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国政学人

美国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

作者：Andrew Gawthorpe，莱顿大学的美国历史学者，他曾在剑桥大学和伦敦国王学院进行研究生学习，并于2015年在伦敦国王学院获得博士学位，主要研究领域为美国政治、美国历史和美国外交政策。

来源：Andrew Gawthorpe (2022) Taking US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Seriousl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45:1, 57-75, DOI:10.1080/0163660X.2022.2059143

导言

本文介绍和分析了目前拜登政府提出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文章指出美国两党对于将中产阶级利益置于外交政策的核心已达成共识。拜登的外交政策与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政策有一定联系，是对特朗普政府外交政策的折中，旨在回应美国内外问题加剧、国际形象与地位恶化的现实，并有助于整合民主党内部分歧。

而不同的是，拜登希望通过“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使具体利益能够落实到经济拮据的美国人当中，进而拯救美国的国际主义。本文具体分析了“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三个内容，即贸易政策、多边合作和避免全球震荡。总的来说，作者认为拜登政府提出的外交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如证明了美国能够通过多边合作改善国内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但能否持续赢得民众支持，能否真正拯救美国的国际主义以及该外交政策能否更具主动性，这些都是判断“中产阶级外交政策”能否取得成功的标准。当然，这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分析。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显然不利于中美关系良性互动。首先，该政策无助于缓和中美经贸关系。拜登政府将继续对中国加征关税，并试图用经贸规则“约束”中国，加剧中美“脱钩”风险。其次，拜登要求美国加大科技投入，加大对华科技防范，与中国展开长期、全方位竞争，这将加剧中美科技竞争。最后，该政策不利于中美两国和平共处。在亚太政策方面，拜登基本上继承了特朗普和奥巴马政府亚太政策的大框架，继续将“牵制”中国影响作为亚太政策的主要目标，同时更加注重美国盟友与伙伴的作用。

在过去的十年间，两党一致认为应将中产阶级的利益置于美国外交政策中心。中产阶级的概念第一次提出是在2015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简称NSS），特朗普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文件中也承诺，将为中产阶级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拜登政府的政策更进一步，他承诺将采取“中产阶级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特朗普的“美国优先”旨在用新的民粹主义和反精英共识取代传统的美国国际主义，而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旨在使美国的国际主义（internationalism）带来的具体好处落实到美国贫困人群当中，从而挽救国际主义。

谁是中产阶级

“如何界定中产阶级”是一个长期困扰社会科学家和经济学家的问题，也给政客和政策制定者带来了一个悖论。一方面，如果不清楚某一特定群体的情况，就不可能制定专门利于该特定群体的政策。另一方面，任何排他性的定义都可能疏远那些被排除在外的选民。

首先，拜登政府并未对中产阶级做出专门的定义。“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是针对众多自认为是中产阶级但仍无法保证自身经济安全的美国人。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一篇题为《让美国的外交政策更好地为中产阶级服务》的报告中曾得出结论，即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的地位正受到收入停滞、不平等和通货膨胀威胁，此外“中产阶级”概念不仅与收入有关，还与职业尊严、社会地位或维持某种生活水准有关，这些人应成为“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焦点。

其次，这一外交政策重点关注对象是一部分美国人，即那些为了维持自己的中产阶级地位而质疑美国战后国际主义外交政策的美国人，因为他们认为个人的经济安全受到全球化的负面影响。而拜登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就是旨在恢复这些选民的信心，降低反国际主义和反精英观点的吸引力。拜登把“一个强大、有抱负、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描述为维持美国“社会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同时如果一个繁荣的中产阶级能够在政治上支持美国政府外交政策，将对美国“以强势的姿态发挥全球领导力”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也需要恢复技术官僚的管理，他们需要这种管理来“阐明”全球事务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进而设计政策来缓冲全球化的影响。

最后，拜登政府所定义的“中产阶级”更倾向将下层阶级也纳入进来。自克林顿的“福利改革”以来，民主党的目标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之前，一项针对“中产阶级”的政策会被理解为“不为穷人”，今天，它的意思是“不为富人”。这是民主党的左倾转向和社会不平等的产物。拜登认为，日益加剧的不平等对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制度都是一种威胁，同时还批评了那些过分有利于富人的政策。

总之，“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提法相比于那些冠冕堂皇和含糊不清的美国外交政策原则，它更强调美国的外交政策能为中低收入美国人具体带来什么，这能够使选民更易于接受“国际主义外交政策”。当然，除了特定的言辞效果外，“中产阶级外交政策”也暗示着特定的政策承诺和权衡。

外交政策与中产阶级

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是：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紧密交织，不能孤立地看待一方而忽视另一方，即美国的外交政策牵连着国内中产阶级的命运，中产阶级作为国内问题也具有其国际维度。拜登执政的第一年就采取了相关措施来加强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之间的联系，包括相关人事调整和重组国家安全委员会等。他甚至还强调一个繁荣、受过良好教育和成功的中产阶级在美国与中国竞争中至关重要。

但实际上，如果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仅意味着通过使美国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目标相联系，同时赋予国内政策一种新的修辞方式，那么很难将其视为一种外交政策原则。拜登政府执政一年之后，政府官僚机构重组带来的确切影响仍不清楚。在缺乏强有力和持续的总统领导情况下，试图将新优先事项强加给外交政策官僚机构的行为在短期内难以取得成功。但也不能仅仅把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看做一种信息传播战略，或是模糊的政府指令，本文进一步从以下三方面进一步分析该外交政策，包括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多边合作以及避免全球震荡。

贸易政策的制定和执行

在拜登上任的第一年里，贸易政策受到“中产阶级外交政策”的影响最为突出。几十年来，拜登一直倡导开放的贸易政策，他在上世纪90年代支持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在2000年支持与中国建立永久正常的贸易关系以及在奥巴马政府时期支持美国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然而，自他上任以来，他并未寻求将美国重新推向全球化的前沿，而是去迎合那些担心自由贸易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选民。虽然他没有准备发动新的贸易战，但也没有撤销特朗普的贸易政策，这似乎仍是“美国优先”的延续。拜登政府未将其贸易政策描绘为刺激经济增长的工具，而是打击财富不平等的工具，认为“贸易政策必须利于美国中产阶级的壮大”而不是服务“少数特权阶层”。

拜登任期的第一年就采取了一系列具体行动。对于中国，拜登政府仍未超越特朗普政府时期制定的相关贸易政策，如保留了前任政府对中国商品征收的3500亿美元的关税，批评中国未完全履行中美在2020年1月所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2021年又对中国施加额外的措施。对于欧盟，拜登政府缓和了欧美之间关于欧盟对飞机补贴的争端，以配额制度替代对进口欧洲的钢铁和铝的关税。

拜登的贸易政策始终面临一个问题，即任何贸易政策都必然使一部分中产阶级受益，而另一部分受到损害。但是，如果过分关注利益和损害的精确分配可能会冒险让贸易政策忽略更为宏大的目标，即该政策本质上是实现政治目标而非经济目标。全球经济的复杂性意味着很少有选民能够准确理解贸易政策对个人经济状况的具体影响，大多数选民将国际贸易视为国家间的一种竞争形式。选民支持或反对某一政策总体上取决于该政策是否有利于美国经济或国家安全，而非直接改善中产阶级的经济状况。相关民调也证实了上述观点，大部分公众希望政府能够强硬地维护美国自身利益，这也表明美国的贸易政策难以再回到特朗普之前的状态。

多边合作

拜登政府认为，由美国主导的多边合作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关键，政府需要积极地管理全球化，而不是试图通过使全球化消失来帮助中产阶级。在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等领域，拜登政府已经开展相关国际合作。

解决长期以来关于企业税收的争议是拜登政府的工作重点，这也与中产阶级利益直接相关。近十年来，富裕国家之间一直在进行谈判，以建立对企业利润征税的新国际规则，谈判的焦点是美国和其他国家是否有能力维持国内的税基。拜登政府认为，加强税基对于利于中产阶级的美国国内项目支付至关重要。美国政府采用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一方面，拜登延续了特朗普时期对欧洲国家征收数字服务税的政策；另一方面，拜登取消了特朗普提出的“美国公司可以选择拒交全球最低企业税”这一无理要求。最终，136个国家同意了美国的提议，采用15%的最低企业税率，并规定企业纳税基于运营所在地，而非总部所在地。

通过组建一个足够大的多边联盟，拜登政府促使相关国家改变他们的做法，这表明多边外交可以使中产阶级受益，也标志着中产阶级外交取得了一定成果。

避免全球震荡

设法避免全球震荡是外交政策在短期内对中产阶级产生重要影响的最后一种方式。拜登政府与俄罗斯开展战略稳定对话，以谋求为双边关系带来“可预测性”；对于中国，拜登声称要确保“中美之间的竞争不会演变成冲突”，并寻求在具体领域与中国合作。由此可见，“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具有很强的维稳目的。

然而，2022年2月的俄乌冲突对对拜登所倡导的“稳定”构成巨大挑战。拜登政府对俄罗斯采取了一套极其严格的经济制裁措施，如禁止进口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等等。虽然美国的制裁可能会加剧本国国内通胀，打击全球经济，从而损害美国中产阶级的经济利益，但事实上，对俄罗斯的严厉制裁却获得了两党支持者们异常广泛和强烈的支持，这凸显出地缘政治仍然享有优先地位。此外，为了优先维护美国中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拜登政府转而寻求与产油国家的合作，这意味着要与此前长期受美国“批评”的国家合作，不惜牺牲拜登政府的所谓以捍卫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政策。

衡量政策成功的标准

判断拜登政府的“中产阶级外交政策”是否成功，主要依据其在美国国内被接受的程度，要能够证明这些信奉自由国际主义的精英可以以一种保护美国中产阶级利益的方式来管理全球化，这也是防止选民重新支持特朗普民族主义的方式。

总之，中产阶级议程既是一种“品牌推广”和宣传口号，也对实际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对于一项专注于安抚国内选民的政策来说，衡量其成功的真正标准将是选举，即政府能否成功说服足够多的选民？这一点还有待观察。

虽然拜登在与极端的民族主义共和党的竞选中取得了暂时胜利，但如果“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在试图拯救美国国际主义的同时对国际主义造成了太大的损害，那么它将不会被认为是成功的。在美国中产阶级的广泛衰落的背景下，“中产阶级外交政策”如果只是一种防御性的行动，那么它同样难以被认为是成功的外交政策。

词汇积累

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

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中产阶级外交政策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U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译者：戎秦婴，辽宁大学国际经济政治学院国际政治系，兴趣领域为美国研究和地缘政治。

校对 | 董诗 陈勇

审核 | 施榕

排版 | 张誉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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