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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 | 「我们都是黑暗中的舞者」

心声 心声 Mind 2022-04-27

#抑郁障碍#



曾经写出过像《苏菲的选择》、《躺在黑暗中》这样伟大小说的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在其晚年以自传的形式回忆了他一生与抑郁症斗争的历程,出版了《黑暗昭昭》(Darkness Visible: A Memoir of Madness)一书,此后便再无小说问世。在这本书里,他谈到了自己罹患抑郁症的感受,也讲述了许多他所熟识的名人(包括阿尔贝·加缪、珍·茜宝)与抑郁症的故事。他一再地向社会发出呼声,要认识抑郁症,要了解抑郁症,正如他在这本书里所写道的:「(人们对于抑郁症的)理解已经缺位太久」。这里,我们选摘并翻译了其中的部分节段,也许这一「古老的疾病」的「真实向度」可以就此在你面前打开。



《黑暗昭昭》英文版封皮



节选



我还记得,那是在十月,我的疾病又再次进展了。我看着我心爱的农场,看着我曾经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可是在我眼里,尤其在我情绪跌至谷底的时候,它们却像火葬场一般。半帘晚照,再不似秋日私语,却只让人深深地坠入窒闷的忧郁,有点儿像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笔下的“幽光斜照”(slant of light),向她言说的分明是死亡,分明是令人胆寒的衰凋。我无法理解,这个曾经是那么可爱的地方,曾经充满了那么多美好回忆的地方,那些回忆,关于“男孩和女孩”(Lads and Girls)(还是用狄金森语)的,关于“笑声、本事和叹息,/还有连衣裙和卷发”(laughter and ability and Sighing, / And Frocks and Curls)的,可就是这么个地方,现在却是对我冷眼相向。实际上,罗斯总是陪在我身旁的,所以我并不孤单,她总是能耐心地听完我的一切唠叨、一切抱怨。但我,还是觉得孤独,那是一种深不见底的孤独,那是一种凄风苦雨般的孤独。





罗曼曾经告诉我,加缪偶尔也会谈起他内心中的落寞,而且也曾谈论过自杀。有时,他说这些话时,就像是半开玩笑,可这玩笑却开得酸唧唧的。加缪显然从未真的尝试过自杀。也许正因为是这样,在他写的《西西福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里,字里行间虽然都充满了深沉的忧郁,可他终究还是相信,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正如这本书里告诉我们的,哪怕没有半点儿希望了,也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们都是黑暗中的舞者。直到几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过来,加缪那些关于自杀的说法,既是他对于伦理学与认识论的沉思,也是他对于自己最真实体验的记述。





阿尔贝·加缪(1913年-1960年),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1960年1月4日,加缪搭朋友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去巴黎,途中发生车祸,加缪当场死亡,年仅47岁。





那种感觉仿若是有一江潮水,无以名状,它要吞殁我,它要毁灭我,而世间的任何愉悦皆已就此枯折,或者再说得确切些,那种感觉,近乎于痛苦,又有别于痛苦,不可描述,但独独有一点是清楚的,它必然无关于快乐……这一切的一切重又将我抛向了这一疾病的复杂本质,我之所以说它“不可描述”,并非出于偶然,因为,倘若这一痛苦可以被精确地描述,那么这一古老疾病的那许多罹难者们,就能信心满满地向他们的朋友、爱人(甚至是向他们的医生)倾诉他们的痛苦的真实向度;也许,那些局外人也就因此可以理解他们的痛苦,而这一理解已经缺位了太久。 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同情心,而只是因为这种痛苦对于健康人来说实在是太疏远、太陌生了。





就在我情绪渐渐恶化的那段时间里,我读了好多关于抑郁症的书,有的是写给公众看的,有的则是相当有分量的专业书籍,比如《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诊断与统计手册》。在我的大半生里,我都不得不——也许不算那么明智地,——自学了好多医学知识,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个门外汉,但至少不是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发现自己对于抑郁症竟是如此无知的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诧。要知道,抑郁症也像糖尿病或癌症那样,是需要我们严肃对待的。我想,也许这只是因为,作为一名抑郁症新人,我总会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去抵触那些有关抑郁症的知识,因为每次读到这些知识的时候都似乎是戳中了我痛处。我想把它们推到一边去,不去理它们,仅仅把它们看作是我医学知识库的一点不甚欢迎的补充。





还记得,当时,他的手不住地颤抖。尽管他还不算太老,他那时候六十五岁的样子,可他说话的时候总会发出那种老人才会发出的粗重喘声。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的那种喘声,极大可能就是抑郁症患者时常会发出的那种喘声。在我自己落入抑郁症的那段时间里,也曾发出过那种极古老的声音。









但言而总之,自杀的受害者,不管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又或者只是想以此作为威胁,透过他们身边人的这种种否认行径去看他们的自杀行为,终究觉得他们像是干了件错事,干了件坏事,虽然这么说有些不太公平。





他们不曾想过,这位他们极敬仰的作家,这位从纳粹手中逃出来的伟人,这个有着惊人毅力与勇气的人,最后竟也选择了自杀,而透过他的自杀,他那懦弱的一面表露无遗,对此,他们是断不能接受的,他们断不能接受莱维(Primo Levi)的伟大形象竟就这么在他们心目中幻灭了。在自杀这一可怕的绝对律令面前,他们的自然反应是无助与(任何读者都可以察觉的)羞耻。





普里莫·莱维(1919年-1987年),意大利作家、化学家以及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代表作为《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以一生反思人类暴行。1987年,莱维坠楼身亡,被验尸官认为是自杀,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他或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问题的提出似乎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它却往往只会引出各种千奇百怪的猜测,而这其中大多数,我想说,都极为荒谬。对于艾比·霍夫曼的死,便是如此。在他过世后不久,人们便开始对他的死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因为他去世前遭遇的那场车祸,有人说,是因为他最近出版的那本书很是失败,还有人说,是因为她母亲生的重病。而对于兰德尔·贾雷尔的死,人们给出的答案则是他文学事业的没落,凭什么这么说?且看看那些辛辣、恶毒的书评,还有他在看过这些书评后的不甚惶恐,可是这样的归因岂不是太过于粗暴了?那么,普里莫·莱维的死又如何呢?谣传是这样的,在他母亲瘫痪以后,他不堪照顾他母亲的重任,而这样的重任,比起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所蒙受的那些冤屈,更是对于他精神上的折磨。也许,在这种种因素之中,有那么一种,如同多刺的荆棘,扎入了他们肉中,隐隐作痛,这样的疼痛是显著的,是容不得小觑的,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于这刺,对于这伤痛,对于这事业上的没落,对于那狠毒的评论,又或是对于家人的疾病,也都挺过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不止一个、两个,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依然含泪活着。虽然生活只是待他们如同蝼蚁,虽然生活辱没了他们的尊严,虽然他们的腰杆已然不够硬挺,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依然在生活的道路上蹒跚而行,而抑郁症则杳无影踪。所以,如果我们依旧执迷于要去探寻抑郁症的种种原因,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将自己的搜索范围拘囿于那些显而易见的生活危机,可在那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自己,除了那些自作聪明的臆测之外,终究还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我感到,那卷起风暴的正是唤作疯癫的双翅。”(I have felt the wind of the wing of madness.)回家后,波德莱尔的这一诗行,在我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它在过去好几天时间里都在我意识的表面,一次又一次地掠过,那是多么古老的诗行,仿佛是从遥远的过去在向我诵念。









那年夏天本是无与伦比地美丽的,就像1960年代以来每年夏天一样,我在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度我的暑假。然而,岛屿上的种种趣味,却似乎开始远离我、隔绝我。在岛上,我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麻木,那是一种疲惫,但说得更具体的话,应该是一种说不清的虚弱,就好像我的身体渐渐开始变得十分脆弱,太过敏感,还有些慌乱而笨拙,正常的身体协调性在一点点地丧失。而在那之后不久,我便陷入了疑病症(hypochondria)的流沙之中。我感觉自己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是正常的,要么这儿抽搐,要么那儿酸痛,这些感觉有时只是间歇性的,但更多时候则是持续性的,就好像种种可怕的身体疾病正在我体内蔓延,侵吞我。(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从十七世纪开始,在许多内科医生的笔记中,在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还有其他一些人的观念里,抑郁症总是和疑病症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词儿经常被搞混,直到十九世纪,许多作家,像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和勃朗特三姐妹(the Brontës),都仍旧在混用这两个词儿,把抑郁症和对于身体疾病的多疑联系在一起。)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我们的心灵究竟是如何在进行自我防御的,它不愿接受自己正在一点点瓦解的现实,于是就对内宣称,不是它,不是我们那珍贵而独一无二的心灵在瓦解,而是我们的身体,在走向病态,在走向崩溃,因为身体疾病至少终究是可以治好的。





这一我始料未及的社会反响,让我觉得自己像是无意间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橱柜,在这个橱柜里,正有一群热切的灵魂,想要从中出来,向世人宣告,他们也曾经历过,也曾体验过,我所说的那种感受,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觉得原来隐私泄露也可以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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