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跃荧幕上的疯人院 Part-2丨海浪FM第十一期
▍主播按
Hello 各位春天好！海浪经过一段时期的休整终于回来啦，本期节目作为上期影视作品中精神心理疾病之刻画的第二部分，时隔良久与大家见面了。（未收听影视Part1请出门左拐收听：飞跃荧幕上的疯人院 Part-1丨海浪FM第十期）
自20世纪初以来，接上期节目中井味和毛毛对于两部耳熟能详的作品，《飞越疯人院》和《禁闭岛》的讨论，本期我们的对话围绕两部较冷门的叙事电影，以及2019年大热的《小丑》。透过几部作品，我们反思：旁人与自己眼中对于精神正常的定义有何不同，由谁界定，对精神疾病的康复有何影响？同时，照料者“希望你好起来”的表述与照料过程中又对病患产生怎样的隐性压力？这三部作品中的主人公作为社会弱势人群，在回归社会的边缘挣扎，受困于旁人避之不及的态度。因此，病患自己的羞耻感由于媒体的偏颇报道甚至污名化，以及网络暴力，日益加深。结合更宏观的社会结构，我们的讨论也延伸至精神病患与性别弱势群体的交叉对于精神疾病的诊断、社会融入带来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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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频剪辑 | 吉清
文字编辑 | 吉清、Ivy
图文编辑丨Penny
▍内容精选
（接上文）
毛毛丨患者他们很多时候内心是非常脆弱的，所以他们对于像医生这样的权威人物，其实都有一种非常大的依赖性。所以我觉得精神科的医生更应该谨言慎行，对患者要更加的小心。可能你的一句话，你的一个动作，就像老师一样，会影响这个人的预后，甚至是他的一生。
分享人丨Ivy
“我孤立无援，但只有我才清楚我想要什么，
这是我作为一个人选择的权利。”
Ivy丨这正好过渡到我想分享的两部影片，两部作品也涉及到原生家庭和疾病的关系。这次我挑的两部影片，一个是香港电影《一念无名》，另一个是美国电影《时时刻刻》。后一部是以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这位作家的生平为圆心展开的三个女人跨越三个不同时代的故事。这两个影片里面主人公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有躁郁症。这两部影片映射了毛毛刚刚说的问题：真的有康复吗？康复它代表什么？或者是我们要怎么界定一个人他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这个问题在《一念无明》这部电影里面尤其明显。影片中的男主角阿东失手杀死自己的妈妈，也因此被送到了精神病院。重点就是，当他出院后，要怎么重新被他的爸爸、邻里街坊、以及整个社会接纳。《一念无明》这个标题本身也很耐人寻味，它表达的是我们如何因为心中的执念而陷入到了孤立无援的境地。这其实也跟我们很多人对精神疾病的认知有关。一个人钻牛角尖，哪根弦“啪”地崩断了，然后你就患上了这个疾病。有的时候，周围人对疾病和患者的解读比疾病本身还要可怕。
主人公不仅是一个患者，同时他也作为一个照料者，填补了爸爸跟弟弟缺失的角色。像这种家中有慢性病患者，还有重病患者的情况，对于其他家庭成员也是有很大程度的精神影响的。譬如他们有行为过失的话，应该怎么定罪，怎么样去判断他们应付的刑事责任。里面牵涉到对医疗系统的一些描写，我觉得还蛮真实的，跟我们去看病差不多。进医生办公室看病，医生略带打发地跟你说，这是你需要吃的药，你什么时候，吃几次，然后再见。这其实是一个缺乏情感沟通和人际交流的过程。
另外一部作品。《时时刻刻》跟这部影片的相似处在于它也更多地是刻画家人和亲密社交圈。在Virginia Woolf的电影中，她的主要照料者，也就是她的丈夫，一直在强调“我是为了你好”。但是Virginia最终以投湖自杀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终其一生都在寻找生活的意义，想摆脱躁郁症这个牢笼。但在另一个程度上，这些照料者时刻强调的“我爱你，我是为了你好”，让她这种不想被拯救的心态，变成了一种背叛。
可能一些患者不认为自己会变好，或者不想变好，对于照料者所做的一切，他们感到不知所措。因为“解脱”对于患者和照料者的意义并不相同，这本质上是病人自主权的问题。影片中伍尔芙的丈夫和她说，“你有保持清醒跟正常生活的义务”。但伍尔芙的回复是，只有我才清楚我想要什么，这是我作为一个人选择的权利。所以我觉得，这两部影片其实都是在围绕自己想要什么或者是对自己与外界期待出现很大偏差的时候，去思考我要怎么变好，变好又是什么意思。
西子丨这也反映了，当精神疾病和性别交叉的时候，作为一个女性面临的困境。社会对于女性角色的规训,给患者带来了负担。在那个时候，女性本身还是被视为某一个人的附属品。当丈夫在对妻子做要求的时候，背后有这样的深意：因为你是我的妻子，所以你一定要保持非常好的状态。说白了就是你不能给我丢人。
Ivy丨不光是女性，其他的患者也会承受照料者的期待。照料者会觉得，“我在你身上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我这么勤勤恳恳地照顾你，如果你还不变好的话，我会多难受？”甚至有人会觉得前期的治疗都白费了。它不像是对外伤做了一个手术，我们可以用肉眼见到伤疤的愈合。或者说这个人他昨天还在咳嗽，今天不咳嗽了。在精神疾病的治疗中，照料者跟患者双方都在看不见的地方摸索。可能双方都不清楚这个人有没有在变好，所以互相会有一些猜忌，甚至是埋怨。这在康复过程中，这算是比较棘手的一个问题。
精神疾病治疗是摸着石头过河
毛毛丨我们真的是在看不见的地方，互相摸索。包括我们与患者和家属的沟通也是这样，很多时候患者觉得自己已经好了，但家属觉得你还没有好。还有时候家属觉得他好了，但我们作为医生，我们觉得患者可能还没有好。所以很多时候标准确实不像其他医学学科那么客观。它很多时候就是很主观的东西，也因此导致患者、家属和医护人员之间的不理解。
西子丨我前段时间看的叙事疗法地图。它在第一篇第一章里面讲，治疗师会让来访者和他们的家庭，把患者一些精神心理上的症状，外化为一个具体的形象。比如一个小孩子他有ADHD,治疗师就会问，有ADHD的小孩子是什么样的形象？很多时候患者和家人会把一些正常的表现，和疾病的症状混淆；或者把患者的病症，看成是他本身的问题，然后把指责都推到这个人身上。社会对病人的一些眼光会把这个人和他的疾病绑定，导致很难看到超出疾病外的东西。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和亲人最近有被诊断出一些问题。之前在工作和生活上认识的人，突然成为了患者，但我跟他共处的时候仍然会把他看成原来的形象。这个人本身真的是远远的超出了他所呈现的症状，或者是他所携带的疾病的标签。
井味丨标签化会带来很多问题，比如说病耻感，特别是对精神疾病。前几天我看到《经济学人》的一篇文章说，新冠疫情中国能够管理的这么好，不像外国疫情一直都很严重，是因为中国人打心底里就有一种病耻感的存在。这篇文章举的例子中周围的人觉得一个人被感染新冠是有道德问题，甚至觉得他恶意传播病毒。哪怕是新冠这种人尽皆知的事情，都能够造成病耻感。
西子丨因为新冠导致的网络暴力，在国外也有很多啊。伦敦有一个越南籍的网红，她在新冠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去参加了几个时装周。但是她不知道自己感染了一些人，后来她也被网络霸凌。她只要一发动态，就会被网友骂。乌克兰的一个卫生部部长因为网络暴力而自杀。舆论上的暴力真的是不分国境。
井味丨他们是媒体在给个人贴标签，我们是作为个人给人家贴标签。我觉得贴标签这个事情存在于每一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毛毛丨禁闭岛里面的标签。我们看电影的时候都知道李奥纳多演的是一个很暴力的患者。我们在看待精神疾病患者的时候，其实也摆脱不了标签化的思维，觉得他们都有很强的攻击性。普通民众也对他们抱有警惕。这也是导致精神病人在康复后很难融入社会的一个重要原因。导致你变得越来越没有朋友。社会支持系统的坍塌，又导致了更差的预后效果。所以我觉得影视作品不能仅仅是强化这种消极的刻板印象，而是应该真实地呈现患者的生存状况。
西子丨像《我们与恶的距离》里面主要的患者角色也是这样的，要不然是做出了暴力行为，要不然是即将做出暴力行为。
毛毛丨我们认为精神病患会去伤害别人，但其实他们大概率是被伤害的那群人。
三七丨讲到疾病，我就觉得我们下意识总想追究它是怎么来的。不管你得的是精神疾病，还是癌症，就一定会有人跟你说，你得这个病，是因为抽烟抽太多了，吃饭不规律，压力太大了，甚至是你原生家庭不好。但有时候疾病来的就是莫名其妙，它找不出原因。大家都很恐慌，想要通过找到原因来找到解决办法。但是你找到原因，也不一定能解决它，而且让某一个因素为整个系统负责，也是挺不公平而且不合理的一件事情。甚至病人也会自己找原因，陷入更深的自责。
井味丨精神疾病一个比较困难的点，就是它的原因真的挺难找的。佛家说的因果论好像是根植在人们心中深处的一个东西。如果发生了一件事情，大家会不停地去寻找它的原因，找不到就会很恐慌。宗教的起源就是当人们找不到原因的时候，把宗教的解释作为一种寄托。精神病学的一篇研究也有写到，在精神疾病的治疗康复过程中，假如你有一个宗教信仰，他可以把这种原因归结于神灵，从而得到内心的一些平静、寄托和安慰之类的。
分享人丨三七
同样被人避之不及的除了“神经病”还有自杀
三七丨我想介绍的是一个动画电影，叫《自杀专卖店》，一个法国的喜剧片。它虚构了一个小镇，里面有一个生意特别好的经营自杀用品的商店。开店的一家人都特别丧，但其中的小儿子却挺乐观活泼的。他父亲为了让他继承家业，就用各种方法逼他改变性格。当然故事的结局是儿子改变了全家人，大家都变得很快乐。我觉得电影好玩的点在于，它把自杀这个特别严肃的话题，特别直接地来讨论。我觉得讨论中提到对病因的探究，根本上还是归结于死亡焦虑。当然你可以用死亡焦虑来总结所有的焦虑。无论如何我们都是在讨论生和死的问题。
Ivy丨回到之前提到的关于Virginia Woolf的电影，如果说这名患者，他所认为的康复不是医疗体系或者传统意义上的康复，就代表他错了吗？如果患者认为自杀是唯一的出路，那么他或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解脱，但很明显自杀不是大家想要的结果，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看呢？
西子丨我前段时间在看李翊云写的那本where reasons end，就是一个母亲在自己的脑海中，用文字和她刚刚自杀去世的儿子对话。虽然这本书的话题很沉重，但是我看的特别舒服。每当拿起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进入了一个生命和死亡不再特别严肃的世界。看完之后，我就想为什么这本书会让人感觉舒服。可能是因为妈妈在书里把儿子设想成一个特别真实的人。他就是把儿子自杀去世这件事情当作是他做出的选择，在此基础上去和他进行对话。不管是精神疾病还是自杀，污名化的程度都很严重。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能进行这样冷静的一个对话，感觉是挺好的。
分享人 | 西子
当“疯狂”成为原罪
西子 | 《小丑》的是一个发生在八十年代美国的故事，当时的社会处于一个贫富差异悬殊的状态。在虚构的哥谭市里，主角在街头以小丑表演为生,很想成为喜剧演员。但是他本身有很严重的精神疾病。不过观众很难说清他的疾病到底是怎么样的，就像之前毛毛说的，精神疾病真的不能通过看电影诊断出来。
小丑的症状就是会在公共场合不由自主的大笑。他成长于单亲家庭，和母亲居住在一起。你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来，他每天都生活在痛苦里面。在被解雇的那天晚上，小丑在地铁上被几个城市白领欺负，他开枪打死了些人。他穿着小丑服的形象也上了新闻头条。民众开始把小丑视为一个嫉恶如仇的象征，很多人戴上小丑的面具去街上游行反抗。这时候小丑开始停药，他的暴力行为变得越来越多，连续杀死了几个过去捉弄过他的喜剧演员，甚至包括他以前憧憬的偶像。
我觉得这个电影里面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把小丑暴力行为的螺旋式上升和他停药的举动联系在了一起。
首先你能很明显地感觉到电影里面塑造的小丑，虽然他把社会的不公给描述了出来，但是依然在暗示小丑暴力行为的根源在于他的停药，而不是社会不公正的压迫。小丑形象的塑造，也迎合了毛毛说的那种暴力的刻板印象。同时它也掩盖了对于社会体系的一个反思—小丑也成为了流行文化的一个代表。万圣节的时候，大家就会去扮小丑，展示这个角色的疯狂。这个角色的疯狂本身成为了电影吸引人的地方，而不是他的反抗。然后很少有人去反思电影呈现的社会体系在现实生活中到底是什么样的，它在现实中的影子是什么。
说到诊断，我觉得小丑是个特例，它真的很难被贴上任何一个标签。他只能被称作是一个精神疾病患者。前段时间大家在吃郑爽的瓜的时候，几个微信群就开始给郑爽贴标签。很多人在议论她是不是有人格障碍或者是双相，人们为什么会给公众人物贴上精神疾病的标签？
三七丨这里有个点还挺重要的：我们最开始为什么要做诊断。做诊断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这群人解除他的一个耻辱感。你不是因为你的本性坏，而是因为你有某种特定的疾病，它是一个可治疗的状态，我们希望可以做一点什么帮到你。如果你定义一个疾病，是为了羞辱一群人的话，我觉得至少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没有人会这么说。
毛毛丨诊断对于医生来说，是每天工作都要做的事情。但当面对一个新患者的时候，我就会想，作为医生我必须对他进行诊断，可是对于患者来说，这个诊断到底意味着什么？可能我们并没有思考过，如果他是一个有工作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有家庭的人，这个诊断对他的意义会不会不一样。因为精神疾病，它不像高血压、糖尿病，它是一个被社会大众所歧视或者有偏见的一个疾病。他们有精神方面的这种疾病，已经很痛苦了，然后还要加上这种诊断的痛苦和恐惧。这不是所有人都能应付的。
所以我在临床工作中，非常愿意让患者尽量地去对诊断放松。就是说不要太在意诊断，你知道你有什么精神障碍，但是你不要太把它当回事。有一些患者他太把这个诊断当回事，他很害怕标签贴到自己身上，所以他们就会经常停药，非常急于去摆脱这种诊断，而这也是导致他们病情经常复发的一个原因。
社会对于精神障碍的诊断也存在非常大的偏见，认为得精神疾病是个人的原因。但是精神障碍也受到遗传的影响。大众并不这么认为，他们会觉得你生了这个病，就是你的问题，是你一家的问题。
西子丨我想做一个类比，通常一个人诊断出癌症后，主治医生不一定会跟他说，可能会先跟家人讲，然后家人再商量要不要告诉病人。因为医生会担心，我告诉你之后，你会不会因为太害怕或者是其他的原因，选择放弃生存，或者影响了你原本可能的生存期。我不知道这么做对病人的影响是好是坏，但它对其他疾病的治疗是否存在参考价值呢？
毛毛丨我恰巧是从肿瘤科转到精神科的。在肿瘤科，你如果发现一个患者得了癌症，大概率你会隐瞒，因为即便从医生的角度，你都会觉得这个病人很可怜，全世界也都会同情他。但如果是精神病患，同情他的人就少了太多。在精神科我们是一定要让患者知道病情的，因为在精神病学里面有一个概念，自知力。如果一个人有自知力，他知道他的症状是有问题的，他就会主动服药。但如果他不知道自己有精神疾病，他就不会吃药，或者是在出院后停药。
Ivy丨听完你们的讨论后，我就在思考，诊断到底给病人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看到很多的报道，还有舆论都是带有污名化倾向的。有时候一个人被确诊为精神病患，他就可以逃避刑事责任。可能大家会过度强调这一点。作为精神疾病患者，他本身就更容易受到误解和困难。但很多人还是会认为，他们是在拿疾病作为逃避法律制裁挡箭牌。我就比较好奇，对患者个人来说，他们究竟是怎么看待，或者是怎么“利用”这个诊断结果的。
西子丨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做个类比：这个会让我想到经常用来反对女权的话术。比如说你为女性或者一些边缘群体来争取权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人站出来说，女性也吃了很多性别红利啊。你看到很多女性，因为她是女性，所以就占了一些便宜。但社会上经常出现的，因为是精神疾病所以可以减刑的报道，其实是不太负责任的。如果这种事例被当作阻碍精神疾病患者获得支持和维权的论据，我觉得他们是在用一些个例来模糊重点，忽视患者本身的真实情况。忽视他们在生活中面临的一些困境、一些压迫、一些更细小的苦难。
三七丨比起伤人，精神疾病患者作为受害者的几率可能更大。法律有规定，教唆或者帮助他人自杀要被论罪。但是他会根据不同情况去处理。我们之所以把精神病人跟未成年人放在一起，也是说明我们认为他们可能缺乏一些自保能力，或者是他的行为能力其实是有限的。替换角色来看，你不可能说我们羡慕未成年人杀人不犯罪，所以我们就去当未成年人，或者说我们去指责未成年人。当然我们要排除一些极端恶劣的情况。但我觉得不应该因为一个标签去质疑它原本的合理性。
西子丨“精神疾病成为原罪”也让我联想到女权运动中的一些概念。Me Too运动后，有很多人站出来说，当大家都可以指控别人性骚扰的时候，这种指控会不会变得太简单了？会不会又是在吃性别红利？因为他们是弱势群体，所以可以尽情去指责他人？当你把这个现象过分简单化的时候，其实忽略了很多事实。拿三七刚刚举的关于自杀和故意杀人量刑的例子来讲，这些人从接受评估到真正能被减刑，到底要经历什么样的步骤？它的难易程度如何？犯人拿精神疾病作减刑的借口，真的这么简单吗？这背后还有很多需要澄清的，需要被了解的事实。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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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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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画短片《自杀专卖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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