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障碍 | 「我们都是黑暗中的舞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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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郁障碍#

曾经写出过像《苏菲的选择》、《躺在黑暗中》这样伟大小说的威廉·斯泰隆（William Styron）在其晚年以自传的形式回忆了他一生与抑郁症斗争的历程，出版了《黑暗昭昭》（Darkness Visible: A Memoir of Madness）一书，此后便再无小说问世。在这本书里，他谈到了自己罹患抑郁症的感受，也讲述了许多他所熟识的名人（包括阿尔贝·加缪、珍·茜宝）与抑郁症的故事。他一再地向社会发出呼声，要认识抑郁症，要了解抑郁症，正如他在这本书里所写道的：「（人们对于抑郁症的）理解已经缺位太久」。这里，我们选摘并翻译了其中的部分节段，也许这一「古老的疾病」的「真实向度」可以就此在你面前打开。

《黑暗昭昭》英文版封皮

节选

『我还记得，那是在十月，我的疾病又再次进展了。我看着我心爱的农场，看着我曾经住了三十多年的老房子，可是在我眼里，尤其在我情绪跌至谷底的时候，它们却像火葬场一般。半帘晚照，再不似秋日私语，却只让人深深地坠入窒闷的忧郁，有点儿像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笔下的“幽光斜照”（slant of light），向她言说的分明是死亡，分明是令人胆寒的衰凋。我无法理解，这个曾经是那么可爱的地方，曾经充满了那么多美好回忆的地方，那些回忆，关于“男孩和女孩”（Lads and Girls）（还是用狄金森语）的，关于“笑声、本事和叹息，/还有连衣裙和卷发”（laughter and ability and Sighing, / And Frocks and Curls）的，可就是这么个地方，现在却是对我冷眼相向。实际上，罗斯总是陪在我身旁的，所以我并不孤单，她总是能耐心地听完我的一切唠叨、一切抱怨。但我，还是觉得孤独，那是一种深不见底的孤独，那是一种凄风苦雨般的孤独。』

『罗曼曾经告诉我，加缪偶尔也会谈起他内心中的落寞，而且也曾谈论过自杀。有时，他说这些话时，就像是半开玩笑，可这玩笑却开得酸唧唧的。加缪显然从未真的尝试过自杀。也许正因为是这样，在他写的《西西福的神话》（The Myth of Sisyphus）里，字里行间虽然都充满了深沉的忧郁，可他终究还是相信，活着比什么都重要。正如这本书里告诉我们的，哪怕没有半点儿希望了，也要坚强地活下去……我们都是黑暗中的舞者。直到几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过来，加缪那些关于自杀的说法，既是他对于伦理学与认识论的沉思，也是他对于自己最真实体验的记述。』

阿尔贝·加缪（1913年-1960年），法国作家、哲学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1957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主要作品有《局外人》、《鼠疫》等。1960年1月4日，加缪搭朋友顺风车从普罗旺斯去巴黎，途中发生车祸，加缪当场死亡，年仅47岁。

『那种感觉仿若是有一江潮水，无以名状，它要吞殁我，它要毁灭我，而世间的任何愉悦皆已就此枯折，或者再说得确切些，那种感觉，近乎于痛苦，又有别于痛苦，不可描述，但独独有一点是清楚的，它必然无关于快乐……这一切的一切重又将我抛向了这一疾病的复杂本质，我之所以说它“不可描述”，并非出于偶然，因为，倘若这一痛苦可以被精确地描述，那么这一古老疾病的那许多罹难者们，就能信心满满地向他们的朋友、爱人（甚至是向他们的医生）倾诉他们的痛苦的真实向度；也许，那些局外人也就因此可以理解他们的痛苦，而这一理解已经缺位了太久。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同情心，而只是因为这种痛苦对于健康人来说实在是太疏远、太陌生了。』

『就在我情绪渐渐恶化的那段时间里，我读了好多关于抑郁症的书，有的是写给公众看的，有的则是相当有分量的专业书籍，比如《美国精神病学协会诊断与统计手册》。在我的大半生里，我都不得不——也许不算那么明智地，——自学了好多医学知识，虽然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个门外汉，但至少不是一无所知。所以，当我发现自己对于抑郁症竟是如此无知的时候，我自己也感到很惊诧。要知道，抑郁症也像糖尿病或癌症那样，是需要我们严肃对待的。我想，也许这只是因为，作为一名抑郁症新人，我总会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去抵触那些有关抑郁症的知识，因为每次读到这些知识的时候都似乎是戳中了我痛处。我想把它们推到一边去，不去理它们，仅仅把它们看作是我医学知识库的一点不甚欢迎的补充。』

『还记得，当时，他的手不住地颤抖。尽管他还不算太老，他那时候六十五岁的样子，可他说话的时候总会发出那种老人才会发出的粗重喘声。直到现在，我才意识到，他的那种喘声，极大可能就是抑郁症患者时常会发出的那种喘声。在我自己落入抑郁症的那段时间里，也曾发出过那种极古老的声音。』

『但言而总之，自杀的受害者，不管他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又或者只是想以此作为威胁，透过他们身边人的这种种否认行径去看他们的自杀行为，终究觉得他们像是干了件错事，干了件坏事，虽然这么说有些不太公平。』

『他们不曾想过，这位他们极敬仰的作家，这位从纳粹手中逃出来的伟人，这个有着惊人毅力与勇气的人，最后竟也选择了自杀，而透过他的自杀，他那懦弱的一面表露无遗，对此，他们是断不能接受的，他们断不能接受莱维（Primo Levi）的伟大形象竟就这么在他们心目中幻灭了。在自杀这一可怕的绝对律令面前，他们的自然反应是无助与（任何读者都可以察觉的）羞耻。』

普里莫·莱维（1919年-1987年），意大利作家、化学家以及奥斯维辛174517号囚犯，代表作为《被淹没和被拯救的》，以一生反思人类暴行。1987年，莱维坠楼身亡，被验尸官认为是自杀，死前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 “他或她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个问题的提出似乎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在所难免的，然而，它却往往只会引出各种千奇百怪的猜测，而这其中大多数，我想说，都极为荒谬。对于艾比·霍夫曼的死，便是如此。在他过世后不久，人们便开始对他的死议论纷纷，有人说，是因为他去世前遭遇的那场车祸，有人说，是因为他最近出版的那本书很是失败，还有人说，是因为她母亲生的重病。而对于兰德尔·贾雷尔的死，人们给出的答案则是他文学事业的没落，凭什么这么说？且看看那些辛辣、恶毒的书评，还有他在看过这些书评后的不甚惶恐，可是这样的归因岂不是太过于粗暴了？那么，普里莫·莱维的死又如何呢？谣传是这样的，在他母亲瘫痪以后，他不堪照顾他母亲的重任，而这样的重任，比起他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中所蒙受的那些冤屈，更是对于他精神上的折磨。也许，在这种种因素之中，有那么一种，如同多刺的荆棘，扎入了他们肉中，隐隐作痛，这样的疼痛是显著的，是容不得小觑的，可是，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对于这刺，对于这伤痛，对于这事业上的没落，对于那狠毒的评论，又或是对于家人的疾病，也都挺过去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不止一个、两个，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依然含泪活着。虽然生活只是待他们如同蝼蚁，虽然生活辱没了他们的尊严，虽然他们的腰杆已然不够硬挺，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依然在生活的道路上蹒跚而行，而抑郁症则杳无影踪。所以，如果我们依旧执迷于要去探寻抑郁症的种种原因，那么，我们一定不能将自己的搜索范围拘囿于那些显而易见的生活危机，可在那之后呢？我们会发现自己，除了那些自作聪明的臆测之外，终究还是两手空空，一无所获。』

『 “我感到，那卷起风暴的正是唤作疯癫的双翅。”（I have felt the wind of the wing of madness.）回家后，波德莱尔的这一诗行，在我脑海里不断地闪现，它在过去好几天时间里都在我意识的表面，一次又一次地掠过，那是多么古老的诗行，仿佛是从遥远的过去在向我诵念。』

『那年夏天本是无与伦比地美丽的，就像1960年代以来每年夏天一样，我在玛莎葡萄园（Martha’s Vineyard）度我的暑假。然而，岛屿上的种种趣味，却似乎开始远离我、隔绝我。在岛上，我开始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麻木，那是一种疲惫，但说得更具体的话，应该是一种说不清的虚弱，就好像我的身体渐渐开始变得十分脆弱，太过敏感，还有些慌乱而笨拙，正常的身体协调性在一点点地丧失。而在那之后不久，我便陷入了疑病症（hypochondria）的流沙之中。我感觉自己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是正常的，要么这儿抽搐，要么那儿酸痛，这些感觉有时只是间歇性的，但更多时候则是持续性的，就好像种种可怕的身体疾病正在我体内蔓延，侵吞我。（说到这里，也许我们就能理解，为什么从十七世纪开始，在许多内科医生的笔记中，在约翰·德莱顿（John Dryden）还有其他一些人的观念里，抑郁症总是和疑病症联系在一起；这两个词儿经常被搞混，直到十九世纪，许多作家，像是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和勃朗特三姐妹（the Brontës），都仍旧在混用这两个词儿，把抑郁症和对于身体疾病的多疑联系在一起。）但是从中，我们也可以很容易看出，我们的心灵究竟是如何在进行自我防御的，它不愿接受自己正在一点点瓦解的现实，于是就对内宣称，不是它，不是我们那珍贵而独一无二的心灵在瓦解，而是我们的身体，在走向病态，在走向崩溃，因为身体疾病至少终究是可以治好的。』

『这一我始料未及的社会反响，让我觉得自己像是无意间打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橱柜，在这个橱柜里，正有一群热切的灵魂，想要从中出来，向世人宣告，他们也曾经历过，也曾体验过，我所说的那种感受，这是我这辈子唯一一次觉得原来隐私泄露也可以很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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