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巍：基欧汉和他的学生们

基欧汉和他的学生们

作者简介：李巍

他曾经与他的学术对手进行了一场长达30年之久的论战，这场论战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最精彩的篇章，将国际关系研究的学理性和科学性向前推动了革命性的一步，大大超越了摩根索时代；他的导师斯坦利·霍夫曼是六七十年代哈佛大学最知名的现实主义大师，但是他却为当时现实主义占统治性地位的美国学术界，提供了一种观察世界的替代性范式，成为自由主义学派的掌门人；他的理论直接推动了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诞生和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因他而成为与国际安全研究并驾齐驱的分支学科，而他本人也被誉为是“美国IPE之父”；他彻底改造了《国际组织》（IO）杂志，使之成为美国乃至整个世界国际关系专业期刊的龙头老大，并推动产生了蔚为大观的“IO学派”。
他就是今年68岁的罗伯特·基欧汉。
为了纪念他的学术成就，他的学生在2005年2月18-19日齐集普林斯顿大学，举办了一次规模盛大的学术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之后的学术论文集《世界政治中的权力、相互依赖和非国家行为体》（Power, Interdependence, and Nonstate Actors in World Politics）由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在今年正式出版。
基欧汉的理论主要集中在《跨国关系与世界政治》（1972）、《权力与相互依赖》（1977）、《霸权之后》（1984）三部作品中。在这三部著作中，他提出的理论概念和分析工具，成为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和整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基石。
在20世纪70年代，他和约瑟夫·奈展开了一系列令人炫目的合作研究，被认为是美国IR圈中的一对黄金搭档。后来他们分道扬镳，奈进入了政策分析界，在最近20年多年里获得了远远高于基欧汉的社会声誉。但在人类知识的殿堂上，终生耕织于学界的基欧汉将必定会获得更加持久的尊敬和记忆。这就相当于人们早就已经忘掉了曾经担任过高级外交官的马基雅维利，而却永远的记住了写下过《君主论》的马基雅维利。
从1985年开始，基欧汉基本已经停止了更具冲击力的理论创造，而是专注于提出一系列新的研究议程，以为后人提供一种方向，而这些研究议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学生丰富和完善。比如，他早在1970年就提出要重新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国内因素，但真正对这项工作做出了重大贡献的是他的学生Hel en Milner；他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也开始承认观念的力量，但延续这条路径走下去的并作出成就的也是他另外一个学生J. Ann Tickner；他和Rosenau, Yong等一起参与了推动冷战之后全球治理范式的兴起，尽管他本人没有做出任何原创新的贡献；进入21世纪，他又开始带着几位学者关注系统关注国际关系中的合法性问题，其中一位Anne-Marie Slaughter是他的学生Moravcsik的妻子，也是普林斯顿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院长。
所以，我经常喜欢借用苏长和对基欧汉的点睛之评：“基欧汉作为第一流的学者，很大程度上不在于他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在他发现和提出问题的能力。这种对时代议题的嗅觉能力，不是每一位学者都能具备的。”
博士毕业之后，基欧汉先后游走于多所大学。他走到哪里，哪里便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术重镇。他指导了一大批学生的博士论文，其中有30多位目前仍然活跃在遍及全美的各大高校的政治学系。而他教学最辉煌的生涯却是在哈佛留下的，正是在这里，他带出了一批后来被认为是“第二代的”IPE的学术大军。
他的学生、本书的编者之一Andrew Moravcsik在本书的末尾如此骄傲地描述他的老师：基欧汉之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就犹如罗伯特·达尔之于美国政治学，塞缪尔·亨廷顿和阿尔蒙德之于比较政治学。而这个学生现在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界新生代的杰出人物，正是他在90年代高声呐喊“还有谁是现实主义者吗”？但事实上，他自己冠名为“自由政府间主义”的博士论文，但仍然可以被老道的观察者从中察觉出浓重的现实主义色彩。
基欧汉在国际关系学界的声名还在于他培养了多位极为杰出的女性学者，其中包Helen Milner, Lisa Martin, Beth Simmons, J. Ann Tickner等等，她们如今是美国IPE圈最为活跃的人物。基欧汉也因此在1997年获得了IPE女性学者联合会所颁发的导师奖。他们当中，最富盛名的就是本书的第一主编Helen Milner。
2006年，Milner从哥伦比亚移师普林斯顿，这直接导致了哥伦比亚作为美国IPE研究重镇的坍塌（她带走的还有她的老公：David Baldwin）。而在Milner的主持下，普林斯顿的IPE项目在最近几年迅速崛起，很快就与哈佛、UCSD构成三鼎立之势，成为美国IPE研究的王牌师。2008年12月，Milner带着美国IPE精英学术圈的几乎半壁江山挥师来到中国，举办“中国崛起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研讨会，但中国学者难以与之进行平等的学术对话。
基欧汉治学以严格、严谨著称，他在斯坦福任教时曾经在课堂上当众撕毁一个黑人女孩的论文，并质疑她是否弄懂了一些基本的国际关系理论，而这个黑人女孩就是后来当了美国国务卿的康多利扎·赖斯。
除了理论的贡献，基欧汉还致力于推动国际关系研究方法的进步，希望将IR成为一门受人尊敬的“硬科学”。他用严格的科学方法来训练他的学生，其中就包括成为IR学科中定量分析的领军人物之一Randall Stone。此公生猛异常，在2000之后，成为美国学界一颗异常耀眼的新星，在APSR、IO、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等顶级刊物上，他发表数学建模的IR文章就如同闲庭信步。
我们今天的国际关系研究还并没有完全走出基欧汉和沃尔兹共同缔造的时代。但就犹如基欧汉超越了他的前辈一样，基欧汉本人也在不断地被后人超越，其中很大一部分超越者正是他当年在课堂上教过的学生们。作为一种技术性的理论阐述，基欧汉的自由制度主义，在20年后的今天，已经显得陈旧，但作为一种国际政治思想，它却散发着持久的魅力。
学术就是这样薪火相传、拾级而上。
不可否认的是，基欧汉的弟子们对自由制度主义范式的偏爱跃然纸上，相互依赖、非国家行为体、国际制度、国际合作，这些自由主义的概念反复出现，尽管他们极力避免指名道姓，但批判的矛头却不言而喻。这种偏爱从另外一个角度仍可以被视为一种学术的偏见，事实上，当自由主义在学界大行其道的时候，美国决策圈中的理想主义冲动通常都会被现实的审慎考量而压制。而且，一旦国际冲突剧烈的时候，决策者仍然情不自禁的从现实主义传统中寻找古老的智慧。因此，基欧汉的学生很少进入决策圈。
90年代以后，美国的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了精细的议题化阶段，每个学者都在各自的议题领域精耕细作，进而为国际关系学这个大厦添砖加瓦，但已经很少有人再去关注这个学科大厦的整体结构。主义和范式之争俨然只能进入学术的“旧货市场”。国际关系学内部过度的专业化，让国际关系学者提前进入了韦伯所说的“铁笼”之中。而只有基欧汉仍然不断地提醒这些后来者，还是要尽可能地去关注那些世界政治的“大问题”，以防我们的眼界因为过于纠缠细节而变得狭隘。可惜，他的呼吁在当下躁动不安的世界里显得孤独而落寞。

来源：新浪博客

筛选：晞哲

编辑：鑫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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