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唐五代“土团”问题考论

“土团”作为“团练化”的武装力量(1)，原本是中唐以后地方应对动乱困局重要的依赖力量，但自黄巢之乱后，随着帝国对地方逐渐失去控制，遂蜕变为支持割据、颠覆帝国的重要帮凶；五代“土团”对地方影响更甚，成为一些地方势力称雄一方的军事支柱，甚至以此建立割据政权。遗憾的是，如此对唐五代社会影响极为深远的地方武装，学界却关注不够(2)，系统性研究尚属空白，故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本文拟从唐五代“土团”的招集与统领、规模与供给、时空分布与地方社会等方面略作考述，不当之处祈请方家教正。

一、“土团”的招集与统领

军人的来源方式，作为中古军制研究不可忽缺的内容之一，它对构成这一制度的本身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故有必要考察唐五代地方特色分明(3)、具有团练色彩的地方民兵——“土团”的招集方式。

（一）“土团”之招集

“土团”，作为中唐以后地方“团结兵最重要的一种”(4)，传统典籍对此很少记述，而涉及其招集情况的资料则更为少见，目前仅有五则史料对此稍有涉及。如会昌四年（844），武宗戡平昭义之乱，为迅速恢复地方秩序，朝廷颁布敕令，责令其“所籍土团并纵遣归农”(5)。咸通元年（860），浙东发生裘甫之乱，王式受命南下，“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6)。中和三年（883），浙西裨将王郢作乱，杭州临安人董昌，“始籍土团军，以功擢累石镜镇将”(7)。大顺元年（890）五月《资治通鉴》考异引《唐末见闻录》曰：“昭义状申军变，杀节使，当日点汾州五县土团将士赴昭义”(8)。考诸上述史料，无论会昌四年昭义“所籍”的“土团”，还是咸通元年浙东“更籍”、中和三年杭州“始籍”以及大顺元年汾州“（征）点”之“土团”，它们都是通过“籍”与“（征）点”的方式招集而来。倘若据此推论，我们似乎可以得出“土团”均属政府依户征集之性质，而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如在乾符之末，“黄巢乱江南，永兴民皆亡为盗，（鄂州）刺史崔绍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贼不敢侵”(9)。鄂州刺史崔绍在面临黄巢寇掠之时，何以放弃此前屡屡由“籍”、“始籍”、“更籍”，或点（籍）之惯例，而是采取招募之法？由于未见其他诸史见载，或许这仅仅是一个特例而已(10)。

（二）“土团”之统领

军队的指挥权，即军人由何人统领，它不仅涉及这支军队的性质、属性，而且直接关系到国家对军队的控制状况，故为探讨军制不可或缺的内容。

团结（练）、“土团”，作为唐代地方兵役的重要承担者，关于前者之统领，《唐六典》称开元始设关内团结兵，其秦、成、岷、渭、河、兰六州“皆令当州上佐一人专知统押”；而黎、雅、邛、翼、茂五州则“并令刺史自押领”，“若须防遏，即以上佐及武官充”(11)。大历十二年（777），代宗采纳宰相常衮之议，“奏罢诸州团练、防御等使”，但仍“令刺史主当州军事，司马同副使，专押军案；判司本带参军，便令司兵判兵事”(12)。即大致说来，诸州团结（练）的直接统领者当为本州的刺史、上佐与司兵参军等，他们分别以团练使、团练副使等名义加以统领，而藩镇则由藩帅以都团练使加衔的形式予以统辖。那么，“土团”统领的情况是否也类似于此呢？这就需要对相关的史料详加考证。

关于“土团”之统领，唐、五代的史料多有涉及。如会昌元年十月，雄武军奏事官吴仲舒至京，武宗诏宰相问状，仲舒称雄武军使张仲武“性忠义”，颇得众心。李德裕问雄武“士卒几何”？对曰：“军士八百，外有土团五百人”(13)。会昌四年八月，武宗戡平刘稹之乱，朝廷敕令昭义“所籍土团并纵遣归农”(14)。咸通元年四月，王式受命平乱浙东，由于当地“府下无守兵”，于是更籍“土团”以补之，并命“北来将韩宗政等帅土团”(15)直趋奉化，以解象山之围。乾符五年正月，沙陀李尽忠陷河东遮虏军，节度使窦澣“遣都押衙康传圭率河东土团二千人屯代州”(16)。次年五月，诸道都统王铎以泰宁节度使李系为家世良将，奏为行营副都统兼湖南观察使，“使将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17)。乾符之末，黄巢乱江南，鄂州刺史崔绍“募民强雄者为土团军”(18)。广明元年（880）四月，以检校吏都尚书李琢充蔚朔等诸道行营都招讨使，令东北面行营李孝昌、诸葛爽、王重盈、朱玫等兵马及“忻、代州土团，并取琢处分”(19)。中和三年，太守颍川公（陈晟）屯青溪，他鉴于“盗贼”祸乱地方，乃以“土团、兵士镇铜官山江女柅，制衢、信、黟、歙”(20)等州。

考诸上述史料，除了会昌元年雄武军之“土团”，史籍未明确提到它的统领者，文中将其与所部正规“军士”（即官健）相提并论，因其部“军士”无疑由雄武军使直接统领，故“土团”没有理由例外。随后，从会昌四年到中和三年（844～883），无论是叛乱的昭义留后刘稹、浙东观察使王式及其所辖之将韩宗政，还是太原都押衙康传圭、湖南观察使李系、鄂州刺史崔绍、诸道行营都招讨使李琢以及行营诸将李孝昌等，还有所谓的“太守颍川公”陈晟，他们作为镇守一方的朝廷命官，或“帅”，或“将”，或“处分”其部之“土团”，表明这一时期的“土团”，作为帝国地方民兵的一种，完全由中央委派的官员，如节度使、观察使、刺史、招讨使，或者由他们麾下的将官统领。

然而，自晚唐中和、广明以降，随着黄巢之乱的深入，地方动乱进一步加剧，“土团”作为政府治下的民兵，其统领者的身份开始发生显著地变化，如前述“出于行伍” (21)的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起家，并以功擢累至石镜镇将，于中和三年逐杭州刺史路审中，而“自领州事”(22)。广明初，湖南“盗贼”蜂起，武陵蛮雷满等聚众为“土团军”，以豪者“补置伍长”，并被诸蛮推置为帅(23)。以“趫卞横里中”的孙儒，曾为忠武裨将，后附于“蔡贼”秦宗权，在黄巢败亡后，他率所部“土团白条军”(24)攻城略地，为祸一方。鄂州永兴县民吴讨，亦趁乱“以土团帅起，据黄州”(25)，而率部投奔“为里俳儿”的杜洪(26)。光启之末，时“两川用军”，地方混乱，豪民景义全纠集“土团”数千，“雄踞县邑”(27)。马殷死后，诸子争立，朗州静江军诸将欲召溆州酋长苻彦通为援，周行逢认为“蛮贪而无义”，不足以成大事，且有“暴殄百姓”之忧，然亦畏其为患，因“蛮酋土团都指挥使刘瑫为群蛮所惮，补西境镇遏使以备之”(28)。由上观之，不迟于唐末中和三年，迄于后周广顺之际，因天下大乱，地方势力纷纷依托“土团”而雄霸一方，其统领者的身份开始由朝廷的命官转化为地方的豪强。后来，他们虽多投靠朝廷，并获得官方的地位，但仍难以掩盖其草莽之迹。

二、“土团”的规模与供给

在社会严重失序的唐末，地方势力纷纷粉墨登场，他们统兵的规模往往成为对地方政治影响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故关于唐五代“土团”的探讨自然不能例外。

（一）“土团”的规模

唐五代典籍，原本仅有为数不多的资料涉及“土团”问题，而这些资料往往不是与其规模无涉，就是语焉不详。当然，也确有极少史藉述及“土团”的数量。如会昌初年，回鹘因离乱寇边，武宗敕令幽州严阵以待，朝廷召奏事官吴仲舒，“细问雄武，只有兵士八百人在，此外更有土团子弟五百人”(29)。咸通元年，裘甫乱浙东，王式统兵南下，“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得四千人，使导军分路讨贼；府下无守兵，更籍土团千人以补之”(30)。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石镜镇将”(31)。时杭州八县，每县招千人为一都，故谓之“杭州八都”(32)。乾符五年五月，李克用父子叛乱，并纠合沙陀攻陷遮虏军，河东节度使窦澣“以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赴代州”(33)以为守御。同年，黄巢南下福建，建州人陈岩聚众“数千保乡里，号‘九龙军’”(34)。乾符末，刺史路审中赴任杭州，为董昌所拒，败走黄州，至中和间“募士三千入鄂州以守”。广明中，湖南饥馑，盗贼四起，武陵人雷满等“聚诸蛮数千”，置为“土团军”(35)。光启间，蔡将孙儒以“土团白条军”横行天下，“有骑七千，因略定傍州，不淹旬，兵数万”(36)。光启末，“两川用军，所在土团聚结，有景义全者，纠集数千人，握众顾望，雄踞县邑”(37)。天复三年（903），淄青王师范叛，其部莱州欲“遣州兵洎土团等五千人将援青垒”，但旋为朱温大将杨师厚击败(38)。

根据上述有关“土团”的史料，我们不难发现，在会昌之际，幽州雄武军有土团子弟“五百人”。咸通元年，王式平乱诸军与“土团”子弟合“四千人，又“更籍土团千人”，故“土团”数额当为千人至五千人之间。乾符二年，临安人董昌招募杭州土团“八都”，时杭州八县，每县招“千人为一都，时谓之“杭州八都”(39)；又，《旧唐书•僖宗纪》认为“都”作为唐五代一种固定的军事编制，明确称“每都千人”(40)，故“杭州八都”实为八千人。乾符五年，代州刺史康传圭发土团“千人”(41)以御沙陀。同年，建州人陈岩聚土团“数千”人，号为“九龙军”。中和之末，黄州刺史路审中亦募土团“三千”。光启时，孙儒纠集“土团白条军”数万。广明时，武陵人雷满等聚蛮“数千”为土团军。光启之末，两川景义全纠集土团“数千人”。天复三年，莱州援助王师范的“州兵洎土团等五千人”，即莱州的“州兵”与“土团”合计五千，即该州“土团”规模当在五千人以内。考诸上述史料，唐五代各地存在的“土团”，其数量往往并不固定，少者五百，多则数万，但多为“数千人”的规模，而且整体上呈现出日益增多之势。

（二）“土团”之供给

自中唐以降，随着府兵淡出历史舞台，健儿（或曰官健）与团结（或曰团练）遂成为国家兵役的主体；然而，晚唐五代地方兵役的主要承担者则是“土团”、乡兵与子弟，因乡兵、子弟与本文主旨无关，且已另文探讨，故此不赘。关于官方给予健儿、团结的供给，《资治通鉴》曰：“召募给家粮、春冬衣者，谓之‘官健’；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42)。《唐会要》则曰：“兵士量险隘召募，谓之健儿，给春冬衣，并家口粮；当上百姓，名曰团练，春秋归，冬夏追集，日给一身粮及酱菜”（43）。《唐六典•尚书兵部》亦称凡关内团结兵“选丁户殷赡、身材强壮者充之，免其征赋，仍许在家常习弓矢，每年差使依时就试”（44）。依据上述材料，我们不难发现：作为国家招募的职业兵—健儿，不仅其衣食全部由政府承担，甚至还包括随军眷属的“家口粮”在内；而团结（团练）作为地方民兵的一种，他们平时在家务农，仅在秋冬“追集”之时，官方才提供给其“身粮酱菜”，不过这往往以政府对他们赋役的减免为前(45)。那么，对于那些临时性征集、非正规化的地方武装“土团”，其供给状况又如何呢？为此，需要对其进行详加考证。

关于“土团”之供给，因唐、五代史籍并无明确的记载，我们难究其详，但我们仍可以通过对有限资料的分析加以推断。如会昌之际，朝廷为尽快平定泽潞，对参与戡乱诸军颁布“赏格”，特别强调“如是土团（练）、乡夫之类，不在此例”(46)。咸通时，仇甫乱浙东，懿宗令王式率军讨伐，他大阅诸军，“集土团诸儿为向导”(47)，且“更籍土团千人”以补兵力之不足，并训令他们“毋争险易，毋焚庐舍，毋杀平民以增首级！平民胁从者，募降之”，若“得贼金帛，官无所问”(48)。乾符五年，沙陀首领李尽忠陷遮虏军，河东节度使窦澣“发民堑晋阳”，以都押牙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赴代州”。土团开拔至城北，却“娖队不发，求优赏”，当时河东“府库空竭”，派往劝慰的马步军使被叛军剐杀。节度使窦澣被迫与监军使前往“慰谕”，并承诺“人给钱三百，布一端，众乃定”（49）。

阅读上述史料，我们发现，会昌戡平泽潞之役，在朝廷颁布的“赏军格”中，明确将官军捕获参与叛乱的“土团”置于赏赐范围之外，清楚表明地政府对“土团”的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或许与其在战争中发挥的作用不无关系。又如在王式戡平浙东之乱中，政府如何供给“土团”，文中只字未提，仅仅强调他们“得贼金帛，官无所问”。这意味着，官方变相地默认“土团”可以从“盗贼”处掠取财物而不予追究。至于在乾符五年发生的晋阳“土团”事件中，“土团”在开拔之际，“求赏呼噪”，并怒杀“宣慰”的马步军使邓虔，迫使河东节帅窦澣“借率富户钱五万贯以赏之”(50)。这或许与“土团”长期被政府聚集“团练”而脱离生产，造成他们生计艰难不无关系。因“土团”具有“团结土人为兵”(51)的性质，显然属于地方团练兵的一种。正规的团结兵尚且仅在“追集”之时，政府才供给其“身粮及酱菜”，加上土团“不在中央规定的军额内”(52)，无疑其“地方色彩比团结兵更加浓厚”(53)，导致它们“正规化”的程度更低，供军的标准自然无法与团结相提并论。政府为了激励“土团”的士气，依照惯例，通常在战前“优赏”士卒，战争中允诺“得贼金帛”以为赏赐，太原“土团”的兵变求赏、王式战前对“土团”的训话，这恰恰是政府对“土团”平时不予供给的明证。唐人韩愈在《论淮西事宜状》中提到元和之际与蔡州接界的“村落百姓”，他们“悉有兵器”，常常“习于战斗”，并由“土人”构成，明显具有“土团”的诸多特征(54)。由于他们“自备衣粮”，政府无需承担他们“身粮酱菜”的费用，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土团”实属国家平时不予供给的地方民兵。

三、“土团”的时空分布

“土团”作为唐五代地方兵役的重要承担者，如果依据现有的传世文献，以史籍中明确含有“土团”的词条进行检索，就这一阶段而言，我们发现“土团”的区域分布尽管非常广泛，其实它既没有存在于整个唐五代王朝，也没有遍布于帝国的所有区域，而是仅存于特定的时空范畴。为了研究的方便，现依据相关资料列表如下：

需要说明的是，关于“土团”研究所涉及的典籍，其中所载之史实，由于唐代自中期以降，官方记录颇多散佚，使得诸史阙载的问题非常普遍，尤其至唐末，因帝国已陷入分崩离析之境，官方档案失载的现象就更加突出，五代时期亦复如此。由此造成，现存的相关资料极度稀缺，这势必影响可供研究范本的数量，由此导致有限的数据统计，其精确程度或稍显不足；然而，传世典籍资料存世的随机性，而赋予很高客观性与可信度。那么，特定时段资料的丰富，则意味着其存在的广泛；同样，特定区域资料的丰富性，则意味着它在该区域分布的广泛性。

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在上表排列的“土团”中，它最早出现于中唐会昌元年，谢幕于五代后周广顺二年。在已知的史籍记载中，目前共有17条史料对此有所涉及，其中唐代就占16条之多，五代仅有1条，故“土团”大都存在于唐代；而唐代史料就有13则发生在乾符至唐朝灭亡期间，黄巢之乱后的晚唐就占据了唐代总体数量的80%以上，其中尤以乾符、中和、广明之际政局最为混乱的阶段这一情况最为突出。

就“土团”的空间分布而言，除了黄河以北隶属于河东的汾、代、忻三州与平卢军的莱州、幽州雄武军、昭义镇以及中原蔡州外，其余全部位于淮河以南区域，如两川、镇海军（浙西）、浙东的杭州、鄂岳的鄂州、黔中的溆州、湖南与荆南的朗州等地。在已知的17条史料中，仅7条分布于黄河以北地区，1条地处中原，而地处南方者就占有9起之多，表明南方成为唐五代“土团”的主要分布区。也就是说，“土团”主要存在于晚唐的南方地区。

四、“土团”与地方动乱

“土团”作为政府组织的地方民兵，自中唐以后就开始零星地出现，随着晚唐地方动乱的增加而日渐增多。起先，“土团”是地方为应付军力不足的困境，而临时性征召“土人”为兵，它自产生之日起就与地方动乱结下了不解之缘。原则上，“土团”由“土人”构成，兵员通常来自当地，他们因“护惜乡里”，而“共相保聚，以备寇贼”(55)。如乾符二年，浙东裨将王郢作乱，以“土团”起家的石鉴镇董昌，“纠集以扞乡邑”(56)，令钱镠率土团“击破之”，并使转寇至临安的黄巢被“射杀其将”，“遂引兵过”，而“不敢犯”(57)。当时鄂州刺史崔绍亦募集土团，使“贼不敢侵”(58)。乾符六年，湖南观察使李系率“精兵五万并土团屯潭州，以塞岭北之路，拒黄巢”(59)。从中不难看出，在晚唐之际的“土团”对帝国大都也确有“捍卫”之功，并以实际行动实现御“盗贼”、护乡邑的目标。然而，我们既不能因此而过高地估计“土团”在稳定地方中的作用，更不能忽视它们给地方社会带来的混乱与祸患。

“土团”在朝廷的戡乱之役中，通常只是“与官军协同作战”(60)，如“剧贼”仇甫乱浙东，因“观察使郑祗德不能讨，宰相选式往代”，乃诏其率军南下，“擒甫斩之”。然而，此役主要发挥平叛之功者并非当地的“土团”，而是来自于忠武、义成的“北来”之兵，它们最多不过充当“向导”(61)而已。当然，也确有一些“土团”对维护地方并不热心，或“握众顾望”(62)，或“所在拥兵自保”(63)，或以“捍御乡里为辞”(64)而拒绝外出“讨贼”，甚至参与叛乱，反对中央，如前述会昌刘稹之乱。此役中，为尽快结束讨伐战争，朝廷重申赏格，宰相李德裕在给武宗的状文中称：

右，缘并无军将、官健等第，稍似不备。今请获贼都头，赏绢三百匹；获正兵马使，赏绢一百五十匹；获副兵马使、都虞候，赏绢一百匹；都虞候以上，仍并别酬官爵。如是官健，仍优与职名，获贼十将，赏绢七十匹；获贼副将，赏绢三十匹；获贼赤头郎及刘稹新召宅内突将，赏绢十匹；获贼长行，赏绢三匹。如是土团（练）、乡夫之类，不在此例(65)。……

阅读上文，我们不难发现：朝廷明确规定，对官军捕获各类叛军分别给予轻重不同的奖赏，唯独将作乱而被俘的“土团”排除在范畴之外，可见其对战争进程的影响极为有限，以致朝廷认为此举殊无必要。

随着晚唐动乱的加剧与社会进一步失序，尤其“群盗”与“豪民”势力的粉墨登场，遂使得“土团”开始由“地方长吏自行组织”(66)的地方武装，逐渐蜕变为豪强称雄一方、控制地方的政治工具，促使帝国进一步走向混乱，并给虚弱不堪的唐廷致以沉重的一击，加速大唐帝国走向土崩瓦解之势。如光启初年，统辖数万“土团白条军”的孙儒，不仅“焚宫阙，屠居人”，使所经之地“流尸于河”，给中原地区带来空前的浩劫，而且还“钞淮南”，甚至所过“杀老弱以给军”(67)，屡屡“毒螯于淮甸之邦”(68)。光化三年的雷满，聚蛮为“土团军”，他“略江陵，焚庐落，劫居人”(69)，并“攻劫州县”(70)，为祸一方。光化年间，两川景义全，趁“两川用军”之机，聚结土团，“雄踞县邑，横暴弥甚”(71)。后周广顺二年，溆州酋长苻彦通，跟随马希萼入据潭州，一时“焚掠无遗”，并大肆“暴殄百姓”(72)，给地方造成巨大的灾难。当然，“土团”为邀赏而杀掠官长，并公开进行叛乱的事例也不罕闻，如乾符五年，云州防御使段文楚，因“时岁荐饥”而“稍刻军食”(73)，导致“土团”哗变，河东为稳定军情，虽派其“赏土团牛酒”，但仍为乱军于“城南门楼上系缚”(74)杀死。随后，沙陀占据遮虏军，节帅窦澣急“遣都押衙康传圭率河东土团二千人屯代州”，在军队开拔之际，“土团”喧嚣邀赏，杀马步军使邓虔。最后由节度使窦澣亲入军中劝慰，以借率“富户钱五万贯”犒赏方才平息了事端(75)。尽管如此，也未见唐代诸史记载河东“土团”在防扼、抵御沙陀内侵中取得任何战绩的只言片语，可见它在稳定地方中的作用实不足道哉！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豪强纷纷通过“土团”攫取地方的控制权，使得晚唐的割据有进一步扩大之势，他们纷纷崛起于一方，为瓜分大唐帝国的政治遗产而展开激烈的角逐。如乾符五年，黄巢转掠福建，建州人陈岩聚众以“保乡里”为名，召置“九龙军”，被观察使郑镒奏为团练副使，而陈岩却于中和四年将其驱逐，“自称观察使”。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起家，因功擢石镜镇将。中和三年，刺史路审赴任杭州，“昌率兵拒，不得入，即自领州事”(76)。中和之末，鄂州将杜洪“亦逐岳州刺史居之”，并于光启二年“乘虚入鄂，自为节度留后”。当时，永兴民吴讨据黄州、骆殷据永兴，二人虽隶“土团”并受杜洪节制，却依附于朱全忠，竟悍然“绝东南贡路”(77)，截断中央的财源，给气若游丝的唐廷以致命的一击。广明初，武陵蛮雷满以“土团”纵横湖南，“杀刺史崔翥，诏授朗州兵马留后，俄进武贞军节度使”(78)。这些“土团”首领，趁唐廷虚弱之际，凭借“土团”之力驱逐朝廷的命官并取而代之，而中央因皇权衰落，权威不振，为了对其进行笼络，在力犹不逮之际，被迫承认既成事实，并授予其刺史、观察、节度之号。然而，这一切并未赢得这些乱世枭雄对“皇恩浩荡”的感激；相反，随着帝国对地方控制力的消失，其政治野心也随之迅速膨胀，导致“土团”武装逐渐脱离帝国的政治轨道，公然抛开中央，公开进行兼并扩张，并先后成为称霸一方的割据势力。

五代的“土团”，与唐代相比，它们对地方社会的影响则更为深远，其中最为突出的范例当属蔡州的“土团白条军”与“杭州八都兵”。前者，作为唐末重要的“土团”武装，是孙儒赖以逐鹿中原，荼毒淮南的武力基础，后来他虽兵败被杀，这支“土团”武装并未消失于历史的尘埃。其部除战死、逃散外，“儒众多降于行密”(79)，而杨行密“选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廪赐”，号“黑云都”，平常以为亲军，“每战使之先登陷阵”(80)，成为其麾下最富战力的精锐之师，也是杨行密赖以征讨四方，建立霸业的重要核心。需要说明的是，孙儒统率的“土团白条军”，也并非完全消融于杨吴集团，其余部之一由刘建锋、马殷统领，一路南下，转战江西，远征湖南，先后逐灭当地的土著势力邓处讷、刘士政、雷满等，成为马殷割据湖南，建立马楚割据政权的基石。至于董昌创建、钱镠参与，最后由钱氏完全控制的“土团”武装——“杭州八都兵”，它既是董昌崛起于地方最初的班底，也是他进一步称雄浙东重要的武力凭借，更是董昌败亡后钱镠与杨行密争夺苏常润三州，雄霸两浙的军事支柱。另外，蔡州“土团白条军”的残部之一，在孙儒被擒杀后，还有一小部分投奔钱镠，钱氏因“爱其骁悍，以为中军，‘号武勇都’”(81)，以此为先锋逐灭竞争对手董昌，多次成功地遏制了杨行密的凌厉攻势，为钱镠割据吴越准备了条件。

五、小结

综上所述，“土团”作为唐、五代重要团练兵的一种，它是在地方动乱的冲击下，政府为了应对兵力不足的难题,而招集当地的“土人”为兵，其中尤以“军力薄弱化” (82)的南方地区最为突出。“土团”一般由政府依照户籍临时性征集，但亦偶有豪强招募，起初完全由中央任命的官员统领，并被并被“纳人官方所控制的军队系统”（83），随着朝廷对地方逐渐失去控制，其统领者开始由朝廷的命官转化为地方的“豪杰之士”。“土团”的人数往往并不固定，一般多保持在数千人的规模，由于“自备衣粮”，政府一般无需承担养兵的费用，故“土团”属于国家平时无需供给的地方民兵。

“土团”，通常由当地的百姓组成，在“乡梓情怀”的驱使下，纷纷“团营”自卫。它们虽为地方兵力的重要补充来源，却只是作为辅助的军力参与平乱战争。“土团”因熟悉本地情况，戡乱中能够很好地充当“向导”并与官军“协同作战”，因此，“当土百姓需要它，朝廷和各级官府更需要它”(84)。不过，这种情形主要发生在晚唐中和末年以前，如果说这时它在戡乱之役中尚能发挥一定正面作用的话，那么，此后随着大唐帝国走向末路，它对社会的影响则完全转向反面，并且远非此前所能比拟，诚如“徐约、刘浩之徒，孙儒、董昌之辈，或毒螯于淮甸之邦，或虏掠于二浙之内，苏常近境，允常故都，鞠为战场，荡为兵墟”(85)，其遗祸于天下，昭昭可鉴。更为严重的是，“土团”首领，纷纷在社会失范之际，由中央遏制地方动乱重要的支持者，逐渐沦为地方豪强雄霸一方、控制地方的政治工具，并最终将大唐帝国推向覆灭之途。五代之际，“土团”势力则更加恶性膨胀，尤其在南方，它成为取代旧势力、建立新割据的重要支柱，并为新王朝的建立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军力基础。

注释

(1)(82)详见拙文：《关于唐代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的考察》《人文杂志》2008年第1期。

(2)涉及唐五代“土团”问题的研究，目前仅见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练兵的探讨》、张国刚《唐代团结兵问题辨析》、冻国栋《罗隐<吴公约神道碑>所见唐末之“杭州八都”》及拙文《关于唐朝中后期南方“土军”诸问题的考察》对此均有所涉及，但上述诸文皆因论述主旨的关系，尚未就“土团”的招集与统领、规模与供给、时空分布及与地方社会之关系进行考察。

(3)(53)(60)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年，第423、429、429页。

(4)方积六：《关于唐代团练兵的探讨》《文史》第25辑，中华书局，1985年。

(5)(14)《资治通鉴》卷248会昌四年八月。

(6)(15)(30)(48)《资治通鉴》卷250 咸通元年四月。

(7)《新唐书》卷225下《逆臣下•董昌传》称董昌“始籍土团军，以功擢累石镜镇将”；而在《新五代史》卷67《吴越世家•钱镠》则曰：“唐乾符二年，浙西裨将王郢作乱，石鉴镇将董昌募乡兵讨贼”，其后，随着“天下已乱，昌乃团诸县兵为八都”称董昌所统之兵为乡兵。《资治通鉴》卷253 乾符五年五月亦曰：“王郢之乱，临安人董昌以土团讨贼有功，补石镜镇将。是岁，曹师雄寇二浙，杭州募诸县乡兵各千人以讨之”。考诸上文，在《新唐书•董昌传》、《新五代史•钱镠传》与《资治通鉴》所载诸事均为石镜镇将董昌“讨贼”事，其统帅之兵实为同一支军队，在不同的史籍记载中，甚至在同书的前后不仅对其称谓迥异，或曰“土团”，或称“乡兵”，而且对这支军队的招集方式的记载或“籍”，或“募”。在这里笔者有两点需要说明：其一，在欧阳永叔与司马温公看来，关于董昌所率之兵（即“杭州八都”），或许他们认为“土团”与“乡兵”并无本质的区别。鄙意以为，如果从广义而言，笔者完全赞同此说；若从狭义来说，个人则有所保留，因已另文探讨，兹不具论。其二，董昌所统的军队，究竟由“籍”户而来，还是“募”集而至？因史料缺乏，虽很难判断孰是，不过比较可能的是董昌始“籍”而后“募”。

(8)《资治通鉴》卷258大顺元年五月。

(9)(18)(26)(58)(77)《新唐书》卷190《杜洪传》。

(10)冻国栋：《罗隐〈吴公约神道碑〉所见唐末之“杭州八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1997年）认为晚唐的乡兵“或者由所谓‘豪杰’团募，或者由官府征集”。由于冻先生认为“‘土团军’与‘乡兵’在唐代末年已基本相同”，即意味着唐末的“土团”亦是如此。

(11) (44) (45)《唐六典》卷5《尚书兵部》“兵部郎中”条。

(12)［唐］刘肃撰，许德楠、李鼎霞点校：《大唐新语》卷10《厘革二十二》，中华书局，1984年，第155页。

(13)(51)《资治通鉴》卷246 会昌元年十月。

(16)(50)(19)(75)《旧唐书》卷19《僖宗纪》。

(17)(59)《资治通鉴》卷253 乾符六年五月。

(20)［宋］陈公亮修，刘文富纂《淳熙严州图经》卷2 《祠庙》中华书局，1990年，第4328页。

(21)《全唐文》卷90《讨董昌制》。

(22) (76)《新唐书》卷225《逆臣下•董昌传》。

(23)(35)(70)《新五代史》卷41《雷满传》。

(24)(36)(67)《新唐书》卷188《孙儒传》。

(25)《资治通鉴》卷259乾宁元年三月胡注。

(27)(37)(62)(71)［唐］杜光庭《道教灵验记》卷5《尊像灵验》，(张继禹主编《中华道藏》（第45册）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28)(72)《资治通鉴》卷291广顺二年九月。

(29)《全唐文》卷702 李德裕《论幽州事宜状》。

(31)《资治通鉴》卷253 乾符五年十二月。

(32)(39)《旧五代史》卷133《钱镠传》。

(33)（49）《资治通鉴》卷253 乾符五年五月。

(34)《资治通鉴》卷256中和四年十二月。

(38)《资治通鉴》卷264 天复三年九月考异。

(40)《唐会要》卷72《神策军》。

(41) 关于河东节度使窦澣调发“土团”之规模，诸史所载颇有分歧，《旧唐书•僖宗纪》载为“两千人”，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考异中，通过对唐代原始文献《唐末见闻录》与《僖宗实录》的考证，认为两书不仅记述详尽，事实也很清楚，结论合理，其所载均为“千人”，故《旧唐书•僖宗纪》所载有误，应以《唐末见闻录》、《僖宗实录》所记为是。

(42)《唐会要》卷78《诸使杂录上》。

(43)《资治通鉴》卷225大历十二年五月

（46）［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请准兵部依开元二年军功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5年，第104页。

(47)《新唐书》卷167《王式传》。

 (52)(66) 张国刚：《唐代团练兵问题辨析》《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

(54)(55)［唐］韩愈撰，严昌校点：《韩愈集》卷40《论淮西事宜状》（岳麓书社，2000年，第424页）称这些人“既是土人，比来未有处分，犹愿自备衣粮，共相保聚，以备寇贼。若令召募，立可成军”。文中并未说明这些土人成军之属性，但作为地方民兵的一种，非常符合《资治》胡注关于土团：“团结土人为兵，故谓之土团”的界定（详见《资治通鉴》卷246 会昌元年十月胡注）。

(56)［宋］潜说友：《咸淳临安志》卷64《人物五•杜棱》（宋元方志丛刊），第3934页。

(57)《咸淳临安志》卷45《秩官三•董昌》第3758页。

(61)《新唐书》卷167《王式传》；《资治通鉴》亦载王式率军南下：（王式）“阅诸营见卒及土团子弟”，“使导军分路讨贼”（详见《资治通鉴》卷250 咸通元年四月），也承认浙东“土团”在此役中仅仅起到“导军”讨贼之效，即协助官军戡乱。

(63)《资治通鉴》卷257文德元年六月

(64)《资治通鉴》卷254中和元年八月

(65)［唐］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16《请准兵部依开元二年军功格置跳荡及第一第二功状》，第104页。

 (68) (85)《咸淳临安志》卷94《纪遗六•丹阳葛澧钱塘赋》，第4223页。

(69)《新唐书》卷186《邓处讷传》。

(73)《册府元龟》卷7《帝王部•创业三》。

(74)《资治通鉴》卷253乾符五年正月考异引《唐末见闻录》。

(78)《新唐书》卷186《雷满传》。

(79) (80)《资治通鉴》卷259景福元年六月、八月。

(81)《资治通鉴》卷263天福二年八月。

(83)(84)冻国栋：《罗隐〈吴公约神道碑〉所见唐末之“杭州八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5辑，1997年。

该文原发表于《江汉论坛》2014年第9期，后人大复印资料《魏晋南北朝隋唐史》2015年第1期全文转载。作者：朱德军。朱德军，安徽省滁州市人，西安文理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隋唐史博士，宋史博士后，西安市学术技术带头人，研究方向为中国军事史、唐宋史。近年来，曾先后独立承担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第48批面上资助与第四批特别资助项目各1项，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项、国家重大出版基金项目子项目1项、省教育厅社科项目1项，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4项，获陕西省第十次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独立）、中国首届历史学博士后论坛优秀论文三等奖1项（独立）、西安市第六次哲学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1项（第三排名），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其中核心及以上期刊论文15篇，出版《长安到西域之间丝绸之路走向研究》。原创授权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来自微信公众号历史真有趣（lszyqwx），违者追究法律责任。