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把学术泡沫愈吹愈大？
本文转载自中外学术情报，摘自社科学术圈（ID：shkxquan）、国音爱乐
近年来，一方面有关“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负面话题不绝于耳，形形色色的学术不端行为被逐一曝光。另一方面，学术泡沫却仍然在被不断地吹大，学术不端仍屡禁不止……我们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中国学术遭遇“测谎仪”究竟是谁的悲哀？
舞台，是表演艺术家建功立业的唯一所在。著书立说，才是理论研究者成名成家的必由之路。这应该是一个妇孺皆知的常识！
改革开放以来，音乐学院和所有的大学教师、科研人员一样，被纳入到了全国统一的职称评价体系当中。作为评价体系中的一项重要指标，“发表论文、论著”让各音乐学院教师中那些自幼就开始接受音乐技巧技能训练和音乐实践（吹、拉、弹、唱、作），并在音乐表演方面颇有造诣但却不善文字表达和写作的表演艺术家中青年教师苦不堪言。
近年来的事实证明，无视音乐艺术的基本规律和各专业的特点，形而上学地一味强调人人写论文个个做学问，既是对艺术家才能与价值的扼杀，同时也是一种反科学的荒谬之举。
在音乐学院的专业设置中，真正接受过严格学术训练，并具有理性分析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同时又擅长以论文、论著方式对音乐进行理论研究的教师只是音乐学院中的少部分人群——音乐学系。对于他们，写学术论文是最基本的专业要求，因而如若要求他们必须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也好，甚至要求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学术刊物上和同行交流等都不为过。但对于音乐学院中人数最多的音乐表演专业，如钢琴、管弦、国乐、声乐歌剧、作曲、指挥各系所含诸种专业（如管弦系中弦乐有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管乐有长笛、双簧管、单簧管、大管、小号、圆号、中音号、长号。同理，国乐系的专业囊括了中国所有吹管乐器、弓弦乐器，以及打击乐器等）教师才是一个较为庞大的群体。他们虽然不善于理论归纳，逻辑推演，但他们在长期的专业训练和艺术实践中，却有着常人没有的丰富情感和敏感的形象思维以及艺术创造能力。用写论文的方式考核他们既和他们从事的专业不相干，同时也不可能考出他们特有的艺术水准与价值。
公正地说，从 70 年代末恢复高考至今，国家尚能充分看到艺术与艺术人才的特殊性，遂制定出艺术类考生的文化分数录取线略低于普通文科的科学决策。但为何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就不能有效地延伸到职称评价体制当中？事实上，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如此这般地对待自己的中青年表演艺术家。即使考核是职称晋升必不可少环节，也应该在尊重艺术规律和音乐艺术教学特点的前提下，要求从事表演艺术专业的中青年教师以举办个人音乐会的形式和结合平时的教学情况进行综合评审，论文绝非考核的唯一标准！
迄今为止，我国的音乐期刊仅有 18 种。作为期刊资源实属来之不易。须知，从 1906年至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前，我国的音乐期刊曾高达 133 种。而我们现有的 18 种音乐期刊都分别创办于 50 年代以后。比如，1950 年创刊的《人民音乐》，1958 年创刊的《音乐研究》等。目前，除了《歌唱世界》（原《歌唱艺术》）创刊时间较晚外，其他大部分期刊的创刊时间均已超过了20 年。
长期以来，这些期刊既有清晰的办刊理念和明确的读者定位，而且读者也能根据自身的专业需要对期刊做出选择。无论是平时的阅读，还是在需要时给期刊投稿都早已形成了一种正常的格局。比如，从事音乐学研究和教学的教师或科研人员普遍订阅的是《音乐研究》、《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音乐艺术》、《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他们的科研成果一般只会投给这些期刊；从事音乐评论和当代音乐作品评价的教师或科研人员则最关注《人民音乐》；从事钢琴演奏与教学的教师或科研人员会把《钢琴艺术》视为自己的园地；正如从事声乐演唱与教学的教师或科研人员一样可以在属于他们自己的《歌唱世界》中畅所欲言，切磋技艺。而各音乐学院的师生则对他们自己的《学报》情有独钟……
然而，从 1992 年开始，这种和国家颁布的学科分类标准（GB/T 13745-2009）完全一致的科研教学格局（艺术学为一级学科，音乐学为二级学科，音乐表演艺术为三级学科）一夜间突然被“核心期刊”完全打破了——教钢琴的、教声乐的，抑或是专门研究音乐教育的教师如果还在《钢琴艺术》、《歌唱世界》、《中国音乐教育》等期刊上发表论文，则有可能饭碗不保。原因是它们都不属于“核心期刊”。要想获得职称评审的资格，必须抛开三级学科的思维定势并模仿二级学科的学术语言在“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
可是“核心期刊”的英文原词“Nucleus Zone”本不是用来对学术进行评价的术语和分类。该词最早出现在英国文献学家塞缪尔•克莱门特•布拉德福（Samuel Clement Bradford，1878-1948）运用数学、统计学、情报学、图书馆学、目录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对学术期刊中存在的文献离散现象规律研究的文献计量学（Bibliometrics）之中。我们现在所说的“核心期刊”即是从布拉德福的“核心区”一词衍生而来。对此，我们可以尝试，可以参考，但不能强行推出，更不能强制执行。况且，近年来我国文献学界、情报学界、图书馆学界、科技期刊界，以及数字出版界都对“核心期刊”的“误译”和“在中国的异化”；对“核心期刊”本身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其对我国学术评价所造成的负面影响等都已遭到了的广泛质疑和激烈批评。而将“核心期刊”作为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也有了很多颇有价值的成果。
以“中文核心期刊”（又名“北大核心期刊”）和“CSSCI 来源核心期刊”（又名“南大C 刊”）2014 年公布的评价结果为例，《音乐研究》、《人民音乐》、《中国音乐学》、《中国音乐》、《中央音乐学院学报》、《音乐艺术》、《黄钟》、《交响》、《音乐创作》等 9 种期刊虽然入选了“中文核心期刊”。但在“CSSCI 来源核心期刊”公布的 21 种艺术学核心期刊中，音乐期刊仅剩下了《音乐研究》、《音乐艺术》、《中国音乐学》、《中央音乐学院学报》4 种。《星海音乐学院学报》、《乐府新声》、《中国音乐教育》则又成了该体系的“扩展版来源期刊”。而《人民音乐》、《中国音乐》、《黄钟》、《交响》等却不见了踪影……对于这样的结果，有关人士或许能“圆满地”做出多种解释，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却清清楚楚地摆在了我们每一个人的面前——“核心期刊”：让中国音乐界本不富余的期刊资源更加紧缺，让有增无减日趋庞大的作者群体对屈指可数的期刊更加趋之若鹜。
需要说明，将“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英文名称“Academic Misconduct Literature Check”，缩写“AMLC”）戏称为“测谎仪”，皆因其不仅诞生于（2008 年）由“人人写论文个个做学问”而直接导致的学术泡沫急剧膨胀和学术诚信度日益下降的非常时期。更重要的，还因其颇有韩非当年讽喻楚人“以子之矛陷子之盾”的几分可笑。
客观地说，从 90 年代中叶无视专业特殊性一律要求公开发表论文开始，到把要求升级为必须在“核心期刊”上发表的政策出台直今，形形色色的学术泡沫和学术垃圾不仅已经造成了恶劣的污染，甚至还严重地扭曲了人性——迫于职称压力，“作者”不得不四处托人情，花钱买版面；作为出版机构，期刊也同样不得不为那些根本不是论文的论文“编辑加工”。因而从这个意义上看，“科技期刊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以下简称“检测系统”）使用之初的确在期刊对来稿的初审时起到了一定的辅助作用。
至少，通过对那些似曾相识但却又有意无意不注明引文、段落、甚至观点出处的“论文”的检测之后，能比对出来稿与他人已发表成果的“总文字复制比”、“去除引用文献复制比”、“去除本人已发表文献复制比”、“单篇最大文字复制比”，“疑似段落最大重合字数”、“疑似段落最小重合字数”等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编辑快捷地将一些伪学术拒之于期刊门外。
尽管如此，从理论上说，当来稿还没有成为正式出版物之前，其学术不端或欠规范都属于个人隐私。因此当时的“检测系统”被严格地限制在期刊编辑部内部使用。技术开发商也较善意地一再要求与编辑部与其签订相关的保密协议，建立使用账号。更重要的是，对于来稿，编辑首先都会通过审读做出一个初步的学术评价（“学术评价”是编辑最重要的职业素质之一）。因而他们虽使用“检测系统”，但却决不依赖。即使“检测系统”显示“总文字复制比”大于 30%甚至更多，编辑也还会根据国家针对学术论文写作与编辑出版规范而颁布的法律法规文件（如多部“国家标准”（GB）和《著作权法》）进行核实。
比如“抄袭”。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复制”，但训练有素的编辑很可能会认为“复制”并不等于“抄袭”。原因是他们知道“抄袭指复制、综合或解释他人的想法或观点而不指明出处的享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细则（1991）》）。
作为规范的学术论文写作，“复制”可定义为“引用”。其条件、范围、限度是“引用他人已经发表的作品，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引用的目的仅限于介绍、评论某一作品或者说明某一问题；（2）所引用部分不能构成引用人作品的主要部分或者实质部分；（3）不得损害被引用作品著作权人的利益”（《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细则（1991）》）等等。
然而，“真理向前迈出一步，那怕只是一小步，都会成为谬误”（列宁语）。何况科学技术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所用得当皆大欢喜，失当则必成伤害。
当人们把“检测系统”公开用于职称评定工作中，并对参评人员已经正式发表的论文进行检测之时起，“检测系统”原有的意义就完全变了质——2011 年，南方某省率先使用“检测系统”对全省参评教师已正式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职称论文进行检测，结果引来一片哗然。2014年，又听说北方某省也步前者后尘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职称评定工作。但让教育厅官员始料不及的是，所有被检测论文的“总文字复制比”平均超过了 25%，与事先明确“不得超过 10%”的规定形成了巨大差距。更为严重的是，因真正符合“10%”指标的教师据说还不足全省参评教师总数的 10%，故而到目前为止，从官员到教师没有人知道这场闹剧究竟何时才能收场。但“解铃还须系铃人”，任何时候，当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人们就得为自己的愚蠢付出代价。
事实证明，一个正确的结论必然对应一个正确的前提。事已至此，如还在孤注一掷地探讨10%或 20%能不能作为辨别抄袭的标准已经毫无意义。正如有人探讨职称论文学术不端检测报告的“技术修正”也同样是伪命题一样。前提不正确结论必然是错误的。何况演绎逻辑的结论通常都包含在前提之中这是中学生都知道的常识。但愿我们的官员在制定职称评价体系和机制的时候也能明白这一常识的深意，尽快叫停利用“检测系统”评价学术成果这一荒谬之举，并认真反思我国 20 多年来由错误的职称评价体系和机制而引发的一系列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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