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土博士要有震动世界成果，才能拿到海归起点待遇
本文转自解放日报
要跑出中国创新的“加速度”，人才是核心关键。
不少代表委员深有共鸣，当今世界，人才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有什么样的人才，通常也意味着有关资源闻风而动、项目的纷至沓来。这也引发了一波胜似一波的“人才大战”，砸钱戴“帽子”、逐洋轻“本土”，以至于一些人才“乱花渐欲迷人眼”。
代表委员认为，集聚、吸引和培养人才，既要在政策制定导向上从有利于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着手，砍掉有碍人才释放创新活力的繁文缛节，摘下人才标准衡量的“有色眼镜”，人才自身也要保持定力，不忘初心。
与待遇职称评奖密切挂钩，抢“帽子”成为进阶必修课
一顶人才“帽子”背后，几多纠葛几多“暗战”。
“人才计划名目繁多、杂乱无序，导致人才称号过多过滥的问题也愈演愈烈。”今年两会上，九三学社中央一份大会书面发言戳中了学术界的痛处。
据统计，我国国家层面和省级层面分别有人才计划84个和639个，市县层面人才计划更是多不胜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有“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有“长江学者”“青年长江学者”“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中组部有“千人计划”“青年千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
形形色色的人才“帽子”与资源、待遇、职称、评奖密切挂钩。想在学术界有所建树，抢“帽子”成了不可不做的“功课”。九三学社痛陈：人才称号过多过滥与人才计划培养人才的初衷背道而驰，亟须统筹治理。
“帽子”的光环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东理工大学副校长钱锋说，不可否认，人才计划实施对我们国家经济、社会、科技、文化等事业的发展，发挥了很大的重要作用，也促进了一批人才的成长。钱锋早年间就曾是上海“曙光计划”的受益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大学副校长汪小帆也认为，为优秀人才授予称号，为他们提供相应的荣誉和研究条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激励手段。
如今人才计划早已实现“从0到1”的突破，各种称号都出来了，问题也出来了。评价一个人，往往不是看真才实学，而是看“帽子”；评价一所高校，往往不是看教育科研成果，而是看有多少“帽子”学者。“帽子”的光环俨然遮蔽了学术与教育，成为学者竞逐、社会膜拜的对象，很大程度上颠倒了名实关系。
人才称号过多过滥无助于激励科研创新，反而扭曲了人才成长环境。汪小帆说，“很多青年学人有这样的感受，我拿到一个称号，别人拿了两三个了，我不多拿点好像就不行。如果这些称号他都要拿，你说要花多少精力？”35岁之前当“优青”（“优秀青年科学基金”）和“青长”（“青年长江学者”）、45岁之前当“杰青”（“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和“长江”（“长江学者”）、50多岁当院士，已成为许多年轻科研人员心照不宣的奋斗目标。正如已故院士王选所说：“我38岁时，站在研究的最前沿，却是无名小卒；58岁时，成为两院院士，但是两年前就离开了设计第一线；到现在68岁，又得了国家最高科技奖，但已经远离学科前沿，靠虚名过日子。”
王选院士生前在家中工作
“帽子”的暗战
人才称号评选一般以论文数量与质量为基本条件，很多科研人员为争“帽子”往往片面追求论文数量，避开难以快速出成果的研究方向，助长了浮躁的科研风气。抢“帽子”使很多青年人才偏离了正确的研究方向，不做重要的，只做短平快的；不做原创的，只做跟风的；结果是离论文近了、离成果远了；离“帽子”近了，离贡献远了。另外，抢“帽子”也助长了学术界拼关系的不良风气，一些年轻人因此在工作之初就习惯了投机取巧。
大大小小的“帽子”已形成环环相扣的“帽子”链。一位青年学者透露，如今各类科研项目申请表格上，常设称号一栏，已经拥有人才称号的学者容易获得更多项目与称号。一顶“帽子”带来更多“帽子”，赢者通吃的局面在加剧。
各种“帽子”满天飞，与此相对应的是各个高校对“帽子”人才的争夺战。高层次人才招聘明码标价已成为业界惯例。教育学者熊丙奇认为，背后主要原因是我国在评价大学的学科实力、师资实力时，都采用有多少“帽子”人才这一重要指标，诸如院士多少、千人计划学者多少、“长江学者”多少等。“因而，大学纷纷追逐有人才头衔的教师，最终形成了有‘帽子’的人身价越来越高的局面。”
鉴于培养名院士、“千人计划”学者、“长江学者”需要较长的周期，很多高校就把精力用到“引进”有头衔的人才上，而且不惜花重金。一些中西部地区的高校，由于办学条件有限，每培养出一名获得“头衔”的人才，都面临被东部地区、发达地区高校用重金挖走的风险。
“帽子”的祛魅
经济要从高速增长转变为高质量发展，人才计划也是一样。钱锋说：“人才计划到了需要规范管理的时候。比如，是不是可以规定‘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每人只可申请其一？又比如，是不是可以避免重复出台同一级别的人才计划，等等？”汪小帆也建议，相关部门整合人才称号，让青年学人把时间和精力花到研究上去。另一方面，汪小帆认为：“这并不是要减少对优秀人才的激励，而是要在整合的基础上对优秀人才给以更为有力更为有效的支持。”
九三学社中央则建言：首先要推动人才称号“去利益化”。学科设置、重点学科评选、科研启动经费、个人升迁以及学术成果评价等，应与人才称号脱钩，把人才称号还原为反映科研贡献和学术能力的一种科学荣誉。多数的西方发达国家，人才称号只是一种荣誉头衔，反映对科研贡献、学术能力的认可，并不附带任何的经济或者行政权益。九三学社建议，我国应借鉴发达国家做法，切断人才称号背后的利益链。
整治人才称号过多过滥，还需要改革对人才评价的体系，从重“结果”到重“过程”。熊丙奇说，这和对学生的评价一样，不能只重视最后的结果，而忽视其成长的过程，比如，重视大学生就业，结果评价是看就业率，而过程评价则是看学校怎样对学生进行教育教学和就业服务、指导。他认为，评价学者的能力、贡献，应该更加关注“过程”。过程评价不在乎论文是否发表，而在乎论文本身有无创新价值，即便一名教授长达七八年没有发表一篇论文，可是，专业同行评价其正在做十分有价值、难度极大的突破性研究，照样会给予肯定性评价。
同样道理，要让高校不以头衔论人才，需要改革对高校的评价体系，不以“帽子”人才多寡论高校实力。钱锋说，可喜的是，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已经体现出这种变化，“帽子”指标正在淡化。专家和委员认为，评价高校学科和师资建设，也应从重“结果”转向重“过程”。过程如何评价？对此，汪小帆说，根本上要看优秀人才和高校能否把主要精力用于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
薪酬住房各地“你追我赶”，还有各式“帽子”虚席以待
给待遇原本无可厚非，盲目“攀比”才是浪费
“现在有些地方，人才引进层层加码，你给1000万元，我就给2000万元，你给领军、我就给首席，长此以往反而不利于人才发展。”全国人大代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副院长刘艳这样描述当前人才引进和培养中的“偏差”。
刘艳提到，随着人才重要性越来越凸显，对人才的“争夺战”也不断升温，有些地方为了吸引人才，开出天价，在资金、房子等方面“你追我赶”，拿出各种各样的“帽子”虚席以待，确实是对人才的极大吸引，也是对人才价值的肯定。但也应该警惕政策“攀比”带来的本末倒置，哪里钱多往哪里去，却忽视事业发展，反而是一种人才浪费。现在一些人才引进的政策要高于人才的教育培养，也不利于人才积极性的调动。
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张兆安代表、市环保局局长寿子琪代表等提到，有些单位开出天价薪酬、住房补贴，其中一个原因是在对科研机构的各种考核、排名中，人才数量是一个重要指标，尤其是戴“帽子”的人才，权重更重，以至于一些单位为了引进，重物质激励，轻所需所能。个别人才把心思和精力放在了追物质、追“帽子”上，忽视本职工作。
“用优厚待遇吸引人才并不是坏事，也体现了对人才的尊重。”寿子琪说，但更应该注重事业平台的提供、创新创业生态环境的营造，特别是对于高端人才，更需要个性化的引进政策，在政策制定导向上应从有利于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着手，而不是本末倒置。
做出震动世界成果后，才刚走到“海归”起点，本土人才不该“埋没”
一位“土八路”博士，做出了影响世界的成果，可以被“破格提拔研究员”；而一个作为人才引进的“海归”博士，也许什么都还没做，就已经当上了“研究员”——
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长王建宇讲起了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差别待遇”。这位设计并指挥全球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的“土院士”呼吁，引进人才当然重要，“但千万别忘了扎根本土的人才”。
王建宇讲起身边亲历的故事。我国刚刚实现全球首例非人灵长类动物的体细胞克隆，两个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去年年底相继诞生。两只克隆猴诞生在上海的中科院神经所。其背后有老所长、著名科学家蒲慕明院士的支撑，但具体完成项目、实现世界级突破的两位学者——一名中年科学家和一名青年科学家，都没有长期留学经历。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
但即便这样的本土人才，享受的待遇同海外高端人才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做克隆猴的小刘，细胞“去核”“注核”技术炉火纯青，王建宇听说所里马上要聘他为研究员。对科研院所来说，这样的“破格”已属不寻常，但对于海外人才引进来说，给个“研究员”基本上是一个起码的条件。
“按照他们的水平，要出去是分分秒秒。但他们愿意留下来，本身是为国家做贡献，而国家的政策应该向他们有所倾斜。”王建宇又谈起自己的本行：“墨子号”四个核心设备的负责人都是和他一样的“土八路”，其中三个是“80后”；近年来亲历的一些重大成果，很多都来自于本土培养的科学家。
在王建宇看来，如果人才政策过度向引进人才倾斜，而忽视扎根本土的人才，并不是良好的人才生态。“绝不是说引进人才不重要。”他说，“但许多本土人才长期在国内做贡献，他们的价值不该被埋没。”
解放日报特派记者：宰飞、谈燕、朱珉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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