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民融合战略与风险投资、资本价值创造的十二个问题

本文转载自曜東的会客厅（PLApatner）

作者：曜东

目录：

一、军民融合战略的解读

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战略的关系及其经济逻辑

三、军用工业品市场的特点

四、怎么看待民参军企业及其投资策略

五、怎么看待军工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

六、军民融合领域股权投资的总体思路

七、股权投资的获利方式及其合理性

八、如何做军民融合领域的战略投资工作

九、军工投资如何在价值创造环节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十、如何甄别有才干的高技术人才和技术潜力较大的企业

十一、西方的经验对你的认识有什么验证

十二、对军民融合投资行业的期待

一、军民融合战略的解读

习总书记这一届党中央领导班子执政以来，最早推出的国家战略是“创新驱动发展”，再是“一带一路”，最后才是在2015年3月在全国人大解放军代表会议上提出了军民融合式发展，然后在几个关键的时间点不断强调，直到2017年成立融合委。

我对融合委有两个层面的理解，首先是政府及军队体制改革的一部分，是个小手术，不像当年的大部制改革和本轮军改。融合委是要解决我国军委和国务院体制两套班子的问题，根据“党管一切”的原则化解了，请部队和政府有关部门共同参与，地方也沿用了这套体系。

其次，这是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和工业体系升级的核心思想、关键路线。“一带一路战略”也是一个核心思想，关键路线。它是把我们“不那么先进的，相对传统的、低技术、一部分中等技术产能”放到不那么发达的国家去，后者是我们自己的好东西，加速其在经济结构中发挥更大作用。创新驱动发展是实现中国梦的经济基础的核心内容，不容忽视。

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军民融合战略的关系及其经济逻辑

回答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回答工业化与经济建设、国防建设之间的关系问题。

建国以来，我们通过苏联援助和计划经济体制完成了，解决了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问题。改革开放解决了人民富裕的问题。本轮创新驱动发展及配套的战略、政策，是为了解决中华民族强大和民族可持续发展的问题，可以概括的称之为，正在进行了一个“经济部门高端工业化”的问题。

一个新产业部门的诞生，从孵化、培育、成长、成熟、退出，是有经济规律的。对高技术来说，最困难的是早期阶段，我们遇到的比较多的问题也在早期。这个问题不是单个企业能够彻底解决的，需要一个上下打通的环境，这就属于政府行为了。

政府培育产业国外有成熟的经验，直接经济手段依靠政府订单、税收减免、银行贷款、风险投资、政策补贴，其他的政策还有劳动制度、所在地房地产价格（相当于隐形税收）、知识产权保护等。

高技术领域，政府订单主要来自军方，还有一些大的公共事业部门的公司，主要是央企。银行贷款一方面和高技术无形资产存在不适应的问题，而且由于政府对国企的隐性担保存在，个人、创业企业获得贷款难上加难，税收减免和政策补贴更多是锦上添花，效果不比订单、贷款和股权投资来的直接。

股权投资在我国社会融资结构中占比太低，而且主体是个体，资金成本较高，短期行为显著，投资市场延伸效应好、迭代速度快的互联网、大消费领域可以，但是投成长周周期长、速度慢的高科技，就非常不愿意了。这里面反映的是我国大规模、低成本股权类投资主体缺位的问题，未来的政府引导基金、央企和地方国企中的“高科技淡马锡”可能会出现。

军民融合战略是一种产业转型、升级的思维方式，就是用军品订单培育高技术部门早期阶段。政府是高技术产业主体的亲爹亲妈，军队的前沿科技和技术验证部门就是做高技术部门的家庭教师、保姆、奶妈、私人医生、干爹干妈、大方给零花钱带晚辈长见识亲戚。我们的军民融合要解决亲爹亲妈和这些人思想一致的关系问题。通

用工业品消费市场给高技术商业主体提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要管吃管住，还要管思想品质管治病和上辅导班、课外兴趣班。学校教育你要按学校的统一规定，只有成绩好的才能拿到订单这个奖学金，而且是技术、价格、服务、品牌多学科的综合学分排名，每个学校的主考官、试卷难度还不一样。

我们的高技术学生在学校里面没有美国人表现好，军队也不仅仅是家庭教师的问题，因为家长说，我穷，你重点培养共和国长子就行了。

现在亲爹亲妈想通了，历史上太子不争气的也很多，虽然心疼长子，但是得让他心里面有恐惧，不然将来撑不起这个家。再说了，小儿子们也是亲生的，别让他太难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进一步改革开放也离不开他们。

从高技术工业品部门的发展规律来看，早期的订单和可持续的投资是非常重要的，再就是知识产权保护和人才的问题。早期订单的背后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是非成熟阶段的工业品谁给你当小白鼠，二是非成熟阶段谁来投资的问题。

三、军用工业品市场的特点

我认为一共有四个维度。一个是市场准入制度，二是采购组织及决策流程，三是需求的要素结构，四是产品的阶段和技术难度。

市场准入就是我们说的四证，由装备发展部颁发的装备承制资格、装备质量体系认证，由国家保密局系统颁发的保密资格，国防科工局系统颁发的武器装备科研生产许可。今年10月份，四证变两证，军方管理的两个证书合并后，由合同管理局统一管理。这里差一个题外话，为啥参军公司估值高？因为人家是有积累的，这个领域是有门槛的，办这些证书，费时费力，业务上、管理上、关系上，都要有很多安排。所以，现在上市公司购买4证齐全的企业，光有这四证估值就在2000到3000万。但是问题也有，伴随着未来这个门槛逐步降低——这是中央精神，之前花了这么多钱和精力办证的企业，就有点吃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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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组织方面，有需求论证部门（装备研究院）、装备部业务局处，这两类单位后很重要，相当于技术论证和采购决策。前者相当于投资的项目组和中介机构，后者相当于投决会和重大项目的投资咨询委员会，实权单位。再就是科研订货部承担事务工作，军代系统承担生产过程监管工作。

需求有三个要素：一是解决方案适应性，二是消费决策适应性，三是应用场景适应性。

军事技术解决方案对性能、可靠性、国产化率、产能可拓展性敏感，消费决策机制有较高市场准入门槛、受需求政策和采购主体政治周期和国际安全局势影响，此类经营风险难以控制，应用场景复杂，需要适应多种气象、空天海地地理复杂条件，对企业的产品能以外的综合保障、技术升级潜力、人员素质、抗经济风险能力都有较高要求。

通用技术解决方案对成本、交付周期、销售服务敏感，性能相对不敏感，应用环境总体稳定可控，私营企业、个人作为消费决策主体，经营风险总体可预见可控制，可以通过一般商事协商机制平等解决矛盾。

分系统、部件级成熟阶段的军民融合发展典型企业军品收入占收入20%~30%是比较合理的，但是这个20~30%是用了公司大量的技术、生产、市场、财务资源才实现的，也是公司的火车头部门，但是早期基本都是军品订单，企业领导人、核心业务部门之间如何在观点上、利益安排机制上协调不同阶段军民事业部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民参军企业既没有必要像传统国企一样时刻强调保军，也要认识到军品订单在企业发展中的政治、经济、技术、社会综合效益，要保持战略弹性，实事求是的制定战略、架构组织、引导文化和观念。

产品的阶段和技术的难度是重要的投资依据。粗略的根据工业产品性能和可靠性划分难度，自低向高为六个层级：第三世界国家的军品订单、国内军方的预研与探索项目、国内军品型号量产项目、国内通用工业品市场、第三世界通用工业品市场、发达国家工业品通用市场。

对我国和西方国家来说，都有一个高端工业产品“墙内开花墙外香”的阶段，这样的案例不是个例，而是常态化的。最近国防科工局推出了一个《军工记忆——链接世界》的系列，是经过了外交体系、科工局等多个单位严格把关的纪录片，非常不错，建议搞军品的都看看，比之前的《军工记忆》中讲三线建设什么的，可看度提高了很多。

我国和西方国家都是政治军事大国，对军事装备要求高，进入门槛比较高，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敌视的国家，不会把军事装备给他们，就可以做我们的“小白鼠”，这样的“第一桶金”往往是比较轻松，经济利益也非常可观的，利润率也非常高，成倍的计算利润率的，证监会不敢相信的那种，传说中的军火商干的事。

预研和探索订单军队给的钱很少，但是是后续拿到型号订单的重要步骤，这一阶段需要高技术早期投资，这类项目如果选择好了是能够赚钱的，但是退出渠道不是IPO，并购也不是最好的方式，二是大股东回购和较大规模的基金接手（含母基金直投项目）。但是这类操作模式股权投资公司还不是特别适应，习惯性获得一级二级估值差套利成了过去几年形成的懒病。我国的风险投资机构还不够成熟，对项目的判断力还不够自信。大股东回购肯定要问那要是骗子怎么办？这个问题要细细的讲，这里不展开，涉及到公司股权结构、交易结构和薪酬制度的问题。我们要认识到，项目太早期，IPO太慢；上市公司类产业投资人接手，到了上市公司愿意接纳的阶段，你和企业家已经都觉得是香饽饽了，军品工业项目到了中期，已经能够可持续发展了，是现金流香饽饽。军工项目的风险资本可持续投资很重要，后面讲股权投资，专门提一下。

型号项目比较简单，不多说了。通用工业品市场完全是市场化的，国内多少还有保护主义，对国内比较有利，第三世界国家和西方国家都是市场充分竞争，很难打进去，所以，一般是从国内到第三世界再到发达国家，可参照华为逆袭的路径。

四、怎么看待民参军企业及其投资策略

军民融合，主要是指军方推动的民参军，因为过去国企都在做军工，融合了，蛋糕就要分给民企。2015年在农展馆有一个“国防科技工业军民融合发展成果展”，国防科工局和十二大军工集团搞的，你看他这个展览名字有一个“发展”；近三年每年年底装备发展部牵头，教育部、工信部、科工局、中科院、全国工商联搞了一个“军民融合高技术成果展”，民企都比较积极，重点就是“高技术”。这个很有意思，要琢磨下科工局和装备发展部对军民融合这个事儿，他们心理面在想什么。

十八大以后，虽然创新能力作为经济驱动要素逐步形成经济主管部门的共识，和军队需求并没有产生关系。历史上，政府也多次“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军民融合的概念，胡锦涛任期内也有，只是没有那么高度。

军改对军事装备消费决策主体的观念的自我革命，以及军队为应对实战的严肃性提高到自本世纪以来的最高峰，这就为本次军民融合与前面的几次概念的本质性差异打下了变革的力量基础。

装备需求、采购主体对改造工业体系的迫切愿望是军民融合战略形成的重要推力。这个推力的形成，美国亚太政治军事政策、利用资本的流动性特点制造局部经济危机转移国内矛盾政策是外因，军改对装备体系的重塑是内因。

到2014年年初，二级市场对军工题材的股票就形成了特定关注，2014年10月“新财富”评选，单列“军工行业分析师”，可见重视程度。其实军工上市公司仅占总市值的不到5%，而且和很多行业有交叉，这个分类有点不够严谨，他其实是一个特定的应用领域，不算行业。但是这个分类也反映了一种态度。

这一轮我们看到的民参军企业，并不是军改以后才有的，而是很多企业已经参军了，在军改和军民融合大旗下，进入到规范化、公司化、初步资本化运作的新阶段，然后在股权投资公司、证券投资机构和媒体的关注下，从幕后走到台前。

由于民企都纷纷参军，对国有企业形成了一定的压力。国有企业也不再避讳国企的机制问题，有前瞻眼光的技术人才的创业也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理解，不再属于社交场合难以讨论的话题，政治正确性大大提高。

截止到目前为止，军品四证齐全的单位一共有3700多家，大约三分之一是民企，从数量上看，是国防工业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资产规模、收入和利润规模和国企肯定是远远不能比的。上市公司里面近100多家民参军的企业，纯种军工题材的并不多，很多企业都是传统行业转型升级实现的，这是传统产能市场萎缩，转而看到军事需求提振的新的、够得着、抓得住的转型机会。

军改至今到未来一段时间，民参军企业规范化、公司化、初步资本化运作阶段还将持续，这一阶段相当于股权投资机构把握社会发展和政策调整红利。有一个非常知名的军工股权投资的第一负责人曾在公开场合讲，军工股权投资不像互联网行业一样烧钱，所以不用讲阶段。我是不赞成这个观点的，高技术从实验室阶段到产品化、工程化、规模化生产，也是讲阶段的，只不过和互联网不同，有他自己的规律。

未来，这一民参军进程的发展速度、深度，与地方政府引导母基金、国有高技术母基金的推进速度有关。母基金的发展和资本市场的规范化、法制化是股权投资发展的两大限制环节。但是母基金作为大规模、低成本的股权类资本的组织形式，在我国还属于比较新兴的金融产品，背后是财政、金融体系的结构性调整，涉及到财政部、财政局和产业发展主管部门的决策结构问题，也涉及到银行业、保险业、证券业监管委员会的风控合规性监管（银行、保险）对母基金融资机构的规范问题（证券、基金）。说白了，财政部、财政局和发改委、经信委、招商局、开发区之类的机构对主导权想法不一致；银监会对资金都往证监会体系跑不高兴，而且理由往往是义正言辞的：“我出钱我不负责行吗？”、“防控金融风险是重点工作”。

另一个影响因素是国有军工集团的改革进度，目前应该是小范围试行的阶段，并没有大规模展开，明年、后年可能会有大动作。军工集团改革是军民融合战略实施中至关重要，决定了最有活力的民营企业的天花板在哪里。我有一个判断，军工集团对产业塑造变量最大的地方在于分系统总体厂所和一部分中小型总体装备的总体厂所。这个领域非常有可能成为产业结构升级的最快的部门，涌现一批独角兽企业，有可能是市场化、激励机制比较充分的国企，也有可能是团队整体离职创业，也有可能是民营企业和关键技术人员合作开办业务子公司。这类独角兽企业就是民参军投资的第二阶段。

五、怎么看待军工集团混合所有制改革

前段时间多个军工集团完成了从全民所有制向有限公司的变更工作，这是一小步，但是却是时代的一大步，也暗示我们未来1至3年内，军工集团核心资产的改革的要进入高潮。

我和很多朋友聊军工集团改革，不管是集团内部人士还是外部人士，都喜欢讲“十二大军工集团怎么改？”我本人是不太习惯用这个概念的。因为我认为十二大军工集团是各有特点，完全不一样的，五矿、中铝、中国有色是一类企业吗？洛克希德马丁、雷神和波音是同一个企业吗？显然都不是。

十二大军工集团的核心主业是军事装备科研生产。从军工产业链的角度分析，则应该完整的包括：理论基础研究、应用探索研究、应用预先研究、应用研究与工程化、小批量生产、批量生产、人员使用培训、人员维修培训、战场维修、基地维修、返厂大修、报废。每个领域都是可以通过特定的商业模式、资源赚钱的。

上述阶段，粗略的可以分为研发、生产、使用、维护、报废五大环节。研发和生产约占总产值的30至40%，但是对下游的60%至70%有业务分配的决定能力。虽然下游的总产值稍大，但是涉及时间周期较长、资本回报率低和人力附加值低，属于民营企业参与的领域。

军事采购行为中，中下级的配套采购有的跟军方直接签合同，有的和军工集团单位签合同，但是根据竞争性采购的精神，军队对配套产品和单位的选择也有较大话语权，这就客观上使得军队有能力推动了民参军，但是又不能排除完全军工集团对民营企业的主导地位。

从这个角度看，一方面需求部门的特征很重要，各军兵种、总装、科技委在国家安全发挥的作用，军队采购文化也有差异，对民参军和各自的军工集团有影响。绝不能一句话说军队采购怎么样，要细看，这里面差别足够大。

另一方面，军工集团直接也有很多不同，据两方面的例子，一是中航工业、中船重工、兵器工业的产品在生产阶段的产值较大，航天科技、航天科工、中电科的产品的科技附加值交高，导致了两类企业的劳动力构成、待遇机制和晋升文化制度也有差异；再者，船舶工业军民通用性较强，我国已经是船舶制造业大国，很早就面临了全球的市场化竞争，也是军工集团中最早更名为“总公司”的单位，曾受到邓小平的亲戚关怀，属于传统军工集团中有一定改革基因的企业；航天系统政治属性强、关系国家安全和战略武器生产，长期受到高层关注，对技术人才极为重视，且由于钱学森同志推动的原创技术路线，是军工集团内最为尊重技术人才，一段时期内给与了技术人才最多晋升空间的集团，实现技术民主的最好的集团；航空工业也是军民通用性很强的行业，但是商用飞机的国际化竞争相当激烈，这是由于航空装备附加值较高，国际市场难以再承担高昂竞争成本，对寡头垄断有强烈的偏好，因此军民融合式发展迟迟难以进步。航空工业骨子里还是一家生产型企业，技术原创能力不足，但是航空品的高附加值导致了航空工业内部的技术派系难以统一意见，一部分人希望通过走引进、模仿、消化吸收、仿制的路径，一部分人则已经形成了与西方接近的创新理论和研发体系，通过一两个型号培养出了比较基础的创新能力、创新基因；决策层有的有短期行为的动力，希望尽快像航天一样获得看得到的成绩，违背了规律，加之生产型企业总部集权权力比较大，缺乏技术原创和技术民主氛围导致行政体系按照自己的意图发展产业，技术创新的决策意志不足；中电科集团的配套地位和轻资产的运营模式导致了面对军工集团和社会资本-企业联合体腹背受敌，形成了院所自主经营权较大的局面。但是为了提高细分行业效率，集团要力推子集团建设，在一线决策和行业总体效益之间取得平衡，这样一部分主力院所的力量、机制会更好，一部分边缘院所将被迫转型。我上面讲的是非常笼统、概括的，细细的看每个集团、每个厂所，我认为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评价一个经济体，要从所有制结构、决策机构、动力机制、信息系统、协调系统、监督检查系统六个方面着手。军工集团总部从全民所有制到国家百分之百控股有限公司，二级单位从事业单位、全民所有制、全资子公司调整为股份制，利益主体调整走出了关键一步，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决策机构、动力机制。决策机构从过于的经营办公会调整为董事会、股东大会，因此，中央也特别提出要加强党委作为董事会之前的预备会议，商讨重大事宜，日本大型企业集团也有类似的组织。动力机制从单纯的行政晋升，调整为董事会提供的市场化的薪酬机制（包括年终奖、股票）和职业经理人声誉（高级人才市场化招聘必要条件）。信息机制、协调系统和监督检查系统也逐渐向公司治理中至关重要的公司章程、三会体系转化。

六、军民融合领域股权投资的总体思路

我习惯把这种问题转化为“以军事应用为先导的两用高技术产业风险投资”，这句话比较完整的概括了我们的投资策略：

首先用于军品，这样订单可期，投资早期我们没那么担心，而且估值会比较合理；

其次，你的东西要有广阔的通用空间，而且我们掌握的社会资源有可能进入，也符合国家政策，高铁、电力、环保、新能源、新材料、海洋开发都是和军事应用有很多相通应用的领域，但是这些领域都是政府主导或者大型央企主导的，并不是理论上有可能应用就行，to B的市场不是说用潜在市场分析策略就可以说通的，那是咨询公司想象的套路。你要认识人，要有政界、学术界、产业界很好的社会关系。无论是对于金融机构还是企业家，这些工作都不是很好做。

西门子的发展史活的德国工业化历史，里面有非常典型的“军民融合”思想。最早就是普鲁士一个信号兵创业，从事电报业的企业，后来在德意志银行的帮助下，成为一家大公司。电报技术是商业活动必要条件，西门子正式路基、海基通信电缆制造业巨头，也正是它把便捷通信推广到商业活动、政治事务中。

高技术早期消费市场的门槛之高、工作难度之大，是全世界所有工业界的人士都遇到的问题，对国家都很难，何况个人？但是利益也很大，适合理想远大、进取心强的人。在西方国家，从出身都能看出来，平头老百姓通过创业与传统贵族——皇室亲贵、地方诸侯世家、军事勋贵、教士平起平坐。现在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时代，工业、科技创业对个人发展的性价比，是不低于传统的考公务员、参军，不要有什么不满足。特别是有些名校毕业的学生，对自己期待过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不愿意踏踏实实为社会做贡献，老是想着立马飞黄腾达。这个是不符合个人成长规律的，心态也不好。过去我们社会有一些投机主义思潮，这个算是在青年人里面的反映吧。

金融机构具体的建议只有三条：一是发挥自己的优势，二是加强能力建设，通过激励、内控、人才结构调整使其适应金融改革，这个现实中比较难，三是善于利用政策。政府是很鼓励这类投资的，这是供给侧改革的政治正确，我认为一定要善于利用政策。改革开放以后，凡是会利用政策人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和个人积累。投资端的混改、民参军市场准入制度改革，融资端国有母基金、政府引导母基金，都是可以用的政策，都是比较新的事务，要有敏锐性。

七、股权投资的获利方式及其合理性

我们讲股权投资公司赚钱，其实赚三类钱：一是制度套利，二是优化资源配置，三是价值创造。

制度套利又分三种：第一种是拿政府、银行、保险的资金和央企的自有资金用于做社会的股权投资，这是财政、债权和低成本资金股权投资的资金定价差，这是我国财政金融和国资体制红利；第二是一级市场、二级市场估值差，这是我国发审体制的制度红利；第三种比较高端，就是海外融资，利用国际国内外汇价格差，主要是因为外汇管制制度红利。

投资工作有三个具体的内容，一是风险识别，二是风险与收益的匹配，三是风险管理，或者说投后管理。第二种是优化资源配置获得收益，就是第二点。

我们做投资讲，不是说风险大就不投，风险小就不投，而是风险和收益要匹配才投。成熟的资本家都是用这个基本原理指导投资实践。我们的资本家都比较擅长做匹配，也就是做交易，特别是投行、法律、财务金融背景的人员，这一部分不确定性大，利益也大，还要利用许多企业家对资本经营不太擅长的特点，很多的互联网投资和市场化比较充分，同时又没有太多制度套利实力的企业、个人都做这个。这个就是优化资源配置。

第三种就是资本的价值创造，也就是上面的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风险识别是静态价值，公司的发展、资产增加形成的就是动态价值。为什么这两类行为和交易匹配不一样呢？因为交易只有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才会发生，而企业以自由资金投资项目，程序上是不需要考虑交易形成的价值的，只有老板内心要权衡一下那各业务更赚钱，但是手心手背都是他自己的。

企业内部上一个项目，项目的风险识别和风险管理是一定要做的。这个风险主要最重要的内容就是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金融机构的投资报告里面的“融资项目前景预测”部门会对这一部分进行阐述。风险的管理就是谁来做、怎么做的问题，金融机构对这一部分关注很少，更不用说“投后管理”这个话题在股权投资界大家都老说不做了，都想着赚快钱。

有能力识别技术风险、市场风险、有能力参与被投公司融资项目经营管理的金融机构太匮乏了。这跟我国的融资市场的发展不成熟有很大的关系，不过这个不是一蹴而就的，金融机构也没有错，他们没有利益动机做这个。

有实力的上市公司投资并购部、战略投资部，包括一部分有投资职能的董事会办公室、董事会秘书，从事战略投资工作，比较能够体现这个价值创造的过程，他们也会和很多并购基金合作一起弄，能够撬动更多资源。但是这里面又有一个问题，上市公司并购投资部能够让社会化基金一起参与的偏成熟阶段的项目，但是军工项目到了成熟阶段，根本投不进去，就算是大型上市公司，如果没有特殊背景，要想让人家出售，也非常困难，除非上市公司有特殊背景。

那么，军工领域的战略投资人如何协调基金公司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军工产业战投需要关注早期项目，希望基金公司配合。基金公司理解不了这个领域的技术和市场风险，也不足以信任战投的风险识别和管理能力，又不喜欢早期项目，这个问题非常困难。

八、如何做军民融合领域的战略投资工作

我们知道企业社会融资主要分为债权和股权，介于股债之间的还有次级债、优先股。股权的特点是享受浮动收益，具有参与管理的权力，不具有资产优先清偿权；债权的特点是享受固定收益，不具有参与管理的权力（除非破产的时候，可以成立债权人管理委员会），具有资产优先清偿权。优先股具有相比股权具有更优先的固定、分红权，不具有参与管理的权力，资产清偿权位于债权之后，股权之前。可以说，优先股比较大程度上像债权，而不是股权。

话分两头。股权投资公司在和被投企业签订投资合同的时候，有什么内容呢？

（1）大股东股份限制处分权。不经过投资人允许，你不能随便转让股份。

（2）投资机构优先认购权。新发行股份，投资机构有优先购买的权力。

（3）投资机构优先购买权。现在的股东转让股份，投资机构有优先认购的权力。

（4）投资机构优先出售权。大股东向外转让股份时，同等的条件下，投资机构有优先向其转让的权力。

（5）反其他机构进入稀释股权条款。新进的投资机构不得低于本机构进来的价格，如果低于，要重新计算估值调整价格。这主要是防止对方将每股收益摊薄实施的反制措施。

（6）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平等投资权。其他机构的投资协议不得优于本协议，如果优于则本协议向其靠拢，跟清朝的“最惠国待遇”有点像。

（7）现金优先清偿权。公司破产时，在股东中投资方以最优先权利，以现金方式清偿不低于一定利率水平的金额，或者由大股东承担相应比例。支付投资机构上述金额后，其余股东再按照各自比例参与分配。

（8）要求大股东回购股份权。投资人出现不能按照预计上市、尽职调查诚信问题、公司重大违约或者投资人利益受到法律限制、公司大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变更、利润大比例不达预期等严重损害投资人利益的情况，投资机构有权要求大股东按一定利率水平回购股权。

（9）投资机构领售权。投资满若干年以后，当有第三方以不低于多少倍估值购买公司股份时，只要投资机构同意，大股东必须同意。（重点看一下这一条，后面会重点讲）

还有比较常见的：

（1）对赌协议及业绩承诺。利润低于业绩承诺，则需要给与现金补偿或者股权补偿。

（2）知情权。不同时间点的财务账目、董事会、股东大会纪要与决议。

（3）重大事项一票否决权。公司股东会关于财务预算决算、利润分配与弥补亏损、增减资、债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修改章程、对外投资与设立子公司、超过一定金额的贷款、担保、对外借款、财务和会计制度变更、审计机构聘用、IPO与挂牌行为等。

（4）董事及专业委员会派员。本季公司董事推荐、董事会各类专业委员会委员推荐、下设公司董事推荐等。

都说股权投资是甘甜的毒药，附带了这么多条件的股权投资，还是一般的股权吗？债权里面有次级债、优先股。股权投资里面也是否应该有分类呢？笔者的分类如下：

大股东实际控制人股份（全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外部与公司价值创造过程密切相关人股、公司全职核心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持股，这三类是“健康股份”。

历史上为解决了公司发展急需资金，作为企业家好朋友的股份，但是目前对公司发展帮助不大的股份、公司高管团队中持股，但是经营理念、知识结构不适应新的发展战略，退居二线人员的持股，这类属于“阑尾股份”，存在没毛病，但是没啥好处。

最后就是附带了一堆限制性条件的财务性投资人，这类资金买到的股权就属于企业的“有毒股份”，但是如果这个投资人、基金管理公司在行业内地位很高、个人业务水平很高，整合资源的能力很强，这个机构就自带“解毒能力”。是药三分毒，关键看医生怎么开处方怎么抓药。

对于战略投资人来说，一是要专业领域内的医术精湛，能够解决病人的实际问题，二是要熟悉药理，最好和卖药的关系比较好。中国现在是卖药的都说自己是郎中，一些江湖上的好郎中开不起药材铺，国有大型药材铺的掌柜和伙计又不爱给穷人卖便宜的好药。

美国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大型企业集团内部都有风险投资部门，以自有资金帮助内部二次创业。腾讯几年前啥都自己干，行业内都很抵触，现在转变了思路，提供、提供管理和行业依托，帮助别人创业，营造互联网生态圈，这就是很有大佬的作风了。天底下的钱很多，你赚最好、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一个良好的生态体系，需要有参天大树，但是也需要灌木、小动物、水系等等共同维持，人造林是难以适应自然界法则的。

一般只有大型企业才会有设立战投，通过并购实现发展。战投不是说光用钱把你的变成我的，那是野蛮人，而是利用我的特殊资源、特殊地位，营造新产业生态，促进产业内各部门的协调发展，这就是战投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通常情况下，大企业都是用自有资金做战投，其他的情况就是并购基金+上市公司的模式，或者大型产业集团+银团。对年轻人来说，大型企业集团的战略投资部是比投资银行更好的锻炼的机会，门槛极高。这个领域不仅待遇很好、激励很市场化，而且有了积累以后，在行业内是非常有地位的，绝对不是在金融机构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能够比你的。做产业的人真正尊重的就是懂产业的，你懂、你有水平、有实践案例的口碑行业内也有人脉——而且不仅仅是有个电话这么简单，而是有基于价值观一致和牢固信任的合作关系，人家自然而然就把金融业务交给你做了。战投将来转型做专业的投资银行也非常有优势。

战投除了自己出资，往往会请基金和自己一起进去，一是节约资金，满足标的项目的资金需要，共担风险，二是会承诺项目成功后，会在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价格接盘标的项目。

但是战投如果请基金公司投资早期项目，依然困难很大。第一，战投没有办法做业绩承诺，接盘也是要求项目成功以后才有可能。第二，战投如果资金一点自有资金没有出，或者资金比例太低，基金公司也会有担心。上市公司+并购基金的模式是比较好的，但是军工早期项目还是解决不了。

早期科技和工业项目门槛高、风险大，但不代表不能够挣钱，实际上，早期项目经营得当，比净利润在1000到3000万之间项目的更能赚钱。这个阶段的高科技军工项目因为新三板的原因和市场近年来形成的共识，估值越来越高了。财务、投行、法律背景的投资人不怎么关注军工和高科技，对早期项目的厌恶，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特定领域的基金管理能力不足导致的。毕竟军工高技术投资也就是这几年的事情。

战略投资最难得地方在于没有套路，因为公司投资是从发展战略考虑的，这个东西没有办法用资本家的语言总体概括，只能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但是资本家总的来说是有套路的。总结一下，就是两句话：利益足够大，风险足够小，或者都有。

利益足够大，又分为当前利益足够大和未来利益足够大。当前利益大，因为是资产荒的阶段，估值就会很高，这对战略投资人来说很难接受，所以战投没兴趣；未来利益大，资本家不信啊，工业类项目发展速度慢，同样的想象力为啥要等你那么久？所以不适用。

风险足够小，无非是市场风险和技术风险，现在的风险是最重要的，如果现在都扛不住，就没有资格扛以后的风险了。这两个风险就是是否有：看得到、摸得到的订单、项目和一个金光闪闪的技术和市场、人脉团队。正好，比较多的军工项目符合。

所以说，军工投资其实是属于投资组合、策略里面的避险型。

股权投资本身是一种高风险投资行为，对能力要求也很高，智力密集型，待遇和激励机制也都比较市场化。那什么样的金融机构会在高风险领域做风险规避的动作呢？这种机构的决策群体是一个比较尴尬、甚至有点扭曲的群体，属于那种又有些想法、有独立的价值观和完整的认知和行为逻辑，又受过伤、前怕虎后怕狼的群体，思想工作不太好做。

那我们该怎么做思想工作呢？

前一段时间，一个金融领域的朋友问我你做军工投资的逻辑是什么？我说我做军工投资，不讲逻辑，宏观的来讲，我没有逻辑；针对具体项目，我只讲事实和模式。

那么针对具体项目讲什么事实呢？你要调研军工集团总体所、关键分系统所，军队需求论证部门、装备部业务局业务处的想法，还要了解行业内国有企业做得怎么样，产能供给、技术进步速度、团队激励安排、领导的市场化意识、经营能力和晋升潜力、单位的拖降涨问题是否突出等，国家级院士对这个技术的先进性、技术路径的问题，还要了解国外引进可行性的问题，还要了解通用行业的企业有没有在资产通用性的基础上进入这个领域的问题，这些东西用逻辑可以将吗？咱们干的是接近美国的DARPA干的事情，他们也和华尔街很多人沟通，但是觉得华尔街不会问DARPA你的投资逻辑是什么。如果你非要讲逻辑，概括四句话：军品有托底，民品有空间，技术有优势，国企没心思。

模式本身是个介于战略和战术之间的问题，但是军民融合是产业变革，所有变革阶段的战术级问题都可以上升为战略问题。我讲的模式一是要素结构确立，谁出钱、谁出力、谁给订单、谁给政策背书政治责任，二是责权利的分配，包括机构之间与个人之间的。

这个思路确定后，回到问题，怎么做基金公司的工作？既然基金公司对军工的投资是避险投资行为，那就要想办法把风险给他降下去，战投要重点说明：公司军品订单项目及后续型号的可获得性、战投未来以自有资金和协同并购基金接盘的两个核心问题。只要能够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就可以的。事实上前面的条款中，就已经从法律意义上覆盖了利润和退出的问题，风险投资已经没有风险了，只有对方违约风险，但这笔钱大股东有了，法律上我还是可以拿过来。

但是另一方面，很显然这种利益安排机制既让投资机构获得了无风险的保底收益，又获得了可能存在的超预期的资产增值收益。笔者认为，只需要在投资条款增加一个对投资机构的限制条件：

（10）大股东、实际控制人、战略投资人等特定股东、机构领购权。投资满若干年以后，无论公司是否上市，大股东及战略投资人有权按照不超过当前购买价的若干倍回购股权，只要特定大股东及其他特定股东同意，投资机构必须同意。比如投资满5年以后，大股东可以以不超过3.5倍的股权投资价格进入，对投资机构来说，年化收益率高达28.5%，这是非常可观的。对于市场化社会股权投资机构来说，这个收益虽然可观，但是由于他们的激励机制特别市场化，可能也会觉得一般，但是对于国有风险投资机构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标的了。

一个早期项目经过五年时间运作，就算没有上市，也已经获得了型号项目的批量订单，利润达到2000万以上比较容易，这类军工项目就走出了最困难的阶段。

九、军工投资如何在价值创造环节推动高科技产业发展

这个问题很关键，我们不说军工投资，说高科技投资。这个职能从国家机关、科研院所高校、大型国有企业市场化、社会化的过程。政府行为的比例降低了，市场行为的比例提高了。国家现在有意愿让社会更多的承担这个职能，社会有没有准备好？

这里面又有五个问题：一是廉价资本基金组织化，发展产业和地方高技术发展母基金，解决高技术产业基金的融资问题；二是投资决策以技术论证和需求论证为辅助决策的关键要件，以多种方式构建多种类消费、科研、生产、投资主体共建共享的信息系统、协商系统；三是加强科技工程类人才培养和国际合作，科技进步驱动产业发展归根结底是人力资本向经济成果的转化；四是加速规范国内、国际高技术工业品市场准入建设和消费决策的规范化；五是加速资本市场的法制建设。

可以看出，三四五都是国家行为，而且涉及到多个不同的体系。

资本的基金组织化也在稳步推进。现在这个权力从发改委拿到了证监会，这是一件大事。基金的备案制度，也使其规范化运行迈进了实质性一步，未来会门槛可能会越来越高。这个门槛并不是要再弄一个审核，这一届政府的本意是简政放权，唯独金融领域在规范化。

金融加强监管，有两层意思，一是应对国际问题，美国从80年开始金融立国，事实上形成了通过金融手段转移国内矛盾，向全世界收金融税的体系，我们要削弱这种模式对我的不利影响，这个因素对传统的金融体系影响比较大，包括央行、三会、财政，金融稳定委员会就有这个意思。基金的备案监管，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规范化，在符合金融稳定政策的大原则下，国家希望基金管理人真的有基金管理能力，而不仅仅是套利和利益输送。政府也知道基金股权投资对高技术产业发展很有帮助，也知道这里面水很深，没有办法完全杜绝。只能一步步来。

国资委层面，除了混改，还有国有投资公司试点、国有资本运营公司试点，相当于国有母基金的起步。它们在投资行为上决策权更大了，这就是自有资金以基金的方式运作，通过董事会、投决会的机制、尽职调查程序和市场化激励机制下的职业投资人的密切合作，化解传统经营体制的利益输送和风险承担的问题。

在地方，由发改委、经信委、科技委、高新技术开发区等部门推动的母基金也在快速发展，主要是财政资金匹配一部分，然后要求基金管理公司有能力在社会上募集一部分。

银行、信托、保险、证券、AMC也有股权投资公司、直投部，有的是以基金的方式，有的是自有资金以基金的决策模式实施的，而且都有一定的历史积累。因为都有各自的背景。信托、银行、保险的风控机制、项目资源和人的观念，和风险投资格格不入；证券因为掌握退出通道，有一定的优势地位，但是也比较急功近利，短期行为严重，对主导权要求很高。不过这个也不能一概而论。AMC比较特殊，以后也不只是四家了，未来每个省也会有几家AMC，这是国家推动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举措。他们资金量大，市场经营经验丰富，但是主要在重资产的债转股方面能够有作为。重资产的债权转股权后，净资产土地、厂房、设备还具备处理条件，但是军工企业的资产专有性很强，通用比较差，和风险投资公司的配合可能性是有的，但是怎么合作，可能还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本轮供给侧改革的股权投资中，这类机构合作的模式是排在第二类的，原因也比较多，核心已是人家业务比较多，不差你这人一点，二是他们还受到行业监管，约束和潜在的限制比较多，三是这么多年行业形成的固定思维，也不利于开展工作。

关于投资决策的论证过程以技术论证和需求论证为主的问题，说简单很简单，说复杂也很复杂。本轮军改，一批装备系统的干部出来去金融机构的也很多，有些都在自己创业，这种职业经理人队伍的调整就是金融机构的变通。军队里面，人的知识结构和社会关系模式和金融体系很不一样，知识比较单一，社会关系也近似熟人社会。金融体系就知识结构要求比较全面，人情比较淡漠。我感觉，军队装备体系干部从事金融工作，容易犯两类错误：一是把投资行为过度简单化，二是把投资行为过度复杂化。

过度简单化主要体现在觉得投资很简单，对融资的思路不够清晰和基金管理公司商业运作经验不够丰富，过度强调项目端的把控能力，忽视了公司整体市场化运作的重要性，把投资生意“勾兑化”，公司的可持续发展，特别是融资和项目开发，可能会有问题。

过度复杂化主要体现在学习金融知识过程中没有充分理解这些知识、规范、惯例形成的背景和逻辑，照本宣科，一五一十地实践金融专业人士“盲人摸象”的经验，没有能力校正金融专业人士的专业本位主义，提高投资策略和方案针对性、适应性，违背了参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规律，最后导致和多年的企业家朋友“谈钱伤感情”。

基金管理公司归根结底也是一门生意，而且是一门政策性、专业性、实践性都很强生意。从现实的角度看，纯粹的转业干部把投资公司做好的比较少——不排除个别项目投的非常好。有着丰富制造业领域投资经验和基金公司管理经验，同时懂得用好转业干部的社会机构，往往能进入持续发展的良性轨道。

十、如何甄别有才干的高技术人才和技术潜力较大的企业

这个问题我认为是最难得一个问题。很长一段时间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后来我在三个地方得到了答案。

一个是我们国内一本汽车行业的书，说一汽建设的时候，有些设备缺乏、技术不懂，就问苏联人，苏联人说我也是从美国和德国弄得，我也不是很懂。不懂的人会问，苏联工业那么发达，怎么就不行了？苏联的技术体系在应用创新方面是不错的，但是基础理论就差很多，所以美国的技术封锁配合金融税就对他影响很大。后来的阿富汗战争，就是为了打通南面的工业品市场。

再就是日本和德国战后工业体系的重建。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国家科技体制有关系，我们国家这个方面也亟待改革。

日本经历了贸易立国的战略，50年代以后，因为美国推动的朝鲜战争、韩国重建、越南战争，导致日本的工业体系得到了很好的哺育，这一时期的经济战略就是“技术吸收战略”，也就是所谓的模仿、吸收和应用创新，本质上是一种追赶型策略。1980年，从美国金融立国开始，日本开始转变为“科学技术立国”的战略，重视基础研究，强调原创技术。1985年，科学技术省提出“从应用创新到开发的追赶型科技体制向重视创造发明、基础性研究的体制转变”。90年代以后，日本还是感觉和欧美的技术竞争力不从心，在增加基础开发阶段资金投入、培育科技创新商业环境、追加政府科技总投入、调整科技组织结构、建立开放流动的科技体制、科技人才的培养观念要求具备企业家精神。

战后德国同样受益于美国防范苏联的马歇尔计划和美国参与主导的几场局部战争。但是德国毕竟是经验十分丰富的工业化国家，科技工业组织健全，布局更加合理。有以大型研究机构为主的战略导向的基础研究机构，以高校、马普学会为代表的创新导向型基础研究机构，以弗朗霍夫协会为代表的技术导向型应用研究，以私营企业和私人研究机构为代表的产品导向型应用研究。研发费的结构也很合理。德国的科技体制有很多细节，比日本成熟很多，与美国相比，基础研究稍显薄弱，但这是与德国的国际地位、综合国力相适应的。

我本人是非常佩服德国这个民族的，艰苦朴素，脚踏实地，实事求是。在西方的美英系资本主义世界中独树一帜，从目前的国际环境、国力对比来看，他们受了很多委屈，也在探索和中国建立关系。但是德国这个民族内心非常重视技术，也知道中国人很厉害、市场很大，所以他们其实是非常不愿意把技术卖给中国人的，这一点比英国人、法国人严谨很多，这就是他们这个民族对工业化、科技创新及结合上中国大规模市场的恐惧心理。中央政府很希望和德国合作，咱们都知道欧洲和美国有矛盾，主要就是德国和美国的矛盾，希望和德国搞好关系，但是怎么合作？但是德国也很防着中国。

但是追根溯源，这是德国作为一个西方世界的后发工业国地位有关，他们错过了英法在全球殖民的原始积累，又没有欧洲移民北美新大陆的人命好。德国在高度工业化的阶段，很多德国人移民北美，最多的几年每年有10万青年人过去，当时德国总人口也就是5000到6000多万。但是，每一个重视工业化、科技创新的国家都有一个十分坚定的理由：除了贫瘠的土地什么都没有，德国、以色列、北欧、日本。每一个在技术和工业领域投入毕生精力的年轻人，也是这样的，没有显赫的背景，只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和比较高的天分。原来工业化的进程和一个民族的苦逼程度有关啊。

从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源布局来看，最顶尖、最聪明的人应该从事科学技术创新工作，特别聪明的一部分，以及一大批比较聪明的人从事商业开拓经营和社会管理。我国因为官文化和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的原因，相比官员和商人，社会对科技人才的尊重比几十年前差了很多。80年代，邓小平推动科教兴国的时候，那时候科技人才地位就很好。

除了天分以外还要看到另一个因素，官员、商人除了天分比较高，可能稍逊于科学家和顶级工程师以外，他们的情商要求、工作强度、心理压力、失败的风险，是确定的量难以衡量的。加上失败的官员、商人的职业经理，计算个体幸福感的均值，很难讲谁高于谁。个体幸福感来源的选择是一个重要的变量，更不能一概而论。

从事两用高科技投资给我带来的最大的幸福感之一，就是和我打交道的都是非常出类拔萃的人，很多企业家有技术背景，本身就是学生时期的尖子生，后来锐意进取，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就，在国际关系、管理、人性、社会方面都有很多独到的见解。需求部门很多是部队的，听他们讲安全局势、国与国之间斗争，甚至有可能近距离观察，非常有意思。这也算是这个职业的红利和小确幸吧。

最后一个启发，是我和我一个同学交流，我们都是学工程技术的，但是他很年轻就在航天一院某个研究所担任关键技术岗位，我就问他，你为啥这么利害？他说技术上我比别人懂，所以领导总是让我抓总。我就说你们单位很多哈工大、清华的，人家就比你差吗？他讲了一个观点，要论智商，大家的水平应该差不多的。但是在知识结构的安排方面，他除了工程类的知识外，理论基础还比较好，数学、物理之类的。理论决定应用和技术路线，工程决定技术路线的实现。通俗的讲，应用要求从北京到纽约，技术路线包括：高铁、飞机、海底高速公路、打穿地球的真空轨道，每一种技术路线都需要解决一系列工程实践难题。这是宏观的，如果把飞机归类为应用，又可以把双翼、单翼、涡喷、涡桨、旋翼等作为关键技术路线，关键部件和系统的材料、工艺、系统等就成了工程实践。这样就形成了一种嵌套结构。

这种嵌套结构对人有什么要求呢？简单来说就是芭蕾与镣铐齐飞，想象共严谨一色。科研过程包括大量的计算机建模、计算、测试、实验，要求的就是一丝不苟，但是这只是科研工作的一面。爱因斯坦说，成功是99%的汗水+1%的灵感，这个灵感就是“关键少数”。技术工作者中思维弧较长、严谨细致，又富有想象力的人，往往能够在本领域取得突出的成绩。

十一、西方的经验对你的认识之间什么验证

你这个问题太宏观了，需要非常丰富的特定知识储备才可以清晰讲解，我只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轮廓，供你参考。

首先，我认为看待工业化的经验，一定要和西方资本主义体制确立的过程结合起来看，不能孤立的看。因为资本主义体系的确定与国内的社会权力结构有关，上层人士的逻辑确定了后续的发展。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的资本主义体制各有特点，这就是与他们后来的创新能力、工业潜力有关了。这篇文章不需要大段的讲历史，我就说说我的总结、提炼的观点。

我认为工业化，包括农业到工业社会，以及后续的工业科技革命，有几个方面需要同时促进：

一是科技体系与人才培养。二是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金融体系。三是消费市场。消费市场分为四大类：一是国内社会工业品消费，二是政府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出口，四是国内军备。四是是社会鼓励创业、实业精神，这要求上流社会、既得利益集团对工业界、科技界起来的“NEW MONEY”们更加包容，社会风气鼓励人们投身实业，社会风气良好，投机行为受到遏制，年轻人“芮成钢化”的概率比较低。最后，也是最关键的，政府部门规范、高效，政府行为合法性强，比较流行的说法是“执政能力建设”。

但是对于个人来说，我认为有一个领域我特别感兴趣，就是做国际技术和工业企业并购。这个领域有几个很有价值的地方：

一是是国家高度重视，但是不好明说。从工业化的规律来看，各个国家都很重视这个，即便是德国在工业化初期，也从英国引进技术人才。对于我国来说，能够从西方获得关键部门的技术人才，是实现弯道超车的好机会，节约时间、节约资本。但是西方国家对这个事情有很强的警惕性。80年代美国对苏联的策略转变，一个是金融立国，另一个就是技术封锁；前一段时间特朗普总统说正在考虑对中国实施“301调查”，这就是针对中国偷美国知识产权的一个反制措施，还有刚刚推动的税收改革计划，逼得我们税务总局局长都表态这是税收竞争。是不是觉得似曾相识？因此，我认为技术引进对于个人的抱负、成就感是非常大的。2008年危机的时候，西方普遍缺钱，我们工业界、科技界并没有很好的把握住机会，只有李书福买了VOLVO这样一个白富美，算是比较成功的案例，国有企业呢？其他工业部门呢？我觉得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伴随着特朗普对外输出贫穷，加大金融税的征收力度，西方主要国家，当然也包括我们，都会面临市场萎缩和投资减少的问题，但是正是这时候，我们更要勒紧裤腰带，把西方的好东西弄过来。我们缺钱，人家更缺钱，好歹我们有一个比较大的内需市场，比人家日子好过点。有的土豪不顾中央政策，去买什么电影院、足球篮球俱乐部。你看，后来中央的财务监管部门就问他，你到底想干嘛？这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问题了。

第二个是国际并购是投融资领域复杂性高，具有挑战性。难度大，对个人的综合素养、行业内的声誉和高级岗位的任职能力有极大的促进。希望做这个，也有锻炼自己职业生涯的小小的期待。

第三个就是国际融资，也是政府心里想着但是不好过多说的事儿，过度宣传了，国内保守势力和国外有些反华主体都喜欢说事儿。我们搞投资知道，比较重要的过程就是融资、投资、交易、投后四个价值过程。国内的融资成本是比较贵的，而且也不符合我国利益最大化，有实力的央企、国企，应该也学着让西方资本家为社会主义添砖加瓦。一般的老百姓、企业做这个比较难，如果你都从国外找钱，一是万一人家抽走资金，国内就会引发危机，虽然我们采用的方式能够规避，但是上头不一定信你；二是一个不好公开讲的问题，你都用国外便宜的资金了，国内的大型国有金融机构怎么活呢？金融体系是能够创造价值的，但是他是一个寄生性行业，必须通过实体经济才能够创造价值，就想啄木鸟和森林的关系一样。啄木鸟不结果子，但是可以吃虫子。现在是国外的啄木鸟更高级，你让他吃你家的虫子，你家的啄木鸟就没得吃了。

反过来说，我们的金融体系还是很落后，是一类很保守的机构，未来改革的力度要加大。

十二、对军民融合投资行业的期待

军民融合战略的核心意图是通过对军事消费理念、国防工业体系改革（未来可能还有科研单位调整），推动高技术产业链的投资、科研、生产、消费、使用进行全面升级。这个科技工业能力升级，是实现中国梦物质基础的最核心的举措。

期待不敢说，先讲讲我自己吧。

首先，我感到的自己的非常的幸运。

上大学的时候，学了国防工程技术类专业，当时觉得这个专业不太赚钱，其实是有点郁闷的。那时候，师兄师姐们说有个大国企军火商叫做“中航技”，待遇很好，最重要的是工作很酷，很拉风，他们每年会从我们学校招人，但是很少。那时候很单纯，现在大了，觉得这就是一份工作，不必神话它，但那时候觉得中航技特别特别好，做梦都想去。我比较爱琢磨事儿，上学期间有三个材料对我影响很大，一是中信保唐若昕总经理2006年拍摄的《跨国风云》，那会儿正值中国加入WTO五周年，这个片子讲的就是中国的国际商人怎么搞贸易、搞并购的，我觉得特别高大上，很酷。

再就是原中航技副总经理付舒拉写的一本书，写他们的工作状态的，名字我忘记了，还有师兄在中航技写的跟老外斗智斗勇的事情，更加坚定了我的想法。

最后就是一本小说，叫做《首席代表》，我印象非常深，应该是讲的华为和中兴通讯在巴基斯坦市场斗争的故事，里面的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也非常感人，我都看哭了好几次。但是后来才知道，这个领域的工作是对家庭牺牲比较大的。我写毕业设计的时候，我们教研室有一个师兄去了华为做外贸，年薪百万，我们很多人羡慕的要死。但是我还是觉得军火商比较酷。

后来，我找工作非常幸运，直接去了一个大型国企下面的另一家军火商，不是中航技。我有不少朋友去了中航技，还有的去了航天系统的贸易公司，我们有时候也会经常聊工作，大家彼此如果在一个业务区域，多少还有点竞争关系，我们聊工作的时候都比较小心。

军工贸易公司是政府特许专营，相比研究所，国内外见的世面比较多。这对年轻人来说是非常好的锻炼，视野开拓，待遇也还算国企中比较好的。

我在单位首先做的是一个引进项目，我的领导是一个非常正直，专业上也非常厉害的军队转业干部。这个项目虽然最后失败了，但是引进项目和出口不一样，他要面向国内特殊用户和政府用户，还要和西方发达国家斗智斗勇。国际上有一个《瓦森纳协定》，就是巴黎统筹委员会解散以后的同类组织，是一个高技术禁运清单。我们的项目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推动的。我觉得这样的项目是非常有价值的，那时候国内一些单位都已经重视同类产品的研发了，但技术储备和产品性能、可靠性还是很差，如果能够弄到内地来消化技术、组织生产，前景很好。但是当时没有这样一笔钱。后来这个项目被北约组织发现了，就停掉了。

再后来这个项目被一个有德隆系背景的上市公司运作了，但是我知道就产品和市场的运作能力，肯定不如我们的，但是人家资本运作能力，我们那会儿完全没有概念，无从谈起。

同类的事情，上市公司里面应流股份、海格通信、信威集团、华讯方舟等等，借助资本的力量，动作比军工集团快很多。国企里面有少部分也走得比较快，比如航天科工集团下面的有些上市公司，但是西方国家对央企比较防备，解决这个问题需要高明的操作。

后来部门调整，就做了出口，中间也很有有趣的经历，形成了很多想法。最后就是看到了军民融合的机会，去做投资了。刚开始想法也非常简单，金融机构给的钱比较多。进来以后，发现确实机会和平均待遇会高一些，但是工作强度、承担的压力，综合算下来，性价比没有体制内高，想要过安稳的日子，体制内其实挺好的。但是有抱负的青年人，在金融机构有可能获得更多的机会，这是这个领域的商业属性、交易属性决定的，但不是每个岗位都有这样的机会，金融机构中后台岗位和传统企业没有什么区别，最多基本工资稍微高一点。

我的第一份工作对我影响很大，一是帮我构建了对很多经济事务的认知，二是我的第一任领导，我曾经问他，当时这个项目的本身的情况不容乐观，主要是项目论证阶段就有些问题没有考虑到位，我就问他为什么还要承担这个项目，一旦失败就会影响自己的职业前途。他说，既然是公司决定上这个项目，决定让我上，我就只考虑要做成、怎么做的问题，能不能做成不是我考虑的，如果失败了对我的职业经历有影响的话，那也是只能选择接受。从单位离职的时候，另外一个资深的部队转业干部也对我说，小同志，今后你在金融圈混，你要知道资本和权力一样，是威力巨大的东西，掌握不好不仅会伤害别人，也会伤害你自己。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惊呆了，但是时刻没忘记这句嘱咐。进了这个圈子，才发现自己要经常面对人性的复杂。再好的平台、再好的想法、再多的资源，都是由人调动的，处理不好人的关系，离毁灭进入倒计时阶段。

我说我幸运，是因为我的青年时代，遇到了一批正直、专业能力突出的长辈级领导给与了我更多的关心与帮助。再就是但凡事我想做的事情，尽管刚开始看起来好像很困难，但是最后都曲曲折折、踉踉跄跄的做成了。但是我知道，过去的成长，虽然自己有努力，但是也有很多机遇、运气的成分。这样的经历，好处是让我心里还比较干净，这也是我比较骄傲的；但是运气好了以后，形成了路径依赖，偶尔就会有投机思想。我觉得我们年轻人一定要克服这个思想。《红与黑》里面的男主角于连，包括芮成钢，就是非常典型的这类人。

怎么合理的实现年轻人发展呢？一个我非常尊敬的大姐几年前叮嘱我，个人的命运和要国家和命运结合起来。中国的命运是什么？是技术进步带动的经济发展和创新能力建设。我的命运也应该是怎么运用专业手段推动这个领域实现进步。

我对我自己的第一个期待，就是能够做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国际两用高技术并购及后续的产业化项目。这个项目走完全流程，可能需要3年，也可能要经过5年甚至更长，需要准备的条件也非常多，未来和基金公司、银团、上市公司、承载技术消化和产业化民营企业和海外技术团队的谈判，幸运的是，我已经在从事类似这样的工作的前期准备了。

第二个期待，和一批专业人士、金融机构共同探索“军民融合股权投资”、两用高技术产业发展所必要的信贷、保险、基金、税收总体的金融安排，推广我们的思想，凝聚行业共识。将来有了成熟的理念、体系，我们通过出版、媒体、经管学院、行业沙龙等方式，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发挥的作用就更大了。社会融资里面对高技术投资总的来说并不算多，真正的高技术往往都是从军用技术开始的，军队都没说我觉得好，光咱们说好那不行——就算你说得对，是真的好，早期谁来买单呢？

过去我们是条块分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有各自的业务版图，不愿意让别人染指。造成了熟悉需求的不懂技术创新、懂技术创新的不懂经营管理，懂经营管理的不懂投资融资，懂投资融资的长期享受国家金融管制体系的制度红利，知识结构单一，短期行为严重，不愿与实体企业家同甘共苦，这是一种“金融腐败”。我希望把各种类知识吃透了，多积累一点实践经验——实践案例很重要，人家没工夫听你讲理论，事实是最好的宣传工具。成功的经验能让大家加速形成共识。同行们理解到位了，一旦国家在各类组织、机构的业务关系理顺了，工作层、决策层就能迅速进入状态。

金融体系是一个威力巨大的体系。我们现在有些年轻的同志——40岁以下的都算年轻，从发改委、科技部、工信部、部队装备体系、军工集团离职，去了传统金融机构和国有、民营专门的投资机构，更多的是在业务层面开展工作，到决策层的非常少。但是他们中的有些人，3年、5年以后应该会到领导岗位，他们懂技术、懂应用，有能力对很多项目进行前置考虑。那个时候他们有能力组织更大规模、多品种的资金，推动海外技术并购了，实施我对西方国家技术、产业的弯道超车。

金融机构的决策层的人员结构、经历结构，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目前我看到的，技术和产业背景在金融机构成为高级决策人员还是非常少，今后我相信越来越多，这对金融机构和上市公司、对金融行业、对实体经济和用户、国家，都是大大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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