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我与政治学的因缘——五十自述

2017-06-03 任晓国政学人

我与政治学的因缘——五十自述

作者简介

任晓，男，1965年7月生。2010年2月至2012年2月供职于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大使馆，任一等秘书。现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1982-1986年就读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本科，1986年获学士学位。1986-1992年为复旦大学硕士、博士研究生，1992年获复旦大学博士学位。1990-1991年作为联合培养博士生在英国埃塞克斯大学深造。1992-2002年任教于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及2000年成立的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先后为讲师（1992-1996）、副教授（1996-2001）和教授（2001-2002）。其间曾为芬兰图尔库大学博士后（1994-95）、日本名古屋大学客座研究员（1998）及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访问学者（199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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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出生于1965年，迄今已经过了五十周岁，但为了方便起见，仍然“号称”五十。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已悟得天命（无论作何解），但既已到这个年纪，对人生应该已基本参透。兹叙述既往，立此存照。

我与政治学的结缘开始于1982年。那一年，我被录取到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的政治学专业念本科。其实，我参加高考并得知考分后的第一志愿是复旦大学世界经济专业，政治学并没有出现在我的志愿表上。实际上，当时刚上完高中的我完全就是一片懵懂，压根儿就没听说过“政治学”这三个字。后来知道，我们班上这42个人是复旦大学政治学专业的第二届本科生，来自全国各地。

在此之前的1982年上半年，复旦大学受恢复不久的中国政治学会委托，开风气之先，举办了全国首个政治学讲习班，为期四个月，因其60名学员回到各自单位，后来都成为了政治学教学和研究的骨干力量，因而被戏称为中国政治学的“黄埔军校”或“黄埔一期”。我们呢，是政治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得到恢复后正儿八经招收的本科生，仿照上述说法，或许可称为政治学的“复旦二期”，在国内各大学中是属于相当早的，因为那时还只有很少的大学有师资力量能够办起政治学专业，只有北大大概与复旦比较类似。

入学后，像我这样的非第一志愿情况可称普遍，于是出现了“专业思想”问题。针对此一情况，系里政治学教研室的老师们作出了不少努力，试图说服我们安心学习政治学，为此，大多会举出政治学的崇高性来，以说明“风物长宜放量眼”等等。我们呢，不管内心里有没有信服，既然已经进了复旦这所名校，也就既来之，则安之了。那时候，还没有现在这样的可以申请转专业的制度，既然“木已成舟”，这四年也就“从一而终”了。

这里应该说说我们的老师们。王邦佐、孙关宏二位老师是政治学教研室的正副主任，是复旦政治学的开创者和学科带头人，他们能力强，有眼光，相互密切配合开展工作，二人合写的论文则署名为“王宏”。此外，浦兴祖老师教当代中国政治制度、郁景祖老师教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心理学，竺乾威老师教行政学。作为“文革”结束后招收的第一届研究生中的一员、王沪宁老师1981年在复旦硕士毕业后留校工作，进入政治学教研室。那时的研究生为数甚少，质量也高，不像现在那样是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的，水平也参差不齐。王邦佐老师后来有言“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是说政治学专业白手起家，年轻教师条件也并不很好，不容易。但无论如何，如此这般地，政治学专业的架子毕竟搭了起来。

还有一位左益寰老师，专长是中国政治制度史，课也教得不错，不料我们入学后时间不长，就因罹患癌症而病逝，大家都不免难过。后来，班上的几位同学相约，到虹口公园附近的一处地方去看望了左老师的未亡人，说了左老师不少好话，引得她伤心得当面哭泣起来，我们几个人一时都不知所措。想起来，真是“少不更事”。

谁都知道，“政治学”概念大而“国际政治”概念小，国际政治是政治学这个学科中的组成部分，可那时的设置就是“国际政治系”中的“政治学专业”。出现这种情况，乃是历史造成的。

1963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总理在出访亚非十四国前夕，亲自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讨论了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问题，并以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央宣传部联合名义，于当年的12月15日向中央上呈了“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报告称，“开国以来，随着外交活动和国际斗争的开展，研究外国的工作，做出不少的成绩。但是，目前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还远不能适应当前形势的需要，不能很好地为国际斗争服务。”12月30日，毛批示“这个文件很好”，随后就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下发，同时还成立了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由廖承志任组长，周扬、张彦为副组长，姚溱为秘书长，共由成员二十一人组成。

也是在这一背景下，1964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三校同时把政治系改建为国际政治系。那时，国内政治运动不断，但即便是在那样的“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和“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中，复旦的国际政治系也还是做了不少实事，出版了不少属于有真才实学的作品，比如《美国政府机构》、《英国政府机构》、《法国政府机构》、《日本政府机构》等。如《日本政府机构》1977年6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77年1月所写的“编者说明”中称，“参加本书编写工作的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1975届部分工农兵学员、历史系日本史组和国际政治系部分教师”，署名为“《日本政府机构》编写组”。那个时候都是讲集体而不讲个人的。除此之外，还曾把不少外国学术作品翻译为中文出版。

由于这一历史，政治学在复旦的重建和发展还是有一定底子的，比如专业性的图书资料就是如此，美国政治学会（APSA）所出版的《美国政治学评论》和PS通讯等，那时系资料室就已订阅，是一扇向西打开的窗。这种情形大约也就是北大及人民大学等不多大学的相似系科可以比拟。在一次政治学界的会议上，有人问起复旦政治学方面的图书资料情况，与会的王邦佐老师很智慧地说：“我们不行，乱得很”。北大的赵宝煦教授在旁边听了，马上接上一句：“老王这是话中有话啊，书多了才会乱的”，周围众人听了，无不莞尔。这是听邦佐老师亲口说的，他当时是颇有点自豪的。

1964年，在复旦大学还同时成立了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和拉丁美洲研究室。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内有一个研究国际关系的研究室，其最出名的研究成果是出版了多卷本的《战后世界历史长编》，人员有刘同舜、姚椿龄、阴巧云等教授，很显然，由于专业领域的接近，他们与国际政治系的教授们有很多共同语言。改革开放后，该所改名为世界经济研究所。这支国际关系研究的队伍在世界经济研究所内则似乎属于“另类”，后来人员只减不增，直到研究室的人员陆续退休，这个研究室也就不存在了。拉丁美洲研究室的情形也类似，它作为一个机构设于历史系内，也属于“枝蔓旁出”，不是“正宗”，自然处于较边缘的位置，后来，该研究室的人员也是随自然规律而陆续退休离职，只减不增。再后来，成立于2000年的国际问题研究院聘任了这研究室的“余绪”—一位青年博士—作为研究拉美事务的专门人员，不幸的是这位同事在2011年因心脏病突发而英年早逝，于是就再也没有专人搞拉美了，这是后话。

那时，政治学处于草创阶段，没有多少“专业书”可看。除了按部就班的学习外，有一本书成了我的政治学启蒙读物，这便是许崇德、何华辉合著的《宪法与民主制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2年出版）。该书篇幅不大，共192页，分十章，分别为“宪法——民主制度的法律化”、“人民共和国（一）”、“人民共和国（二）”、“公民的基本权利”、“国家元首”、“代表机关的组织机构”、“代表制与代表的职责”、“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地方自主权”、“宪法规范的准确性和鲜明性”以及“保证宪法的实施”。这本小书在今天看来实在平淡无奇，可在1980年代初可是政治学方面少有的著作之一，阅读这本书一定程度上激发了我对政治学的兴趣，至今记得。

还有印象深刻的是，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联合其他一些出版社共同出版了“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选译”丛书，其中的每一种书扉页均印有一个出版说明，称：“为了研究和探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各种社会主义模式的理论和实践、各种共产主义流派学说以及其他政治学说，了解外国政治社会和学术情况，我国部分出版社分别组织翻译一批有代表性的现代外国政治学术著作，供有关方面研究参考，本书是其中一种。”有的书还加上了“内部发行”字样，这“内部”真是很妙、很有意思的两个字。该译丛所选的书包括像西班牙费尔南多克劳丁的《欧洲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英国佩里安德森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日本不破哲三的《科学社会主义研究》、南斯拉夫爱德华卡德尔的《民主与社会主义》等，至少出了几十种，有的是过了若干年后才拜读的，如法国知名记者、作家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所著、朱邦造等译的《世界面临挑战》（人民出版社1982年），该书法文版出版于1980年，应该说中译的反应还是相当快的，主译者朱邦造的名字后来变得很熟悉了。现今我手头还有一本书也是列入这套“选译”的，即《印尼九三O事件》，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于1982年，该书副标题为“美国中央情报局调查报告”。不过，直到50年后的今天，围绕“九三O事件”的种种事情依然云遮雾绕，究竟是怎么回事，并没有完全弄清楚，还有待来日。这套“选译”自然都是翻译著作，内中颇涵盖了一些好书，翻译也较精准可靠，可说经得起时间检验，成为当时拜读的重要书籍。

在校园里听学术讲座是当年吸收知识的一条重要渠道，所听讲座为数颇为不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听了知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庞朴先生的“儒家辩证法”系列讲座，实际上成为一门课。庞先生是历史系朱维铮教授请来的，学问做得很深，讲课地点记得是在第一教学楼的阶梯教室，我居然完整地听了下来，感觉学习到不少。后来，每当有人谈到道家辩证法之类的问题时，我总会马上想到当年听过的儒家辩证法及相关的问题。还有印象深刻的是哲学家、思想史家李泽厚先生的学术报告，听者甚众，以致一个大教室都装不下，需要换到相辉堂。李先生本人也为这景象所感动，谦逊地说大家听了以后会觉得“不过如此”。我至今认为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第一人。

我的英语起点并不高，不过在本科阶段也算较有长进。那时有幸进了提高班，任教的经少英和钟桂芬两位老师教学经验丰富，水平也高，尤其钟老师教《新概念英语》，十分专业，对学生的提高大有帮助，我学下来长进不少。教我们“专业英语”的是容再光和谢延青两位老师，前者后来迁居香港，后者现居美国。

1986-1989

四年似乎很快地就过来了，我与同班的郭定平因成绩优秀，一起免考成为了政治学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是1986年。因做了研究生，宿舍相应迁往复旦东门外四幢楼中的一幢，同住的还有周伟嘉（现日本产能大学教授）、胡伟（现上海市委党校教授）、毛桂荣（现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郭定平（现复旦教授）。后来南区研究生宿舍建成，又搬往南区，条件改善，合住的不那么多了，住同一室的是臧志军（现为复旦教授）和刘国深（现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由于成了研究生，自然得做“研究”了，于是开始写出一些小文章发表。不过我的第一篇文章产生于本科之时，发表于1985年3月15日的《政治学信息报》上。该报系由政治学界老前辈石啸冲教授主编，大致是每月出版一期。我的小文其实是关于英国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家拉尔夫密利本德所撰《马克思主义与政治学》一书（商务印书馆1984年出版的中译本）的书评。初次发表专业性的文章，虽属“豆腐块”，对于本科三年级的我来说还是高兴得很。至今我还保留着这张报纸，展开来看，同一版面上竟还有端木蕻良的篇幅更短的文章“不应忘记发展地方特产”，看来是一个名为“花信风”的专栏。估计该文作者与作为主编的石老是多年的老友，因而应石老之邀为《政治学信息报》写了一个专栏。

那时的研究生教学，读书颇成系统，形成了两三个系列，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即马克思、恩格斯）原著，基本上都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中，还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第二个是西方政治思想原著选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降直到较为晚近的狄骥、克拉勃等。经过系统的阅读和课堂讨论，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学术底子，用“受益终生”来形容似不为过。今天回过头来看，读得不够的是中国诸子百家的经典，成为一个缺憾。这跟当时的师资力量有关系，也跟当时如饥似渴地学习吸收外国政治学的氛围有关系。到了21世纪的今天，学术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政治学者终究要更多地回到中国和中国问题自身，包括中国的思想和制度等。

当时王沪宁师担任中国政治学会副秘书长，与北京方面人士关系甚为良好，经协商，确定在复旦设立一个“中国政治学会通讯联络部”，由沪宁师负责，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中国政治学会通讯》。承蒙沪宁师的信任，由我充任责任编辑。这在我是平生第一次当编辑，至今还保留着当年的这一“工作成果”，每期十六开的版式，四个版面，主要登载中国政治学会及各地政治学会的活动情况、会议信息、重要来访、出访、成果出版信息等，创刊词称，“我们希望，《通讯》能以信息来贯通学会的左右、上下与内外，用信息把广大会员、各地学会平时的分散活动连接成一个整体，从而看到中国政治学会生机盎然的全貌”。仔细查看，创刊号上居然没有印上出版日期，这显然是个疏漏。第二期是1986年11月15日出版的，推测起来，创刊号当是1986年9月秋季学期开学后出版的，也即我刚开始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当时沪宁师为我的研究生导师，同届且同门的还有三位，即毛桂荣，目前在日本任教；王羿，后来前往挪威留学，我曾在奥斯陆与她见到过一次，再后来就失去了联系；王金支，听说已经全家移民加拿大了。《中国政治学会通讯》一般是由我编好后，送交沪宁师的朋友兼合作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陈军先生，由他安排排版、印刷，印出后由我取回，再通过邮局寄往各地的人士手中。由我担任责任编辑的《中国政治学会通讯》一共出版了六期，从1986年秋至1987年末，之后就交给了别的研究生。以后，就出现了“王沪宁重用研究生”的议论。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担任系领导，也只能指挥指挥我们这些研究生，“重用”其实也是培养锻炼。

我那时也翻译过一些东西，发表在《国外社会科学》、《国外政治学》等刊物上。那时南京大学-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已经建立，拥有了一个非常专业化的图书馆，图书由美方选好运来，很快就成为国内算得上最好的政治学、国际关系方面的专业图书馆。那时我对政治发展（political development）方面的问题颇感兴趣，从那里复印了L 派伊的Aspects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一书，与比我高一届的王元一起翻译，该书也很得到当时供职于南京大学的朋友段小光的肯定，以为是“扛鼎之作”，大致说好列入由他主持的一套丛书出版。不料1989年政治风波发生，顿时物是人非，变化巨大，中译《政治发展面面观》一书的出版亦大受影响，一直拖到二十年后的2009年才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交稿给出版社之前，我又对原来的译文进行了认真的校订。因时隔多年，派伊教授所写的中文版序言居然都没能找到，而派伊本人也已在此前的2008年9月辞世了。

那时候，研究生并没有很多机会参加学术讨论会，但后来随着政治体制改革讨论的开始和升温，这方面的研讨一下变得很“热”，尤其是1987和1988两年，各地都召开这方面的研讨会，讨论很热烈。印象颇深的是1988年中国政治学会在九江召开会议，记得我是跟着王邦佐、王沪宁等老师一起由上海登船溯江而上赴会的，一路上坐在诸师边上，耳濡目染，自然潜移默化地学到不少。到九江的会议上一看，政治学界的头面人物基本上都到会了，包括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政治学研究所所长严家其等。作为政治学界前辈的张友渔先生时任中国政治学会会长。

那时（至今亦然）中国政治学会的秘书处设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其时，政治学所已兵强马壮，办起了《政治学研究》和《国外政治学》这两份中国政治学界的翘楚刊物，在政治体制改革的研究和讨论中也很有影响，一时颇有点“独大”之势，难免惹人注目，比如我就听到了“先有政治学会，后有政治学所”的议论。说这话的人大约意在提醒人们要饮水思源，政治学研究所发达了以后，应该勿忘政治学会在政治学所发展过程中所起过的重要作用。

1989-1994

1989-1992年，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阶段。那时，获批博士点难度极大，即便是复旦，也尚未获批设立政治学博士点。在这一情形下，我只能到已经设立的国际关系博士点攻读更高一级学位，这次也是免试进入，拜刘星汉教授为师。这是后来人称的我“跨二级学科”之始。我一向以为，学问都是相通的，社会科学内绝对如此，更别说是政治学内的二级学科。当然，研究的侧重点会有不同。

读博期间，我获得一个机会前往英国学习，这在我个人是一件大事。那时，现今教育部的前身国家教委设有一个以“联合培养博士生”为名目的留学类别，由国家出资，前往国外学习一年。当时我已经联系好了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校区，那边的迈尔斯凯勒（Miles Kahler）教授是复旦的老朋友。1989年四、五月间，他来到上海讲学，因此有机会与他面谈了此事，他很爽快地答应了此事。返美前他回请了一次，地点是在他下榻的锦江饭店，在座的有倪世雄、王沪宁、Kahler及我本人。那时中国改革开放时间还不长，国家财政并不富裕，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生活费偏低。凯勒教授觉得中方安排的奖助金额在加州生活是不够的，因此又专为我向美中国际关系研究委员会（CIRSPRC）申请了一笔资助，事情的进展似乎一切顺利。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他走后不久，北京就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政治事件，中美关系一时大为恶化，国家教委也下来了新精神，我不能前往美国了，必须改国家。没办法，只能照办，于是转而再联系英国。那时通讯远没有今日便利，没有电子邮件可用，联络起来颇为费事。向英方请求帮忙的都是与复旦有交往的英国教授，有两所大学愿意接受我，即埃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Essex）和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最后决定去埃塞克斯大学。其时，曾经到访复旦的安东尼金（Anthony King）教授在那边任副校长，经他帮助作了恰当的安排，还很慷慨地为我免掉了“板凳费”，最后终于得以成行。我的第一次出国，经过了诸多的折腾，同时也得到了这么多人的帮助，至今心存感激。

那一次的出国，必须先到北京，前往国家教委属下、设在北京语言学院内的中国留学服务中心办手续。那时当然还有别的留学人员也在办类似的手续，大家互相交流各自的办事过程和经验，都有“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同感。

到了埃塞克斯大学，才知道host我的政府系（Department of Government）颇有学术地位。根据英国的大学系科评估，它与伦敦经济政治学院的政府系一起，都获最高的五颗星评价。欧洲政治研究协会（ECPR）的专门机构（Central Office）也设在那里，于是我还有机会参加了一次欧洲政治研究协会的年度学术会议（Joint Sessions of Workshops），如同别的学术组织一样，年会期间举办书展，展示本学科领域新出版的著作，可谓琳琅满目，当然在我还是第一次见识。会议期间，我遇到之前曾访问过复旦因而认识的挪威卑尔根大学斯坦因库勒教授，记得他在书展的现场，笑说“大家都写得挺多的呵”。

在这一年间，使我最感光荣的是我获得了国际政治学会（IPSA）的斯坦因罗坎奖助金（Stein Rokkan Fellowship），出席了1991年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IPSA第15届世界大会（World Congress）。这世界性的政治学组织，三年才开一次世界大会。那时中国改革开放的时间还不长，像我这样尚未获得博士学位的年轻学人到重要国际会议上出头露面机会还很少。与我同时获得该项奖助的是一位菲律宾青年学人，显然，国际政治学会设立和颁发这一奖助，意在扶植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学者，让他们有机会进入世界政治学界主流的学术活动当中。负责该项奖助评选工作的是瑞士日内瓦大学的皮埃尔阿兰教授。记得在大会期间举行了一个小小的仪式，让我们两个获得奖助的青年学人亮了亮相，各讲了几句话。那位菲律宾朋友先讲，我后讲。为了这一先后顺序，阿兰教授专门向我解释我的姓氏首字母“R”在那位菲律宾朋友姓氏首字母之后，而若论我的名的首字母“X”则更是在后面了，我连忙说没问题。由此可见，从法治国家走出来的人士是如何地讲究正当程序，令人肃然起敬。

在这次大会召开前举行的国际政治学会执委会（Executive Committee）会议上，海峡两岸的两个“中国政治学会”发生了一次交锋。台北的中国政治学会申请以“Chinese (Taipei)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的名称加入国际政治学会，大陆方面坚持认为不能有这两个括号，于是在执委会会议上出现争论。我方的胡其安先生时任IPSA的副会长，在这次会议上据理力争，但最后会议的决定仍然接受了台北方面提出的名称，于是我方决定退出IPSA。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出席同一会议的戴维伊斯顿教授事后告诉我，执委会上的讨论就是为了这两个括号而争执不下。（大会期间与伊斯顿先生交谈，给我一种如沐春风之感。此后我再没有机会见到他，直至他于2014年以90多岁高龄辞世。）胡其安先生则更详细地向我介绍了整个过程，还提到他为此事向北京请示时，还在电话中跟李慎之争了起来，在李看来好像胡是“斗争不力”（胡的原话）。多年以后回看，我方的思想实在太不够解放，再怎么说，台北的学会名称中都还有一个“中国”吧。如此零和博弈，是由当时总体的思想水平和对台政策决定的。

前已提到，国际政治学会的世界大会三年才举行一次，那年之所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是因为当时的国际政治学会会长G. 奥唐奈是阿根廷人，因而为阿根廷争得了一个机会，后来奥唐奈一直在美国的圣母大学任教，直至退休。听说大会的整个组织过程不是那么顺畅，毕竟阿根廷是发展中国家，为条件所限。我参加过的有的会场，椅子已坏，却没有修缮，仍然让它坏着，给人的感觉就有点不太好。那次我由英国前往，从北半球到南半球，万里迢迢。在西班牙马德里转机时，遇到一位同样前往出席IPSA大会的美国年轻学者埃里克琼斯，后来我们仍保持联系，在他任教的霍普金斯大学的意大利博洛尼亚中心，还曾见过面。英阿之间曾经在1982年打过一场马尔维纳斯战争（英国称“福克兰战争”），结果英胜阿败。当时领土问题悬而未决，我在阿根廷也有那么一点实地的感受。布宜诺斯艾利斯给人以一种曾经辉煌过，但已“美人迟暮”的感觉。在世界上颇有名气的阿根廷牛排，对我却没有吸引力。大会期间一次在一家餐馆用餐时，正好在国际政治学界颇有名望的英国人苏珊斯特兰奇走了进来，同桌有人示意我说“那就是斯特兰奇”，我就这么唯一一次看到过她，但并无机会向她请教问题。布宜诺斯艾利斯之行是我的第一次南美之旅，也是迄今为止的唯一一次。

在英国结束学习回国后，我于次年（1992）在复旦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在复旦国际政治系念完博士学位，我算是最初的几个之一。之后就进一步展开学术生涯了。

有一次，沪宁师和我同在北京出席了全国青年行政管理研究会的成立会（他被推举为会长）后，应“体制外”学人邓正来之邀同往中国人民大学附近的一家餐馆赴一个饭局。邓当时正在酝酿一个重要动作，即筹划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邓邀王加入他的编委会，并在上海方面为《季刊》组稿。因此之故，我跟这家即将诞生的刊物发生了关系。这次饭局是我参与该刊工作的缘起。《季刊》之所以带有“（香港）”字样，是因为在香港注册，出版者为“香港九龙香港社会科学服务中心”，但实际上编辑部设在北京，编辑工作是在北京进行的，以主编邓正来为首，不过时居香港的“监制人”徐泽荣（复旦国际政治系1977级校友，我1991年首度访问牛津时，承蒙他接待过我）也出力甚大，尤其是在筹资和印制等方面可说发挥了关键作用。《季刊》创刊号于1992年11月出版，邓正来所撰的“创刊辞”谓：“中国要走向世界，不能没有学术的走出国门；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能缺少理论的作为先导；然这两种‘不能’，更不能缺失学理探索自由的作为基础。因此，《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办目的之一便是要为海内外从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学者提供自由讨论和发表意见的场所，使所欲言者，有所以言”。又称“直面中国，以学术为本；求索发展，弘理性精神”是《季刊》始终不变的宗旨。此后，我参与了为《季刊》组稿的工作。

《季刊》做得最成功的，可能是其“主题研讨”，即为某一期确定主题，邀集相关领域学者根据各自的专长选择题目撰稿，一般均能在该主题上有所深入，也颇能引起学界的注意。这一团队做了但又感觉不满意的，是书评栏目，于是决定专门创办一个《中国书评》，作为《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姊妹刊物，编辑班子为同一班人马。《中国书评》创刊号于1994年9月出版，邓正来所撰的创刊辞，谓其唯一宗旨是“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又说，社会科学知识欲突破其限度而获得新的增长和拓宽，就必须以严肃地评介或批判已有知识为基本手段。在社会科学批判机制尚未形成或完善的汉语学术世界、在书评文评基本上尚处宣传广告层面的中国大陆学术界，专门从事书评文评的《中国书评》创刊，无疑是颇有意义的一件事。创刊号有邓正来的“评《南极政治与法律》”，通过中英两本书的对照，证明1989年法律出版社出版的位梦华和郭琨“编著”的《南极政治与法律》一书存在严重的剽窃行为。该期也发表了我的“政治文化的反省”一文，文章结合白鲁恂的《官员与干部：中国的政治文化》及《中国政治的精神》（1992年新版）二书写了若干心得，我自认为这些看法确实是得自于“心”的。

《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两份刊物在“体制外”创办和出版，形成了一股新风，在1990年代产生了可称重要的广泛影响，对于推进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功不可没。然而，很大程度上也源于“体制外”的缘故，若干年后出了“状况”，先是被人“收编”，不几期后就停刊了。

多年后的2008年，邓正来被礼聘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并任复旦新设立的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由此进入“体制内”，《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也复刊为“院刊”。其“复刊词”谓：“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应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中国学人……以我们别具一格的理论创见去解释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以中国化的‘理想图景’去型构或影响全球化的方向和世界秩序的性质。这是全球化时代所赋予中国社会科学的新的时代使命！”

恢复后的该刊因是由复旦大学出版社以书号出版，遂更名为《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为总第25期，以示与过去所出的各期相延续。于是我与邓正来之间在多年后又有机会合作。复刊后，原先便已广为人知的《季刊》一时又风生水起，从2008年12月到2012年3月，相继出版14期，连同之前所出版的各期，一共出版了38期，均厚重扎实。不幸的是，天不假年，邓正来于2013年1月病逝，享年仅56岁。由于主其事者的这个大变故，《辑刊》也就无法再延续出版了。

写到这里，这篇自述已经感觉有点长，暂且打住，就算这自述的上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