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原则”的不可预测性：重新定义特朗普时代的外交政策战略｜国政学人

作为“原则”的不可预测性：重新定义特朗普时代的外交政策战略

作者：Michelle Bentley，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国际关系教授；Maxine David，莱顿大学欧洲政治学讲师，专注与研究俄罗斯、欧盟和美国的外交政策。

来源：Bentley, Michelle, and Maxine David. “Unpredictability as doctrine: Reconceptualising foreign policy strategy in the Trump era.” Cambri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34.3 (2021): 383-406.

导读

特朗普以反建制和不可预测的执政风格为国际关系带来了一系列的黑天鹅事件。然后这种不可预测的特性是否可以被视为一种外交政策原则呢？作者敏锐地捕捉到了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并持认同的观点。

作者认为分析人士拒绝将不可预测性视为一种原则的主要原因在于外交政策概念的狭隘，其只将稳定、理性等视为评判标准。鉴于此，作者将不可预测性进行了概念化，构建了其理论框架：外交政策原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世界观，其包括“一套公开表达的关于国际体系的构成、国家在该体系中的角色以及该体系和国家如何受到威胁的声明”；而作为外交政策原则的不可预测性则具有不稳定性、不一致性、无约束性和不可靠性的特征。基于这一框架的分析，作者论证了他的观点。

本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颖独特的理论视角来解释特朗普喜怒无常、看似荒诞滑稽的政治行为，而且指出主观上的原则理性与政策实施与结果的杂乱无章并不冲突，二者甚至可以并存。然而本文也引发了一些思考，例如，作者的观点实质上是将不可预测性视为一种主观上的理性，因此即便其引发了政策结果上的混乱仍可以成为一种原则。然而主观理论的判断标准为何？又如何进行衡量？这也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探讨。

就国际政治角色而言，美国总统是最容易受到其外交政策原则问题质疑的人，分析人士试图找出驱动总统特定做法的意识形态和概念原则。然而特朗普在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特朗普是否在外交政策中坚持了某种“原则”（doctrine）？如果是的话，该原则包括什么？现有的分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主张不存在“特朗普主义”，另一类人则认为存在，并在该原则的内涵上产生了分歧。本文认为存在一种可识别的战略表达，这种表达可以与外交政策制定方面的不可预测性（unpredictability）联系在一起。

目前，能否将“不可预测性”确定为一种“原则”的讨论存在两个关键问题：首先，目前的讨论a）尚未在外交政策世界观的背景下，明确而充分地定义不可预测性的内涵和含义；以及b）错误地将不可预测性等同于不受约束的不稳定。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本文提出了一个基于不稳定性（Inconstancy）、不一致性（Inconsistency）、无约束性（Unconstrainedness）和不可靠性（Unreliability）的不可预测性的四管模型。

其次，第二个问题是——这场两面性的争论回避了界定“特朗普主义”的复杂性。这场争论依赖于既定的观念，并未将不可预测性作为“原则”来看待。考虑到特朗普或任何其他领导人可能寻求逃离公认的外交政策惯例的限制，以建立一种基于故意不可预测的原则，本文构建了“不可预测性”的概念性框架。

作为“原则”的不可预测性

虽然外交政策“原则”这一概念本身就存在争议和不明确之处，但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世界观，其包括“一套公开表达的关于国际体系的构成、国家在该体系中的角色以及该体系和国家如何受到威胁的声明”。这一理解可以帮助分析人士确定推动某位总统外交政策的意识形态价值观。

反对特朗普在外交政策上具有某种原则的分析人士认为，外交政策方面的任何不可预测性只是特朗普众所周知的反复无常的结果，而不是故意的政治战略产物。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特朗普一再将不可预测性作为外交政策基础的想法，以至于它形成了世界观的表达，从而构成了原则。这样的表达是他2016年竞选活动的一个关键方面，特朗普在竞选中反复强调需要一种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并将其视为国际政治中的一种“美德”。

当前的争论倾向于将不可预测性贬低为“随意”行为。特朗普的策略被描述为“随心所欲的行动”，是“冲动、临时和无能的”，是一种“混乱规则”。然而，不可预测性是故意制造一个别人不知道你会做什么的情况，而随机性是纯粹的胡思乱想，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区别的。

1.将不可预测性概念化

如果人们接受特朗普采用的是刻意不可预测的模式，并且这种不可预测性不仅仅是变幻莫测，就会涉及到“不可预测性”的概念问题。到目前为止，这场争论缺乏对不可预测性作为一个概念还是一个描述的深刻理解，缺乏对不可预测性的概念分析。由此，本文确定了不可预测性的四个方面：不稳定性、不一致性、不受约束性和不可靠性。

2.不稳定性

从自由世界秩序的角度来思考，坚定不移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必需品。自由世界秩序是以构成核心的概念为前提的：美国作为霸权和创建国，得到大西洋国家的支持（并被合法化），这种紧密关系建立在对多边原则的共同价值驱动的承诺之上；东亚国家建立在一套更宽松的双边关系和多边经济关系的基础上。尽管有许多文章论述了自由世界秩序的衰落，但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前，这些关系并没有被视为衰落的原因。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构成自由世界秩序的关系的稳定性受到质疑，人们不仅怀疑美国对欧洲安全保障的财政承诺，还担忧美国是否会继续珍视其欧洲盟友，从而对它们做出承诺。

3.不一致性

不一致性的内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 Northedge认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具有“某种永恒的品质”，尽管他谈到了一个悖论的存在，即在具体的时代环境中实现这些目标必须向不断变化的现实屈服。当根据外交政策的这种“长期特性”来评估不一致性时，这里构建的不可预测性概念实际上是在问，所分析的言论或行动是否与前几届白宫政府的言论和行动不一致。

其次，不一致性表现在外交政策言辞和行动之间的差距上，因为政策制定者可以构建言辞来故意误导目标。第三，不一致性还可以表现在，面对相似但不同的国家采取不同的对外政策上。最后，在很大程度上，一致性与行为者的身份有关。Northedge阐明了行为者的连续性力量。他谈到了国际体系、地理，一个国家的民族精神、在他们居住的特定领土上自然而然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它们如何使一个国家在外交政策上把同样的事情视为理所当然，放纵同样的偏见，梦想同样的梦想。我们希望看到它们在外交政策中反映的一致性，然而一个不可预测的外交政策不会在问题和互动中始终如一地反映它们。

4.不受限制性

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不能脱离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制约，例如特朗普试图修建美墨边境墙的行为受到了国家财政预算的限制。基于这种限制，部分学者认为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最终是“普通”或“标准”的，然而他们缺忽略了两件事：

第一个是帕特南的“第二环境”（国际），在这个环境中知觉很重要。行为者根据他们自认为了解的情况制定外交政策并作出回应，因此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能会意外地显得不可预测。第二个问题是领导者拒绝被约束的可能性。一个没有政治和国际政治经验的领导人当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特朗普曾毫无顾忌地站在世界媒体面前说，他相信俄罗斯的总统，而不是他自己的国家情报总监。

5.不可靠性

不可靠往往是前面三个方面的综合，并超过了其它三个部分的总和。在外交关系中，行动者试图估计另一个行动者可能的反应范围。在这种情况下，朋友和盟友制定的外交政策依赖于他们对其他行为者和当前局势的了解，并期望对方各自采取与他们对彼此的了解相一致的行动。

外交政策理论本质上是面向外部的战略，因此外部行为者可以合理地假设，至少可以依赖另一个行为者以符合其自身国内外利益的方式行事。让人对可靠性放心的另一个原因是，外交政策被视为是超越个人的，这一点甚至适用于总统制，无论某位总统的外交政策原则如何。然而，国防部长、国务卿、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甚至新闻秘书在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绝对数量等问题，都是这种保证的障碍。实际上，可预测性意味着能够以可靠的方式预测行为者的行为，而特朗普特别努力确保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不可预测性原则：自相矛盾？

将不可预测性视为原则招致了批评，其认为不可预测性构成了“原则”的对立面，如果原则被理解为一种连贯而清晰的世界观，那么不可预测性就会排斥这种概念。然而问题不在于不可预测性，而在于当前外交政策分析中现有的理论概念不适用于分析特朗普及其奉行的外交政策。无论争论如何，现有理论概念都倾向于外交政策的一致性、可靠性和合理性。

特朗普的外交政策可以被描述为交易式的，他会像对待商业谈判一样，根据个人情况来考虑每一个外交政策案例。不可预测性可以被视为特朗普商业智慧的一种跨界表达，这种智慧提供了一种更深思熟虑的理论模式。有学者们提出：“特朗普做出不可预测的决定的根源或许可以追溯到他自己的商业剧本——不要让你的对手知道你的牌。”

将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视为一种原则，需要强调四个方面：首先，这一论点并不是说作为一种原则的不可预测性不会产生与纯粹随机行为相关的那种消极后果。其次，这也不是说特朗普构成了某种“邪恶天才”，也不是忽视和原谅他古怪的本性。第三，这里提出的论点并不是说特朗普完全是不正常的。之前的总统并非都有一个完美遵守的理想原则。第四，作者并不支持这一观点——特朗普很好地表达和实现了不可预测性原则。事实上，作为一个反复无常的人物，他对不可预测性的处理很糟糕。因此，虽然本文认为存在一种不可预测性原则，但它并没有表明特朗普或他的政府已经成功地意识到这一点。

结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问题——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是否存在某种原则？如果有，这个原则是否不可预测？很少有学者认真地考虑到不可预测性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这种缺失可以归因于a）外交政策分析中未能认识和评估超出既定思维惯例的原则形式，即原则应该包括什么。在这种背景下，特朗普战略的细节一直被忽视和/或误解。或者，b）分析人士只是简单地将不可预测性简化为一种对无意的混乱和不稳定的错误衡量，认为不可预测性是一些外交政策（通常是消极的）而不是战略的特征。本文不仅为不可预测性的特朗普主义辩护，还将不可预测性本身概念化，以基于不稳定性、不一致性、不受约束和不可靠性的不可预测性四管模型为前提，解决了这一差距。

本文探索了分析人士拒绝将不可预测性视为外交政策原则的原因：首先，不可预测性的本质与“原则”相悖；其次，分析人士仍然倾向于将外交政策视为理性决策过程的结果。领导者希望他们的信号是透明和清晰的，以确保谈判的顺利进行，这依赖于一种普遍认同的（客观的）理性观点的存在。同样，人们认为友谊和联盟尤其依赖于稳定性、一致性和可靠性。在这些情况下，“有利”外交政策被视为依赖于某种预测他人行动的能力，以及一种相互和类似的约束感。因此，分析人士认为，外交政策更多的是考虑连续性，而不是变化。在这种思考中，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余地来思考这样一个想法:一个领导人可能会试图让敌人甚至朋友措手不及。然而本文却认为，特朗普实际上是不可预测的，以至于这可以被确立为一种原则。

译者：孟晓宇，国政学人编译员，山东大学国际政治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兴趣为海洋政治以及中美关系等。

审核 | 丁伟航

排版 | 杨凌晶 邱镜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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