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前途
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前途
郭树勇
国际关系理论是一种兼具国际性和民族性的政治理论。在国际社会仍然以民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现阶段，国际关系理论既有国际合作普遍性的一面，也有民族国家特殊性的一面。而历史经验表明，只有当强烈的大国意识与软实力战略紧密结合的时候，国家才有建立本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诉求。
国际关系理论建设的本国意识，并非与生俱来，它是一个包括局部发育、整体性自觉、系统化和理论化的发展过程。
一、局部发育。局部发育是指知识精英认识到国际关系理论要有民族国家的意识，要对抗外来的理论输入，建立自己的理论阵地，形成自己的理论话语。但是，知识精英的自主性成长还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意识发育还只能局限在一定的范围内，未达到影响全国的水平。
二、整体性自觉。整体性自觉是指随着国家的发展，国家实力和民族自豪感不断提升，国际关系理论知识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知识精英具有了建设本国特色理论的紧迫感，有意识地用批判的视角来对待外国理论。
三、意识的系统化。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的系统化是指这个国家的知识精英已经拥有足够的能力对理论界进行动员，组织强有力的、深入的学术讨论，构建较为系统化的理论知识体系，形成知识共同体，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必要的学术交流，并把外来理论的本土化作为经常性任务。
四、意识的理论化。意识的理论化就是将国家意识有形无形地融入到理论创新之中，在意识系统化的基础上，把本国的外交实践和国际社会实践结合起来，把本国传统文化与国际政治文化结合起来，创立本国的理论流派。实际上，这也是意识的形态化发展。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中国意识问题。当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成长到了新的历史阶段，便紧迫地需要对国际社会做出理论性贡献。这一方面是为了服务中国深度参与全球治理的国家战略；另一方面与中美之间世界性权力转移的历史进程相适应。其本质是中国坚持自身意识形态的立场，维护文化主权，实施软实力战略。其关键是以中国智慧创新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理论创新与理论反思是相互依赖关系，理论反思是理论创新的基本动力，理论反思得越深，理论创新水平就会越高。理论反思的要义是重新对理论发展史进行梳理，抓住其理论发展的规律，重点是发现中国意识的成长路径。
1西学东渐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意识成长
国际关系理论作为一个现代学科意义上的理论，始自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前后，是西方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试图防止战争爆发，总结和平经验，发现为人类造福的国际政治规律，培养新一代外交人才的重大努力。
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本国意识发育期大致开始于新中国成立，延续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这个时期既是中国政治与外交经历革命性发展的时期，也是国际格局大变迁、国际关系理论大发展的时期。美国在全球取得了稳固的学术霸权地位；相比之下，这个时期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是分散的。能够影响中国的国外理论大体有三支，一支是苏联的国际关系理论，特别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一支是亚非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反对帝国主义压迫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理论；一支是美国和西欧的冷战理论、核理论和其他国际关系理论。面对国外的理论话语强势，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意识主要体现为反对霸权的意识、追求平等的意识、维护自身意识形态和文化主权的意识。在具体实践中体现为，新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路线，坚持国际主义指导下的爱国主义，并决心把外交学中国化。这时期主要的努力方向有两个，一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自己的国际问题研究立场、观点和方法，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国际关系理论；二是提高我党的马列主义研究水平，谋求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意识形态话语权，通过影响社会主义国家进而影响世界。
这一时期中国国际关系领域主要关切的问题在于：对要不要、能不能以及如何融入国际关系学术界有着复杂的心情和不同的认识；如何处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意识形态立场与外交领域的国家利益原则的关系；确定中国的国际身份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发展中大国等等，这些现实问题都是刚独立不久的新中国需要慎重考虑的问题。在中国意识发育过程中，政治精英的作用明显高于知识精英，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是国际关系理论中中国意识发展的重要转折期，达到了整体性自觉。引人注目的是，在这个时期出现了专业性的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群体。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正规化建设，以及对国外国际关系理论资料的大量翻译，越来越多的中国知识精英具备了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知识素养，同时也形成了关于中国意识的整体性自觉，这以1987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性的国际关系理论研讨会为标志。中国意识的整体性自觉主要表现在：第一，对西方兴起的各类有影响的国际关系理论思潮，特别是错误思潮进行解构和批判。第二，围绕“有没有‘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这个问题，展开了较为充分的思想大讨论，这个讨论不仅是学理上的争鸣，也是意识形态上的斗争，是中国国际关系理论自觉的重要体现。第三，开始编写一系列国际关系学科的教材和专著。不少教材和著作都强调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就是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正确确定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地位，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
发端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历时近十年的中国理论大讨论实质上是一次理论系统化的学术努力。彰显中国意识的“理论运动”主要内容包括：重新研究马列主义及其当代意义，研究新马克思主义以及实践唯物主义对于新时期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指导性；继续介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特别是将建构主义的有益成果吸纳进中国，在国内掀起了一次国际关系理论的“本体论”革命，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结合起来形成更具有批评性的理论研究框架；进一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将一些古代中国处理国际关系，特别是“周边外交”的概念和规律吸纳进国际关系理论探讨，规划国际关系大的理论框架，尝试建立“中国特色”的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推进理论的“中国式探索”。
2中国意识的理论化阶段与中国学派的努力
世纪之交以构建“中国理论”为主要内容的学术运动，产生了多方面的后果，其中一个重要的后果就是“中国学派”概念的提出。从中国意识，到中国理论，再到中国学派，这是一个递进向前的逻辑。中国意识的萌发是在学习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是中国理论的基础。而中国理论是众多的学术流派进行理论探索的总和，是中国外交实践的理论化的产物，也是中国意识在理论研究中的成果。中国理论的深入发展，在适宜的国际国内条件下，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内，必然会显示出本民族和本区域的特色。只要这个特色能够以集中的形式体现出来，建立起既与国际学术界相通，又有民族特征的本位理论及方法论体系，那么，中国学派就是可能的。
要树立中国学派这一学术标识，需要赋予其一个核心概念或者明确其所处的学术地位。主张中国学派的学者认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国际关系领域的某些现象，但是，它们又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社会性要素：社会互动过程和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性关系。结果是讨论国际关系的理论中却没有“关系”的地位，也鲜有“关系理论”，这是主流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重大缺失。而“过程”和“关系”是中国社会文化中的重要元素，是中国政治哲学中的核心概念。过程包含关系，关系建构过程，过程的核心是运动中的关系，关系的运动形成了过程。如果说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几百年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理性”，那么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一个核心理念就是“关系性”。将这个中国元素概念化，以这个重要概念为核心，并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立论方式相结合，很有可能会在形而上层面勾勒出更具包容性的国际关系理论轮廓。
将“关系性”这个概念作为中国学派建构的本位，是建立既符合中国特色又有时代特征的国际关系理论的重要努力，具有理论上的可行性。“关系”的确有其浓厚的中国元素，甚至可以说触及中国社会与政治的灵魂。以礼仪见良俗，以伦理铸公序，以礼治建仁政，“关系”实质上体现为一种过程，也是从中国社会的主流交往方式这个意义上讲的；反之，“关系”虽然在西方语境里也经常出现，但是无论西方如何讲“关系”，也总是在物质的层面或者结构的层面打转转，进入不了文化层面。然而，如果认为“关系”仅仅是因为具有中国特色就将其确定为建构中国学派核心概念的话，那就错了。
实际上，“关系”这个概念，既有中国特色的一面，又有国际相通的一面。首先，关系性权力是国际学术界长期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国学者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挖掘“关系”概念，从理论层面补充西方的过程理性之缺，进一步提升“关系”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有助于东西方开展平等而富有意义的学术对话。其次，当代世界的“社会关系”与国家一体化趋势加强，这是国际政治实践为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创造的条件。从根本上说，国际政治也是各种社会关系（包括国际化了的各种国内社会关系）的冲突、平衡过程。抓住了这个后现代社会的共有本质，有助于中外学者共同探讨世界政治的本质，并在此过程中发挥中国学者理解“关系”的知识特长。最后，运用“关系”这个概念，也可以与以结构主义为基本特征的西方主流国际关系学界进行对话。
中国学派所指的关系或关系性，既有跨文化性和通约性，也有明显的实践性，这是建立中国理论时需要注意的。中国语境中的“关系”，除了中国学派主张者所阐述的含义外，还指代一种具有进攻或防守的“力”，一种不断变化的“势”，是介乎当前常讲的社会资本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东西。关系的非结构性还体现在，个体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建构关系的，这完全是与西方学者所讲的社会结构不一样的概念。中国学者提出以关系为本位的理论取向，集中地体现了中国学者建构中国理论的自觉。
3关系理论之后的中国学派发展及其理论贡献
与关系理论相呼应，一些差不多同时发生的理论探索也在理论互动中获得了生机与活力。在这些国际关系理论探索中，中国学者都有意识地从中国的经验和视角出发，提出不同于西方理论的一般假定和方法，推动了中国国际关系学术研究的发展。在这过程中，理论上比较成体系、参与讨论范围较广、地域性较强的有三个理论流派，即道义现实主义、共生理论和共治理论。
道义现实主义学说以发掘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国际关系思想为途径，试图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外交战略等要素结合起来，将政治领导类型和国家实力作为影响国家对外战略取向的两个核心因素，把政治领导分为“无为”、“守成”、“进取”和“争斗”四类，指出“当国家实力达到主导国或崛起国水平时，道义的有无与水平高低对国家战略的作用效果，特别是对建立国际规范具有重大影响。中国应以‘公平’、‘正义’、‘文明’的价值观为指导建立国际新秩序。”道义现实主义提出当代中国外交应当注重道义的作用，这对于显示中国政治领导力、顺利建立国际新秩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道义现实主义的提出，引起了理论上的争鸣，这既是因为它有理论上的魅力、现实上的契合，也是因为它在试图发掘进而概括中国古代国际关系思想过程中，挑战了近代以来东亚学者和当代中国学专家的既有认识。道义现实主义发掘中国古代的国际关系思想，努力续延中国文化传统；它把道义的大旗高高举起，鲜明地指出了中国当代国际关系理论的建设方向，倡导国际关系伦理对于理论建设的意义；它企图以理想主义调和现实主义，从而淡化了中国理论建设中的现实主义色彩。无论成功与否，道义现实主义的提出，都是对以中国古代思想与当代实践为基础融合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调和中国思想与西方理论的重要探索，必将为今后的中国理论发展积累丰富的经验。
共生理论、共治理论是各成一体的国际关系理论学说，两者主要由上海学者提出，是中国学派的重要组成部分。共生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共生是与斗争相对的社会行为，由于人类社会具有自然性，而共生是自然界和生物界的基本状态，因而国际社会也具有共生性，共生性成为与主体性相对的国际关系特性，从历史上看，东亚朝贡体系是一种共生体系；全球化的深入发展造成了国际社会中的共生网络，使得共生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基本存在方式；在和平发展的时代条件下，共生能够克服西方传统的二元对立逻辑，成为国际体系与全球治理的建设原则；建构中国理论，应重点加强国际关系理论的内生和共生建设。
共治理论的主要观点有：共治即共同治理，有全球共治、区域共治之分；进入二十一世纪，全球治理已成为国际关系中的本质性问题，为解决全球社会管理能力严重不足这一根本问题，共治成为新的国际政治范式；国家仍然是全球治理的核心角色，国家共同治理即合作治理是在尊重多样性、共同性的条件下，通过整合求得一致性，以国家为中心逐步让位于以国家合作共治为中心，建立正式的或非正式的合作共治体系，这是不同于冷战思维的新的多边主义的全球合作模式。无论是共生理论还是共治理论，都还在继续发展，不断涌现出新的代表性人物和重要作品。
共生理论与共治理论之所以能够产生较大的学术影响，一个重要的因素在于其开放性以及与国际学术界的对接性，这也是建立中国学派的一个基本要求。共生理论与国外的文明多样性思想有着天然的联系，而共治理论则与自由制度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在很大程度上相契合。这两个理论的开放性和对接性，主要得益于上海的区位优势，上海的研究在过去的三十多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上海学者建构中国学派，努力将北京学者的方向与国外学者的智慧结合起来，形成中西贯通的学术成果。
4中国学派的概念体系、发展条件及其发展前途
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正处于建立和发展的初期，无论在学派定位上，还是概念体系上，都需要学术界进行深入地研究。
概念是理论的基础，也是学派的基础。对于中国学派而言，它的概念体系要考虑元理论，也要考虑问题引导出来的假定。这套概念体系由核心概念与外围概念、主要概念与辅助概念、宏观概念与中微观概念等层次的概念构成。如果从元理论的结构上看，一个学派的概念体系中，既有本体论层次的概念，也有认识论层次的概念，还有方法论层次的概念。建立和发展中国学派，也有必要建设起一套相互间密切联系的概念群或概念体系。近年来国内学者创造性地使用了一系列重要概念，包括关系、共生、共治以及权势、圈序认同、天下主义等，其中前三者有着独特的地位和功能。关系或关系性，是本体论层次的概念，也是一种较为宏观的概念。关系是一种国际政治存在或国际社会存在模式，把关系列为国际政治本体论的研究对象，具有独特的中国视角。关系性也有其不能涵盖的方面，而共生、共治两个概念恰好能够部分地弥补关系理论的不足。关系属于本体论层面的宏观概念，而共生属于认识论和价值论层次的中观概念，而共治则属于方法论和实践论层面的中微观概念。
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讲，关系、共生和共治等概念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补充的。三者在元理论上各安其位，但并不完全处于一个层面上，关系本位提出，中国人视野中的世界政治其实是一组不断变化的关系网络，这个网络是客观存在的，也可以是人为创造的。世界是关系的，可以有限度地改造；又是共生的，不可相互合并、毁灭和取代，国际政治存在着一种天然的伦理底线，任何进步的理论都不能以进步之名而摧毁这种国际社会生态链系统。国际政治既是关系网络的政治，又有着共生的伦理信条。共治理论落脚点在治理上面，“治”是国际政治的核心，中国理论强调共治，不仅是国家间的共同治理，还有国家与社会的共治，国家、个人、家庭的共治，简言之它是身国共治。共治理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它对西方理论有很大的超越。
无论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探索，还是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建构，都有明显的相似性或共同点，都是德治或仁政的一部分，只要掌握了民心之本，顺乎天下大势，不管眼前的结构或霸权者多么强大，都能够此消彼长，转危为安，掌握根本，立于不败之地。这显然不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而是政治社会学的逻辑。只有应用社会学方法论，才能摈弃硬权力、硬结构、零和游戏等学理范畴，从软实力、关系本体、政治文化、辩证思维等角度研究中国国际政治思维的实质。因此，从根本上讲，中国理论更接近于政治社会学的视角。
未来中国学派建设，要从以下几个方面下功夫：一是整合，将反映中国学派主要成就的概念和假定进行合并贯通，形成一个有明显中国特色、又反映当代世界新变化的概念体系。二是抽象，将中国学派的研究对象和主要研究工具加以抽象，增加其理论的普遍性。三是国际化，将中国学派的主要代表作品翻译成外文文献后，向国外传播，从中外人文交流中反观其成败得失，既而不断修正已有假定和命题。四是创新，一个学者可能难以创新，但是一个民族倾其知识精英是能够创新出一个理论的，否则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就难以成立。
新一代中国学者学贯中外，有着完整的学术训练；走遍天下，与外国学者能够充分的平等的交流；了解中国，从国家转型和社会发展中洞悉国情。这都是过去三十年来多数学者所不具备的能力。中国学派的崛起是一个必然，是一个以中国视角观察世界、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群体的崛起。
转自：国政前沿通讯
编辑：晞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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