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关学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之影响
摘要：关学作为张载开创的关中地区的理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关学在发展过程中对关中民风民俗的塑造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北宋张载至明清“三李”，张载的“以礼为教”，吕氏兄弟的《吕氏乡约》，冯从吾的关中书院，乃至“三李”的躬行孝道，崇尚气节，七百年间，关中人刚毅厚朴、务实重礼、崇尚气节、躬体力行的民风民俗特征逐渐形成。
关键词：关学；关中地区；民风民俗；影响
关中平原从古至今就是一个独特的地理区域，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北有萧关，南有武关，处于群山环抱之中，地理位置十分优越。关中平原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关中自古帝王州”，先后有十几个王朝在此建都，这使得关中历史传统悠久，文化积淀深厚，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十分丰富。尤其是北宋“五子”之一的张载在此创立了“关中学派”一大批笃信关学的大儒们，把孔孟儒学以一个新的姿态在关中大地传播，形成了独特的关中文化。而影响这种独特的关中文化的核心，即是关学。本文试从北宋至明清之间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关学大儒，探讨其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的影响。
一、关学的渊源和发展
关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北宋佛教对儒学严重威胁，赵宋王朝积贫积弱时，在今陕西关中逐步形成的一个独特的理学学派。在学术界，对于关学的界定一直没有停止过。以陈俊民先生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认为“关学不是历史上一般的‘关中之学’，而是宋元明清时代关中的理学”。[1]而以侯外庐、张岂之等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则认为“关学当时与洛学、蜀学相鼎峙，但北宋亡后，关学就逐渐衰熄”。[2]前者可理解为广义的关学，是就其地域文化而言。后者有其相对局限的时空界域，可以理解为狭义的关学。而本文所研究的关学，是广义的关学，即北宋至明清时期关中的理学。
北宋中期，张载创立关中地区的理学，与湖南周敦颐的濂学，河南二程的洛学三足鼎立。这三大学派又与朱熹的“闽学”并称为宋代四大学派。张载（1020——1077），字子厚，原籍大梁，生于长安，随父亲侨居于眉县横渠镇，成名后即在横渠讲学，人称横渠先生。张载曾上书范仲淹，建议向西夏用兵并准备联络一些人攻取洮西之地。范仲淹认为张载可成大器，便勉励他读《中庸》，学儒家经典。他研究儒、佛、道诸家学说，推崇儒学，进而推进了由韩愈所开创的，以儒学为主，兼容佛道之说的新儒学体系。张载一生著作很多，有《正蒙》《西铭》《易说》等，今人编为《张载集》。
关学重视躬行实践，发扬实学学风，走上了笃实重礼的道路。在张载时代，“关学之盛，不下洛学”而在张载之后，关学分成了三原学派、关中心学和关陇学派，仍有无数后人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撑着关学。张载的学生和从学者，据冯从吾先生的《关学编》，虽然只列出了张戬、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苏、范育、侯仲良等七人，但他们却对关学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关学自张载创立之后!经由吕氏兄弟和苏等人的传播才得以流传。虽然在张载去世之后，苏和吕大钧、吕大临等弟子又投奔于二程门下，但他们“笃信师说”，仍将关学作为他们思想的核心。此时，固守关学的弟子渐少，关学出现了一时冷落的局面，元代只有杨恭懿、杨奂等人在关学上有所建树。然而，寥寥数人坚守的关学并未衰熄，到明代以后，关学的发展出现了转机，以薛瑄为代表的河东之学，崇尚气节，躬行礼教，发扬关学学风。他们在兰州讲学，于周蕙门下受学。周蕙门徒薛敬之、李锦又将这种学说再传到关中。薛敬之的学生吕柟更是承继了张载宗风，“关中之学益大显明于天下。若夫集诸儒之大成而直接横渠之传，则宗伯（吕柟）尤为独步者也。”[3]至明后期万历、天启年间，冯从吾成为关学的代表人物。少墟先生有志振兴关学，是明代关学中把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融合起来的集大成者。他曾与蓝田秦关等在许敬庵所开正学书院讲学，后又创立关中书院，专讲明理学，培养了许多“关学”学者。从那时起，关中的各类书院，大大小小，如雨后春笋，纷纷脱颖而出。王心敬在《关学续编》中指出：“盖夫中道学之传，自前明冯少墟先生后寥寥绝响，先生起自孤寒，特振宗风。”至清代时，关学尤以“关中三李”最盛，他们开清初关中学术之新风气。明清之际，宋明理学已经深陷“空疏无物”、“虚谈玄理”的末端，而关学的发展也至李二曲结束。从北宋张载至清初李二曲这700年间，经过众多学者的探索研究，形成了独特的关学精神，为中国学术史、哲学史作出了重大贡献。尤其对关中人的民风民俗、人格精神的铸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张载“以礼为教”
张载的关学思想有其十分鲜明的特点。冯从吾《关学编·横渠张先生》中写道：“其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穷神化，一天人，立大本，斥异学，自孟子以来，未之有也。”他的学术思想融合了多家学说，大概可总结为：以“气”为本，以“礼”为教；注重实践，主张经世致用。我们暂且先不讨论张载复杂的哲学思想，而仅以“以礼为教”来审视他对关中地区民风民俗的影响。张载的自然观最重“气”，对社会生活最重“礼”，“礼”是人们社会生活中最为直接具体的规范。关中自古重“礼”，文王、武王、周公更是以“礼”治天下。张载学说的“以礼为教”就是希望通过恢复传统的礼仪制度来改变当时的社会风气，建立有礼有序的礼制社会。张载变法求新的理论基础即是《周礼》，他企图通过“礼”的形式把“井田”与“封建”说成是符合天经地义的最美好的政治制度。[4]张载生活的时代。正是北宋王朝积贫积弱的时代。一方面各门科学技术长足进步。农工商生产飞速发展。另一方面却是土地兼并。农民破产。南北各地农民起义不断发生。政治腐败。经济衰落。北宋政府内忧外患。危机四伏。对于这样的状况。张载认为解决社会矛盾的关键就在于恢复礼乐。
但是，在这里我们应看到张载的“礼”，同三代的“礼”是有区别的，三代的“礼”指的是君子行为的准则，即一些典章制度。而张载这里所说的“礼”不仅指三代圣人所提出的典章制度，他还将“礼”归结为“理”，他认为“盖礼者理也，须是学穷理，礼则所以行其义，知理则能制礼，然则礼出于理之后。今在上者未能穷，则后者乌能尽！今礼文残缺，须是先得礼之意，然后观礼，合此理者即是圣人之制，不合者即是诸儒添入，可以去取。”（《张子语录·下》如果不认识天道运行的规律就难以实行礼制。“理”决定“礼”，“礼”又从属于“理”张载用“理”把作为当代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和道德风俗的“礼”从本质上规定为永恒不变的天道运行的客观规律，达到了使封建伦常本体化、永恒化的理学目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出来，张载已经把儒家的礼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高度。
张载的这一“以礼为教”思想，为后代关学学者一直沿袭，成为关学精神的核心，也对关中民风民俗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此，二程称赞道：“关中之士，语学而及政，论政而及礼乐兵刑之学，庶几善学者。”张载也自豪地告诉他们：“如其诚然，则志大不为名，亦知学贵于有用也。”[5]关中历史上，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礼制统治天下。
而到了唐代，儒、释、道三教并立，中西方交流紧密，关中唐人的生活随意松散。在张载及其弟子的“以礼为教”思想的影响下，关中民风民俗初步摆脱了唐代以后的简单随意，逐渐恢复了礼法。《宋史·地理志》中记载天水人“人性质直”，凤州人“质直好义”，阶州人“性多质直”等，从这些可以窥见陕西人民的性格：忠厚直爽。而程颐也曾说过关中人“刚劲敢为”，这些都充分说明恢复礼制的难度很大，只有关中有此魄力而为之。但张载言传身授，使得关学精神深入人心，“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6]程颐所说的“刚劲敢为”的关中人，就是吕大钧吕氏兄弟。
三、吕氏兄弟《吕氏乡约》
蓝田吕氏兄弟共六人，其中一人早亡，五人中举，而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吕大临四人很有作为，人称“吕氏四贤”。宋史还专为吕大防作传，后附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传。而《关学编》中，冯从吾却为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各写一篇，在进伯吕先生后附吕大防，由此可见吕大钧三兄弟在关学发展中占重要地位。
关学在张载时期盛极一时，张载去世后，其弟子吕氏兄弟投奔于二程门下。但他们仍以关学精神作为自己的学术核心，固守关学之风，一生崇尚气节，躬行礼教，注重实践，是宋代著名的关学大家。
吕氏兄弟对关学最大的贡献就在于创作了《吕氏乡约》，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成文的较为完整的乡约，因在蓝田实行，又称《蓝田乡约》。“乡约”是邻里乡人互相劝勉共同遵守，以相互协助救济为目的的一种制度。关于《吕氏乡约》的作者，由于《乡约》后面有一段吕大忠的文字及署名，很多人就把他当作了作者。但实际上作乡约、推行乡约的人，却是吕大钧。吕大钧为人朴实厚道，有着关中人特有的性格，他和张载为同榜进士，却因仰慕张载的品行，拜于张载门下。他恪守张载的躬行礼仪。在给父亲办丧事时，完全按照习惯礼节进行。他还将这些礼仪规范推及到婚礼、饮酒、庆典等活动中。最后在其他兄弟的支持和努力下，编写了《吕氏乡约》《乡仪》等。吕氏兄弟推行乡约是对张载时期形成的改善风俗行为的继续和发展，是对张载改善风俗的行为进一步制度化，体现了关学“以礼为教”的思想，是关学对关中民风民俗影响最深的表现。
《吕氏乡约》内容丰富，主要包括：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患难相恤的项目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贪乏七项，约中人据事情缓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约，给予救助。详细论述了德业、过失、礼仪、处事的基本含义和相互关系。体现了浓厚的民间自治特点：乡人自愿加入；由乡人推选管理者；每日、每季一聚，使乡人相亲友爱；赏罚公开、议事民主。《乡约》不仅是地方自治的制度，也是一种社会理想。日常生活中，乡人互相关心，互相照顾；对乡里事物的管理，由乡人自主推选管理者；定期聚会，让乡人之间气氛融洽。所有的这些都培养了人们之间相亲相爱、和睦相处的关系。《乡约》把封建的道德规范转化为具体的行为规则，使纲常礼教通过礼仪形式发挥其社会作用。
《吕氏乡约》《乡仪》是最早的一部村规民约，它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规范了关中农村民俗礼仪，增强了乡人的自主意识。吕氏兄弟躬行礼仪，起草《乡约》，希望将《乡约》从本乡推行到蓝田，再到关中，最后到天下后世。虽然《乡约》的推行范围没有吕氏兄弟想象的那么大，但确实为关中地区民风民俗的改变起了很大作用。在《宋元学案·吕范诸儒学案》中写道：“横渠之教，以礼为先，先生条为乡约，关中风俗为之一变。”[7]关中人松散随意的生活，在这一时期有了改变，各项生活有礼可依，“关中风俗为之一变”。张载也称赞道：“秦俗之化，和叔有力。”南宋时期，朱熹根据《吕氏乡约》重新加以修改编写，写成《增损吕氏乡约》，使得《吕氏乡约》再度闻名。明代关学大家吕柟在解州主政期间，以《吕氏乡约》为为政之本。明代王云凤、冯从吾均在吕氏故居创办书院，大讲《吕氏乡约》。《吕氏乡约》自北宋吕氏兄弟开始推行，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使“中风俗为之一变”。甚至今天，关中农村的婚丧嫁娶、小孩满月、老人过寿、节日庆典及民间聚会等活动中仍然沿用着《乡约》中的礼仪规范。可见《乡约》对关中民风民俗的影响之深。
四、冯从吾和关中书院
北宋之后，关学由于众多门人投于其它学派，笃守关学者甚少，关学日渐衰落。到了明朝，关学的发展有了转机。自吕柟之后，关学开始中兴。至明代万历年间，关中地区又出现了一位关学大儒：冯从吾。
冯从吾（1556—1625），字仲号，号少墟，谥恭定，陕西长安人。冯从吾自小喜欢读儒家经典，对宋明理学非常有兴趣，对关学在关中地区的再次兴起，有很大的作用。他是当时重要的理学大师，人称“关西夫子”。万历时中进士，曾官至御史、工部尚书等职。冯从吾性情耿直，为官清正，由于不愿看到朝政日益衰落，上书谏诤，冒犯圣颜；又因一贯与阉党斗争，被迫辞官还乡。
辞官之后“身退里居，掩关九载，精研挈悟”，他闭门谢客，专心致力于理学研究和讲学著述活动，希望通过讲学来宣传自己的政治见解和学术观点。他认为在那个危机的社会，国家应该在各处大兴讲学之风，使当政者能听到学者们的意见，注意到他们的研究内容，为国家兴盛采取适当的措施。于是，冯从吾在朋友萧茂才等人的帮助下，在长安城南门内的宝庆寺里开始讲学。“从者如流，门下士多千余人，一时称关西夫子”。地方官员在冯从吾讲学的感召下，建关中书院，后来冯从吾讲学、主事均于关中书院。因冯从吾发扬务实的教育风格，制定严格的学规校约，使关中书院很快成为全国闻名的四大书院之一。虽然冯从吾和关中书院的渊源只有短短的17年却为关中地区理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培养了一批有识之士，也为关中地区勤恳务实的民风做出了表率。
冯从吾对士人的风气十分重视，他认为“世道污隆，系士风厚薄，而返薄还厚，倡之者当自士大夫始”（《冯少墟集》卷五《关中士大夫会约》），对士人的风气在风俗变革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冯从吾对这些乡怨之气，非常厌恶。[8]冯从吾师崇于儒学，以“德”作为讲学的重点，而“德教为先”也就成为关中书院教学的主要思想。当时，关中士风存在许多问题，如相互争讥、诋毁，自以为是，是非不分，不能坚持正义等。而士风的混乱，使得关中民风也受到影响。冯从吾对这些乡怨之气，非常厌恶。他在讲学中针对秦人的风俗提出批评：“秦俗明知敬之是，而百方嫉忌之，百方吹求之，使敬者必至于无所容。明知肆之非，而百方押溺之，百方左祖之，使健者益，至于无忌惮……”（《冯少墟集》卷二《正俗俗言》）他希望以德来教化士人，以礼来改变关中风俗。他要求全院师生做到“纲常伦理要尽道，天地万物要一体，仁止久速要当可，喜怒哀乐要中节，辞受取予要不苟，视听言动要合礼。”（《冯恭定公全书》卷二《关中书院语录》）冯从吾在整个教学过程中，始终把德行放在第一位。为此，冯从吾同关中学人一起制定了士人交往的规约，以及关中书院的一系列规章制度，包括《士戒》《关中士大夫会约》《关中书院语录》等。这些规章制度大到为人处世，小到日常规范，对士人的言行举止、日常行为、与人交往等都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这体现了他崇真尚简，“戒空谈、敦实行”的精神指向，符合关学精神核心。
冯从吾孜孜不倦地讲学，制定各种规约，主要是希望通过士人规范自己的日常行为，以至关中风俗向善发展。就像他在《谕俗》一文中所写的：“千讲万讲不过要大家做好人，存好心，行好事，三句尽矣。”很直接通俗地向人们宣传了儒家讲经论道的真谛。文中还收录其旧作对联一幅：“做个好人，心正、身安、魂梦稳；行些善事，天知、地鉴、鬼神钦。”冯从吾一心只想做个好人，行些善事，用自己的讲学来影响和改善关中士风，以至改善关中民风。不过他确实做到了，“《关中士大夫会约》行之十余年，没有更改”，可见当时士人对其规章条约非常尊崇。也可以看出这些规约，对关中地方士风民俗的改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后人对冯从吾十分敬仰。顾炎武题《冯少墟像赞》中说道：“白练之刚金，岁寒之乔松。”李二曲任教关中书院，只为“少墟设俎豆，欲重振关学，继往开来”。李二曲对冯从吾的敬仰，也为他研究关学奠定了一定基础，使他和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合称为“关中三李”。
五、关中三李：躬行礼教，崇尚气节
对于“关中三李”，学术界曾有两种提法。一种是认为“关中三李”是指作为诗人的李楷（则叔）、李柏（雪木）、李因笃（天生）三位。另一种说法则是指作为理学家的周至李颙(二曲)、眉县李柏、富平李因笃。作为关学，在此要讨论的则是后者。“关中三李”生活在明末清初，正值易代之际，社会动荡,学术争鸣。关学的发展也自明代冯从吾之后，“寥寥绝响”，而至“关中三李”，关学又重振其宗风。关于对关学的终结问题，陈俊民先生认为关学在“关中三李”结束，确切地说是在李二曲之后做了终结。但很多学者则认为在李二曲之后，关学仍在发展。当然，关学的终结不论在哪个时期，“关中三李”对关学重新兴盛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关中三李”的学术思想受张载、冯从吾的关学思想影响很深。李二曲是清初躬行礼教、崇尚气节的楷模。他提倡悔过自新，为学要注重修德，主张培养“真儒”。李因笃由于其父是关学大师冯从吾的私塾弟子，受其父影响继承关学学说，对经学的研究发挥着关学思想。他主张理学应该以经学为本，为人应以“圣人为规矩”。李柏一生淡泊，不结交达官权贵，在太白山长期过着隐逸的生活，号“太白山人”，治学自成一家，一生以求道为最大乐趣，气节高尚，他的学术思想比较接近张载。“二曲理学，天生文学，雪木高隐”，虽然三李各有所重，但在他们的思想主旨中都体现了躬行实践、推崇礼教、重视气节的关学精神。
在躬行礼教方面，“关中三李”都各自遵行着。李二曲在躬行礼教实行孝道方面堪称楷模。在他很小之时其父战死襄城，其母从小就以忠孝节义教导他。母亲在世时，他对母亲十分孝顺。母亲去世之后，为母亲庐墓三年，之后还徒步两千多里赴襄城为其父立祠。而李柏亦是重视孝道。《国史·儒林传》中写他“事母至孝，倍力艰辛，而色养不衰”。母亲去世之后，亦如二曲庐墓三年。李因笃“山居奉母，不褐是甘”，“奉母家居，晨夕不离左右”。这些都可以看出来“关中三李”躬行孝道，重视礼教。而在崇尚气节方面，“三李”虽然有济世之志，但都不愿苟安于世，不愿为权贵而折节。[9]李二曲自誓终身不仕，康熙称其“读书守志，可谓完节”。李因笃“恪守考亭，不参异见”，不为权贵亦不轻易改其初衷。李柏隐居太白山十余年，不问世事，可谓“志洁行芳，皎然绝俗”。
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是关学的优良学风，也是宋明理学的特色。而“三李”更是严守发扬。李二曲以“开物成务，康济时艰”为己任，提出了“儒者之学明体适用之学也”的重要思想。他明确地把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作为自己治学做人的崇高目标。李因笃在经世致用方面，提出研究的目的是通晓治国之道，有裨于国计民生。他倡导“石不言而自坚，兰不言而自芳，海不言而自深，乾不言而自刚”[10]的务实精神。
“关中三李”不仅能做到躬行关学精神，还通过讲学、交友论道等方式积极探讨、实行、宣扬关学精神。如李二曲长期主张培养“真儒”。他还以《礼记》中摘录关于儒者的论述，写成《儒行篇》，以作为“真儒”的行为规范，要求从学者，使关中教育及办学之风进一步得到发扬光大。在关中书院的带动和关学严谨教风的渲染下，关中兴学之风逐渐变浓。南北方学术交流密切，“三李”讲学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桃李满天下，为时人所敬仰。他们一方面使得自己的学术视野得以开拓，兼容并蓄，另一方面又广泛传播了关学思想，弘扬了关中文化，把关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在“关中三李”的努力下，也使得关中民风民俗得到了改善，民风民俗变得豪爽而质朴。
六、总结
关学自北宋张载建立到清代李二曲结束，凡700年间，虽有起落，但仍然是一脉相承沿袭下来的。从北宋张载的“以礼为教”，吕氏兄弟的《吕氏乡约》，到明代冯从吾的关中书院，最后到清代“关中三李”的躬行孝道、崇尚气节，关学的这些思想发源于关中，流行于关中，而这些北宋到明清的关学代表人物，不仅对关学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而且对关中移风易俗有很大影响，形成了关中人刚毅厚朴、务实重礼、崇尚气节、躬体力行的气节。
关学发展的最大作用就是将儒家教化由官方推向民间，由士人推向百姓。以张载为代表的关学大儒们大多淡薄富贵功名，不因强势而折节，恪守儒家伦理道德。《明儒学案》中说：关学学者“多以气节著，风土之厚，而又加之学问者也”。又因为关中地区自古自给自足、安土重迁，才使得关中人养成了自我满足、安逸松散的意识。而关学在关中地区的发展和传播，使得关中的文化、经济，包括民风民俗、礼仪、甚至关中人的性格等，都十分清晰地承袭着关学文化的精神。
关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重使命、崇道德、求实用、尚气节、贵兼容的优秀精神，塑造了关中人浑厚、坚实、耿直、质朴的文化性格和关中学者勤奋、求实、严谨、有责任心、有正义感的精神品格，一直延续至今。[11]我们现在研究关学，就是要理清关中文化的演进，批判和吸取整个过程中的弊端和优势，来进一步挖掘这些宝贵资源，使关中文化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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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文发表于《理论导刊》2010年第1期，作者：陈正奇，焦陆艳。陈正奇，西安文理学院教授，兼任陕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西安古都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西安地方史、中国古代史，中国农史，中国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先后在《中国农史》《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科版）《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唐都学刊》《今传媒》等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出版教材有《中国古代简史》《陕西简史》《可爱的陕西》《陕西省情教育》等10余部，出版著作有《长安农事拾遗》《鉴真大师与唐文化东传》《长安学人评传》《隋唐长安城文化管窥》《秦岭四库·文明春秋》《故园追风》等。以上文字、图片资料整理：王建国。原创授权发布，转载注请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