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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苟晶早就输了

我是老徐 假装看电影 2020-09-21

我是老徐。

根据最新通告。

山东替考案当事人苟晶的事仍无结果....

班主任让自己女儿顶替自己上大学,东窗事发后又带着数名大汉道歉、围堵,还让苟晶理解他做父亲的良苦用心。

所有的一切让苟晶细思极恐,但又不敢细想。

她在采访中说,自己仍然不敢想念了大学后的人生。


“如果去想的话,是对自己心理的一种碾压。”



偷换人生对一个人的影响有多大,可以从苟晶的照片中看出一点端倪。

年轻的苟晶,水灵、眼神懵懂、嘴角挂着一抹自然的浅笑;

在被换掉的人生中,她嘴角自然下垂、眼神疲态、空洞而憔悴。


心理学中,戴帽子是一个人缺乏安全感的表现。

苟晶在每一次采访中都戴着同一顶非常厚实但并不时尚的帽子,它甚至有点老土。

这说明帽子并非为了“好看”,而是她急需一顶让自己内心感到安全的物件。

这说明有些事情她到达了无法面对的程度。

苟晶、偷换的人生、弱者对强者的表现。

让我想到了湖南卫视曾经饱受争议的真人秀——

《变形计》

6年前,《变形计》第八季第三期播出。

此后,城市问题少年王境泽靠着“真香”表情包火遍全网。


与苟晶、陈春秀这些高考被顶替的事件不同,《变形计》是刻意设计置换的人生。

节目套路在第二季后基本固定为城市孩子和农村孩子的互换,并有一套基本的固定框架——

1、问题少年如何有问题,与父母的矛盾多深;

2、问题少年和大山里孝顺但贫穷的少年交换生活;

3、问题少年如何从顽劣变得“没问题”,一般节目最后一般伴随哭戏。


三条对节目套路的总结,主语都是城里的问题少年,他们也是主角。

这也暗合《变形计》第三任制片人谢涤葵所说的。


“《变形计》是我们在偏远山区挖到的一剂良药,专门治疗很多家长失去信心的城市独生子女病。”


城市里的家长和节目组从一开始无疑就是强者,山区的孩子成了妥妥的工具人。


在这个节目框架设定之下,农村孩子必须目睹繁华,然后打回贫穷的原形。


作为一个农村少年,面对时代的贫富差异又无法挣脱。


要么向上,要么沉沦。

长沙天使支教曾转发“公益探索者”的评论,其中说道——

“一位参加《变形计》的女孩,回校后不跟之前好友玩,觉得去过大城市了不起,和同学不一样了。

有段时间还虐猫虐狗,觉得心里委屈。

凭什么人家能过那样的好日子,我就得回山沟,并一直憎恨父母,觉得他们没出息,不该这样委屈她。”

城市问题少年对农村环境的突然介入,也会引发一些矛盾。

变形计第七季倒数第二期的主人公顾剑桥,在听到农村孩子嘻哈打闹中无心说了句“胖子”。

他瞬间翻脸。


你们学习再好,你们永远是山区的小孩,没见过世面。



面对侮辱,山里孩子露出一脸苦涩又茫然的笑。

《变形计》对农村孩子产生更大伤害的典型例子是王红林。

她的家庭一贫如洗,父母离异,家里只有年迈的奶奶和瘫痪的大伯。

拍摄期间的末日中午,正在午睡的王红林被叫醒。

为了体现学校对她的关爱,节目组特地找来了一个男生为她洗脚。


王红林两年后才注意到,因为这一点她被全网骂“公主病”。

而就算是知道真相的《变形计》官方出版的书籍也如此记录——

“来到城市后,王红林的改变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她居然变得娇气了!

她不仅对年长的孩子颐指气使,还让他给自己洗脚。”

而这些对于农村孩子和农村家庭的强迫,无处不在。
在《变形计》中你会发现几乎每一个城市问题少年,都有一个问题家庭。

乐华娱乐CEO杜华,把自己十岁的儿子赵小果送去了《变形计》。

这位体型圆鼓鼓的男孩在节目中的名场面要数“背猪”翻车了。


赵小果说上《变形计》完全是被母亲忽悠去的。

母亲答应他,只要节目结束就给他买5个卡盒游戏机。

但最后只给他买了3个。

这种对孩子的变相欺诈,也能看出这个家庭存在的问题。


母亲由于工作长期不在家,赵小果养成了既孤独,又害怕孤独的性格,只能靠吃来排解。

他最后又被母亲送去了少林寺。


吴新颖的父母则从小沉迷于赌博,有时甚至通宵打麻将,没带钥匙他只能一个人在楼下等。

这种等待的绝望与孤独让他习惯了一个人。

但因为和母亲的关系“有问题”,他被送去了《变形计》。

长大后,面对母亲突然密密麻麻的爱,他感到不适——

我需要的这份爱,他们小时候没有给过我。

到我大了我不需要了,他们又塞给我了,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


主人公郑长城因为父母不给钱,当了刚买3天原价3500的新手机换了800块钱。

对于这一点,父母表情自然。

这已经是家常便饭,毕竟他已经当过十多个手机了。

郑长城则认为这是自己的生财之道,他信心满满——

“当了他们明天又不是不给我赎。”

 
父母不懂得如何与孩子相处,又让孩子在相处中发现,自己就是父母最大的软肋。

于是随随便便拿自己“以死相逼”,屡试不爽。

“要不到钱,就要从五楼上跳下来。”

 
父母与子女,很明显前者是更强的一方。

因为孩子不合自己的心意,于是把他们把最不应该变形的人送去变形。

和孩子的父母一样属于“强者”一方的还有《变形计》节目组。

导演梁曾说,“一定会拍到城里孩子内心有了改变,才会收工”。


曾经的城市主人公李宏毅曾在直播中揭露《变形计》幕后的细节——


让签合同,还让使劲儿闹,不闹就罚钱,在农村摔坏东西也不赔偿”。


被称为最难变形的主人公施宁杰,也遇到了节目组的威逼利诱。

比如被逼砸烂农村家庭的桌子椅子,或者给对方家庭的亲人洗头,不洗不能吃东西,还把他一个人扔山里等死作为威胁。

而他如果参加校运动会并且跑出名次的话,可以得到两包烟,如果是第一名奖三包。

就像在训练狗的条件反射。

乃至于最后的下跪。


所有的一切都在节目组的设定之下。

当然也有很多人反对《变形计》。

甚至有志愿者写了长文点出《变形计》对参加农村学生的毒害,比如博主“天使支教李磊”。


他的上一条反对《变形计》的微博在17年底,《变形计》19年才停播。

很显然节目的停播并不是因为他的反对。
王红林被《变形计》扭曲为公主病,甚至等不来一句道歉。

山区的孩子违背心意地被送进城里见一个不认识的父母,被捐款、被施舍。

弱者总是无声的,他们难逃被挑选“被XX”的命运

就像《逃出绝命镇》中被白人富人挑选身体的黑人,他们会被诱进小镇,然后被镇上的白人拍卖。


白人们向猎物露出《狂人日记》中吃人一般的狗眼,瞟瞟他们结实的身体。

然后在会上相互竞价。


他们为了获得永生,需要不断更换身体。

而和黑人换脑就是必备选择。

颅内被掏空的黑人,只剩下一点没有被手术清理干净的浅层意识有时可能会蹿出来。

那点零星的意识知道自己被被夺舍,但却无能为力,只能露出诡异的“笑哭”。


山东200多个高考成绩被顶替的人又何尝不像电影中的人呢?

他们本可以拥有更光明的未来,但人生已经被掏空。

像苟晶那样仍然能够靠着自己努力浮上水面的人并不多,但满脸泪水的他们却还可能被要求“笑纳”被篡改的人生。

苟晶曾在同学群中看到班主任邱老师的女儿长得和自己相似。

她内心发抖,怀疑自己是不是早就被选中要当那个被顶替的人。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那个高考成绩对她而言仍然是一道伤疤,一戳就痛。


苟晶在微博中也说,自己也早已信了佛。

或许是多年的命运坎坷,让她不得不借助一个“佛”来让自己的内心好过一点。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善良的人信了佛,坏蛋们还在作恶。

我们也无法否认,“佛”无法解决俗世的不公。
董明珠曾经当销售员时遇到一位欠账的老赖,她四十多天的死缠烂打总算追回了货款。

她强忍着眼泪朝对方喊,“从今往后,我再不和你做生意了。”

鲁迅在临死前的一篇杂文中说,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

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

你看,鲁迅先生都没尝试做圣人。

宽恕、谅解也不应该成为“政治正确”。

当公道还要被讨要,正义要被等待,这本身就意味着受害者与施害者之间的不平等。

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
 
正义是等不来的,而迟到的正义,也已非「正义」。




可能你还想看:这种大尺度,也只有韩国人敢拍了

参考资料:

GQ报道:真人秀剧本、未必真实的节目和魔幻现实

鲁迅:《死》

凤凰网《七日谈》:苟晶称不敢想自己念了大学后的人生

知乎文章:我为什么要抵制「变形计」

部分内容来源于:苟晶微博、公益探索者微博、天使支教李磊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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