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狐观察：中美进入"蜜月期",两国能否再次成为盟友？

在刚刚过去的几个月里，中美关系出现了戏剧性的大翻转——从年初的剑拔弩张到4月初的握手言欢，而原本被看好的美俄关系却降到了冰点，也使得中国取代了俄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位置，并使中美关系进入了一段“蜜月期”。

这种出人意料的剧变，其原因本狐已在“天狐观察”的多篇拙文中进行了剖析，这里就不在赘述。

这就不由得给我们打开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中美会不会再次成为盟友？

要回答这个问题，现在可能还很困难，但回顾一下中美关系的历史，也许会不难找到答案。

中美间的这种亲密关系，上一次是发生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再上一次则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期间。而抗战期间的中美关系则是一种真正的盟友关系——共同的反法西斯战争让两个远在地球两边的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为共同捍卫世界和平和人类自由而走到了一起，也使两国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盟国，其直接原因是中国受到了日本生死存亡的威胁。

但随着二战的结束和中国内战的开始，特别是冷战和“抗美援朝”使两国从盟国走向了对抗。之后中苏翻脸，中国又受到了苏联的威胁，尤其是1969年苏联对中国的原子弹威胁使中美又开始走近。这是1949年后中国对美政策的第一次大转向。其直接原因是苏联的威胁。

不久，中美建交，改革开放，两国关系在短短的十年内就进入了一种“准盟国”关系——两国间不但高层军事交流成了常态，美国连黑鹰直升机都成批地买给了中国。须知，这是只有美国的盟国才能享有的待遇！那时两国间的亲密关系可见一斑。可惜的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1980年代末中美已接近盟国的友好关系又戛然而止，直到现在。

从上述简略的历史回顾中我们不难发现，最近的中美首脑会晤可以说是继邓小平之后中国对美政策的第二次大转向。

那么，这次中国的对美政策转向能不能再次恢复到1980年代的“准盟国”关系甚或1940年代的盟国关系？

虽然现在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但我们可从上述中美关系的几次起伏中得出答案——

第一次中美成为盟国关系是因为中国面临日本的威胁，国家核心利益受到了严重威胁，在生死存亡之际美国无私地伸出了援手，打败了日本的侵略；而之后中美关系变坏是因为内战和冷战，国家核心利益并没有受到外敌的威胁，完全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中国转向了苏联。

第二次中美成为“准盟国”关系是因为“珍宝岛事件”后中国面临苏联的核毁灭威胁，国家核心利益再次受到了严重威胁，在生死存亡之际美国又第二次无私地伸出了援手，强力阻止了苏联对中国的核打击，中国主动对美国示好，并用惩罚苏联马前卒越南的方式向美国交了一份投名状；而之后中美关系变坏也不是中国的核心利益受到了威胁，也是因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又转向了俄国。

现在是第三次中美关系开始转向好的方向，直接原因有两个：一是中国受到了朝鲜的核威胁而需要美国的帮助，因为单独中国自己办不了它；二是中国经济进入了下行期，需要第一大贸易伙伴美国的帮助和合作。这两大核心因素导致了中国在对美政策上的第三次大转向。但这次能不能发展为盟国或准盟国关系？

这还得要从几次历史起伏中寻找答案。

从上述的几次历史起伏中我们不难发现：凡是中美关系趋向盟国关系的时候，都是因为中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受到了生死威胁、美国及时地伸出了援手；而每次中美关系变坏则都是因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发生了变化。换言之，都是因为意识形态的易变性所致。

所以，判断中美关系的发展变化和中美两国能不能再次成为盟国或准盟国有两个指标：一是看中国的核心利益是不是受到了生死存亡的威胁，二是看中国的意识形态是否发生改变。只要这种意识形态的“易变性”存在，起伏就是难免的。

而美国和其传统盟国就没有这种“易变性”，所以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就很稳定。

美国和其传统盟国为什么没有这种“易变性”？ 

   原因就在于,美国及其传统盟国都通过定期的民主选举，用投票授权的形式将朝野的意志统一了起来，形成了一种动态稳定的基本共识或者叫核心价值观。换言之，美国及其传统盟国的民主本质决定了它们的核心价值观和国家战略的稳定性，它体现的是大多数选民的一种普遍共识和价值认同，任何党派执政、任何人当选总统都不会改变。特朗普上台后也不会例外（特朗普后来连续的几次碰壁和政策调整就是明证，也是民主制度的制衡机制和自我修正机制在起作用）。

美国的这种民主本质反映在外交上就是“价值观外交”,而不是“利益型外交”。说特朗普上台会改变美国这一外交传统的人完全是一种误判，是一种不了解美国的国家本质的表现（最近的事实已证明了这一点）。

所以，要展望未来的中美关系，必须要首先了解美国的国家本质，否则就是隔靴搔痒、缘木求鱼。

甚至，如果我们把眼光放远一点，还可以预言：中美迟早还会成为盟友，因为我们两国没有任何边界纠葛，因此在国家关系上也就没有根本的核心利益冲突，有的只是价值观上的分歧，而价值观对我们来说又是最易变的。

顺带说一下，2017年年初菲律宾与美国关系的突变同样也是菲律宾政府意识形态转变的结果，具体说就是总统杜特尔特上台后用他个人的意识形态取代了国家核心价值观所导致，这与1949年后导致中美关系的突变非常相似；还有戈尔巴乔夫上台后的冷战结束和美苏关系的改善以及普京上台后又导致美俄关系重新发生逆转，也都是因为苏俄政府意识形态的改变所致。这些事例说明，用个人或政党的意识形态取代国家核心价值观是非民主国家或非完全民主国家的一个普遍特征，“一个人改变世界”是这类国家常见的特有现象，反复无常，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和偶然性（最近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言行就是个明证）。相反，欧美澳日韩等民主国家就不这样“善变”。

回顾历史，可以这么说，从国家核心利益的角度而言，美国在历史上没有做过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也是由它的民主性质和核心价值观的稳定性所决定的。相反，如果没有美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大力支持和无私帮助，中国或许早就亡国了（第二次差点亡国是1969年“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准备用一百多颗原子弹毁灭中国被美国强力阻止，可以说是美国在30年内第二次出手挽救了中国灭亡的命运）！就是唯一的一次因义和团导致的“庚子赔款”，美国也没有居为己有，而是全部用来帮助中国建了医院、学校和用做了奖学金。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既然美国在历史上没有做过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为什么中国还有人一直反美？

说白了，中美纠缠的死结在核心价值观，而且“球”一直在我们这一边。

那么，中美何时能再次成为盟友？

可以肯定地说：中国走向民主之时也就是中美再次成为盟友之时，同时也是中国走向强国之时、台海走向统一之时。因为两个价值观相同的民主国家，你想不让它们成为盟友都很难——就像两个志趣相投、价值观相同的人，你不想让他们成为朋友都很难一样。不信你就想想自己在微博、微信和朋友圈上的经历。

相反，中国和俄罗斯极有可能再次成为敌对国家，因为我们两国有着说不清的边界和领土纠葛，有着潜在的、根本的国家核心利益冲突和意识形态的易变性。届时唯一能帮我们的还是美国，而美国哪一次也没让我们失望过。过去某段时间曾一度出现过的中苏两国间貌似“亲密”的虚幻关系完全是个人意识形态超越国家核心利益的一种暂时的假象，终究不会长远。“珍宝岛事件”和之后发生的军事对峙及“原子弹危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因为那种貌合神离的“亲密”关系就象一对有杀父之仇的情人在热恋时失去理智一样，一旦冷静下来就会反目成仇，甚至血刃相见。还因为两个非民主国家的意识形态是最容易改变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亲密”是因为两国的执政者意识形态相同，而六七十年代的反目成仇则是因为当时斯大林死后苏联意识形态的改变，“珍宝岛事件”不过是这种改变后的一种表象和结果，而不变的是两国一直存在的领土纠葛，意识形态的改变就成了国家核心利益冲突的导火索。两国政府意识形态的反复到了二十一世纪又开始了一个新的轮回，“与熊共舞”的戏码不知能演多久？端看下次的价值观改变发生在什么时候。

常听人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不管过去俄罗斯占了我们多少领土，现在我们两国有共同利益。”甚至《环球时报》还发表了《俄虽夺我大片领土中国舆论应多挺普京》这样的荒诞论调，都是其错乱的价值观在作怪，是用私利取代国家利益的典型表现。

但我要说，我不知道中俄是不是真有“共同利益”，但我知道私利等于国家利益，也知道这个世界上并不只有利益，还有比利益更重要的东西——价值观。换言之，由利益金钱交的朋友不是真朋友，只有价值观相同且稳定的朋友才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真朋友。只要我们认清了这一点，从维护国家利益的大局出发，认同普世价值，不管是中美关系还是“祖国统一”问题都会迎刃而解。而我们在对待周边国家的关系上也会理智从事、着眼长远，不会再因一时的价值观冲动而干出一些我们曾经干过的蠢事来。这才最符合我们国家的根本利益。

作者：天狐行空

转自：天狐观察

筛选：汪乐乐

编辑：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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