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期刊：法治精神的玫瑰花
法治周末记者 武杰
1903年，我国留日学生组织的励志会在日本东京创办的《译书汇编》改名的《政法学报》，从以编辑西方国家的法政名著，汇编外国的翻译文章为宗旨转变到以专门的学理研究为主，被视为我国第一本法律期刊。
过去一百多年间，法律类期刊也由最初的几种、几十种，发展到如今，不同种类的法律期刊已经多达数百种，从最初推介西方的法政学说和理论知识，到我国的法律思想日渐成熟，刊物上是译文逐渐减少，出现更多本国学者的研究和法律观点。但是没有改变的是，在不同的时期，法律类期刊的宗旨和内容始终与当下的法治发展、法治构建目标紧紧相连。
5月中旬，《中国法律评论》编辑部在法律出版社举办了“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研讨会。著名法学家郭道晖、许章润、徐爱国，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会长张新宝，副会长张广兴、梁根林，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程琥等来自期刊界、法学界和实务界的多位法律界人士，共同探讨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
法学期刊的担当
“什么是当代法学期刊的使命？”郭道晖在研讨会上表达了他的期望，“我期望法学界能够像八十年代那样，集体展开一些讨论、辩论，能够真正像后来那样，有利于为党中央的决策提供理论和智力支持。”
他还回忆起参加修订“八二宪法”秘书班时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初，还不让提法治，最早提出“法治”这个说法的是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的李步云教授，他把这个说法提出来后，“法治”被改成“法制”。经过法学家们锲而不舍的坚持，最后在党的十五大报告里，终于把“制”改成了“治”。
当时，郭道晖和李步云分别是《中国法学》和《法学研究》的主编，两人达成默契，发表文章只认“治”，不认“制”。郭道晖补充：“当然讲到制度的时候应该是‘制’，但是作为治国方略应该是‘治’。”这是法学期刊的一种担当。为此，年近90岁的郭道晖还专门为《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二期撰写了题为《中国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的卷首语，表达他对法学期刊承担历史使命的期待。
现任《中国法学》主编、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会长张新宝认为，法学期刊应该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建设事业，推进法学理论研究的繁荣，过去是这样，现在也应该是这样，这是不会变的。不同的是法治建设的内容跟过去有所不同，法律在这个社会建设当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那么对法学的研究相对过去来说也会越来越深入，法学期刊就要适应这种法治建设和法学研究的状况，为他们的研究提供更好的平台和服务。
中国法学期刊研究会副会长梁根林在研讨会上发表主旨演讲称，法学期刊的基本使命，就是为真正具有思想性、学术性、实践性、策略性的优秀法学研究成果提供自由的发表平台。这是当代中国法学期刊最基本的使命。
作为《中外法学》的主编，梁根林以《中外法学》为例评论道：“《中外法学》是一个北京大学法学院主办的学院期刊，应当有鲜明的学院特色，追求学院派风格，成为学院派同仁刊物。如果每个法学期刊都能坚持自己的定位与特色，就能在避免同质化的同时，实现优势互补，共同推进中国法学期刊的百花齐放。”
《中国法律评论》编辑部在法律出版社举办的“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研讨会现场。
法学期刊要敢为先
从中国第一部宪法诞生时的宪法研究专号，到期刊上大量的研究文章探讨重大立法……张新宝会长表示，每种期刊的侧重点不同，有些比较偏重基础理论研究，有些则是对于实务应用更看重一些，但是对于法治建设的重大事件都不会缺席。比如民法典的编纂，民法总则、分则，几乎每本法学期刊都会涉及到这个话题，甚至会用一两期的篇幅进行讨论。
《中国法律评论》执行主编袁方进一步介绍道，比如行政诉讼法修改后，他们就邀请立法、司法和学术界全面且及时地进行解读；在新法实施一年之后，又邀请实务界、政府部门和学界进行回顾，对实施中的具体问题进行剖析，非常有价值；在刑法修正案(九)草案通过前，他们也曾邀请法官、律师和学者共同讨论其中一个争议条款，从而在该法最终通过前修正了这一条款，推进了立法进程等。
不仅如此，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田文昌还提出，中国处于法治建设由初级阶段向纵深发展的时期，面临的问题多，“在这个时期我觉得可讨论的话题到处都是，就看能不能及时捕捉，能不能及时提出问题，能不能把我们的期刊从一个一般性的学术刊物变成一个具有引领性作用的期刊”。
而这也正应对了郭道晖的想法，法学期刊要能呼应时势、顺水推舟，同时也应该在特定情势下，充当“中流砥柱”。
1989年，郭道晖接办《中国法学》时，就曾“受命于危难之时”。那时阻力重重，有人以“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法学界“严重泛滥”为名，号召“打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一时万马齐喑，使得《中国法学》这样的大型学术期刊也闹“稿荒”。
在此困局下，郭道晖等人以编辑部的名义，接连在本刊上发表4篇评论员文章，提倡在坚持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法学，号召进一步解放思想，贯彻“双百方针”。同时还在本刊开辟“争鸣”专栏，以示属于学术争鸣范畴。
此外，他们还组织了一系列专题研讨，进而带头打破局限，号召展开“社会主义人权与法治”的大讨论。后来，很多读者反映《中国法学》的努力：“犹如一阵清风吹来”“你们顶住了各种压力”“保持了学术尊严”“在风浪中把住了正确航向”。正如马克思所说：“报刊……成为现代荆棘丛中一朵伦理精神的玫瑰花。”
田文昌也认为，如果期刊具有引领作用，就会吸引更多的法律界同行，包括理论界和实务界的人来参与，期刊也就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会引起更多人的重视。更重要的，也会对引领法治建设的发展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部分中国法学期刊
法学领域缺乏法学批评
法律出版社总编辑、《中国法律评论》主编孙志华在研讨会上提起他曾看到的一篇文章写到，大部分时候学界跟实务界对话很难，实务界每天面临着林林总总的具体问题，具体问题处理的时候会考虑大原则多一些，但是学界正相反，每天面临的都是大原则的条条框框，抓住一个具体问题会挖的很深。两边对话，一边说“见森林不见树木”，另一边则说“见树木不见森林”。
孙志华认为，法律单纯的作为工具使用的时候，是很难进入人心的，它作为一个纯工具的存在，不是安身立命的东西，不能在安稳人心的精神层面解决问题，要形成社会对法律的信仰是很难的，这个时候就要有一定的形而上的思考。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规划处处长何帆法官也曾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法官为什么疏离法学期刊》。他在文中提及，法官疏离法学期刊在中国、美国一样存在：早些年，中国的法官们想读法学期刊，还得到大学资料室或图书馆借阅，随着法院这些年硬件建设的发展，许多法院现在都有了自己的图书馆，最高人民法院不但拥有两个图书馆，还购买了Lexis与Westlaw数据库，算是与国际接了轨。但是，据他了解，常读法学期刊上学术文章的法官，数量确实不多。
何帆写到，导致这一现象的成因，部分是与美国类似的，如法学期刊上许多文章文风太过晦涩，大词太多，过多注重形而上的讨论，与审判实践关系不大。但更大的问题，其实有中国的本土特色，比如，文章低水平的重复太多，方法论上没有新意。许多文章的水平，还不如法院内部的调研报告。
为了做一项研究，他们曾从期刊网上下载过近百篇同一主题的文章，但令他们惊讶的是，居然没有一篇文章能够提供具有可操作性的意见。关于域外某项制度的介绍，竟然多数来自同一部中文著作，甚至援引的数据也多是上世纪80年代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直言，一个话题大家写很多文章探讨它，说明什么？说明我们没有哪一个学者一篇文章就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度。像当年梁启超那样一篇文章有那么大的影响，我们现在的学者其实没有这样的影响力。
给谁看是法学期刊的一个重要议题，而看什么同样重要。几位专家都提及，学术批评在这个领域的欠缺。
在张建伟看来，法学学术研究虽然现在看起来非常繁荣，著作那么多、论文那么多，但是缺乏一个学术发展的良好机制，即健全的学术批评。
《中外法学》主编梁根林也认为，法学期刊捍卫学术研究不能不认真对待的另一问题，就是学术批评与学术争鸣。没有规范的学术批评与学术争鸣，就没有真正的学术。法学期刊应当引导并倡导中国法学者进行规范而自由的学术争鸣，通过设置栏目、议题与专题的方式，对法学研究的方法、重大的理论和实践命题进行自由探讨与学术争鸣，改变法学研究要么一团和气，要么容不得批评商榷的不良风气。
郭道晖也专门在《中国法学期刊的时代使命》中指出，“法学期刊还有一项常被忽略的任务是法学批评”。
在文学界，文艺批评是一门专业，而法学界似乎不大注重或有意回避。书评中只讲好话，流于广告式的宣传，评议缺失有伤情谊。这些都不利于法学的发展。郭道晖认为，通过法学批评，可以带动百家争鸣，并且形成法学学派。而不同法学学派的产生则是繁荣法学的一种途径。
法学期刊应该成为规则意识的守护
培育者
这次的研讨会，《中国法律评论》邀请的作者当中，有几位是在读的博士研究生。
梁根林副会长提出，中国法学期刊负有培育学术新人、提携新人、构建中国法律共同体的重要使命。在当今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下，学术GDP崇拜盛行，期刊发表的论文在考核评价当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发表什么样的文章，在什么期刊发表，发表多少篇，已经成为关系到一个学者包括年轻的学生、学者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而现在学术期刊资源不仅是有限的，而且是被严格地等级化的，某种意义上甚至是被垄断的。
面对这一格局，中国学术期刊对于学术新人的有意识地培养和提携就显得尤为重要。中国法学期刊培养和提携学术新人，并不需要刻意对学术新人降低学术发表要求，而只需要一视同仁采用同一用稿标准，实行“以文取人”而非“以人取文”。只要法学期刊真正做到这一点，不仅有利于学术新人的脱颖而出，而且有助于营造公平的学术竞争机制，端正学术风气，改善学术生态，推进中国法律共同体的建设。
推荐新人也是《中国法律评论》办刊的一个宗旨，每期思想栏目都希望能发表一篇优秀博士论文。创刊3年来，出版过14期期刊，年轻作者的作品主要刊登于思想和批评栏目。而更让其他法学期刊感叹的是，《中国法律评论》微信公众号，已经拥有用户总数多达15万。
张新宝会长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过去几十年法学期刊曾经历过缺乏办刊资金，缺乏好的选题和文章，而当下需要关注的则是新媒体对于传播方式和阅读方式所带来的变化，这既是一个挑战，也是一个机遇。
现在各个刊物都在适应，也正在做出一些相应的调整，传播方式由过去单一的纸媒体应用转到网络媒体的应用。张新宝说，现在的法学期刊都在尝试参加各种数据库，加入到一些免费阅读的数据库系统中，同时也会把期刊文章的摘要放在微信公众号，从而扩大影响力，适应现代的阅读模式。
但是张新宝并不认同大家千篇一律，“君子和而不同，各自有特色，有自己的办刊方向和目的”。
然而这并不是法学期刊的核心，参加研讨会的一位专家认为，更重要的是，法学期刊应该成为和平文化与规则意识的守护培育者，为中国法学研究成果的发表提供发表空间，捍卫学术研究，成为他们的守护培育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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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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