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点】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

作者

刘丰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

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

在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国际关系的理论创新显得乏善可陈。从学术发展周期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似乎处在一个波谷阶段，“范式间辩论”不再流行，而重大理论突破鲜有迹象。我们可以发现三种代表性的论断以及由此引发的争论：一是“主义”无用论，二是国际关系理论终结论，三是国际关系学科衰落论。国际关系理论创新趋缓是事实，理论衰落或终结却是一种错误认知。那么，需要回答的问题是，理论创新为何趋缓？这是一种正常现象还是反常现象？

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看似趋缓是由以下4个方面的原因导致的：

第一，现实世界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难以为知识增长提供足够空间。人们误以为当代国际政治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能够为理论创新提供足够多的现实素材和坚实的实践基础。然而，在冷战终结之后的20多年里，现实世界并未出现重大的颠覆性事件。由此，理论构建仍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现实世界中旧有的趋势和模式。

第二，理论创造本身需要较长周期，有生命力的新理论推出趋于缓慢是正常状态，而且原有理论的发展压缩了新理论的空间，使得理论创新只能更加困难而非更容易。与科学发明和技术革新等创造性活动相似，构建理论并不是一项高投入、高回报的工作。相反，知识生产也会呈现边际效益递减的态势。在某个阶段，时间和资源的投入会带来较为丰厚的回报，产生一些新的理论发现。但随着时间流逝，理论创新会变得越来越难，即使加大投入也不会产生多少回报。由此，理论创造很难跟得上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普通大众的期待。

第三，从事理论构建本身是少数人的工作，在越来越多的从业者挤入这个学科的情况下，这部分人更显稀少。理论创造的工作看似位于学术分工体系的顶端，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少之又少，而且常常需要耗费比一般性研究工作更长的时间。学术界从来都不乏新概念和新理论的制造者。但是，那种生硬创造的理论并不具有太大的学术影响力，也不会为知识共同体广为认可和接受。根据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的理论，一项具有生命力的核心理论在提出后，会吸引许多学者围绕这一理论展开研究，为这一理论增加保护带，从而形成一个系统的研究纲领。

第四，“大辩论”的学科史叙事误导了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路径和演进模式。作为一种支配性的学科史叙述方式，“大辩论”让人们误以为国际关系理论会不断推陈出新。各个理论从提出到发展、从兴盛到衰落，彼此之间展开论辩与竞争，这一脉络构成了理解学科史的重要线索。不过，明确地以“大辩论”的方式来书写学科史的社会科学学科并不多见，而国际关系学科的历史谱系就被概括为一次次理论之间的重大论战。正是“大辩论”的学科书写方式让人们错误地期待又一场理论论战。

常规科学阶段的理论努力

如果考察当今国际关系学界的理论研究，我们可以发现，现状并不完全像“理论终结论”所描述的那样一潭死水。通过梳理，我们可以发现几种理论研究的典型路径。

（一）寻求地方性知识

在这种地方性知识的探寻中，有两个典型趋势。一个趋势是介绍美国和欧洲以外地区的国际关系研究现状，探究这些地区为何没有产生系统的国际关系理论，以及如何通过挖掘这些地区的思想传统和经验事实来构建系统性理论。第二个趋势是把非西方体系的经验作为一种新的经验类型，或者原本存在但受到忽视的经验，用来对现有的理论进行检验和修正，或者拓展现有的理论。

在诸多后发展地区中，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成就和国际参与更为突出。因此，国际关系学界首先关注到亚洲尤其是东亚的思想传统和历史经验对构建新的国际关系理论具有的启发意义。在这一方面，海外中国问题专家和部分中国学者的努力值得关注。有的学者侧重对中国历史经验的发掘，比如用春秋战国的历史来修正均势理论，或者用朝贡体系的经验来研究等级体系或不对称关系。另一些学者则将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引入到理论构建中，尤其以秦亚青的“关系理论”和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为代表。

（二）发展中层理论

有关理论终结或停滞的论断只是将关注的视线聚焦于“大理论”、“大思想”的创造，由此忽视了国际关系学科中许多有意义的知识生产活动，尤其是中层理论的构建以及范式内部的争论。如果将视野放宽，我们会发现近些年国际关系理论界并非一潭死水，一些具体议题领域的中层理论方兴未艾，理论的融合、借鉴与创造产生了不少具有影响的理论模型和框架。比如，大卫·莱克（David Lake）挑战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无政府状态”假定，提出了基于“等级”的理论，是宏理论层次颇具特色的创新。莱克认为，国际关系的现实并不符合完全的无政府假定，某些国家之间存在着明确的等级关系，其中的主导国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福利，而附属国愿意服从主导国的权威。莱克的等级理论基于自由主义的契约理论和非正式权威的概念，在理论视角上有其局限性，但他的研究启发了不少后续的讨论。一些研究者试图提升等级概念的理论化程度，并且用不同历史情境和地区体系的经验来丰富关于等级的研究。 

在分析国际争端、冲突和谈判中的国家行为时，“观众成本”理论近年来经常得到引用和讨论。新古典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范式内部争论产生的突出成果。这一理论强调将体系要素与国内要素结合起来，发展出一种更具解释力的外交政策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在这种思路的指导下，对外政策分析研究中涌现出大量的新古典现实主义研究成果，其中包括多部具有影响力的专著。最近，几位新古典现实主义的代表性学者试图将该理论发展成一种既能解释国际政治后果，也能解释外交政策行为的普遍性理论。这项成果刚推出，是否会引起更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后续的经验研究，还有待观察。

（三）开展理论对话和综合

理论对话有两个层面，一是发起一些共同的项目，不同流派的学者共同挖掘一些重要的、基本的概念，包括单极（unipolarity）、地位（status）、威望

（prestige）、国际秩序（order）、认同（identity）、合法性（legitimacy）、声誉（reputation），来自不同学派 的学者们就这些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概念和议题继续展开研讨，出版相关专题或专著。

另一个层面是在理论的交叉地带寻找一些结合的空间，比如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的交叉，彼得·卡赞斯坦教授的分析折中主义和戴维·莱克教授倡导的利益、互动与制度三者结合的分析路径。交叉或者搭桥不仅仅是在理论之间，而且在一些传统上相互分离的概念之间，比如在不同分析层次，或者在结构与施动者之间搭桥，形成多层次、跨层次理论。在分析路径上，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

一直倡导以问题研究为导向，综合不同理论合理成分来解释国际关系现象的分析折中主义，近年来取得了一些广受关注的理论和实证成果。分析折中主义并不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国际关系理论，而是强调在分析具体的经验现象时，选择性地将不同的理论倾向和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更好地反映社会现象的因果复杂性。尽管这些理论路径的兴起可能不及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宏理论之间的论战引人瞩目，但却吸引了大批研究者围绕它们开展具体的经验研究，在不同层次上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四）跨学科借鉴

国际关系中的许多概念和理论都来自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这种跨学科借鉴也是理论发展的重要路径。传统上，国际关系的知识来自于历史学、哲学和法学。在经历行为主义革命之后，不少国际关系理论，包括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都借鉴了经济学和社会学的相关理论。前景理论（prospect theory）是行为经济学中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成果，这一理论结合了经济学和心理学，研究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规避损失和承受风险倾向对行为的影响，近年来不少学者从这种视角研究国家在战争和冲突中的行为。一些学者还尝试从自然科学的不同学科中寻找理论和概念上的支持，近年来还出版了相关的专著。比如，亚历f山大·温特对物理学中量子理论的借鉴，兰德尔·施韦勒从热力学中借鉴“熵”这一概念来描述国际秩序从有序到失序的状态，以及唐世平对生物学进化论的借鉴和发展。此外，一些年轻学者本身的训练就跨越多个学科，他们在方法上更加多元，技术上非常精进，善于运用精湛的分析技术和研究方法。

从上述几个方面看，理论界并非一潭死水，了无生机。相反，不少学者在开展着扎实而具体的理论工作。需要明确的是，理论的形成不像是戏曲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局面，而是需要一段时间的沉寂和酝酿。对于观察者而言，多一些耐心，多做一些真正扎实的工作，理论的突破仍然可以期待。

走向新的理论化

国际关系理论或许正在经历一个沉闷期。在这个阶段，我们对理论创新不必太悲观，但也没有那么乐观。理论创新是一项艰难的工作，不仅仅是简单地提出新概念、新框架，而是要满足逻辑自洽和经验有效性，还要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假以时日，某一些理论或许会脱颖而出。在此，笔者试图阐述几项理论创新的原则。

第一，区分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

决策者和公众通常期待理论能够帮助他们解决面临的现实问题，提供行动指南。然而，理论可能无法很好地完成这项工作。这是因为，理论与政策基本上是两项不同性质的工作，二者在基本目标、时间尺度、价值关怀和评判标准等方面都大相径庭。尽管现实世界和人类实践将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但理论是知识导向的，而政策是行动导向的。理论旨在为我们认识复杂世界提供一个简化的框架，解释社会运行的基本逻辑和模式。任何理论都是对现实的高度抽象，但理论从来不能还原所有的现实。它只能从现实中抽取出局部，也是最重要的局部，呈现给大众，帮助人们找到理解复杂现实的门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每一种理论都有其关注的焦点和范围。理论好坏的评判标准是解释力的强弱，能否用较少的要素帮助我们理解最重要的、最大范围的现实。相比之下，政策研究的评判标准在于能否帮助决策者解决面对的紧迫现实问题，实现其所设定的最优或次优目标。

追求政策相关性，或者提供直接的政策处方，对构建理论而言可能有益无害。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政策研究大多关注短期的、应急性事态，而理论关注的是长时段、普遍性现象；二是政策研究要服务于具体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从他们所处的位置、环境和目标来提供针对性的解决方案，这与科学理论尽可能保持客观和价值中立的原则相冲突；三是政策研究旨在按照某些人的意志改变和塑造现实，但理论提供的答案可能表明，现实难以受到个人意志的支配。

第二，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寻找平衡。

理论化过程本身就意味着普遍化，而非特殊化。这是因为，构建理论意味着抽象出一套概念，而有意义的概念必然不是特指一个对象的概念。即使在经验上仅出现过一次，它也必定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概念，能够指涉尽可能广泛的经验现象。难以想象，一个好的理论仅依赖于某个国家的经验，也仅适用于某个孤例。在一个追求个性的时代，不少人热衷于发现差异，似乎一丁点差异就可以提升到理论的高度。殊不知，理论的目的是为了某一类现象存在的普遍性。即使某个国家在一段时期表现出特殊性，那么它也应该是一个普遍性框架中的特殊取值。

从非西方的历史经验和思想传统中挖掘可供理论化的资源，的确是一条值得鼓励、有可能产生知识贡献的路径。但也需要注意，引入这些历史与思想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强调一个地区、国家、民族的特性，而是为了在某个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光谱中找到这个国家、民族和地区所在的位置，并且与其他对象形成参照，从而更好地理解为何它们的位置存在差异。好的理论之所有具有穿透力，通常在于它能够构建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坐标系，超越不同历史阶段和不同国家的独特经验，从更广阔的视角和有纵深的视野来揭示复杂现象背后的本质。

第三，发掘多因性与条件性。

当前，理论综合和折中主义是一种颇为流行的分析框架。根据这些路径，由于社会现象的复杂性，每一种理论所揭示的要素都有其价值。为了更完整地理解社会现象，我们有必要从这些理论中抽取合理的因素，进行多因分析。的确，社会关系和个体行为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通过受控实验进行单因分析。但是，好的社会科学研究不能仅仅罗列可能的影响因素，而是要揭示几个不同要素如何形成一个有机的、缜密的因果链条，这些因素的效应又各自占据多少权重。这意味着，我们不能简单地采取折中主义分析路径，要想形成一个综合的、有机的解释路径，必须揭示多项因素之间的因果机制，挖掘理论命题成立的条件性（conditionality）。

结论

从理论演进的角度看，今天的国际关系理论界正处在一个常规科学阶段，或者是多个研究纲领并存的阶段。这既是一个理论创新的平淡期，也是一个新理论的孕育期。当前，国际关系学界中的许多研究成果的确是“假设检验式”而非“理论创造式”，但这样一种学术生态也具有其合理性，毕竟理论创造是少数人的工作，而更多的研究者是理论的消费者，他们的主要工作是检验和应用既有的理论，以便增进人们对现实世界中的诸多经验困惑的理解。随着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和全球化，今天全球范围内的从业者越来越多，而理论研究者特别是创造者在庞大的从业群体中显得愈发稀少。经历了此前几十年的理论大潮，现实世界又没有多少根本性变化，新理论的增长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凡此种种，都导致我们今天处在一个知识生产的沉闷期。

20世纪八九十年代至新世纪初期的10年，中国国际关系学界曾经历过较为活跃的理论引进阶段。在这波热潮过后，中国学界理应通过对既有理论的消化吸收，熟悉基本的理论概念、理论话语和理论思考的模式，对各个理论的优劣得失加以批判性总结，进而走向理论的修正、完善和创新阶段。在中国崛起和国际体系转型的背景下，外部需求和资源投入与日俱增，中国国际关系研究正在迎来一个更加繁荣的时期。在这样的热潮之中，理论创新的速度可能与外部期待之间并不匹配，巨大的政策需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理论研究的空间。对此，理论工作者们需要有平常心，在遵循知识生产规律和准则的基础上开展扎实而严谨的研究，用科学方法对历史与现实加以理论化。唯有如此，理论之树才能长青。

文章来源：《外交评论》2017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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