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重磅！《21世纪的技术政策与治理》三大工具：互操作+敏捷+平衡

2022年1月6日，布鲁金斯网站发布报告《互操作性、敏捷性和平衡性：重新思考21世纪的技术政策与治理》，为21世纪的技术管理提出了三个重要工具，分别为透明和整体的决策杠杆、改进跨司法管辖区合作以及敏捷治理转型。本文对该报告进行简要介绍。

编译作者：西山的东山月

https://www.brookings.edu/wp-content/uploads/2022/01/Rethinking-tech-policy_final.pdf

提 要         

1.前瞻性治理：数字优先商业模式挑战国家主权；新兴技术价值链机制亟需新的治理模式；全球技术治理现状与四个关键领域

2.新型技术治理的迫切性：确保国内具备战略技术能力；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系统风险巨大；全球国家数字治理模式普遍滞后；提出未来技术治理的3大特征（互操作，敏捷，平衡）

3.4IR时期的技术治理挑战：技术政策治理的是什么？多级碎片化监管导致巨大经济损失；缺乏共享；企业影响力压缩政策空间

4.技术治理三大新工具：

①技术政策的4种权衡：稀缺资源分配；政策目标对立；监管速度与时机；合规成本

②决策协作方法

③敏捷和主动治理：决策应基于证据与结果

5.结语：未来技术监管格局非线性，传统治理压力巨大，可建立全新的价值体系，创新者与监管者形成合作伙伴模式

• “公民正在用21世纪的技术与政府对话，政府正在倾听20世纪的技术，并提供19世纪的解决方案。”
• 事实证明，分散的监管代价高昂。据估计，全球监管差异将使金融机构损失5%至10%的年收入，每年损失至少7800亿美元。
• 与技术相关的权衡很少是二元选择，而是涉及一系列直接、间接和诱导的影响，其影响只能随着时间和规模的推移而感知。权衡的因果关系超越了直接性，并且会产生连锁反应，并在未来几年影响特定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 权衡在技术政策领域更为重要，因为如今技术更像是一种干扰物……
• 未来几年的监管格局不会是线性的，它将对当前的政策制定方法和统治法律实践数十年的传统秩序施加巨大压力。
• 世界经济论坛已经确定了八种不同的方法和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个敏捷治理的例子。除了许多政府正在尝试的政策实验室、沙箱和众包努力之外，它们还包括新形式的行业主导的自我监管、超级监管者的概念、共享的道德原则、标准制定的新方法，以及跨辖区协作治理生态系统的实施和创建。
  
• 场景规划是与敏捷治理相关联的一个专业领域，对于围绕新兴技术制定适当的政策至关重要。场景经常与军事演习联系在一起。也广泛用于民用部门，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方法来探索不确定性、预测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产生能够加强当今组织复原力的选项。

以下为全文摘编+粗翻

时间仓促，不免有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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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互操作、敏捷和平衡:

反思21世纪的技术政策与治理

2022年1月

布鲁金斯学会全球经济与发展项目第164号工作文件 

摘要

新兴技术正在转移市场力量，并引入了一系列只能通过监管来管理的风险。不幸的是，当前管理技术的方法不充分、不完整，并且缺乏对可行目标的关注。本文件提出了三种工具，以支持21世纪的技术监管：第一，透明和全面的决策杠杆，明确传达目标，并确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权衡；第二，改进跨司法管辖区合作的努力，特别是通过跨司法管辖区制定标准和收集关键事件的证据；第三，向敏捷治理的转变，无论是通过系统、设计还是两者兼而有之。

1. 前瞻性治理

强大经济部门的前瞻性治理

1.1 数字优先商业模式获得成功，形成新的全球权力关系，挑战国家主权

新冠疫情峰会期间，全球股市科技板块的优异表现表明，围绕数字优先实践和商业模式成立的公司现在是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不仅是经济中最重要的参与者，也是最具争议的参与者之一。

这种结构性的重要性不仅限于经济实力。在移动设备不断扩张的世界中，创新公司利用数字分销、高级分析和精益自动化生产方法的力量和可扩展性的能力，形成了不可忽视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对一些人来说，收入、利润和自由现金流允许通过收购进一步增长，在经济、政治和社会权力之间建立了一种强化关系。

这种结构性重要性在地缘政治上逐渐倾向于一套新的、持久的全球权力关系。2020年，彭博报道专注于可持续能源的工程创新公司特斯拉的市值已经超过了埃克森美孚。此后的一系列类似公告揭示了市场构成和资本流动性向数字平台的系统性转变，挑战了国家主权。 

1.2 新兴技术价值链机制，需要新的治理模式

数字平台和人工智能(AI)等新兴技术的兴起，能够创造和发展新的产业，并能以最终为消费者带来更大价值的方式转变现有的价值链，也是一个著名的经济复兴机制。然而，这一新趋势以及经济、社会和政治权力来源和掌握者的结构性转变表明，需要新的监管和治理形式，以确保共同社会价值观的生存和发展。

1.3 全球技术治理模式现状

世界各地的司法机构正在以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

（1）欧盟：在过去的五年里，欧盟出于担心外国公司主导技术格局的原因采取了积极的姿态，此外还认识到，现有的监管文书未能充分表达在新的数字时代下如何保护基本的个人权利。

（2）中国：采取了更加深思熟虑和大胆的方法。在国内将国家支持与加强对网络安全、竞争政策和影响消费者选择的算法相结合，还为如何影响全球技术标准制定了蓝图，并扩大了在国际电信联盟(国际电联)等机构中的影响。

（3）各国的隐私法：事实上，世界各国都开始制定更加稳健的技术政策。2020年之前，只有6个亚洲国家拥有全面的数据隐私法。2010年至2020年间，20个司法管辖区颁布了新的数据隐私法，7个进行了修订。虽然它们共享相似的数据保护元素，但它们在重要方面都有所不同。

（4）美国数字治理落后。相比之下，美国已经从全球和国家层面数字治理的传统领导角色后退了一步。特朗普政府在国际上促进互联网自由方面做得相对较少，在就5G设备相关安全问题达成共识的外交努力中失败，并破坏了联合国保护在线言论自由的提议。尽管与支持有助于中国与中国竞争的技术相关的法案在国内广受欢迎， 迄今为止，创建一个专注于数字平台的新监管制度的努力尚未达到预期效果。

全球对技术监管的不同做法和各国内部不一致的进展表明，目前在这一领域的政策努力是不够的。本文涉及四个关键领域，以帮助应对这一挑战：

一是强调当前监管方法与新兴技术和新型商业模式产生的需求之间存在的差距。

二是研究与技术相关的政策改革和监管努力所面临的一系列系统性挑战。

三是提出了一种围绕协作和敏捷决策原则的新方法。

四是支持深思熟虑的监管的权衡和全系统影响。 

2. 迫切需要

为什么我们需要新形式的技术治理？ 

2.1 确保国内具备战略技术能力 

目前普遍存在国家和地方政策，支持技术公司作为创新来源的增长，因为这些公司被认为创造经济价值和就业机会。

• 世界上许多最大、最知名的科技公司都得到了公共资金的支持。导致谷歌成功的算法是由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一项公共部门的资助。特斯拉在2010年从美国能源部获得了4.65亿美元的贷款。2011年，百度和其他公司因成功开发云计算标准和技术而获得了数千万美元的资助。2019年，Palantir与美国联邦政府估计有15亿美元的收入。亚马逊能够以2年0.1%的利率从美国政府借款20亿美元……

这些例子说明了工业政策的系统运用，旨在增加尖端产品和服务的总供给，同时改善贸易平衡，确保国内具备具有战略意义的技术能力。 

2.2  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数字系统风险巨大 

任何类型的工业革命对经济发展、国家安全、社会凝聚力和人权都有合法和严重的影响。但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第四次工业革命”(4IR)，由于数字应用和系统可以跨越传统边界进行部署的速度和规模，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2.3 国家数字治理模式普遍滞后 

过去，监管部门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赶上新技术及其商业模式带来的危害。然而，国家和社区不应该——也负担不起——等待类似的一段时间来有效管理4IR的监管挑战。

向数字商务和社会动态的快速和广泛转变所产生的外部性是紧迫的，需要立即关注。不幸的是，对大多数国家来说，旨在管理与以往工业革命相关的风险的政策和机构并没有很好地适应当前权力转移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正如美国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Madeline Albright)所描述的那样，“公民正在用21世纪的技术与政府对话，政府正在倾听20世纪的技术，并提供19世纪的解决方案。”

事实证明，19世纪和20世纪的政策不足以管理新兴技术以及控制其使用的私营部门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影响，这不仅意味着社会更容易受到数字系统风险的影响。通过推迟制定和实施深思熟虑和适当的政策，监管机构正在加大对数字平台的权力集中。这可能进一步加剧错误信息的传播，破坏政治制度，造成社会分裂，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并加剧经济不平等。

虽然关于技术监管的公开辩论在美国、欧洲和澳大利亚最为明显，但世界各地都在努力管理4IR技术的开发和部署。然而，正在制定以技术为重点的战略和基础设施的国家与仍处于探索阶段的国家(例如，技术仍在评估而不是实施)在方法上存在差异。除非出现某种形式的制度趋同，否则这种情况可能会在未来几年持续下去。

监管努力的范围从泰国2019年提出的六项数字法案，到马来西亚《反假新闻法》的通过和随后的废除，印度2016年规范该国国家数字身份方案的《Aadhaar法》，以及俄罗斯2019年的授权要求某些消费类设备从2021年1月1日起配备预装的俄罗斯软件。

事实上，绝大多数互联网用户和科技设备都在发达经济体之外:亚洲有超过25亿互联网用户，而中国和印度的智能手机总和是美国的5倍。

2.4 技术治理三个新特征：互操作，敏捷，平衡

监管机制的失败/缺失以及技术的全球化意味着需要新的方法来管理技术影响我们社会的方式。这种方法必须具备三个在以前的时代不太重要的特征:它们必须是可互操作的、敏捷的和平衡的。

此外，嵌入这种新方法需要克服与21世纪的政策制定相关的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往往会减缓或阻碍解决由控制和利用一系列数字技术的结构性嵌入公司带来的风险的努力。 

 3.技术治理挑战 

第四次工业革命（4IR）技术治理挑战

3.1 技术政策到底应该寻求治理什么？

世界各地政策努力的多样性，以及它们所依据的法律原则的复杂性质，可能会给人一种印象，即技术政策影响着现代治理的各个方面。然而，关注最高、最相关的政策关注水平表明，目前政策制定者最关心的是五个主要的技术领域:

（1）国家安全。确保公民的人身安全，以及关键基础设施、通信网络和警务工作的完整性。它包括网络安全、获取设备、网络和数据以打击恐怖主义和严重犯罪，以及执法部门和军方对技术的其他使用。

（2）政府经济议程中的经济发展。保障国民经济收入、产出和生产条件。它包括税收、就业权利、竞争政策、知识产权制度和市场力量；它主要关注围绕生产力及其提高的利益。

（3）基础设施。确保国家基础设施——特别是数字基础设施——得到有效发展和维护，以满足公民和经济的需求。它涵盖电信系统、云计算服务、传感器网络和地理空间基础设施，就新兴经济体而言，它同样以贸易路线和市场准入为中心。

（4）隐私和数据管理。定义并创建与数字网络和数据流相关的隐私保护和例外。它涵盖了隐私权和法规、数据存储和传输指南以及开放数据计划等。它管理关于数据的对话以及支持数据保护所需的策略。

（5）社会凝聚力和文化多样性。通过支持或限制由数字网络和新兴技术促成的活动或言论来引导个人行为。它包括限制极端主义内容，审查被视为不道德或违背国家利益的内容，管理错误信息，对抗民主威胁，限制仇恨言论。在一些国家，社会凝聚力针对的是少数群体和弱势群体，以及人口心理健康的话题。 

将技术政策映射到这五个领域，可以揭示新兴技术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现代生活的基石——安全、繁荣、基础设施、个人和社区权利以及社会凝聚力。因此，不应感到惊讶的是，将技术监管局限于激励新方法的开发和传播，或将监管的作用局限于技术问题，可能会导致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后果、市场扭曲或滥用权力。这可能会导致比最初预期更大的伤害。

上述五个具体领域涵盖了未来十年最重要的技术政策领域。尽管它们远非详尽无遗，但它们涵盖了跨地域和行业的应用领域。然而，在这一领域取得成功有一些关键的挑战；它们是分裂、缺乏证据和不断缩小的政策空间。 

3.2 多级碎片化

政府主导的技术监管过程和结果高度分散。在国家内部尤其如此，国家以下和具体部门的监管经常在国家之间发生冲突。

在国内层面，当今数字和新兴能力的广泛范围意味着技术监管与政府的几乎所有部门都是相互关联的，这就产生了经合组织所说的“横向挑战”。 一个部门的政策干预几乎必然会影响其他部门的目标和工作。如果没有跨部门的协调，横向挑战可能会破坏、减缓或完全停止技术政策努力。虽然“公共领域的技术悲剧”的概念听起来可能令人担忧，但它描述了源于相互依赖系统的系统性风险的性质。例如，改善公民隐私的努力会对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电信基础设施、消费者保护甚至交通运输产生严重影响。鉴于政府部门往往是专业化和孤立的，技术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必须在一系列复杂的公共机构之间进行平衡和协商——这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联邦结构或高度分权的政治体系，复杂性只会增加。各州、各省或拥有自身利益和监管权力的强大城市——不要提及他们自己的专业部门——需要参与。所有这些协调都需要投入时间、员工注意力和专业知识。

在跨境层面，不一致的监管令服务全球客户的企业更加困难。例如，全球最具影响力和最受期待的技术政策之一——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DPR)——几个月来阻止了《洛杉矶时报》等美国大型媒体公司为欧洲客户提供服务。

事实证明，分散的监管在其他领域代价高昂。据估计，全球监管差异将使金融机构损失5%至10%的年收入，每年至少达7800亿美元。

除了产生法规遵从性成本之外，分散的治理方法可能会增加他们寻求解决的风险，只需通过冲突的措施来制造复杂性和混乱。域外法规，如源自美国、欧盟和中国的法规，可能会破坏当地市场和法规，而标准的不一致实施可能会扭曲市场并给最终用户带来负面后果。当贸易的经济复杂性以及围绕透明度和披露非金融表现的新生需求需要一个趋同的体系，而不是一个权力下放的体系时，这是无益的。

在这个节骨眼上，解决现有的监管分散问题既困难又无法解决。因此，当前的努力应该致力于确保未来的政策考虑互操作性等问题。 

3.3 缺乏共享证据

尽管要求监管方法进行更多创新的呼声不绝于耳，但就具体的政策干预以及构建和测试政策的方法而言，各管辖区之间没有足够的证据和知识共享。 

造成这一挑战的原因是，许多与技术影响相关的有用数据被开发和控制这些技术的公司所掌握。数据驱动证据的论点本身就有争议，因为共享底层数据或相关算法被数字驱动的公司正确地视为竞争优势的机密来源。由于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除了保密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保护措施，向监管机构或其他第三方审计机构披露算法被认为是一个重大的商业风险，因为本公开将允许这种系统的复制或游戏。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独立的、可信的监管机构能够实时观察算法的运行，而又不损害公司的知识产权和竞争地位，那么就很难事先评估潜在的风险，也很难事后追究公司的责任。此外，即使可以授予这种监管能力——在这种情况下，持续的监测是必要的，并且是自动化的，以便大规模运行——理论上，缺乏有能力的、连贯的和与国际接轨的体制框架可能会增加跨辖区调查和执法的问题。 

3.4 企业影响力扩大，压缩技术政策空间

需要进一步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技术政策如何受到技术公司的影响。

通过收集世界各地客户的数据，这些公司获得了对消费者偏好和行为的洞察。数据分析的普及性——当通过预测建模针对消费激励时——是一个影响全球数百万消费者的问题，这些消费者公开或秘密地感到被操纵。

随着机器学习的预测进入更精确的生产力模型的开发，这些数据被用于增强创新(例如，开发人工智能能力)，这反过来又有利于技术公司。这不仅给面向消费者的组织带来了问题，而且随着企业既得利益的扩大，还会带来准入平等和政治收益方面的问题。数据还可以用来影响和推动消费者反对可能对公司的市场力量或利润产生不利影响的法规。

这方面一个有趣的例子是2020年11月3日加州选举中被称为“22号提案”的投票措施。2019年，加州通过了第5号议会法案，将劳动保护扩大到员工，对工人是独立承包商还是员工实施了一套更严格的测试，并将区分这些类别的举证责任放在雇主身上。由于担心可能会导致更高的运营成本和未来负债，优步、Lyft、DoorDash、Instacart和Postmates等全球经济公司向“是”运动投入了超过2亿美元的第22号提案，即“基于应用程序的司机作为承包商和劳工政策倡议”。

获得选民批准后，第22号提案不仅仅是利用公众舆论来推翻第5号国会法案中的许多新保护措施，该法案得到了加州州长加文·纽瑟姆的支持。它为州立法者修改它制造了未来的障碍，要求立法机关以加州两院闻所未闻的八分之七多数通过任何修正案。作为回应，人工智能学者梅雷迪思·惠特克(Meredith Whittaker)和维娜·杜巴尔(Veena Dubal)认为，“为了让第22号提案获得通过，尚未实现盈利的演出公司在他们的竞选活动上花费了历史性的2.05亿美元，这实际上为未来反民主的企业立法创造了一个政治模板。”

公司和监管体系之间的这种权力失衡在发展中经济体尤其令人担忧。例如，在只有50%的非洲国家制定了数据保护法规的背景下，非洲大陆为科技公司提供了多样化的数据集。 

 4.反思技术政策

为了应对围绕分裂、缺乏证据和企业影响力的挑战，报告提出决策者需要配备的三种新工具:

• 透明和全面的决策方法，明确传达目标并确定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权衡；

• 重新努力开展跨司法管辖区的合作，特别是通过制定标准以及收集和分享跨司法管辖区的各种技术政策方法的有效性或失败的证据；

• 向敏捷治理的转变，无论是通过系统、设计还是混合方法。 

4.1 认识并尽量减少技术政策中的常见权衡

全球一体化市场、横向挑战和非传统技术商业模式都意味着，任何既定的政策提案都将为政府和公民带来权衡，需要在区域、国家和国家以下各级的决策部门进行管理。

权衡有多种形式，附件中的表1说明了其中一些形式。虽然文献中有充分的理解，为什么权衡是功能性的，如果不是政策流动性的关键，但与技术政策相关的权衡可能会更有活力和结果性。与技术相关的权衡很少是二元选择，而是涉及一系列直接、间接和诱导的影响，其影响只能随着时间和规模的推移而感知。权衡的因果关系超越了直接性，并且会产生连锁反应，并在未来几年影响特定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

权衡A：最明显的政策权衡——也是几乎所有政策努力的共同之处——涉及决定如何在多个政策目标之间分配稀缺资源：分配给一个领域的时间、注意力和公共资金对其他领域不可用。

权衡B：鉴于当前围绕能力和选择的假设，两个政策目标或多或少地直接对立。例如，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法案试图允许执法部门访问加密通信，这必然会通过创建一类新的隐私权例外来破坏隐私保护。此外，允许某些群体享有访问数据的特权，从而使其他群体无法滥用这种访问权，这本身就可能损害网络安全努力。 

权衡C：涉及监管的速度和时机。迅速着手设计和实施新规则可以减少不完全市场或不良行为带来的损失或伤害。它还可以充分利用政治权力或势头的时刻，这些时刻在动荡的环境中可能会转瞬即逝。但仓促的政策努力往往会将利益攸关方排除在外，而精心设计的政策工具需要这些利益攸关方的投入。另一方面，宽松的监管流程可能不仅会延长监管不足的成本。当今技术的快速传播和吸收可能导致不良行为或有害做法成为常态，商业生态系统和个人用户越来越依赖商业模式，这使得干预的政治、社会或经济成本更高。这在“科林里奇困境”概念中有很好的描述。 

权衡D：当特定政策以不同方式影响利益相关者时，第四类权衡就出现了。众所周知，新法规往往涉及合规成本，这些成本很容易被大公司吸收，但会给微型、小型和中型企业造成巨大的财务负担。一个不太明显的表现是，弱势群体由于其物质条件而不太能够获得公共服务，或者对不太富裕的群体实行差别行政费用或官僚障碍。

寻找权衡是一个特定于环境的过程。但以下问题可能有助于确定可能会降低拟议政策的有效性或带来抵消成本的互动，从而使其不可持续或对经济或社会造成净损害:

• l 与正在进行的其他决策努力相比，政策选择的预期投资回报如何？

• l 如果这一政策选择被证明是成功的，政府的其他哪些领域将受到影响？

• l 相对于不作为的紧迫性和成本，收集不同政策选择影响的相关数据的成本和收益是什么？

• l 与富裕人群相比，弱势群体或个人是否会受到这一政策选择的不同影响？

• l 与其他组织相比，特定规模、特定地理位置、服务特定客户或在特定行业运营的组织是否会因为此政策选项而产生更高的成本？

• l 对该领域感兴趣的其他司法管辖区有哪些权衡？ 

权衡在技术政策领域更为重要，因为如今技术更像是一种干扰物，而不仅仅是一种干扰，积极的基础性作用可能与正在改变价值创造过程的几种技术有关。设计一套正确的技术政策可以使经济基础设施得以出现，并长期主导规范性进程。错过适当的机会监管不仅仅意味着失去了未来的选择，还可能导致对一个系统应该如何发展缺乏理解。 

4.2 决策的协作方法

一旦在利益相关者和司法管辖区内部和之间确定了权衡，下一步就是召集将影响相关政策领域变化或受其影响的关键行为者。虽然公众咨询常常被视为使政府已经制定的政策合法化的一种方式，跨越传统体制界限的规范性对话的目标有三个方面:

第一，确认和验证各利益攸关方之间的权衡，以便更好地理解其影响和潜在的抵消干预措施；第二，就现有的政策选择产生反馈，并在可能的情况下产生更好地管理权衡的新选择；第三，确立可能普遍适用的操作原则，从而导致跨辖区标准的制度化。

第三个目标尤为重要。标准支撑着从制药、消费品、食品、药品以及金融服务等行业的监管，也是技术驱动型企业所依赖的物理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面向数字驱动型组织的基于流程的标准要少得多。

这种跨界办法不应否定一项政策在当地和领土上的适用，而应在国际范例的启发下，旨在促成和激励对标准的遵守。 

4.3 敏捷和主动的治理

“敏捷治理”的概念寻求促进更灵活、更流畅和适应性更强的治理方法：指导个人和组织行为的规则、激励和制度。它从敏捷软件开发中获得灵感，体现在《敏捷宣言》中的原则上。

敏捷治理不会优先考虑监管设计或实施的速度，因为速度过快可能会威胁到政策过程或结果的包容性。相反，敏捷治理的思想表明，更加主动、包容和迭代的策略设计方法可以创建严格的系统，即使在压缩的时间段内，这些系统也比传统流程更有效、更具代表性。 

敏捷治理思想的核心是决策应该是结果驱动的和基于证据的，同时认识到环境和需求将在整个政策项目中发生变化。这需要广泛的利益攸关方持续合作，以确保知识以有效和包容的方式流入政策，从而享有更大的合法性。

敏捷治理还明确认识到，指导我们行为的架构和规则——尤其是在技术领域——远远超出了公共部门创造的激励、法规和法律。商业模式、公司政策、软件和产品设计以及技术基础设施都可以在比公共政策更大的程度上影响用户行为和公民的结果。因此，需要跨部门合作治理的新模式来应对21世纪的挑战和机遇。

世界经济论坛已经确定了八种不同的方法和来自世界各地的100多个敏捷治理的例子。除了许多政府正在尝试的政策实验室、沙箱和众包努力之外，它们还包括新形式的行业主导的自我监管、超级监管者的概念、共享的道德原则、标准制定的新方法，以及跨辖区协作治理生态系统的实施和创建。
场景规划是与敏捷治理相关联的一个专业领域，对于围绕新兴技术制定适当的政策至关重要。场景经常与军事演习联系在一起。也广泛用于民用部门，作为一种结构化的方法来探索不确定性、预测外部环境的变化，并产生能够加强当今组织复原力的选项。

场景作为支持敏捷治理的方法的优势来自于它们以参与性、协商性的方式让不同的利益相关者(政府内部和外部)参与进来的能力，识别被忽视的问题和权衡，创造空间来探索当前趋势和低概率事件的二阶和三阶后果，并考虑期望和不期望的未来。正如大卫·赖特等人所指出的，这些都是建设性决策的重要方面，其中不确定性是一个关键因素，使情景成为技术政策的有用工具。

为了支持围绕协作决策的讨论，敏捷治理对政府施加了特别的压力，要求它们在与更广泛的受影响和感兴趣的利益攸关方接触的方式上进行创新。对大多数公共部门机构来说，它将需要投资于与跨部门协作相关的技能和资源，以及知识管理、系统和设计思维。

结 语

   

尝试新的技术政策方法

鉴于围绕一个支离破碎且不存在的治理系统的复杂性，本文中提到的方法并不一定全面。监管框架的多层和多维度受到技术增长和扩张的挑战。这不仅是技术准备问题，更是数字生态系统及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的问题。

报告提议的方法旨在通过解决该政策来解决其中的一些复杂问题。需要在背景、内容和过程三方面进行跨地域和法律体系的监管。

首先，简报建议的一套政策杠杆可以帮助确定特定选择中的权衡和成本分配。决策者可以评估政策的紧迫性，并采取更加面向系统的观点，尽可能捕捉二阶和三阶效应，这些效应体现在分支概念及其各自的权衡之中。关于权衡性质的说明性图表有助于发现最合适的应用领域，并识别可能的意外后果。

第二，建议通过跨辖区的规范性对话以及与特定行业的利益相关方开展合作。

第三，专门针对技术治理及其内在特征：敏捷性。广泛地代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并在探索和基于证据的决策之间达成深思熟虑的平衡，可能会带来更积极主动的企业治理。政策的验证是以结果导向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规定的先验方式。快速调整策略以适应环境的能力使内容和流程成为未来的证据和适应。 

未来几年的监管格局不会是线性的，它将对当前的政策制定方法和统治法律实践数十年的传统秩序施加巨大压力。尽管如此，将治理改革成为实现新的宏伟目标的成功工具的机会，可能会使这十年的政策治理成为最成功的试点之一。如果深思熟虑，它可以导致一个协调的价值体系，创新者和监管者作为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并肩工作。  

唯有江上清风与山间明月

取之无尽，用之不竭

吾与子之所共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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