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留也难 | 大杂院里的“三代同堂”打工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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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
作者 法治周末记者 张舒
⬅大杂院已经生锈的栏杆上，
晾晒着住家的衣服、被子。
张舒 摄
回不去，留也难
大杂院里的“三代同堂”打工家庭
⬆刘勇和妹妹摆摊的早市 张舒摄
全文5373字，阅读约需9分钟
⬆大杂院里毫无遮掩的
简易厨房。 张舒摄
北京市郊，城市边缘，有这样一群打工家庭——祖孙三代聚居在逼仄的院里，忍受着养老难、教育难的折磨。和只身前来北京打工、若发展艰难还可以退回家乡的“北漂”不同，他们既回不去家乡，也找不到留下的意义
凌晨4点，天色依然朦胧，可刘勇(化名)已经按部就班地驾驶着电动三轮车，驶离北京东六环外的一处大杂院——他需要在5点前抵达20公里外的早市，架好摊子售卖服装。
三轮车上高高摞起的黑色大塑料袋里，偶尔有几片花花绿绿的衣角在颠簸中冒出头来。
刘勇所住的大杂院，聚集着北京最大一波早市和路边摊点的小生意部队，每天凌晨3点，卖蔬菜和水果的小贩便会最先起身去批货，然后拉到农贸市场售卖。紧跟着他们醒来的早点摊贩，会拉亮大瓦数的电灯，在院子里炸油条、磨豆浆。
各家捅开的煤炉子飘散的青烟，在屋顶结成一层薄雾，呛人的味道扑面而来。院子当中的公用水龙头哗哗作响，和豆浆机转动的呼呼声遥相呼应。
赶路边早市卖服装和小货的刘勇和妹妹，是杂院第三拨出发的分队。他们杂沓的轮毂声消逝之后，天色才真正亮起来。
刘勇的“自家人”队伍有些庞大：和自己一起载货摆摊的妹妹，早起出班的公交司机妹夫，在一个小时前已赶往新发地市场批货、再拉到临近农贸市场蔬果摊贩卖的母亲，以及在停车场值夜看门还未归来的父亲。
15年前，中专毕业的刘勇离开江西老家，投靠早已离乡来京打工的父母。4年后，妹妹刘娜(化名)追随而至。
一大家子人在北京再次团聚。
而随着大北京的人口疏解和棚户区的拆迁改造，他们的落脚点一路由市中心，逐渐迁往外围，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的生活圈边缘。
和只身前来北京打工、若发展艰难还可以退回家乡的“北漂”不同，如今，随着父母逐渐老去，摆在一家人面前的道路越来越窄。
“父母的养老问题，孩子的上学问题，都在无时无刻地提醒着我们‘外乡人’的身份。”刘勇无奈地吐着烟圈，“我们已经没办法再回家种地，却也找不到留下的意义。”
“这座城市我来了这么久，我父母几乎(在此)奋斗了半辈子，但最终，我们还是只能像局外人一样生存。”刘勇说。
天光大亮，杂沓的脚步声已经渐渐远去，杂院安静下来，只有近来在拉货时扭伤到了腰的刘勇的妻子陈梅(化名)守着依然在沉睡的小女儿。
早市摆摊：一上午挣了80元
骑行40分钟后，刘勇准时到达摊位架起了摊子。几根钢管支起的简易摊子上，挂满了碎花裙子以及颜色鲜亮的睡衣。
和他隔着两个摊位的，是妹妹的日用品货摊。打火机、胶带、晾衣钩随处可见。
早起晨练或买菜的老人，开始陆陆续续拉着小车逛起了早市。 刘勇的生意有些不太好，偶有人驻足在刘勇的摊前询问价格，一边挑拣着，一边不耐烦地嘟囔几句：“便宜点，便宜点。”
天气显出几分晦涩，像是刘勇此时的心情。“现在真的不挣钱了。”刘勇说，三个多月来，他平均每天进账不足两百元，“还不到去年的一半。”
临近十二点，早市收摊，刘勇和刘娜准备收车，回大杂院附近的马路上摆摊。
早起带出门做午餐的肉包子已经凉了，汪出的油和肉馅腻在一起，在燥热的空气里，散发出并不好闻的味道。不过刘勇也不嫌弃，他和妹妹凑在一起，就着自家腌制的酱黄瓜，把肉包子吃了下去。“现在天热，包子凉点也不怕。”刘勇说。
一个上午，他只成功地卖出了两条裙子和四套睡衣，共计230元，除去进货原价，净挣80元。
以往下午摆摊的地点，由于近来城管严查，兄妹俩已不敢再去。 “还在寻摸着新摊位，但太难找了。”刘娜抱怨道，“这两年，城管查得越来越紧，已经快做不下去了。”
刚刚过去的半年时间，她曾连车带货被查抄过两次，每次都是托了“关系”，交了罚款才取出来。
被城管追撵的时候，兄妹俩觉得自己“比乞丐强不到哪去”。
而除了早市和偶尔在路边“打游击”，刘勇和妹妹最固定的日程，是每逢周末的集日，在朝阳区一家农贸市场摆散摊。
⬅刘勇的货架。 张舒摄
这是北京周边保留下来的少数集市之一。
每逢赶集前一天，兄妹俩都会去北京市郊的批发市场里进货。“有一次路太远没法骑车，结果提着几个黑色大塑料袋，跑了好几个市场。”刘梅回忆道，“回来搭的公交车上不仅多交3个人的钱，还得领受旁人的白眼。”
好在集市的生意不错，弥补了辛苦。
“市场里人来人往，生意多少好于路边或者早市。”刘勇解释道，他只需缴纳二十元的摊位费，就能放心摆摊，“生意好的时候，一上午就能卖三四百块钱。”
不停搬家：从二环、四环到五环外
过了傍晚，刘勇兄妹和邻居大大小小的摊贩一同归家，各家窗户陆续亮起灯光，封了一天的煤炉子被再次捅开，飘散着炒菜的气味和翻倒煤气罐的声响混在一起，安静了一天的大杂院恢复了人气。
院内的十几栋破旧小楼和一排平房之间，随处堆放着杂物，几根交错的铁丝上晾晒着衣服和被褥。门口搭起的露天小厨房没有丝毫遮盖。
院内最里面的空地里，搭出了4个鸡窝，十几只鸡在笼子附近悠闲地遛达。通往小楼二层的外接楼梯处，简易钢板和柱子早已锈迹斑斑。
这处大杂院，刘勇一家八口人居住了整10年。其间，兄妹经历了结婚、生子，逼仄的空间里住进了三代人。房租也从开始时的一间房两百元，涨到现在的每间四百元。
刘勇说，他们从未喜欢过这里，却也不想离开。
“这和我当初想象的首都生活根本不一样。”刘勇回忆道，15年前，他第一次到北京投奔父母时，家里的服装摊点看起来“要比现在高端”。
“那时候我们在雅宝路市场做批发，母亲和妹妹负责看摊，父亲带着我去进货。”刘勇说，彼时在市场转悠的顾客大多是俄罗斯人，“我当时还学过几句俄语”。
可惜，好景不长，批发市场的摊位利润虽高，但极不稳定，可能很久不开张，所以需要厚实的本钱。
无依无靠的一家人唯恐“坐吃山空”，早早结束了生意。父亲在停车场应聘成功，看起了大门，母亲“投靠”了一家酒店，当起了清洁工。
而刘勇兄妹则开始在芍药居赶早市。“和现在一样，我卖衣服，妹妹卖日用品。”刘勇介绍道。
这几年是他生意的黄金时期，“每年有五六千元的结余。”刘勇说，加上父母和妹妹的收入，一家人一年能攒下两万多块钱。
其间，他也结识了同样在市场做服装生意的妻子陈梅。婚后，两人将摊位合并在一起，开始了“夫妻店”生涯。
直到2015年，市场被拆迁，一家人不得不再次向北京外郊的早市延伸。
和经营地点的不断边缘同步，刘勇一家人的住处也从二环的老平房搬迁到四环边的“筒子楼”，直到眼下这座大杂院。
“几乎是走哪拆哪。”刘勇说。
如今，15年过去，一家人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唯一值得欣慰的是，居住环境比最初好了许多。
初来北京时，刘勇一家四口只能租住在一间十平方米的小屋里，晚上睡觉，爸爸和刘勇睡一头，妈妈和刘娜睡一头。沉闷的夏天，只有一把吊扇驱散热气。
“眼下，杂院的位置虽然偏僻，但好歹能租下三间屋子了。”刘勇说，“爸妈一间，我们兄妹两家各一间。”
妻子陈梅生产后，刘勇还给自己的小屋添置了冰箱、空调和简易暖气。
刘娜却舍不得这笔开销。“一是我们就夫妻俩，扛扛就过来了。”刘娜说，“二是不知道这里能住多久，明年杂院是否还存在。”
刘娜说，这座大杂院和他们这些“外来户”一样，身世“不清白”，在首都拆违的夹缝中寻求生机。
住在杂院的10年里，一家人遭遇过封闭出路、断水断电，院内墙上也曾刷满了拆字……但最终，“包容”的大杂院还是一次次奇迹般存活了下来。
“但也不过是住一天算一天。”刘娜说，杂院就是一个随地铺开的路边摊，依附在北京的边缘，不知什么时候就会被查抄收走。
皮村、寨辛庄、久敬庄、兰各庄、河南村……在北京的五环与六环之间，聚集着许多像这个大杂院一样的“外来村”。新生命总是会降生，爹娘还能干点活，聚拢着生活总好过单打独斗，像刘勇这样“三代同堂”的打工家庭，数量无法统计，但也不在少数。
回不去的故乡：房子坍塌，田地不在
刘勇的母亲王莉(化名)也开始念叨起曾经老家的乡下生活。
这一念头起源于去年年末，她被酒店辞退，不得不干起了摆摊卖菜的生活。
“辞退我的理由很简单：老了，不值这个工资了。”王莉回忆道。而她也习惯了被驱来赶去，从不据理力争。
22年的打工岁月，停留在她和丈夫刘军(化名)日渐衰老的身体里，她早已开始疲惫，并为了即将到来的养老问题而焦虑。
今年春节，在王莉殷殷的期盼里，刘勇一家选择回到老家过年。这是家里最后一个老人——刘勇祖父去世的第8年后，一家人第一次重回江西。
但归乡情切的王莉俨然已经忘记，老家早已不再是她离开时的样子：久无人烟，房子已经坍塌，田地也已不在。
早在2008年，村里大力发展基础建设，陆续修建铁路和省际高速公路，征地拆迁刚好落到了刘勇家里。20多亩水田被征用了一大半，只剩下不到3亩。
“不过，即使现在还有田地，几十年不干农活了，再干恐怕也是干不动了。”王莉直言，“不去打工赚钱，我确实没法过活了。”
王莉说，当她站在满是齐腰野草的田埂里四顾茫然时，才想起曾一起闯荡又折返老家的朋友们带回的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
曾经和她一起在酒店做清洁工的张岚(化名)，前些年患上了严重的乳腺增生，干活成了难题。不得已，年近60的张岚和她腰间盘突出的丈夫回到了早已空无一人的老家。
王莉曾在一天清晨接到张岚打来的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她就哭了。因为那天早上，她和丈夫身上都痛得厉害，两个人躺在床上，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破洞的天花板，心想还不如死了痛快。”王莉回忆。
“张岚的儿女还在北京打工挣钱，没法回家照顾他们。可他们自己呢，因为没有连续缴纳社保15年，无法享受养老金，只能守着老家空荡荡的破屋。”王莉说自己听得心惶惶。
今年4月，中国《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出炉。
根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年龄不断提高，40岁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为53.9%，比上年下降1.3个百分点；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19.2%，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随着高龄打工群体日渐扩大，老一代农民工的养老问题，已成为现实之痛。
“尤其我们这样举家‘移民’的人家，说回家，谈何容易。”王莉一一细数着，“回到村里还能干什么？种地？没有地了；搞养殖？没有经验；卖蔬果，还不如城市挣得多……”
王莉低声喃喃，“十几年前决定一家人一起打拼时，满心壮志；可十几年后，想回都回不来了”。这种被遗弃的感觉让她觉得痛苦迷茫。摆在她面前的，像是一道无解的命题。
⬆王莉摆摊的农贸市场 。 张舒摄
第三代：“半留守”状态有怎样的将来
而生存之外，王莉牵念的还有在北京读书的孙女。孙女出生后，“升级”的王莉还曾专门请人修葺过自己的房间：贴了墙纸，换掉了以前砖垒的木板床。
上个月，她还在床头挂上了自己绣的“家和万事兴”十字绣，这是她在蔬果摊生意清闲时，用两个月绣出来的。
但忙于奔波的一家人，在天伦之乐外，很少注意到的是，与其他三年级的活泼的孩子相比，孙女悠悠(化名)有那么一丝不易被觉察的沉默。
悠悠所在小学，是一所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办校7年来，学校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外来务工人员的随迁子女。
尽管早在2001年，我国便明确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2014年，又将“两为主”提高到“两纳入”，即将常住人口纳入区域教育发展规划、将随迁子女纳入财政保障范围。
然而，各地政策落地效果至今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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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日前颁布的《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16)》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城市义务教育阶段流动儿童在公办学校就读比例为79.5%，仍有超过200万的流动儿童未能进入城市公办学校，只能在民办学校或者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但由于办学条件不达标，部分民办打工子弟学校属于办学‘黑户’。”21世纪教育研究院研究员秦红宇直言，“学校不被承认、学生没有学籍，得不到财政资金支持，办学设施差，教师流动性大，课程也开不满。”
此外，由于进城务工者工作时间长，忙于生计的父母通常无暇照管孩子，孩子虽和父母一起居住，但多数仍处在半留守状态。
“不少孩子几天不洗澡，头发乱糟糟，衣服上满是污垢。”悠悠的班主任高璐解释道，这些生活习惯，让打工子弟们看上去与城市的环境格格不入。
“孩子的内心其实是很敏感的，时间久了，他们会对城市有恐惧感。”任教4年，高璐已经送走了两批毕业生。
她始终记得，班里曾有一个男孩儿，“来北京6年了，生活半径还停留在家与学校一带的郊区，没去过大商场、公园，甚至连电梯都没有乘坐过”。
“有时我们也没办法，生计都没能解决，能让孩子上学已是万幸，实在是顾不上教育。”孩子的问题，刘勇和陈梅也一直头痛着。
暑假放假前，学校鼓励孩子种绿植，悠悠在家门口的花盆里栽下了一棵路边挖来的野草。“我不喜欢花，只喜欢草，因为小草顽强。”悠悠说。听着孩子略显倔强的话语，陈梅沉默地抚了抚女儿的后背，却也再挪不出更多的精力来关注。
对于一家人来说，眼下最迫近的威胁，是大红门及周边批发市场的拆迁规划。
根据政府的规划，2017年年底前，大红门将完成疏解升级，一部分市场即将关闭。
而大红门和附近的几十家市场，正是刘勇早市摊子进货的来源。一旦分流到燕郊、三河等县，便意味着养活一家人的生意将难以为继。
入夜，晚归的刘军迈进了院门。孙女已经睡去，儿女也关上了屋门。他打开手电，昏黄的灯光，只照亮了他脚前三寸的土地。
⬆杂院里的简易平房。 张舒摄
■记者手记：
路过北京
刘勇一家住在大杂院一栋小楼二层的几间逼仄小屋里。入夜，走在铁板搭成的走廊上，不免有些晃荡。
刚刚收工的打工者们，忙着打水、洗衣、吃饭，对周遭一切习以为常。一天的繁忙工作后，他们只想迅速搞定琐事，上床休息。
院子不是老北京胡同里热闹的四合院，倒像远在燕郊和三河的“睡城”，总是比这个城市的核心区域提早进入黑暗。
在北京这座权力与财富聚集的城市里，这批远离乡土、靠着小生意攀附在北京生活圈边缘的打工者们，尝尽生活艰辛，却未能就地扎根。他们的聚集地，就像一个临时道具，随时可能消失，居住在其中的人们，也习惯了逆来顺受。
大城市湮没了他们“微不足道”的磨难和挣扎，而千里之外的陌生故土，也已无法承载他们对生活的期望，关于“家园，关于未来，关于何去何从”这些话题，他们沉默地生活，无从回答，似乎活成了别人生活的背景。 （张舒）
图片来源:张舒
编辑整理：李含 王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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