在于研究者是否有对大问题的思考，能否上升到对个案进行抽象的理论分析”，因此提倡将中国史和世界史进行多层次融合，形成多元化态势。其二，胡成发表了《“后现代”之后的史学“长时段”——关于超越“新文化史”的反思》，指出新文化史带来的“碎片化”和“短时段”问题，引发史学界诸多反思，因此提倡“史学重回‘长时段’的研究范式，探究那些致使历史演化的大过程、大趋势和大问题”。大陆的中青年学者对新文化史充满研究兴趣和实践渴求，新文化史一度成为学界时尚。本文主要从城市史、医疗卫生史和身体史、书籍史和阅读史、表象史和记忆史四个部分去探讨新文化史在大陆的实践。西方新文化史受到以格尔茨为代表的文化人类学的影响，关注文化意义和地方性知识，采用“深描”的方法，“显微镜成为取代望远镜的一种有吸引力的选择，它使得具体的个人或地方性的经历重新走进了历史学”，微观视角成为新文化史的一个鲜明特征。同时，学者们目光下移，关注的对象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文化，由国家大事转为百姓的日常生活，由中心人物转为边缘群体。21世纪以前的大陆城市史研究多采取宏观视角。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由于受到年鉴学派和现代化理论的影响，大陆城市史研究更多从宏观视角，即从城市的结构、功能的角度去考察城市变迁的特点、规律等，因为当时的学者“重视的是城市本身的发展演变，而不仅是城市范围内发生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认为“只有当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同城市结构、功能的演变有密切关系时，才成为城市史的研究内容”。90年代中期以后，大陆的城市史研究更多受到美国学者施坚雅“九大区域”研究模式的影响，从宏观视角对某个区域的城市群进行探讨成为城市史研究的一个趋向。进入21世纪后，大陆城市史的研究视角发生很大转变，更多从微观、大众文化和女性这三个视角去考察城市特别是城市文化。大陆学者开始更多关注城市景观、公共空间及其所蕴涵的文化含义，关注大众文化活动和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关注城市中的女性等边缘群体。这些研究明显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打下新文化史的鲜明烙印。首先，大陆城市史研究从宏观视角转向微观视角。学者们集中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考察，主要包括街头、公园、电影院、百货公司等物质空间和报纸、杂志等公共言说领域，探讨“这些新的空间如何促进了新形式的人际交往和新型的社会关系的出现，从而形成了各种新形式的城市文化”。关于公共空间与城市文化的研究，大陆有两套很重要的丛书。一套是，许纪霖主编的“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共6册，2006至2008年陆续出版，主要从都市空间的角度研究都市文化中的知识分子，创获颇多。其中王儒年的《欲望的想像:1920—1930年代<申报>广告的文化史》(2007)着重研究上海的《申报》广告，分析广告在都市消费主义形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指出大量的广告图像和话语，“参与建构了近代上海市民享乐主义的人生观、占有欲望主宰的审美理想和上等人士的身份认同”。另一套是，熊月之主编的“上海城市社会生活史丛书”共25册，2008至2011年陆续出齐，涵盖了近代上海城市文化与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瞿骏的《辛亥前后上海城市公共空间研究》(2009)主要研究辛亥革命时期的上海城市文化，考察了清末民初上海的开放私园街头、店铺、茶馆、戏园、车站、码头等公共空间，以及这些空间所发生的与辛亥革命相关的各类活动。其次，注重对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的考察，是大陆城市史研究的一个主要转向。以前学者们在研究城市的现代化进程时，往往把重点放在城市的上层精英，而忽视了城市的下层民众，导致“在讨论国家与社会这一核心论题时，变成了讨论国家权力与社会精英的双边关系，而忽略了更接近历史真实的国家权力(官员)、城市精英与民众的多边关系”，因此，当学者们“把视角从精英转向普通民众、转向城市的日常生活时，一系列与公共空间相联系的新视点、新问题便浮出水面”，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现代化和城市文化。如，姜进、李德英主编的《近代中国城市与大众文化》(2008)，讨论了近代中国城市空间的建构、城市与地缘社会、城市生活、休闲与情感、革命、战争与大众文化等方面，“为我们理解和想象中国近代文化社会现代化的过程及其意涵提供了新的方向和可能”。又如，程美宝、黄素娟主编的《省港澳大众文化与都市变迁》(2017)，涵盖戏院、粤语文学、粵剧、游泳时尚、香港电影等大众文化，探讨广州、香港和澳门三个城市的大众文化与城市变迁的关系。最后，从女性视角对城市文化进行透视，是大陆城市史研究的一个新动向。近代女性“身体力行地参与了都市文化的生产”“大规模地介入到了现代上海的消费和大众文化的发展中，见证了资本主义象征经济的形成”。例如，姜进等著的《娱悦大众:民国上海女性文化解读》(2010)，聚焦女子新剧演员、电影明星、歌舞团演员、女作家、女画家舞女等城市女性，从女性、大众文化和文化社会三个视角剖析上海女性与城市文化变迁的关系。陈惠芬等著的《现代性的姿容——性别视角下的上海都市文化》(2013)，对女性与上海文化的各种关系进行深入讨论，包括女性与消费文化、印刷文化、电影文化以及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提供新的“看现代中国”的方法和视角。传统的医学史主要研究医家和医学技术，受到新文化史的影响，学界将“人”的因素引入医学史研究，“日益关注疾病体验、身体感觉、医患关系以及非精英医疗者等，渐以意义为中心”，从而使传统医学史在史学领域实现了从科技史向社会文化史的转变。对疾病的关注，特别是对引起社会大规模震荡的瘟疫进行重点研究，是大陆医疗史的一个主要面向。之所以重点关注瘟疫，一方面是因为瘟疫所涉及的空间范围广，波及人群多，对瘟疫的应对更能反映作为集体和个体的“人”的某些意志;另一方面是因为瘟疫对国家的经济、政治等具有深刻影响，在对瘟疫进行社会文化史的考察之时，更能发现在面对生命抉择之时，社会各种不同力量之间复杂的牵掣。余新忠的《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2003)是国内医疗史研究的先行之作。该书以清代江南的生态社会环境为背景，结合时人对瘟疫的病原、病因、传染方式等的认识，探讨瘟疫与国家、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余新忠的研究填补了当时学界医疗史研究的空白。曹树基和李玉尚专注于对鼠疫的研究，是大陆较早研究鼠疫的学者。《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2006)是他们积10年研究之力的学术成果，考察了鼠疫在战争灾荒时期与和平年代的流行情况，并从环境生态和社会变迁的视角讨论“国家医学”对鼠疫的防控、检测与治疗。除了瘟疫，也有学者关注一些人类社会持续存在的疾病，这些疾病同样能反映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于赓哲对疾病研究用力颇深，相对于突发的烈性传染病，他更注意与人的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的疾病——比如梅毒，追踪其对社会文化的持续性影响。他的研究还涉及灸疗法的浮沉、医患关系和疾病恐慌等方面。卫生史研究与医疗史研究相关联，也是近来大陆学者的一个主要研究方向，体现了学界打破原有模式建构新模式的努力。胡成的《医疗、卫生与世界之中国》(2013)，从近代医疗史、卫生史的角度切入，关注普通民众，研究中国社会如何面对健康与疾病、生与死的问题。该书还在跨文化互动的全球视野下，从后殖民角度讨论近代化过程中医疗传教士、“西医东渐”、西洋医生等因素在中国医疗卫生发展史上的作用。余新忠的《清代卫生防疫机制及其近代演变》(2016)，从“卫生”概念的变化切入，梳理清代卫生防疫观念的演变过程，讨论清代的卫生规制、城市水环境、粪秽处置和检疫制度等问题。源自西方的现代卫生机制，背后存在着十分丰富的政治文化权力，余新忠希望通过自己的研究，“打破目前国内卫生史等研究中还十分盛行的现代化叙述模式，以及对卫生的‘现代性’全然缺乏省思的局面”。上述研究力求摆脱“医疗—国家、社会”模式化的社会史研究，试图建构“医疗—人—国家、社会”的社会文化史模式，希望读者对于医疗史中作为个体的“人”的各种行为给予了解和同情。身体史是由医疗史衍生出来的，是西方新文化史的一个主要领域。新文化史视角下的身体史，关注的不再是作为生理的身体，而是作为文化或社会意义上的身体，“着重研究男性和女性的身体，也把身体当作经历和符号来加以研究”。身体史将作为“人”的物质载体——身体也纳入了历史研究的范畴，身体与思想一样，成了历史研究的文本。受到西方新文化史的影响，大陆学者也开展了身体史研究。杨念群的《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2006)，被认为是“大陆第一部具有理论自觉意识的身体史研究著作”，主要剖析中国现代政治形成过程中的“身体政治”，揭示在民族主义和近代化之下，治病如何变成一种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对象与行为。女性身体史研究领域，杨兴梅的《身体之争:近代中国反缠足的历程》(2012)，围绕“缠足”和“反缠足”的不断争论展开论述，时间跨度从清末到新中国成立前，空间涉及山西、四川、云南、河北等地，既考察“缠足”和“反缠足”的社会历程，也分析这种社会现象与当时思想观念之间的互动，对背后涉及的文化和权力多有发掘。关于社会文化史的“医疗史”研究，大陆学界虽然落后于西方和台湾，但正因如此，大陆医疗史研究得以吸收海外及台湾的一些经验，从一开始就比较成熟。首先，大陆医疗史研究一出现就以社会文化史的姿态，受到学界的关注和欢迎。其次，作为“新社会史”研究的一种，大陆的医疗史、卫生史、身体史研究，对年鉴学派强调“整体”的社会史研究模式有所继承，力图展现疾病、医疗背后的社会图景，对于传统社会史研究既反叛又继承。最后，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史，大陆的医疗史研究借鉴新文化史关注个体的视角，探索疾病与医疗中所蕴含的“意义”，并努力建构一种新的研究模式。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书籍史和阅读史是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传统的书籍研究，一是对书籍的印刷和流通进行考察的社会史路径，另一是对经典书籍中作者的思想进行解读、阐释的思想史路径。新文化史视野下的书籍史，聚焦书籍在被创作、印刷、出版、发行、流通、阅读的过程中所体现的调整方式与技术手段，揭示知识生产和传播背后的权力运行机制;阅读史则关注读者，考察阅读物在被阅读和被接受后，知识、话语被接受、理解、创造性转化和再运用的过程，从而使读者所扮演的角色得到凸显。所谓“传播线路系统图”，强调对书籍循环过程的整体认识，以及各个环节里社会、政治、经济、思想观念的影响。其中读者的作用最为重要。大陆学界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大陆的书籍史无法完成达恩顿所言的书籍“传播线路系统图”，而主要体现为出版文化史。目前的出版文化史主要聚焦宋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印刷商业化。苏勇强的《北宋书籍刊刻与古文运动》(2010)主要研究印刷术诞生之后对文学的影响，从“文学印本由生成至接受过程中的具体生态”和“文学作品影响读者，催生新一轮创作的具体样貌”这两个方面，探讨印刷术对古文运动的影响。张献忠的《从精英文化到大众传播——明代商业出版研究》(2015)眼光下移，从思想文化多元的角度，考察明代商业出版与明代中后期大众文化、启蒙思潮兴起以及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有学者提出应以文献文化史代替书籍史，以“文献”代替“书籍”，扩大对象范围，拓宽研究时段。这个提议虽理论上可行，但实际研究则可能面临非系统性问题。与书籍的出版、发行过程相比，“文献”的生产、流通较为碎化，难以聚齐史料。由于史料系统性、完整性方面的缺憾，大陆的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缺乏对书籍内容和读者反馈的知识史分析。其次，传统士人与书籍之间的互动成为大陆书籍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切入点。徐雁平认为，明清社会存在以士人自身为枢纽的书籍流通网络，通过书籍的被撰写、编辑、刊印、借还、赠送、买卖，形成“中层书籍世界”。同时，曹南屏的研究表明科举亦可勾连书籍流通的各个环节，科举制的微调或大变既影响书籍的出版发行，也影响士人的购买阅读。士人与书籍之间的互动在更广阔的地理空间上也可以形成东亚的“书籍环流”。张伯伟发现明清时期女性诗文集通过“采访、购买、输入、馈赠、翻刻、编集”等方式在中、日、朝等国间环流。这一环流并不是对等和匀质的，“购买”行为主要是朝鲜人来中国购书，“输入”行为主要是中国人把书籍带进日本，“馈赠”行为虽然存在不少周边国家向中国回赠书籍的情况，但中国仍是文化优势的一方。再次，晚清以来西学书籍的传入和相关知识的接受史成为大陆阅读史的重要研究主题。与书籍史相比，阅读史主要立足于书籍流通系统的核心环节——读者，且阅读对象也不局限于书籍，而是扩展到报刊小册子等一切读物，考察不同物质载体下被阅读的文本。张仲民较早开始这方面的研究，他的《出版与文化政治:晚清的“卫生”书籍研究》(2009)，从阅读史角度探讨孙宝瑄、李伯元等新知识分子对生殖医学书籍的阅读和观感。张仲民提出，书籍史和阅读史研究“不能单纯地考察文本或作者或读者”，还应该“结合文本的接受史或效果史研究路径”，成为在跨学科视野下“多元地研究文本和读者关系的社会文化史”。从阅读史的角度研究“西学东渐”，能够动态地展现知识从传播到接受的过程，“也会更加细腻地刻画晚清士人在阅读时如何把新知转化成一种观念乃至行动”。最后，关于某人或者某报刊的阅读史个案研究成为主要的研究趋势。个人的阅读史研究，既可以辨清人物思想脉络的形成过程，也可以管窥时代思潮流变。例如，张仲民对舒新城的个案研究考察了地方知识人对“新文化”报刊的阅读和接受情况。借助阅读史视角，张仲民揭示了在作为“新文化”的阐释者和倡导者的精英人物之外，地方读者如何认识、接受“新文化”及如何在日常实践中对其运用。由于报刊杂志更大的流通量和阅读量，学界对某份报刊杂志的阅读史研究正日益展开。例如，对于《新青年》和新文化运动，走出校园的金毓黻和在校青年学生恽代英、陈范予的阅读和理解各有不同，章清希望通过分析不同群体对《新青年》的阅读情况，展示新文化运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晋察冀日报》具有很大的读者群体，读者的阅读方式很丰富，阅读的结果是读者按照党和政府的意志投入到边区建设中，李金铮认为，读者并非完全独立，既与编者产生双向互动，也受到党政军机构意志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大陆的阅读史研究存在一些缺憾。阅读史应主要涵盖六个问题，既需要了解谁读、读什么、在哪里读、什么时候读这四个涉及阅读组织基础的问题，也需要了解为什么读和怎样读，明晰读者如何消化文字的内在过程。就这六个问题而言，大陆阅读史存在的问题是:第一，材料过于依赖日记、回忆录这类史料，这也是由阅读的私密性所决定的。但近代以来现存可资阅读史研究的日记，无非来自孙宝瑄、皮锡瑞、蔡元培、刘大鹏、张元济等人。第二，阅读史研究多关注“读什么”，较少关注“为什么读”和“怎样读”。比如从《孙宝瑄》日记中，只知道“读什么”，虽然也可以从字里行间了解一些“为什么读”和“怎样读”，但是因为孙宝煊本身并无著述，难以通过著述与阅读之间的文本对照来深入发掘文字消化的内在过程。新文化史重视关于符号的表象史研究，所谓“表象”主要是“语言、符号、仪式等文化象征”。新文化史运用“文化”观念，借助文化人类学、语言学和文化研究等学科理论，来解释这些“表象中所蕴含的文化意义”。新文化史对符号和文化意义的强调，使历史研究摆脱了单一叙述和线性因果解释，着力探究政治、社会、文化等背后的权力支配。大陆的表象史研究，主要体现在政治文化研究领域，在两个方面产生较大影响。一方面是对国民党的研究，陈蕴茜和李恭忠较早开展了相关研究，并取得有影响力的成果。陈蕴茜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2009)从后孙中山时期与国人日常生活相关的时间、空间、仪式及社会记忆入手，分析孙中山逝世后的形象建构与崇拜兴起的特定面向，探讨国家如何将意识形态、党治文化向大众社会传播与渗透。李恭忠的《中山陵:一个现代政治符号的诞生》(2009)，以“中山陵”这一具有现代政治文化内涵的公共符号为出发点，从陵墓、葬礼和纪念仪式等方面考察孙中山身后形象的塑造过程。另一方面是对共产党的研究。例如，陈金龙深入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纪念、十月革命纪念、五一纪念、辛亥革命纪念抗日战争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新中国国庆纪念等活动，全面梳理共产党纪念活动的脉络，展现其中的象征意义。由以上研究可以看出，政治符号的主要作用在于凝聚共识、构建秩序和塑造认同，而符号史、表象史研究的关键在于将符号化的过程回溯出来。符号如何与记忆关联?经过后现代史学思潮的冲击和新文化史的实践，历史记忆被认为是一种符号、文本，存在生产、建构的过程。皮埃尔·诺拉提出著名的“记忆之场”概念，“记忆之场”是“记忆中最具象征意义的对象”，是“尚存有纪念意识的一种极端形态”，如博物馆、档案馆、墓地、节日、周年纪念等。记忆之场包括“实在的”“象征性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三层含义，“实在的”和“功能性的”场所也体现了“象征性意味”。大陆的历史记忆研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记忆之场”，以符号化的物质性纪念场所和纪念行为这类可感知的经验对象，作为历史记忆的寄托所在。历史现场已经远去，不同时期借助不同媒介符号对现场的重构和历史的再现与历史的真实有一定差距，意义不断被添加，人的记忆也不断被塑造;二是以抽象创作的历史叙述文本为历史记忆的呈现方式，包括历史认识、民间传说、口述材料等。在历史文本化的过程中，研究者主要关注当时人和当事人如何形成对过去历史的记忆。文本在形成过程中存在虚构成分，学者通过辨明虚构成分，可以廓清本源，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史料的问题，是如何对待历史客观性和真实性的问题。这两个方面最后都可以落脚于身份认同上，是“记忆之场”中的国家认同、党派认同、族群认同，也是历史编纂和历史叙述中的立场认同。“记忆之场”成为文化史研究的一个主要切入点。在社会文化史和民俗学研究领域，将地方的、民族习俗活动中的仪式作为集体记忆传承的载体。仪式并非仅仅是传统的仪式、礼仪，而是活动所建构出来的仪式化过程。如，蒙古族那达慕大会的“男儿三艺”成为“记忆之场”，而“那达慕”在近代以来也存在制度化和集体记忆的被建构过程。又如，甘肃临夏和政牙塘社火“牛犊爷”存在“角色翻转”现象，由“开始流传时的反面角色，逐渐演变为后世记忆中的正面角色”，体现了“集体文化记忆选择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同时，“记忆之场”也成为政治文化史领域的重要研究对象，与“纪念”有关的人、物、事存在强烈的话语建构过程。例如，中共在山西革命根据地建设时期，通过改造传统节日、引入和创造新节日的做法，实现了宣传革命以及教育和动员群众的目的。历史叙述文本也成为历史记忆的重要载体。五四作为近代史上最具象征意义的思想符号和历史事件，向来是历史记忆聚焦的场域。罗志田早在1999年就论及“历史记忆中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指出许德珩、罗家伦、王星拱、杭立武等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对五四的记忆各有不同阐释。在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谱系下，“五四解释学”的变化也展示了五四历史记忆的流动性、易变性和多元性。郭若平的《塑造与被塑造——“五四”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建构》(2014)，将对“五四”的阐释与革命意识形态的建构相关联，凸显共产主义革命下文化、知识权力与“五四”阐释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传说虽然多有虚构，但从历史记忆的角度来看也能呈现历史被建构的过程。例如，赵世瑜对历史故事、族谱、碑刻和地方志等文献中的移民有关祖先、家园的历史记忆进行考察，运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方法，追溯这些记忆和话语的形塑过程，还原了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传说的本相的。口述历史与传说一样，并不旨在传达关于过去的信息，而是力求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反映自我和群体认同，显示历史认识的形成过程。大陆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抗日战争口述史、南京大屠杀口述史和一些微观族群、社区、村落的口述史中。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拓宽了学者的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为史学园地带来新的景象。同时，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反思。20年来大陆的新文化史研究，既有收获，也有不足，带给我们很多启示。收获有两点。其一，新文化史把“人”带回到历史研究中，使历史学变得生动鲜活。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学研究不断社会科学化，充满了抽象的统计数字和公式图表，原本鲜活的“人”失去了在史学中的地位。80年代新文化史在西方的出现是对新史学的一次背离，也是对社会史的一次反叛。中国传统史学重视的是政治史，书写的是社会精英的历史。不同于西方新文化史对新史学也即社会史的反叛，大陆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是80年代同时焕发生机的两股思潮，因为二者均对政治史有所反拨而能一同前行。21世纪新文化史的加入，强化了“人”特别是普通人底层人、边缘人在史学研究中的地位，可以说，新文化史带给我们最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就是，“重视历史中的下层阶级和边缘群体，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从历史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着眼，描绘过去世界的丰富多彩的画面”。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新文化史和大陆80年代自发的社会文化史最终合流，也正因此，新文化史和大陆21世纪初宣称“旨在把研究对象从对普遍性的关注转向地方性，从抽象的概念世界转向关注日常的生活世界”的新社会史有极其切合的精神内涵。其二，作为一种新的史学范式，大陆的新文化史为史学研究注入新的元素，提供新的养分，惠及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政治史和经济史等领域。学者们有力拓展了史学研究领域，丰富了史学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使研究专题呈现多元化。同时，还开拓了许多新的史料来源，极大地扩充了史料范围，文学小说、诗词、戏曲、故事传说、歌曲报纸、图画、影像、服装、建筑等，都成为史家的研究材料。其一，大陆学者在进行新文化史的尝试和创作中，所使用的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依然来自西方学界，理论和方法缺乏原创性依然成为大陆学界的痛点和短板。西方新文化史，有着多元与坚实的理论支撑，从很多学科接受理论营养，关注理论是新文化史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大陆本土发展起来的社会文化史研究，借鉴了新文化史的很多概念和话语，如“公共空间、公共领域、建构、想象、社会记忆、话语、失语、合法性、正当性、权力、语境、场景、回归现场、叙事—宏大叙事、个案、微观研究、深描、地方性知识—普遍性知识、大传统—小传统、民间社会、范式—典范”。新文化史的发展使我们深刻认识到，大凡一种学术思潮能够勃发与兴盛，离不开理论和实践的相辅相成。有了理论创新，才能激活学术的发展;有了学术激活，才能促进理论的前行。理论与实践的相互激发与支持，成就学术园地的欣欣向荣。正是有感于西方理论与中国学术之间不对等的样态，杨念群等学者力主构建中国本土的“中层理论”，即构建本土理论分析工具、话语概念体系，提倡用本土学术话语和理论架构去和国际学界进行真正的有力对话，实现和国际学者真正对等的交流。其二，注意新文化史碎片化问题的同时，也要看到大陆经典微观史著的匮乏。新文化史主张眼光下移，提倡对历史进行微观研究和深描，这有可能导致碎片化。然而，微观研究并不必然等于碎片化，优秀的微观史著作往往能够以小见大，并且对史家和史料有很高的要求。事实上，除了王笛的几部出色的微观史著作外，大陆目前并没有多少经典的微观史著作，而王笛的一些作品是其在美国时的创作，也是先有英文版，后有中文版。其三，新文化史研究中的“泛文化”现象及单一文化决定论的问题，不容忽视。由于“文化”概念的宽泛和新文化史学科边界的无限扩展，大陆新文化史研究中也存在文化概念滥用和夸大文化因素的问题。另外，和新文化史相伴随的是叙事史的复兴，因此，有的新文化史著作较为通俗，甚至过于虚构，也有的流于俗媚。大陆的新文化研究存在一些不足，这既是问题也是机遇，因此大陆的新文化史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对新文化史的未来发展，有两点展望。其一，应具备全球视野，为新文化史的碎片寻求一个整体性的语境，以让这些碎片折射出文化全貌。近年来，以威廉·麦克尼尔、杰里·本特利等为代表的全球史视野下的跨文化互动研究日益受到瞩目，为解决新文化史的碎片化问题和新文化史的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跨文化互动研究强调在全球性的语境之下，考察各个不同地区的文化单位之间的互动，这种跨文化互动不仅涉及的空间十分广阔，涉及的时间范围也相当宽阔。相对于新文化史一草一木皆是文化的微观倾向，跨文化互动研究具有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特点，倾向于将不同地区的文化互动放置于广阔的时空之中进行考察，不同的文化所涉及的地区和人们不同，其互动方式也随时随地随人而变。其二，需跳出单一文化决定论的视域限制，加强跨学科研究。不可否认，文化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个无法剥离的方面，人所有的实践都渗透着文化的气息，但是人并不生活在文化的真空之中，而是生活在社会之中。从文化的单一视角去解释历史，无法建构历史的全貌。应该廓清“文化”所能进行解释的范围，限制新文化史学科边界的无原则扩展。不仅要看到文化与文化之间的联系，更要看到文化与构成社会生活的其他要素之间的关联。跨学科的方法，有助于展现研究主题和其他主题之间的关联，兼顾研究的深度与广度，也是解决历史研究碎片化的途径。新文化史在借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之时，更重要的是要借鉴它们观察世界的视角，以多学科的多元视角弥补狭隘的单一文化视角，从而打破单一文化决定论的桎梏。20世纪末吹来的新文化史新风，给大陆史学研究带来了诸多新气象新活力、新面貌。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新文化史成为21世纪大陆学术版图中非常重要的一块，有力地推动了大陆史学的进步。观往知来，新文化史研究依然存在很大的学术发展空间，有待为史学研究的春色满园奉献一隅芳华。原文载《史学月刊》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推文转载自“史学月刊”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