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研究】为什么国家能在外太空领域进行稳定的国际合作？| 国政学人

为什么国家能在外太空领域

进行稳定的国际合作？

作者：Mai’a K. Davis Cross，美国东北大学政治科学和国际事务教授。

来源：Mai’a K. Davis Cross 2021, “Outer Space and the Idea of the Global Common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5, no. 3, pp. 384-402. 

导读

随着人类科技水平的进步，对于外层空间这一新的全球公域的探索正变得越来越频繁，但与此同时也在国际关系领域抛出了一个新问题，即这一探索过程的终点是国际冲突还是国际合作？冷战期间美苏各自的航天竞争如阿波罗登月计划和加加林完成的载人航天计划，似乎印证了现实主义的关于外层空间又是另一个国家相对权力角斗场的观点。自由制度主义也保守地认为只有基于“成本-利益”分析框架下的经济利益的互惠才能促使在全球公域里的国际合作。

本文作者批判性地使用了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认为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航天运动（Spaceflight Movement）证明了太空是人类能够和平相处并开展合作的公共领域，由此诞生的“航天思想”（spaceflight idea）解释了太空探索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是促使各国在外层空间进行和平合作的主要原因。而和平的太空探索也应证了合作与利他是人性本质。作者采用档案研究和参与性观察的实证依据，即美苏在Sputnik人造卫星项目中的共同研发合作和联合登月的提议来说明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既不是权力斗争的产物，也不是基于理性选择的经济利益的考量。这就说明，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解释为何敌对的大国选择彼此进行外层空间探索合作这一方面具有局限性。因此，本文作者采用了“超社会本体论”（ultrasocial ontology）这一新的方法论视角来分析国际太空合作的原因。作者借助进化生物学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提出了人类天然具有利他地相互合作的倾向，所以在全人类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各国在外层空间等全球公域的和平合作必然是自发的。然而，超社会性概念最大的局限性是其无法建立起自然科学的研究结论和国家合作行为的因果关系。自然科学无法将国家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实验，也就意味着个体的实验结果很难套用到国家上。个人和国家本就是不同的行为体，如何将个体的行为上升到国际层面上，是本文没有回答的问题。换句话说，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为什么个体间基于人性的合作可以决定国家行为。因此，本文利用自然科学结论而得出特定结论的归纳推理似乎存在问题。但即便如此，本文也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分析视角来解释冷战时期美苏的历史合作和当今国际关系现实中一些国际合作的现象。

引言

即使是在外层空间这样的全球公域中，也不存在一个凌驾于所有国家之上的最高权威来规范国家行为。换句话说，全球公域依然被无政府的国际体系结构所支配。这就意味着现实主义者所支持的基于国家利益的权力斗争学说仍适用于太空探索等国际公域。举例来说，具有航天能力的大国仍然通过拒绝将月球作为全球公域的一部分来达到外层空间资源的垄断。20世纪60年代美苏之间的太空竞赛也足以证明现实主义的在全球公域中的有效性。然而，本文作者拒绝了这一现实主义的观点，并且提出全球公域中的和平的国际合作才是主要的范式。作者通过两个方面的论据来说明此观点。第一，冷战期间在军备竞赛的背景下美苏两个对立的超级大国仍然在一系列的太空领域探索项目如Sputnik人造卫星的研发和联合登月的倡议中保持了高度的合作。在1962年的问卷调查中，47%的美国人支持苏联对于外层空间的探索并且不认为这会对美国造成国家安全上的威胁。这为太空全球公域中的国际合作提供了实证依据。第二，作者采用建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强调思想观念对于国家合作行为的主要影响作用。作者认为，基于全人类而不是单一的国家身份的思想观念是促使始于20世纪20年代跨国界“航天运动”（Spaceflight Movement）的主要原因。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众多非国家行为体如科学家、科研机构、市民社会、投资商等能在没有经济互惠互利的条件下，投入到外太空探索的国际合作活动中。

因此，现实主义的权力斗争论和自由制度主义的理性选择论都无法合理地解释太空领域的国际合作。作者于是提出“超社会性”（ultrasociality）的本体论视角来作为对主流国际理论的解释性补充。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人类被认为天然具有合作的倾向，从而使得太空全球公域里的国际合作成为可能。

在接下来的内容里，作者首先解释了超社会性的概念作为对于“航天思想”概念的理论支持。在第二部分里，作者利用档案研究和参与式观察的研究方法对人类在太空领域的合作提供了发展脉络，并从中得到实证数据来支持国际合作主导太空全球公域这一论点。

超社会性

当今的大部分关于全球公域的文献都专注于无政府的国际体系结构下造成的安全困境和国际法框架下的国际合作。这些视角固然重要，但是忽略了长期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即使是自由制度主义，也无法完全承认国际制度能够在全球公域中建立稳定的国际合作。比如在1967年联合国签订的《外层空间条约》中，虽然规定了外层空间属于全球公域的一部分且禁止了在外太空使用核武器，但是却没有限制其他形式的军事活动。这就说明凭借国际制度和国际组织，也无法完全解释和平的太空合作的现象。两大主流国际关系理论之所以在解释在全球公域中的国际合作的过程中显得无力，是因为它们都忽略了思想观念对国家行为的决定作用。换句话说，两大理论都只考虑了物质在国家决策中的作用，但是却淡化了思想的重要性。举例来说，在不涉及国家利益和经济相互依赖的条件下，科学家等非国家行为体仍然进行跨国界的国际合作，作者认为这归因于将全人类的利益视作决策出发点的“航天思想”（spaceflight idea）。

但是，是怎样的世界观促成了这种航天思想的形成？既然无政府的国际关系结构和国际制度（international regime）都无法解释人类在外太空领域的通力合作现象，那么我们就需要一个新的本体论来解释这种基于思想的国家行为。作者因此提出了“超社会性”这个概念作为支持本文论点的范式，指出人类天然具有进行社会化合作的倾向，因此才能产生合作框架下的航天思想。为证明超社会本体论的有效性，作者使用了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来证明人类作为高等文明具有高度的利他性、共情能力、以及团队合作倾向。首先，在物理层次上，进化生物学和认知心理学都发现人类的大脑构造天然具有主动与他人进行合作从而达到目标的功能。其次，在心理层次上，人类个体严重依赖群体而生存，比如3个月大的婴儿已经理解了合作的意义。因此，作者指出人类的合作能力是与生俱来的，而不是一般认为的通过社会化和文化教育才具备的能力，这也能解释为何跨国界太空合作并不是一个国际关系分析中的“离群值”。所以，超社会本体论提供了一个利他的世界观，与之匹配的是一个孕育着倾向合作的观点和行为的新国际结构，即超社会结构（ultrasocial landscape）。这个结构可以被看作是无政府国际体系的替代品，在否认了国家相互为了权力而斗争的同时也产生了航天思想等合作理念。

另一方面，作者也指出若使超社会结构具备效力，两个条件必须被满足。第一，基于合作的思想必须被大众所接受并且产生一定的社会影响力。第二，能够按照这个思想付诸实践的领导者也是不可或缺的。在太空探索的案例里，这两个条件都被满足了。首先，20世纪20年代的航天思想直接推动了世界各国航天运动的兴起，这说明航天思想具备了成熟的社会基础。其次，在美苏冷战背景下双方在太空领域的诸多合作项目也能证明其领导人偏向合作的主观态度。

航天思想和非国家行为体

根据现实主义理论，以物质（权力的相对性）为基础本的方法论，安全困境和大国竞争是无政府结构下的产物。反之，以利他的超社会性为基本方法论，倾向合作的航天思想自然就是超社会结构下的产物。作者收集了2018-2019年的国际宇航大会（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Congresses）提供的数据，使用档案研究和参与式观察的方法，给本文提供了航天思想的发展脉络并表明了其对国际合作的重要作用。然而，一些学者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来自军方的“空间扩张主义者”（space expansionist）会在国际制度无法完全限制国家在太空中的行为的条件下，将太空探索武器化。但是，作者认为这一反对的观点忽略了非国家行为体在维护全球公域和平中的重要作用。换句话说，支持和平合作的航天思想仍然在全球公域的探索中起主导作用。

首先，作者认为20世纪20年代流行的航天运动能够证明航天思想在社会和文化方面已经有了一定的民间基础。科幻作品首次将定居外星球视为全人类共同的目标，各种文化渠道如书籍，电影，展览等也都将人类作为共同体对于宇宙的探索作为主题。这就提供了使得超社会性结构能够发挥作用的社会基础。

其次，由科学家和火箭爱好者逐渐组成的民间组织网络提供了另一个超社会结构，进一步推动了航天思想和国际合作的共识。例如，反作用运动研究小组（Group for the Study of Reactive Motion)和星际通讯研究学会（th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Interplanetary Communications)等自发组成的社会组织形成了反对将太空探索武器化的一股力量，维持了对于全球公域的和平和合作精神。

再次，虽然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阻碍了航天运动的发展，但是科学家和航天运动的领导者等非国家行为体却利用战争为契机，给航天运动的发展争取到了大量的政府资金投入，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航天技术的发展，为战后各国重新开始太空领域的合作探索奠定了基础。事实上，二战之后人类航天工业的崛起和战时科学家的介入密不可分。

最后，国际科学联合会理事会组织下的“国际地球物理年”（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提供了最重要的各国科学成果共享的平台。更重要的是，它克服了冷战时期美苏之间信息封闭的困难，提供了一个双方科技信息共享和交流的平台，这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冲突升级的风险，还能增加人类共同体的共识并促进双边合作，维护最终的国际和平。例如，美苏在1962年6月8日达成的Dryden-Blagonravov协议规定了气候数据共享，地磁测绘合作，以及气候卫星合作工程项目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协议达成的背景正是古巴导弹危机，所以这可以推断出科技信息的共享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危机上升为核战争这个观点。事实上，NASA和苏联科学院都认为双方的合作应该是基于全人类共同体的身份，而不是单纯的国家利益。这就进一步证明了非国家行为体在促进航天思想在超社会结构下运作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

Sputnik人造卫星合作

学界普遍认为冷战期间虽然非国家行为体为太空全球公域的合作作出了贡献，但是依然不能掩盖美苏的太空竞争的事实。换句话说，国家间权力斗争似乎依然适用于太空全球公域。然而，作者指出此论点存在三个缺陷。第一，它忽略了Sputnik人造卫星项目的发起者，也就是国际地球物理年（IGY）的作用。第二，它错误地认为民间和政府对于苏联卫星的态度都是一致负面的。第三，它错误地认为苏联卫星项目只是一个国家战略，忽视了其背后国际合作的作用。

首先，国际地球物理年是一个非政府的组织项目，它的目的是基于全人类共同体的利益进行太空领域的探索，信息共享是其最重要的制度规范。这就说明作为其中项目的一部分，苏联Sputnik卫星项目也必须遵从超社会的国际规范。因此，并不能将Sputnik看作是国家竞争的手段和对于全球公域的威胁。

其次，和美国军方对于苏联卫星的安全性警告不同，美国民众对于苏联Sputnik卫星成功发射的态度是普遍积极的。NASA的首席历史学家Roger Launius就声称一代美国人都将苏联的卫星发射视为人类的太空时代的曙光和全人类的共同福祉。国家层次的分析和社会层次的分析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界限，社会思想有时和国家思想是截然不同的，甚至社会思想能直接影响国家行为。在苏联卫星的问题上，美国社会受到了超社会结构下航天思想的影响，把国际合作和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放在了首位。所以，不能单纯地得出苏联卫星发射是一种国家竞争这种论断。

最后，苏联Sputnik卫星的成功发射并不是单边的国家行动，而是和在很大程度上和美国共同合作的结果。据档案揭示，在1959年，美国曾经将自己的卫星追踪系统技术提供给苏联，供其载人航天工程的研发。在1961年的佛蒙特会议上，美苏两国在卫星通讯交流，宇宙生物信息共享，和月球等外星探索领域里达成了一致合作。

因此，冷战时期的由国家竞争而产生的紧张对峙而并不适用于太空全球公域中。相反，基于航天思想和全人类共同利益的合作关系才是“主旋律”。

美苏联合登月计划

证明全球公域可以保证永久和平的另一个案例是1963年美国总统肯尼迪向赫鲁晓夫提出的美苏联合登月计划。虽然有观点批判说这是美国在古巴导弹危机冲突后借机向苏联缓和关系的权宜之计，但至少这个提出的议案也包含了合作的航天思想，对于冷战时总体的国际和平起积极作用。事实上，在约翰逊总统接任肯尼迪之后，美国依然延续了在太空领域和苏联进行合作的基本国策。比如在1965年苏联政府首次将外层空间的国际合作定为官方政策，双方在1967年签订的《联合国外层空间条约》也再次阐述了和平的全球公域这一思想。联合登月计划虽然本身未能实现，但是其所产生的合作理念产生了重要的“涟漪效应”，促使美苏在月球表面研究数据的交换以及未来探索登陆火星和金星等议题上进行了和平谈话，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冷战阴云下的国际和平。

未来前景：新的空间探索时代

超社会结构下合作的航天思想理念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失去意义。例如NASA发起的“阿尔忒弥斯计划” （Artemis Program）就是和欧洲，日本，加拿大，意大利等国家一同合作的载人登月航天项目。对于太空全球公域的探索仍然是以超越国界的形式为主导，合作依然是重要的前提条件。但随着中美关系近年来的不稳定，两个航天大国之间的冲突很可能会对维持国际和平的跨国界合作形成挑战。然而，作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并不会对航天思想指引下的国际合作产生负面影响。例如，中国国际宇航联合会的代表承认任何联合国成员国和非政府组织如大学、私人企业、研究机构等都可以在未来的中国空间站里进行科学实验。这表明基于合作的航天思想理念仍然适用于当代国际关系，即使中美关系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因素。

当前的实证证据也能够表明航天思想依然会促进全球公域的和平，因为外层空间本身目前并没有被武器化和军事化。在外层空间依然没有军备竞赛，没有以地球为目标的武器设置，没有星际战队，也没有核武器试验的风险。这些现实存在都能保证人类会继续以共同体为基本身份的概念进行对太空领域的合作探索，即使国家竞争仍然会持续存在。

结论

我们急需一个新的理论视角来解释人类共同体这个集体身份并解答为什么国家能够在太空等全球公域中达成和平合作。这就需要我们以超社会本体论为基本的世界观层面的出发点，去思考航天思想等合作理念对国家行为的潜在影响。现实主义所坚持的物质化的权力斗争和自由制度主义所坚持的经济相互依赖忽略了思想观念甚至是人类共有的世界观对于未来人类社会长期和平的重要性。

美苏在冷战期间的有效合作既在一方面减缓了军事冲突，同时又在另一方面给当今的中美合作可能性提供了借鉴意义。在航天思想依然保持活力的今天，基于人类共同体身份的国际合作不会因国际关系中的不确定性而弱化。即使人类历史也不乏战争，种族屠杀，和民族主义等“逆超社会性”行为的存在，即使超社会性结构难以保证航天思想在太空探索领域的主导地位，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超社会思想能得到广泛认同并制约太空冲突的发生，人类社会最终将保持永久和平。

词汇积累

超社会性

Ultrasociality

超社会结构

Ultrasocial landscape

国际地球物理年

International Geophysical Year

国际宇航大会

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Congresses

空间扩张主义者

Space expansionist

外层空间条约

Outer Space Treaty

译者：周贤政，国政学人编译员，墨尔本大学文学院政治与国际研究系，研究兴趣为国际关系理论、国际安全、战略研究。曾在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上发表文章，获得金钥匙国际荣誉协会提名，参加过纽约大学“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Environment”课题并获全A成绩。

审校 | 陈熙芮 胡馨月

排版 | 彭凌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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