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以“信息战”打响，你我都将参与其中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场上部队间的战斗及部队背后各大经济体间的角力，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是一场以信息为武器的‘游击战’，无论是军队还是平民都能参与其中”。
2012年12月11日，埃及开罗，一名蒙面女孩在埃及总统府的围墙下使用笔记本电脑，抗议穆尔西政府的统治。
早在几十年前智能手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尚未发明的年代，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就已经预言：信息战将成为未来战场中的一种新型作战方式。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场上部队间的战斗及部队背后各大经济体之间的角力，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将会是一场以信息为武器的‘游击战’，无论是军队还是平民都能参与其中”。——麦克卢汉在他出版于1970年的著作《文化是我们的事业》中曾做出这一预言。
麦克卢汉的预言在当时看来或许有些超前，但却与我们今天面临的状况惊人地相似。过去，进入新闻与出版行业的门槛极高，只有专门机构才能从事新闻传播工作。但近十几年来，普通大众也拥有了同样的能力——我们能以最小的成本记录与发布新闻，并将它们传遍整个世界。
如今，每个人都可以建立起自己的CNN电视台。这种崭新的信息环境所带来的影响将改变整个社会。传统的媒体机构不再把控着舆论喉舌，长期受到压迫的群体终于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无论是巴勒斯坦人、黑人激进分子、女权主义者、环保人士、还是独裁社会中的异见人士都有了发声的渠道（尽管有时还是会引来麻烦）。
但是，这种新的媒体格局也使社会大众更加容易受到蛊惑，为阴谋论和虚假信息的滋生提供土壤。全球范围内的资讯爆炸给人们的认知带来了极大混乱，许多虚假消息已经在政治领域和日常生活中造成了不良影响。不仅如此，信息环境的变化带来的最严重影响将体现在生活的另一个方面——武装冲突。
舆论战与信息战曾经一度属于国家、军队与情报部门的责任范围，但如今每个人都与之息息相关。宣传与舆论斗争已经成为现代战争和政治活动中的重要一环。博客作者、激进分子和“民间记者”对社会舆论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广泛认可。
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这样的事例在我们身边层出不穷。
在埃及、巴林、突尼斯、叙利亚、利比亚等地的革命中，民间记者与一些激进分子共同推动了社会进程的改变，2014年发生于加沙地带的巴以冲突也是如此。过去曾被视为战争与强权政治牺牲品的人民迅速在政治领域有了话语权。2014年以色列曾对加沙地带展开炮击，2016年俄罗斯也曾对叙利亚叛军占领的阿勒颇进行了轰炸。在这两起事件中，年轻女性与儿童持续不断地从交战地带发来最新的消息，从而成功吸引了全球舆论的目光，最终改变了战争的走向。
与传统上国家主导的新闻舆论活动不同，普通民众与激进分子视角下的新闻报道显得更加真实，且更容易打动人。这样的效果在新闻机构的报道中通常难以实现，但对于个人而言却是自然而然的。社交媒体能够绕过传统媒体对舆论的掌控，为边缘人群发声扫清了最主要的障碍——政府与企业对出版行业的控制。
“强大的新闻机构仍然存在，并且它的影响力将会继续保持下去。但社交媒体和互联网给大众带来了新的追求目标——新闻的真实性，或者说情感诉求。”波士顿学院国际传播学助理教授，《另一支空军：9·11事件以来美国对中东媒体的重塑》一书作者马特·显克维奇这样说道。
“通常人们都认为，新闻作者是塑造舆论的关键。但其实影响预览的最关键因素在于新闻的传播层面，而这正是传统新闻媒体的瓶颈所在。”显克维奇说，“这就是社交媒体带来的根本变化。虽然社交媒体中存在着阴谋论与虚假信息等消极因素，但其积极作用却不容忽视——社交媒体使许多长期被大众忽略的故事重新得到重视。
但是，网络上民间记者的出现也导致大众难以将冲突事件的真正参与者与并未参与冲突的人区分开来，激进人士与新闻记者的界限也变得更加模糊。对于那些没有受到良好媒体教育的人来说，辨别真伪越来越困难。
回顾过去的几年，我们发现已经有一些作者开始研究社交媒体是如何影响我们对现代冲突和政治的看法。新闻记者戴维·帕特里卡拉科斯的著作《140字中的战争》与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哈隆·乌拉的《数字世界大战》都是对人们目前面临的信息危机的早期研究成果。
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作战人员与平民都变得愈发难以区分，“武装冲突”一词的定义也变得模糊起来。社交媒体可能会把整个世界拖入一个灰色地带，在那里，冲突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之间的界限变得暧昧不明。我们可以明确地将上一次世界大战定义为各国军队之间发生的冲突。但是，新技术推动下的信息战可能会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变得让人难以琢磨。我们对于政治与战争的认识也会因此发生极大的改变。
2012年1月6日，约旦河西岸拉马拉市。巴勒斯坦青年在网吧查看自己的Facebook账户。
在2014年加沙地带的巴以冲突中，社交媒体首次发挥了重要作用。冲突中弱势的一方利用社交媒体成功实现了“逆袭”。在以往的巴以冲突中，以色列政府牢牢把持着通往战场的道路，这使他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对战争进行报道——将其描述成一场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但是，近年来智能手机与社交网络在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普及为外界了解这场冲突提供了新的渠道。
随着炸弹如雨点般落在加沙的街道上，许多无辜群众惨遭杀害。巴勒斯坦人民纷纷涌入社交媒体分享自己的战争见闻。当地的年轻男女拍下了士兵残害平民的暴行，连同自己逃脱以色列部队袭击的心路历程一并发布在互联网上。以往，他们的呼声几乎从来不会被外界听到。但是Twitter与Facebook让这些消息传遍了整个世界，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与反抗再也不会被人所忽视。
Yousef al-Helou在Middle East Eye网站中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社交媒体在冲突中的角色，文章中谈到：
即便是在断电状态下，当地的民间记者仍然在不断尝试向外界发布照片，这些照片的主题是“尸体”“毁坏的民居”以及“受伤的群众”。一直以来，摄影都是一股强大的力量。但在这场冲突中，非专业人员与社交媒体平台第一次充当了战争的记录者。他们的工作使这些照片在全球范围内变得触手可得，帮助加沙人民赢得了民心，进而引发大众舆论对以色列空前的愤怒情绪。在世界各地的游行中，示威者们把这些照片放大展示，要求政府立即采取行动阻止以色列的攻击。
随着公众对战争的抗议越来越强烈，连美国的新闻机构也不得不将注意力转向巴勒斯坦，关注当地民众在冲突中的遭遇。在冲突中丧生的加沙市民的照片引发了严重的公共关系灾难，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抗议哈马斯组织“利用巴勒斯坦人民的死亡照片来达到目的”。但是，他的声明对于平息国际社会对民众死亡的愤怒于事无补。
从军事角度看，冲突双方的实力差距十分巨大。到冲突结束时，共有2100多名巴勒斯坦人丧生，相比之下，以色列方面只有66人死亡。以色列的袭击严重破坏了当地居民的水电来源，被围攻区域内的基础设施也遭受了毁灭性打击。尽管以色列一方有着强大的军事力量与极少的死亡人数，其领土也毫发无损，但是我们不能妄下定论称以色列在这场冲突中赢得了胜利。对战争的新闻报道能改变外界的看法，进而对战争走向产生重大影响——在这场斗争中，巴勒斯坦人民为自己赢得了重大胜利。
在以色列原本的设想中，他们的军事行动应该被描述成对一股无组织伊斯兰恐怖分子的打击。然而现实中流传的报道却完全相反——舆论声中，以色列非但不是一支针对恐怖分子展开自卫的“民主之师”，反倒成了一个有美国在背后撑腰的庞然巨兽，肆意蹂躏着贫困地区的人民。不断攀升的死亡人数似乎在向世界证明：这片脆弱而又孤立的土地正在遭受着与其体量不相称的残酷打击。
帕特里卡拉科斯在他的书中写道：“在‘边缘保护行动’（以色列为此次袭击起的代号）中，遭受最多痛苦的是以色列军队围城下的巴勒斯坦人民。战争的报道在此次行动中实现了‘民主化’，巴勒斯坦人民成为了此事的唯一受益者。”
在战争期间，16岁的巴勒斯坦女孩法拉·贝克（Farah Baker）对战争动向的改变做出的贡献远比其他任何人要大。她不断在社交媒体上更新自己在加沙的生活状况，从而引起国际关注。法拉·贝克不与任何政治团体有关联，她对这场战争的观点纯属个人看法。然而，她发表在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使她成为全世界的焦点，她所讲述的巴勒斯坦人民的遭遇引发了所有人的情感共鸣。这使贝克在政治领域也有了影响力。这种情况不仅贝克自己没有预料到，在以往的任何冲突中也是前所未见的。
通常，对一名活在轰炸环境中的年轻女孩，人们充其量会把她视为旁观者——在最坏的情况下是受害者。但是多亏了她的推特消息，人们得以从中了解到她心中的恐惧，以及她试图在战争中维持正常生活的举动。法拉·贝克因此成为了巴勒斯坦人民在冲突问题中影响全球舆论的一个重要因素。
“法拉·贝克16岁就已经意识到（即便只是在直觉上），对巴勒斯坦这样长期处于下风的一方来说，社交媒体在战争时期极为重要，”帕特里卡拉科斯写道。“它能赋予个人或团体一种前所未有的力量。”
如同发生在叙利亚和乌克兰的情况一样，在加沙出现过许多以掩盖当地群众遭受的痛苦与暴行为目的的宣传活动。在这一方面，社交媒体同样改变了人们对冲突的认知。社交媒体中有许多独立的账号，这些账号源源不断地从战场中发出消息、提供证据，帮助外界更好地评估当地新闻消息的真实性。
在加沙冲突期间，以色列国防军曾试图发动信息战，通过展示符合己方说辞的资讯图表与录像来反驳巴勒斯坦民间记者的指责。但以色列的做法最终失败。相比于以色列军方的官腔套话，加沙地带的年轻网民发布的信息更具真实性，更能引起听众共鸣。这与官僚机构在大众心中的疏远形象有着不可磨灭的联系。
这种差距带来影响是显著的。在这场战争后出版的《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专栏文章中，国际关系学家戴维·罗斯科普夫以《以色列在加沙的失败》为题反思加沙地带的骚乱给全球带来的影响，文章中使用了以色列部队在海滩上杀害儿童的照片。罗斯科普夫写道：“就连‘铁穹’（以色列复杂而昂贵的导弹防御系统）也无法消除痛苦与毁灭的图片在人们脑海中留下的烙印。这种肆意屠杀的行为对以色列的国际形象造成的恶劣影响无法挽回”。
在冲突期间，奥巴马政府曾经站在以色列的一方，呼吁双方保持克制。但是在两年后的离任之际，奥巴马迈出了与以色列保持距离的重要一步——美国在联合国允许通过一项反定居点决议，罕见地公开谴责以色列的行为。虽然美国对冲突的立场远未发生改变，但此举反映出美国国内对于以色列行为与日俱增的不满情绪。尽管特朗普政府对此并未明确表态，社会上仍有部分前政府高官在不断重申着自己的不满。
在战争期间不断更新自己的推特，法拉·贝克以这种微不足道的方式推动了新闻报道的变革。同时吸引了全世界对巴勒斯塔人民遭遇的关注，促进了冲突的解决。
“我不会用枪，也永远不会杀人。我唯一的武器就是对外传播真相，让人们了解这里发生了什么，”法拉·贝克在她位于加沙的家中接受帕特里卡拉科斯的采访时这样说道。“这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有效。我的推特得到了许多关注，许多人告诉我，我改变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打开了他们的双眼。”
2011年2月1日，埃及抗议者参加在开罗解放广场举行的示威活动。当天大批抗议者涌向开罗的街头，最大程度地发泄自己的不满，以迫使总统穆巴拉克下台。
2011年，在“阿拉伯之春”革命运动热情高涨的初期阶段，观察家们就已经注意到社交网站成为年轻激进分子手中有效的组织工具。尽管把革命本身归咎于社交媒体有些言过其实（当时的确有这样的观点），但是，社交网络、手机与新兴的卫星电视台对于当时社会大众的通知和动员起到了不可否认的作用。年轻人利用社交媒体推翻独裁统治——这种“技术乌托邦”的观点在当时十分盛行。此类观点认为，未来的政治变革可能通过互联网中的自由力量自下而上地展开。
但是在最初的热情散去之后，革命迎来了长时间的沉寂，“技术乌托邦”没能成为现实。不过，随着激进的自由主义人士能够熟练地使用网络组织活动，伊斯兰主义政治活动家与圣战组织也学习了他们的经验。这些组织的资金更加雄厚，结构更加严明，拥有丰富的开展秘密活动的经验。他们使用最新的技术进行宣传，开展招募，建立组织网络。过去，激进分子引发世界对“技术乌托邦”的想象，而将来，穆斯林兄弟会和伊斯兰圣战者这类组织或许将取代他们成为革命的先锋。
《数字世界大战》一书分析了反对派运动（特别是伊斯兰主义者）如何将社交媒体用作对政府发动战争的工具。作者哈隆·乌拉曾是美国国务院官员，也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大会运动方面的专家。不同于帕特里卡拉科斯的作品，《数字世界大战》是一本严肃的学术著作。其中分析了社交媒体和其他新技术是如何对政府和反对派运动（包括伊斯兰和自由派）之间的相互关系造成影响。同时，书中还探讨了社交媒体能够成功颠覆传统的战争与政治中内在力量的关键所在。
对于新兴技术而言，它们最不稳定的地方可能在于能大大加快政治变革的速度。埃及和突尼斯青年领导下的革命只用了数周时间就成功推翻了统治时间长达几十年的政府。尽管两个国家长期以来都遭受着结构性问题的困扰，但是两起革命的导火索却是个人行为——官员腐败与警察暴力事件在社交网络上迅速传播，推动了革命的开展。尽管有许多旁观者后来才加入了抗议，但是人们在一开始就迅速组织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这在互联网与手机出现之前是无法想象的。
不过，革命进展的速度过快也为旧政权崩溃之后稳定新秩序的建立带来了麻烦。网络动员为推翻埃及铁腕总统穆巴拉克和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推翻政府的速度太快，人们甚至来不及选出一位新的领导人，对今后的政治纲领也无法达成共识。对不公与旧秩序的不满推动人们走上街头，但他们对国家的未来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在政权垮台后，唯一具有优势的是那些与长期被镇压的穆斯林兄弟会联系密切的政党。
突尼斯伊斯兰复兴运动党在革命后成功当选为第一大党（注：突尼斯曾是一个偏向欧洲的世俗化伊斯兰国家，而伊斯兰复兴运动党是一个伊斯兰主义政党），乌拉在书中谈到这一现实情况时写道：“伊斯兰政党的胜利并不是因为伊斯兰教在突尼斯根深蒂固（尽管伊斯兰主义者这样声称），而是革命性质与伊斯兰主义者的掌权欲望之间的矛盾造成的无法避免的后果。
社交媒体并不是第一个推动革命的信息技术。广播与电报曾经都促成了重大的社会政治变革，甚至古老的印刷机也推动了历史上基督教宗教改革的进程。
新兴技术最近一次发挥作用是在1979年的伊朗革命中。革命领袖阿亚图拉·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的演讲被录成磁带，在群众间得到迅速复制和传播。与如今社交网站中烈火燎原般的迅猛势头不同，霍梅尼对舆论进行了多年的辛苦耕耘，才为伊朗的反对派运动建立了民众基础。当伊朗人民最终走上街头反对巴列维王朝时，许多不同意识形态的反对团体都将霍梅尼视为他们的精神领袖。这使霍梅尼在王朝垮台后得以迅速上位，将所有意识形态不同的对手排除在外，在全国范围建立起了宗教政权。
伊朗革命和当今的无领袖革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其中蕴含着网络革命行动的一个重大缺陷：通过网络开展组织宣传活动是颠覆政权的有效途径（特别是对那些严格管控舆论的独裁政权来说）。但是，网络也加快了革命的速度，这使人们在推翻政权后无法及时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秩序。
“当一场政治运动失去了霍梅尼、曼德拉和列宁这样的领袖，革命的速度也许会比以往更快，但革命的成果就十分令人担忧了，”乌拉写道，“在‘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叛乱推翻国家政权之后，谁将在权力真空中成为下一个统治者并不由叛乱者的意志所决定。”
2014年12月25日，加沙市Al-Shejaiya郊区，巴勒斯坦儿童正在断壁残垣中向外观望，墙上还有涂鸦的痕迹。
美国海军研究生院新型战争专家约翰·阿尔奎拉(John Arquilla)在2007年的一篇题为《网络与国家》的论文中指出，在互联网的支持下，松散的全球网络和区域性网络开始向民族国家的权威发起挑战，就像一个世纪前民族国家对帝国主义国家的权威发起挑战一样。
近年来，跨国武装组织、民间社会活动人士和黑客都发挥了互联网强大而快速的交流能力，成功对行动迟缓的国家造成了打击。“网络将成为煽动与对抗的工具，推动国际间不公正、不平等问题的解决。这些问题是资本主义制度国家永远无法触碰的，”阿尔奎拉写道。“简而言之，网络将改变我们的社会，它带来的不是和睦相处，而是剑拔弩张。”
21世纪以来，“灰色地带”中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多，其中军事、政治与媒体的区别已经变得十分模糊。2014年的巴以冲突就是一个例子。“灰色地带”的冲突很少会以国际战争之间的形式进行，民间起义和叛乱，国家与武装组织之间的战斗更有可能成为冲突的主要形式。对此，学者戴维·巴诺与诺拉·班沙赫写道：“灰色地带的冲突中也许会动用武力，但是对此类冲突其他方面的定义仍然十分模糊——有关冲突的目标与参与者，冲突所牵扯到的国际条约，以及军队在冲突中发挥的作用仍不明朗。
正是在这种模棱两可的环境中，激进团体和个人在网络上发动的信息战才能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随着国家对社会舆论的枷锁逐渐消失，政府通过管制国际舆论和维护国内权威来控制冲突走向的能力也遭到了削弱。
这种变化带来的威胁，以及虚假信息造成的恶劣政治影响促使社会各界呼吁政府加强监管力度，并建议科技公司参与到网络言论的管理工作中。虽然提高大众的媒体教育水平很有必要，但是恢复过去那种由少数媒体巨头掌握话语权的局面是完全不合时宜的。
“如果我们以社交媒体与新兴科技所带来的问题为借口‘开历史的倒车’，这将是极其罪恶的行为，”显克维奇说。“在以前的媒体环境中，几十亿人都没有发声的机会——过去的媒体认为普通大众的事件是不值得报道的——我们不应该回到这种状态。我们需要做的是解决新媒体中的问题，而不是把时钟往回拨，将这一切当成一场失败的实验。“
社交媒体与智能手机使麦克卢汉关于“游击战”的预言成为现实。如今，国家、军队、激进分子与普通大众都能平等地参与到这场信息战当中。无论其结果是好是坏，未来我们面临的政治、冲突和日常生活都将发生改变。麦克卢汉曾经提出，要想在这个新世界中生存下来，我们必须打心底里接受改革，而不是退而采取反动政策。
1969年，他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表示：“技术环境的变革会给那些最不愿意改变旧有价值观念的人带来最大的痛苦。当个人或社会群体对自己的身份认同遭遇（社交上或精神上的）危机之时，他们将下意识地通过暴力手段来寻求认同。”
“但不幸的是，变革已经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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